现代的清明上河图
　　
　　2010年11月26日晚，位于上海浦东的证大喜马拉雅中心灯火通明，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名为“喜马拉雅艺术传奇”的庆典活动。法国艺术大师用巨幕色彩投影照亮喜马拉雅中心的“异形体”无极场，螺旋状的彩色环纹营造出亦真亦幻的奇异氛围；中国当代艺术家吕胜中提供了艺术作品“天降吉祥”，无数充满喜庆意味的剪纸作品“小红人”自天而降；喜马拉雅中心酒店内则展示着曾流落国外的中国皇家艺术珍品……上海官、商、学各界人士汇聚于此，觥筹交错间，是当代上海滩社交场的繁华风貌。
　　既然这场社交盛典是为了庆祝证大集团“喜马拉雅中心”正式落成，那么盛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上海证大集团总裁戴志康。在人群之中，穿着深灰色中式服装的戴志康，依然保持着他一贯低调中带有锐利的风格。正如外界对喜马拉雅中心的种种猜测，其用意似乎并不能一眼看透。
　　喜马拉雅中心对外打出的广告语是“现代版清明上河图，永不落幕的中国馆”。这误导了不少来宾，以为证大集团将中国馆的标志性展品——活动的清明上河图搬到了喜马拉雅中心。对于这个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为之的误会，戴志康的解释是：“我这里展现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市井文化，有商业、有艺术，更有生活，怎么不是现代的清明上河图呢？”
　　这个以“现代立体山水园林”为主题的异型建筑，从设计初期就体现出另类的野心：打造上海的新地标。上海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商业都市，其城市风貌自然以纽约式的摩天楼群为主。喜马拉雅中心以融演艺、展览、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多元化商业空间为功能诉求，身为艺术品投资者的戴志康，希望能找到一个将商业与艺术融为一体的设计，在外观上先声夺人。这个建筑理想源于他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判断：富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建筑，才是上海这座东方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一向走文化建筑路线的证大地产已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在建设大拇指商业广场时，证大就摒弃了传统的巨型购物中心模式，改为建造一个混合多种建筑风格、错落有致的露天社区，试图营造一种充满亲和力的街区氛围；高端的九间堂会所及别墅群同样如此——颇具宋代文人趣味的建筑风格，迥异于一般别墅的奢华质感，半透型院墙和篱笆的设计，皆带来几分充满禅意的野趣。
　　打造地产项目的文化竞争力，用人文和艺术滋养商业。这个想法虽然听起来颇吸引人，但在实际操作上一度碰壁。原因无他，若要在商业建筑上增加艺术元素，一来会被人看作是对艺术的伤害，二来为商业项目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但在戴志康看来，城市建筑不应是一味地比高，而应该注重建筑本身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艺术源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不应该局限在艺术馆的固定空间里，而要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举止里。
　　担纲喜马拉雅中心设计的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似乎最能达成他的这一理念：从外观上看，喜马拉雅中心的上部是一个被称为玉琮的建筑体，表面饰以形似汉字的“天书”，象征人与天之间的沟通；底部是被称之为“无极场”的异形体建筑，人们行走其中，犹如置身盘根错节的原始森林，构造出一种根植于大地，不断生长的意象。在历史上，无论宏伟神祠还是私人寓所，总有与建筑相伴而生的种种传说。因为建筑本就是人类文化的表达方式，除了景观本身，它亦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居于其中的人传达出某种生活理念。经过媒体的反复渲染，喜马拉雅中心设计师矶崎新与戴志康的一段奈良之旅，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传说。
　　戴志康虽对矶崎新的建筑风格十分满意，认为体现出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情怀。但“无极场”的高昂造价则使他和董事会举棋不定。此时，矶崎新发来了奈良之旅的邀请，戴志康在参观了传统寺庙高桐院后，被寺庙中崎岖难行的小路和低矮的房门所打动。这些刻意使人不方便的设计，旨在让行者通过谨慎的姿态拥有恭敬的心情。或许此时他顿悟到，若要完成一个伟大的建筑，不仅需要实用的设置，更需要一个唤起信仰的空间。
　　暂不提这个传说究竟是否掩盖了地产项目背后千头万绪的利益博弈，仅从喜马拉雅中心的功能来看，确也有别于一般的商业地产。“喜马拉雅”的名字，是借世界最高的山脉之名，来追求“当代中国人理想生活的高度”。酒店、美术馆、剧院、商场在这个建筑中，以一种层叠的方式展现出来。当人们行走于其中，会感觉传统艺术馆的围墙已然打开，艺术进入了酒店、商场以及各个空间，试图营造出一种住在艺术里，活在文化中的审美境界。
