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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教育思想的嬗变与教育制度的转型，至关重要。这一点，教育史家从来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可“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学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将其纳入更为开阔的论述视野。若从文化史、政治史以及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教育问题，必将涉及启蒙论述、文化政治、权力运作、经典确立、文学想像及学科规训等一系列问题——那样来谈“教育”，我相信更有发展前景。对于教育学院以外的研究者来说，能否跳出已有的窠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是个极大的挑战。
正是基于这一考量，2005年5月13、14两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会上，共有22位学者发表论文，涉及的话题，从晚清北京的女子学校，民初中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到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趋势，目光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具体论述中，既关注教育小说的兴起，课程建设的推进，社会教育的风貌，更关注知识团体／文学流派的大学背景，以及学科体制的建立与意识形态的纠葛等。总的研究思路是，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并阐释近代以降的教育问题。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力图通过若干意味深长的个案，沟通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精英与大众，将“教育研究”从过多过细的操作层面解放出来。
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我选择了论题相对集中的十四篇，请作者重新修订，而后结集成书。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报章、出版与新教育”，讨论清末民初的画报、传记、小说、杂志等对于新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强烈关注；第二辑“新文化视野中的教育改革”，描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小学国文教学的改革、学制／学科的演进、女学生的命运，还有教育独立的思潮等；第三辑“文学课程与学科建设”，则从课程建设人手，探讨“新诗”、“民间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学科)是如何建构并逐渐占领讲台的。以下撮要介绍各文内容，不做评判与发挥，主要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全书的大致脉络。
晚清京城里的兴女学，固然令人振奋，但绝非《女子权》等小说描写的那样轰轰烈烈。相比之下，与“女学”同时出现的“画报”更值得关注——二者本就同属新学，很容易互相勾连。同样谈论女学，跟小说家的天马行空不同，画报的作者会注意女学生走路的姿态以及公众的目光，女子服饰的变化，女子上街可能碰到的骚扰，女学堂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是兴女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至于仕女画与新闻画的结盟，以及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的“凝视”，同样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我的《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一文的论述策略是：以画报的图文来钩稽北京女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以女学的眼光，来审视画报的性别意识。以男性的眼光来观察、描述、赞美女学，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意识到其中很可能存在着某种焦虑、盲点乃至陷阱。比如，将女学生作为流动的风景来欣赏，而不考虑其实际利益与内心感受；又比如，过分强调对于女学堂的保护，未尝不包含私心；还有，嘴上谈论的是“女学生”，笔下出来的却是“时装美人”——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注意晚清北京画报中潜藏着的性别意识。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晚清西学东渐，外国女杰的姓名、事迹竞相传人中国，对传统女性典范构成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而寻求新典范的冲动，乃是伴随着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处此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批中外妇女传记以及各地女报的“史传”专栏纷纷出现，及时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向不一的榜样。而基于政治理念、文化地域与时间差别的典范选择之异同，也随之发生。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即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人手，以目前所能查找到的七部中外女杰传，以及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对象，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所呈现出的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这些承载着诸般新思想的古今中外女豪，在为晚清女性日益熟悉的过程中，也深刻地影响与改变了其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精神。
说到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传记”固然发挥重要作用，“新小说”则声势更为浩大。比起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来，作为类型的教育小说，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大概正是有感于此，梅家玲撰写了《教育，还是小说?——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作者具体考察了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著情况，并以重要文化人包天笑的教育小说为例，探讨当时“教育”与“小说”间的种种纠葛。作者指出，包天笑译著的“教育小说”包括两大类，一类着眼学校教育，强调正规的少年成长学习历程；一类以无父无母的“苦儿”为主，借着主角的成长奋斗，召唤读者内心的激情感性。两者都是藉小说来达到教育目的，并且为“少年中国”的想象提供愿景。但是，包天笑在译著时常有许多商业考量，这一点，恰恰凸显了文化出版事业中，“商业”与“启蒙”的暧昧关系。
