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那年我22岁，为他开追悼会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今天，在我52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不由地又想起了父亲。父亲在我记忆中的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简单又丰富。我对他的了解好像很多很深，却又似乎只是浅浅淡淡的几件小事……
　　小时候，我觉得父亲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只忙着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生活与学习。父亲经常天刚亮就起来工作，清晨我经常被他写作时的哼唱声吵醒。父亲除了忙他心爱的音乐，还担负着单位里的领导工作，晚上需要熬夜时便沏上一杯浓茶。我小时候嘴馋，经常偷喝爸爸杯子里的东西，喝了浓茶自然我也睡不着觉，只好瞪着大眼睛趴在写字台边上，看爸爸工作。其实父亲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爱运动，爱美食，爱和我们一起划船、游泳。只要爸爸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就会尽量抽时间和我们嬉戏玩耍。
　　我10岁时看的第一本古典名著《水浒传》就是爸爸建议的。爸爸并不十分关注分数，他充分相信自己的孩子，鼓励我们自立、自主。其实在父亲心里，一直关注着每个孩子的成长。大姐马楠上中学时非常喜欢西洋音乐，一次她想请爸爸带她去看中央歌剧院公演的《茶花女》，可他却说“想看茶花女吗，那就必须先去看一场京剧”。虽然父亲的这种做法当时让大姐不能理解，但当她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哥哥马威从小就是个搞数理化的苗子，爸爸为他定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伴随着他直到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我的二姐马海星童年时就是文艺天才，拍过电影，小学时就自己谱曲，是我家唯一走上作曲道路的“继承人”，父亲对她寄予的希望更不用说了，带她看演出、听音乐会，尽量为她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妹妹海玲最小，七岁时就赶上“文革”，当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分别下放去了干校、农场、兵团时，是她陪着已经患病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父亲对朝夕相处的小女儿常说“要相信历史”，这句话当妹妹读了北大历史系，又取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并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才逐渐有所理解。
　　“文革”时，我12岁，父亲48岁。造反派抄家时，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父亲抽打、谩骂，我痛苦恐惧，而父亲在那场毁灭性的“革命”中，以他坚定的信念和宽大的胸怀，始终保持着冷静、豁达与从容。我能够感觉到的只是他的笑声少了，沉默多了。甚至在我12岁时挨过红卫兵的皮带之后，在我刚满15岁就要到遥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父亲都没有对我说什么，我只是从他的脸色、眼神中，看出他想要和我说些什么，却又终于没有说。在我出发去黑龙江的那天，全家人到学校去送我，妈妈千叮咛万嘱咐，父亲仍然没有说什么。但他那一反常态的沉默和并不自然的微笑，却让我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父爱。
　　几年后，当我终于办理困退回到北京时，父亲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他是“文革”中在中国音乐学院隔离审查时被传染上的肝炎﹚。那时的他已失去了往日永不疲倦的体魄和精力，然而他仍乐观、幽默。他坚信每一种病都会有被克制的办法，只不过有些办法暂时还没被找到。他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坦然地直面疾病与死亡，抓紧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想为社会和人民留下更多的东西。
　　父亲离开我们时只有58岁，但他得到了人民、同行的尊重。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梁克祥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刚从外地调来北京时，车刚到西堂子胡同宿舍门口，就见一个穿着一身蓝布衣裤的大个子，二话不说帮他扛起行李送到家中。事后他才知道这竟是他早已闻名而未见过面的作曲家马可，也是他即将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梁老师对这件小事至今未忘。
　　父亲对于我们既是长辈又是老师，更是朋友。他离开我们虽然有30个年头了，但我仍然觉得他还在我们身旁。每当听到那首由他作曲、贺敬之叔叔作词的《南泥湾》时，父亲的脸庞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时，我又会想起父亲当年为工人创作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当电视转播精彩的体育比赛时，我仿佛又看到那个场景：当年庄则栋争夺乒乓球男单世界冠军的那场比赛，爸爸把中央戏剧学院22号宿舍大院的体育爱好者都请到我家来看电视转播，当庄则栋的最后一大板扣出得分后，全屋的人都欢呼起来，爸爸从沙发上跳起老高，把弹簧都踩坏了。大家都在叫着，笑着……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父亲，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