　　艺商戴志康的这种经营理念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在他看来，那种原子化的功能组合源于西方世界的智慧，优点是易于管理、清晰明确。但缺点同样明显，格子间式的区划隔离了人的生活空间，让传统上敬天惜物、师法自然的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所以喜马拉雅中心在建筑内涵上将体现东方式的“融合”精神，实现功能上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受众上精英与大众的融合、定位上学术与市场的融合、理念上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或许戴志康掐准了时机，认为中国人追求市民文化生活的时代已到，中国向世界输出文化价值观的时机已到，所以他才敢在这个项目上投入30亿的大手笔。
　　资本文化的塑造者
　　
　　业界同行谈起戴志康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是个很不一样的人。”而在地产记者眼中，戴志康低调而神秘，除了公司活动时安排的群访，要得到一次采访他的机会并不容易，更遑论什么足以炮制头条的业界秘闻。
　　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学习经历，让他以“五道口”派的身份，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先行者。金融业出身的戴志康并不讳言资本自有其运行之道。面对记者对“喜马拉雅中心将投资过多花在外观上，成本回收是否困难”的诘问，戴志康回答：“我是个商人，我不会乱花钱。”
　　但他对于金融市场的敏感，更多来自于中国金融市场丛林生态中的摸爬滚打。求学经历带给他的并非职业训练，而是时代留下的某种精神气质。戴志康在大学求学时，中国还没有展开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按他的说法，那时候他基本上接受的是集体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时，那也不是一门讲求实践，教你怎样去做贸易、做利润的手艺，依然是理论的、宏观的思辨。戴志康却并不对这种僵化教育模式报以批判，反用士大夫情怀与之对比：“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则讲自度度人，就是要普度众生，化行天下。不管是儒家还是佛家，说的大道理是一样的。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说社会的精英分子，都应该去承担天下的关怀，所以等到我们从商以后，这种基本的理想主义是没有丢弃过的。”
　　戴志康这一代企业家确有其特殊性，乘着十几亿人市场开放的时机，他们迅速完成从匮乏到小康，再到完成资本原始累积的过程。这样的财富神话，戴志康只花了两年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富而为何？戴志康给出的答案将自己放得很低，但又隐藏着实业家的自负：“这个时代，商业是社会的主流，做生意就是做事业，是社会要求我去做的。”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戴志康宣称“实业救国”的张謇是自己的偶像。
　　或许我们可从戴志康的前辈身上获得理解他的灵感。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商业阶层走向前台的历史。晚清国运衰微，中西交汇的商埠上海，转而成为众人艳羡的繁华之地。贸易往来为商人阶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套思想方式。商人不仅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而变为开风气之先的引领者。由于“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居住最繁”，上海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对普罗社会的影响亦最大。繁华上海滩一整套衣食住行的生活风尚，皆由商业阶层引领。
　　在心态上，晚清的上海商人已摆脱“义利之辨”的矛盾。上海的重商风气，鼓励将盈利当作商业活动的唯一追求目标，财富本身即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乱世中的读书人也已不再将读书仕进作为唯一的进路，因为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流社会出入的，除了官宦世家，更有发家历史光彩或不那么光彩的财富新贵。
　　利润的追求超越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反过来，新富阶层塑造了新的生活和人际模式。百年前的上海在一个孤岛内塑造出的生态，百年后的整个中国依然在继续经历：站在中国的传统土壤上，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伦理转变。戴志康认为，孜孜于利益追寻的商业阶层是这个过程中毋庸置疑的主导者。现在抱有“回馈社会”理念的企业家很多，但戴志康如此明确地打出文化牌，一方面是艺商的自我标榜，一方面或许因为他是对这个过程更有自觉意识的一位——不仅要做资本博弈的胜利者，更要做资本文化的塑造者。
　　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与商业社会的互动关系，在戴志康看来依然是种与中国哲学不同的二分法思维，新教徒对上帝尽责式的伦理观，被他称之为“赚钱时只管赚钱，捐钱时只管捐钱”。他批判先赚钱后慈善的社会回馈模式，而认为必须在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就寻求到商业所能承载的意义。戴志康说自己并非醉心于资本游戏、从博弈中寻找快乐的顽童，相反，内心对资本意义的不断追问才是他的动力。他也做公益，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华东区的负责人，但与王石、任志强等已然是媒体明星的地产大亨相比，面对公众媒体对新富阶层为富不仁的指责，他亦很少起身为本阶层的利益辩护。他只对媒体强调，他要表达的都已在他的建筑里。