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者，历来不太留意王蕴章其人其事。但事实上王氏是早期商务印书馆旗下的重要人才，自清末至民初的十数年间，连续为该馆主编《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两份刊物。这两份杂志都在“五四”以后进行了重大变革，王蕴章谢幕退场，改由新文学阵营人士主导。此一过程，向来被诠释为新旧文化势力的交锋，代表旧势力的王蕴章的贡献也因此被一笔抹煞。不过，胡晓真的《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一文的重点，倒不是为王蕴章翻案，而是在基本上承认他代表了新旧过渡时期逐渐式微的旧派文人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其如何在杂志编辑事业中，进行“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具有营利与启蒙的双重任务，而《小说月报》(以及《妇女杂志》)在王蕴章的规划下，不论栏目设计、内容选择，乃至版式编排，都展现了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王蕴章所编杂志，一方面呈现出现代的“知识与信息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与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另一方面，则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以微物为中心的“微观式世界文本化”的倾向。
从晚清关于新教育的提倡，到“五四”对于男女教育平等的追求，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报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凌云岚所撰《“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以1920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两起新闻事件，讨论新文化人所向往的“自由恋爱”，是如何与“教育普及”纽结在一起的。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原本可能只是湘省社会新闻中的两个小插曲，但在特定的时代思潮与文化氛围中，它们所触及的婚姻问题，最终被引向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讨论。此后湖南之男校开放女禁以及女子参政运动热潮，虽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但这两起事件至少也是触媒之一。作者认为，女子教 育的普及能够带来女性人格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独立，在此基础上，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作的选择，才有可能通向真正的“自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曾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落实为“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样三个基本要求上，而他们显然是将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身上。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新青年)为中心》一文的论述重点，是强调要实现前述启蒙要求，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在作者看来，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其意义超出了教育范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文章分析了此举的深远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更强调此举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进而使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与钱理群的侧重精神文化建设略有不同，蔡可的《壬戌学制与语文及文学教育的实践》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变化。1922年出台的壬戌学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与启蒙叙述相一致的主导思想如个性自由等，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与衰减。壬戌学制下的国语课程纲要，体现了各方面的要求，形成的是多样化的语文形态，文学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白话文学作品的人选，使得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层面凸显，但这并不能摆脱语言训练的制约。而且，由于国语教育负载着国民性培养的任务，蕴涵在其中的文学教育，也在逐渐向知识技能型靠拢；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美育及情感教育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很难在课堂上实现。至于高中的文学教育，则近于大学的“预科”，文史是其主要形态。
1920年代中小学的课程建设，与大学的学科规划，毫无疑问存在很大差异；但二者又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同属新文化运动的延伸与展开。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对中国现代大学及学术制度之建立，关系重大。创建研究所国学门，固然立竿见影；其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筚路蓝楼，同样值得永远追忆。叶隽《北大德文系1920年代前后的课程、图书与学术》一文，考察的是“德语文学”研究如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下，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其分散离合的命运，与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的学人，又是如何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此举不仅折射出中国的“外国学”所共有的学术经历与问题意识，更关联到中国现代学术建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世界胸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同人中，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成了一时的风尚。其中，主要由北大教授组成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就表现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特殊敏感和浓厚兴趣，几乎在每期刊物上，都能见到与教育相关的话题。颜浩撰写的《大学之道与独立之路——1920年代现代评论》《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主要钩稽与阐释《现代评论》诸君子对教育独立性的坚持和对教育优先地位的极力维护。关于教育独立，一直存在着经费独立和体制独立两条道路。相对于体制变革的艰难，也许在经费上的要求是更为迫切和理智的选择。更何况，经济不能自主，必然造成在大小问题上受制于人，任何改革的理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对于习惯“口不言利”的教授们而言，意识到这一点不容易；将其真正落实，那就更为艰难了。