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经济和金融中的市场力量不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唯一方向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塞勒长期致力于行为经济学（包括其分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从心理学角度解读经济（和金融）行为。但在—些经济学家看来，心理学研究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的—部分。
　　这当然不是我的观点。我很高兴看到诺贝尔基金会选择了塞勒。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不少行为经济学家，包括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我本人。加上塞勒，行为经济学家大约占到全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6%。
　　但是，仍有很多经济学界和金融界人士认为，描述人类行为的最佳方法是避开心理因素，假设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预算约束下，用数学最优化方法来模拟人的行为。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家或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否则塞勒和我也无法连续多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专业机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同事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我初次见到塞勒是在1982年，当时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在那里进行短期访问，我们沿着校园边走边讨论，发现我俩有着相似的想法和研究目标。从1991年开始，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我们合作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行为经济学的学术会议。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人对我们的研究表示反对甚至敌视。塞勒曾跟我说，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00年去世）在芝加哥大学走廊上与他擦肩而过时，甚至避开眼神交流。
　　米勒1986年在《金融的行为理性》一文中解释了他的观点。米勒承认有时候人们的确是心理因素的受害者，但他坚持认为这些错误和金融“几乎完全不相关”。米勒的结论性观点常常被他的追随者引用：“我们之所以在抽象模型中排除这些故事，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不吸引人，而是因为它们可能太吸引人，从而会转移我们的视线，不再关注市场力量这一基本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曾是诺贝爾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于今年3月意外离世，他也持类似的看法。罗斯在2005年出版的《新古典金融学》一书中也回避了心理学内容，构建了“无套利情形下的金融学方法论”。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人行道上的人来理解不同的人的很多行为，但前提是人行道上没有10美元。事实上，人的行为会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果人行道上有10美元，我可以打赌，一旦有人看到就会迅速捡起来。
　　米勒和罗斯都是金融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但他们对经济和金融的解释并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结论。塞勒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比如1981年，塞勒和圣塔克拉拉大学教授赫什·舍夫林（Hersh Shefrin）提出“自我控制的经济理论”，描述了人们无法控制自我冲动的经济现象。毫无疑问，人们很容易激励自己捡起人行道上的10美元，这里没有自我控制的问题。但人们通常会难以抵制花掉这10美元的冲动。结果就是，大多数人退休后的睹蓄太少。
　　经济学家必须理解人们不断重复的这类错误。后来，塞勒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什洛莫·贝纳茨（Shlomo Benartzi）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改变决策的“选择架构”机制，这也是塞勒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助推》一书中的观点，即通过构建“选择架构”机制，让人们在面临自我控制问题时做出更好的选择。
　　改善人们的储蓄行为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看，这将决定我们能否获得人生的成就和满足感。
　　塞勒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经济研究中更明确地关注重大和现实问题。他的研究项目富有同情心、脚踏实地，为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方向，标志着一场真正持久的科学革命的开始。我为他本人以及为整个经济学界感到无比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