　　喜马拉雅中心是这种追索的一个实践，他要把对自身文化命脉的理解融入到一个商业建筑中去。或许留下一个供人们据于德、游于艺的“生活空间”，而并非创造一个单一的商业空间，才是他对自己历史定位的想象。
　　
　　“真正和人相关的是文化”
　　——对话戴志康
　　
　　《文化纵横》： 喜马拉雅中心经过九年时间才建成。在这个又热又快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地产项目，这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戴志康：我们2001年买地时，只想做一个跟对面的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相配套的酒店。后来我希望能在浦东做一个艺术馆，就有了把文化中心和酒店结合在一起做的考虑。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去寻找真正能够做到文化艺术相结合的建筑师。贝聿铭、安德鲁都曾经走进过我们的视线，但贝聿铭的中方代表认为，艺术和商业在建筑中是不能结合的。直到遇到矶崎新，才把基本的方案定好，那已经是2005年了。
　　一开始我夸下海口说，要做一个世界一流的文化中心，设计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的。方案刚出来时我非常激动。可是一算投资，超出预算太多了，经济可行性让我和董事会很为难。中间再遇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资金困难，又拖了一段时间。所以本来的目标是要赶世博会的，现在变成“后世博”了。
　　我们同时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要做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文化艺术上站得住脚；二是要完成财务上的可行性。这两点今天已经完成，缺一个都不算成功。喜马拉雅中心是对这种原创模式进行摸索的第一个作品，所以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文化纵横》：喜马拉雅中心被称为“诗意建筑”，在设计理念上以东方元素为主，这是否与你自身秉持的文化价值相关？
　　戴志康： 我是中国人，血液里流的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虽然我从上学时接受的是现代科学训练和西方政治文化理念。但我的生活经历决定了我还是个中国人，东方的文化智慧给了我力量和创作的源泉。喜马拉雅中心是当作一个理想的丰碑来建的——上海这块土地上，落下太多外来强权的印记，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要挑战这种历史。
　　外滩的一排石头房子，百年来都是上海的象征。当然这个房子建得也很漂亮也很结实，但却是我心中的石头——硬邦邦的，并不亲切，还有点异己。怎样在这个盛世中国的时代，做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未来百年的东西？这是我做喜马拉雅的理念。当然现在它只是个架子，里面还有很多内容需要充实。
　　
　　《文化纵横》：你将喜马拉雅中心定位为社区文化中心，通过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空间，来使它能够切实影响本地人的生活方式。而在当代中国，文化与艺术总是给人以曲高和寡的印象，人们更醉心于感官娱乐和物质满足。喜马拉雅中心的文化活动，有昆曲、茶道这些传统文人雅士的爱好，也有具挑战性的现代艺术作品。你选择这些相对高端的文化作为实践理念的载体，似乎与当下中国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
　　戴志康：你说的这种矛盾，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前两天有记者问我同样的问题，说你这个地方太高雅了，不符合老百姓的风格。一听说要演昆曲，就说是附庸风雅。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附庸风雅，难道附庸低俗？当人们附庸风雅时，他们就被引领了。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文化就是社会生活方式，而不是摆在那里的几张画就是文化。唐诗三百首我背不出五首以上，15岁才读第一本小说。但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在血液里的东西。文化修养跟你的学历、跟你读多少诗实际上不是同一个概念。我父母是文盲，没上过学，但是我的文化基因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喜马拉雅中心可以说就是个社会生活中心，它是文化中心，也是商品中心，是一个融合。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在哪里？就在书房里，在厅堂里，在我们的艺术生活里，在我们的信仰里，在我们的血液里。
　　
　　《文化纵横》： 你提到喜马拉雅中心的诞生源于想做一个艺术馆的想法，具体到美术馆，它怎样承载其文化功用？