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场域，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姜涛《1930年代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所要论证的是，新诗作为整个新文学的急先锋，在美学形式及文化形态上构成的反叛最为激烈，内含的现代性紧张也最为鲜明，这正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背后的逻辑所在。虽然在读者接受、社会影响的层面，新诗不及小说和散文，但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备受争议的“新诗”却成为学院研究、教授的重点。这样一种特殊的张力，贯穿在1930年代讲授“新诗”的大学课堂上。对新诗的演进规律以及内在线索的强调，可以使研究摆脱简单的作家、作品评论，获得一种“学科”的品质，同时，在课堂讲授与知识传递方面，也十分有效。但当这种“分期”想象，逐渐沉积为一种学院“常识”，后人对新诗历史的认识是否也会随之固化，失去对丰富的历史可能性——特别是对那些线性叙述之外的交错、偶然和矛盾因素——的敏感，当然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运动过后的学术建设，在1949年之前却难言成功，为什么?陈泳超《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文学研究须以口头资料为起点，这与早期文史学者的传统训练不相融洽。193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留学生的归来，民间文学研究也呈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是由于民间文学在本土与西方两大学术传统中都没有确定的地位，因而始终未能进入正规的学术与教育体制中，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学科的深入发展。陈文的结论是：一个学科要想在二十世纪前期的学术教育体制里占据位置，除了本身的性质和该学科学者的努力之外，大概还依赖于两种势力的支撑：一是本土传统；二是西方学术。文学中的诗词文赋研究可以归人前者；人类学、民族学可以归人后者；而语言学中的方言学可以算是两者都占了。相比之下，民间文学在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宜乎其在学科体制内始终只能是附庸或点缀了。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但这一改观也带来了别样的问题，其中原委需另加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教育各相关课程，此消彼长。与“民间文学”的迅速崛起相映成趣的，是“文艺学”的逐渐成形。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后果》称，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学教育重心在“文学史”——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西洋文学史；1949年以后，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由重“文学史”转向了重“文学概论”。其制度形式，便是以教授“文学概论”为目标的“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一学科的特点是“以论代史”，与此前强调尊重事实的“文学史”传统有很大差异。后者具有较强的怀疑能力，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颇多抵触，难怪其受到当局的轻视。作者认为，文学教育由“文学史”传统向“文艺学”的转移，进一步强化了大学里的文、史分家趋势，最终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
在贺桂梅的《“现代文学”的确立与1950—19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中，作者论证了从“新文学史”到“现代文学史”的变迁，其实也是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取代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即以“革命”的 知识论述取代“启蒙”的知识论述的过程。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革命”知识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成的体系，而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建构过程中。这种“非稳定”的特性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史的论述和文学史著作的命运。胡风、冯雪峰、周扬等左翼评论家有权威性，正因为他们是有资格转述、阐释和发挥毛泽东论述的重要人物；一旦他们被剔除出左翼阵营，也就丧失了这种权威。因此，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的核心纲领是《新民主主义论》，但必须随时吸收最新文艺政策的观点，把“续写”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新权威论述纳入文学史当中。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文学”所代表的一套知识体系，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阵营接轨、同时能够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建构的当代左翼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与中国现代的“文学教育”密不可分；而香港的现代文学教育，又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陈国球撰写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经典的传递——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初中课程的承纳初析》，选取香港文学教育的部分层面作为观察点，尝试探析“文学经典”透过“文学教育”的传递所展现的种种问题。文章着重剖析港英当局如何在“中西交融”这一冠冕堂皇口号的掩盖下，务使中文教育与当时中国内地的政治文化保持距离，以维护其思想统治。于是，一种以“开明”、“国际”为外衣的“非政治”思维，渐渐成为香港的“在地性”的重要构成元素。
当今中国，“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话题，正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目光。不仅仅是教育学／教育史专家，普通民众以及各行各业的读书人，也都可能越俎代庖，就此话题侃侃而谈。私心揣度，今人之谈教育，既是历史研究，也含现实关怀。这就难怪坚守学术立场、又希望介入社会变革的人文学者，会出而大谈教育。不管是曾经搅乱一池春水的中学语文讨论，还是至今仍余波荡漾的大学史研究，人文学者的“不安分”，使得“教育”这一话题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回以北大为平台构建的“学术对话”，其基本理念是：所谓的“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一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一套文本系统。对这一“社会实践”或“文本系统”的解读方式，取决于解读者个人的学术／文化立场。理论资源不尽相同，但今日中国学者之谈教育，大都包含了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对当代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以及学院中人的自我反省。而这，决定了此论题本身的“进行时”与“开放性”。
既然如此，你我何妨暂时无视学科边界，从容易定地走一遭。
(《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陈平原编，即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
正是基于这一考量，2005年5月13、14两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会上，共有22位学者发表论文，涉及的话题，从晚清北京的女子学校，民初中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到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趋势，目光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具体论述中，既关注教育小说的兴起，课程建设的推进，社会教育的风貌，更关注知识团体／文学流派的大学背景，以及学科体制的建立与意识形态的纠葛等。总的研究思路是，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并阐释近代以降的教育问题。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力图通过若干意味深长的个案，沟通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精英与大众，将“教育研究”从过多过细的操作层面解放出来。
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我选择了论题相对集中的十四篇，请作者重新修订，而后结集成书。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报章、出版与新教育”，讨论清末民初的画报、传记、小说、杂志等对于新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强烈关注；第二辑“新文化视野中的教育改革”，描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小学国文教学的改革、学制／学科的演进、女学生的命运，还有教育独立的思潮等；第三辑“文学课程与学科建设”，则从课程建设人手，探讨“新诗”、“民间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学科)是如何建构并逐渐占领讲台的。以下撮要介绍各文内容，不做评判与发挥，主要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全书的大致脉络。
晚清京城里的兴女学，固然令人振奋，但绝非《女子权》等小说描写的那样轰轰烈烈。相比之下，与“女学”同时出现的“画报”更值得关注——二者本就同属新学，很容易互相勾连。同样谈论女学，跟小说家的天马行空不同，画报的作者会注意女学生走路的姿态以及公众的目光，女子服饰的变化，女子上街可能碰到的骚扰，女学堂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是兴女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至于仕女画与新闻画的结盟，以及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的“凝视”，同样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我的《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一文的论述策略是：以画报的图文来钩稽北京女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以女学的眼光，来审视画报的性别意识。以男性的眼光来观察、描述、赞美女学，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意识到其中很可能存在着某种焦虑、盲点乃至陷阱。比如，将女学生作为流动的风景来欣赏，而不考虑其实际利益与内心感受；又比如，过分强调对于女学堂的保护，未尝不包含私心；还有，嘴上谈论的是“女学生”，笔下出来的却是“时装美人”——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注意晚清北京画报中潜藏着的性别意识。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晚清西学东渐，外国女杰的姓名、事迹竞相传人中国，对传统女性典范构成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而寻求新典范的冲动，乃是伴随着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处此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批中外妇女传记以及各地女报的“史传”专栏纷纷出现，及时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向不一的榜样。而基于政治理念、文化地域与时间差别的典范选择之异同，也随之发生。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即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人手，以目前所能查找到的七部中外女杰传，以及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对象，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所呈现出的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这些承载着诸般新思想的古今中外女豪，在为晚清女性日益熟悉的过程中，也深刻地影响与改变了其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精神。
说到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传记”固然发挥重要作用，“新小说”则声势更为浩大。比起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来，作为类型的教育小说，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大概正是有感于此，梅家玲撰写了《教育，还是小说?——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作者具体考察了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著情况，并以重要文化人包天笑的教育小说为例，探讨当时“教育”与“小说”间的种种纠葛。作者指出，包天笑译著的“教育小说”包括两大类，一类着眼学校教育，强调正规的少年成长学习历程；一类以无父无母的“苦儿”为主，借着主角的成长奋斗，召唤读者内心的激情感性。两者都是藉小说来达到教育目的，并且为“少年中国”的想象提供愿景。但是，包天笑在译著时常有许多商业考量，这一点，恰恰凸显了文化出版事业中，“商业”与“启蒙”的暧昧关系。