　　戴志康：美术馆做的工作就是推广当代艺术，收藏古典艺术。古典艺术是多数，是当代艺术发展的基本元素以及补充。我们希望能引导或是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中国当代艺术是在一个西化的气氛中起步的，很大程度上重复着西方过去三五十年间走过的路程。我们希望让当代艺术重新回到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来，续写我们自己的文化史。本来艺术馆叫证大现代艺术馆，现在更名为喜马拉雅艺术馆，已不再去分当代、现代，甚至是中外，而是面对我们当下所需处理的所有问题，这本身就表明了美术馆的学术态度。而且我们呈现的方式是艺术跟生活的融合，重新回到古典的生活方式里面——不一定需要专门的美术馆，酒店大堂既是大堂也是唱堂会的剧场，同时也是美术馆的展览场。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无缝融合。外国人吃沙拉，各种食物是分开的；中国人吃的是一锅鲜，都烩在一起。
　　
　　《文化纵横》： 你在十年前就想到把产业和艺术结合起来，有了进一步的实践后，你怎样判断这个产业未来的趋势？
　　戴志康：十年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质上就是文化服务于经济，那时候我也这样想。但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文化艺术是我的目标，经济是我的手段。纯粹的资本和经济是没有用处的，真正和人的生活相关的是文化。文化和商业的结合，在我看来也有多种方式。可以文化支撑商业，可以用经济支持文化事业，当然文化也可以成为产业，有些文化事业可以变为产业，也能挣钱。比如说做电视电影、艺术品交易、拍卖行就是文化独立产业。
　　我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文化元年，2008年奥运会，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过去一百年，全世界的人都是做美国梦，我认为现在开始了一个中国梦。所以我们才开始谈论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味道、中国色彩。我的这些心得基本上都在喜马拉雅中心里有所体现，当然对这些问题的追索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你看“无极场”，就是无法定义的地方。
　　
　　《文化纵横》：你刚才谈到，在建喜马拉雅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次的宏观调控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经历风险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对抗的？
　　戴志康：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你做不做企业家。抗压的应对，在于每个人日常的修为。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在于你平时聚集什么样的人，和你有什么样的理想。公司经营遇到困难时，就是靠自己平时的造化来帮你，再说就玄，我也没法解释了，这都是个人化的体验。我在青海有密宗的师傅。但是每次在那里呆几天，他催我下山。我自己的领会是，我每次想去那儿的心态像要找什么秘诀。但是师傅把我赶回来可能是要告诉我，你上班的地方就是你修炼的场所。
　　
　　《文化纵横》：你在多个场合谈到，儒家传统文化对你的观念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决定你成功的关键因素。但你是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氛围中成长的，又在秉持资本主义逻辑的金融领域获得成功。在你的思想和生活中，这三种文化观念是否会有所矛盾？
　　戴志康：我们就是生活在矛盾里面，没有矛盾，世界就静止了，生命就结束了。生命不就是矛盾的吗？你说的矛盾其实是一种张力。中国在过去30年的实践，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张力里完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一党执政又和乡村民主共存，这种实例太多了。而它发展到现在，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以前有一种追求发展的意识形态，但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现代主义那一套社会进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线性增长的逻辑也是不成立的。我重新相信轮回和循环：世界是一个圆，而不是一条往上升的直线。所以永远不要想会直接有一个更新的、更好的东西，更新更好的东西一定要连接到原来的根。所以我喜欢传统，并不是往后看或是要回到旧的时代去。我永远喜欢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天。
　　
　　《文化纵横》：你说要为中国人打造新的精神文化家园，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当代企业家的使命？
　　戴志康：企业家不一定要做这样的事，这可能是我个人想要做的一点事情。不过我想，原来传统社会的阶级分类是士农工商，是由士大夫的精神来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商业社会中，商人是核心阶层，他的价值取向就是社会取向。但商人不好的地方永远是利字当头，人人都是竞争的对象。所以我想重新拿一点人文情怀来武装商人阶层，使这个社会不要只是商气，也加一点人气，我希望我们商人能够有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