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者，历来不太留意王蕴章其人其事。但事实上王氏是早期商务印书馆旗下的重要人才，自清末至民初的十数年间，连续为该馆主编《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两份刊物。这两份杂志都在“五四”以后进行了重大变革，王蕴章谢幕退场，改由新文学阵营人士主导。此一过程，向来被诠释为新旧文化势力的交锋，代表旧势力的王蕴章的贡献也因此被一笔抹煞。不过，胡晓真的《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一文的重点，倒不是为王蕴章翻案，而是在基本上承认他代表了新旧过渡时期逐渐式微的旧派文人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其如何在杂志编辑事业中，进行“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具有营利与启蒙的双重任务，而《小说月报》(以及《妇女杂志》)在王蕴章的规划下，不论栏目设计、内容选择，乃至版式编排，都展现了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王蕴章所编杂志，一方面呈现出现代的“知识与信息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与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另一方面，则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以微物为中心的“微观式世界文本化”的倾向。
从晚清关于新教育的提倡，到“五四”对于男女教育平等的追求，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报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凌云岚所撰《“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以1920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两起新闻事件，讨论新文化人所向往的“自由恋爱”，是如何与“教育普及”纽结在一起的。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原本可能只是湘省社会新闻中的两个小插曲，但在特定的时代思潮与文化氛围中，它们所触及的婚姻问题，最终被引向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讨论。此后湖南之男校开放女禁以及女子参政运动热潮，虽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但这两起事件至少也是触媒之一。作者认为，女子教 育的普及能够带来女性人格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独立，在此基础上，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作的选择，才有可能通向真正的“自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曾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落实为“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样三个基本要求上，而他们显然是将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身上。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新青年)为中心》一文的论述重点，是强调要实现前述启蒙要求，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在作者看来，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其意义超出了教育范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文章分析了此举的深远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更强调此举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进而使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与钱理群的侧重精神文化建设略有不同，蔡可的《壬戌学制与语文及文学教育的实践》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变化。1922年出台的壬戌学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与启蒙叙述相一致的主导思想如个性自由等，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与衰减。壬戌学制下的国语课程纲要，体现了各方面的要求，形成的是多样化的语文形态，文学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白话文学作品的人选，使得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层面凸显，但这并不能摆脱语言训练的制约。而且，由于国语教育负载着国民性培养的任务，蕴涵在其中的文学教育，也在逐渐向知识技能型靠拢；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美育及情感教育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很难在课堂上实现。至于高中的文学教育，则近于大学的“预科”，文史是其主要形态。
1920年代中小学的课程建设，与大学的学科规划，毫无疑问存在很大差异；但二者又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同属新文化运动的延伸与展开。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对中国现代大学及学术制度之建立，关系重大。创建研究所国学门，固然立竿见影；其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筚路蓝楼，同样值得永远追忆。叶隽《北大德文系1920年代前后的课程、图书与学术》一文，考察的是“德语文学”研究如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下，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其分散离合的命运，与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的学人，又是如何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此举不仅折射出中国的“外国学”所共有的学术经历与问题意识，更关联到中国现代学术建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世界胸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同人中，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成了一时的风尚。其中，主要由北大教授组成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就表现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特殊敏感和浓厚兴趣，几乎在每期刊物上，都能见到与教育相关的话题。颜浩撰写的《大学之道与独立之路——1920年代现代评论》《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主要钩稽与阐释《现代评论》诸君子对教育独立性的坚持和对教育优先地位的极力维护。关于教育独立，一直存在着经费独立和体制独立两条道路。相对于体制变革的艰难，也许在经费上的要求是更为迫切和理智的选择。更何况，经济不能自主，必然造成在大小问题上受制于人，任何改革的理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对于习惯“口不言利”的教授们而言，意识到这一点不容易；将其真正落实，那就更为艰难了。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场域，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姜涛《1930年代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所要论证的是，新诗作为整个新文学的急先锋，在美学形式及文化形态上构成的反叛最为激烈，内含的现代性紧张也最为鲜明，这正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背后的逻辑所在。虽然在读者接受、社会影响的层面，新诗不及小说和散文，但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备受争议的“新诗”却成为学院研究、教授的重点。这样一种特殊的张力，贯穿在1930年代讲授“新诗”的大学课堂上。对新诗的演进规律以及内在线索的强调，可以使研究摆脱简单的作家、作品评论，获得一种“学科”的品质，同时，在课堂讲授与知识传递方面，也十分有效。但当这种“分期”想象，逐渐沉积为一种学院“常识”，后人对新诗历史的认识是否也会随之固化，失去对丰富的历史可能性——特别是对那些线性叙述之外的交错、偶然和矛盾因素——的敏感，当然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运动过后的学术建设，在1949年之前却难言成功，为什么?陈泳超《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文学研究须以口头资料为起点，这与早期文史学者的传统训练不相融洽。193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留学生的归来，民间文学研究也呈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是由于民间文学在本土与西方两大学术传统中都没有确定的地位，因而始终未能进入正规的学术与教育体制中，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学科的深入发展。陈文的结论是：一个学科要想在二十世纪前期的学术教育体制里占据位置，除了本身的性质和该学科学者的努力之外，大概还依赖于两种势力的支撑：一是本土传统；二是西方学术。文学中的诗词文赋研究可以归人前者；人类学、民族学可以归人后者；而语言学中的方言学可以算是两者都占了。相比之下，民间文学在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宜乎其在学科体制内始终只能是附庸或点缀了。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但这一改观也带来了别样的问题，其中原委需另加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教育各相关课程，此消彼长。与“民间文学”的迅速崛起相映成趣的，是“文艺学”的逐渐成形。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后果》称，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学教育重心在“文学史”——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西洋文学史；1949年以后，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由重“文学史”转向了重“文学概论”。其制度形式，便是以教授“文学概论”为目标的“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一学科的特点是“以论代史”，与此前强调尊重事实的“文学史”传统有很大差异。后者具有较强的怀疑能力，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颇多抵触，难怪其受到当局的轻视。作者认为，文学教育由“文学史”传统向“文艺学”的转移，进一步强化了大学里的文、史分家趋势，最终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
在贺桂梅的《“现代文学”的确立与1950—19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中，作者论证了从“新文学史”到“现代文学史”的变迁，其实也是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取代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即以“革命”的 知识论述取代“启蒙”的知识论述的过程。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革命”知识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成的体系，而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建构过程中。这种“非稳定”的特性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史的论述和文学史著作的命运。胡风、冯雪峰、周扬等左翼评论家有权威性，正因为他们是有资格转述、阐释和发挥毛泽东论述的重要人物；一旦他们被剔除出左翼阵营，也就丧失了这种权威。因此，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的核心纲领是《新民主主义论》，但必须随时吸收最新文艺政策的观点，把“续写”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新权威论述纳入文学史当中。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文学”所代表的一套知识体系，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阵营接轨、同时能够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建构的当代左翼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与中国现代的“文学教育”密不可分；而香港的现代文学教育，又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陈国球撰写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经典的传递——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初中课程的承纳初析》，选取香港文学教育的部分层面作为观察点，尝试探析“文学经典”透过“文学教育”的传递所展现的种种问题。文章着重剖析港英当局如何在“中西交融”这一冠冕堂皇口号的掩盖下，务使中文教育与当时中国内地的政治文化保持距离，以维护其思想统治。于是，一种以“开明”、“国际”为外衣的“非政治”思维，渐渐成为香港的“在地性”的重要构成元素。
当今中国，“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话题，正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目光。不仅仅是教育学／教育史专家，普通民众以及各行各业的读书人，也都可能越俎代庖，就此话题侃侃而谈。私心揣度，今人之谈教育，既是历史研究，也含现实关怀。这就难怪坚守学术立场、又希望介入社会变革的人文学者，会出而大谈教育。不管是曾经搅乱一池春水的中学语文讨论，还是至今仍余波荡漾的大学史研究，人文学者的“不安分”，使得“教育”这一话题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回以北大为平台构建的“学术对话”，其基本理念是：所谓的“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一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一套文本系统。对这一“社会实践”或“文本系统”的解读方式，取决于解读者个人的学术／文化立场。理论资源不尽相同，但今日中国学者之谈教育，大都包含了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对当代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以及学院中人的自我反省。而这，决定了此论题本身的“进行时”与“开放性”。
既然如此，你我何妨暂时无视学科边界，从容易定地走一遭。
(《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陈平原编，即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