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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拍一张照片，就是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喊一声“我要上学！”
解海龙
摄影本身不是目的，照相机只是工具，我追求的是影像保护自然。
奚志农
行动主义者坚信取景器能够成为或者说必须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艾德·凯什（ED Kashi）
我可不想人们看我的作品只看到光线和色调，我希望这些影像能引起讨论，并能为那些受苦的人找到钱。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S. Salgado）
我不关心困境中的人，我的任务只是拍照片而已，这是一种浅薄的摄影师。
多娜·费拉多（Donna Ferrato）
我很享受为那些不那么著名的人代言的感觉，那些人不那么有机会。
玛丽·艾伦·马克（Mary Ellen Mark）
如果情感不够深，景深再大有什么用？
尤金·史密斯 （Eugene Smith）
摄影与政治是不能分开谈的……我一生致力于人权事业，也许什么都没改变，这不重要，至关重要的是参与到促进改变的进程之中。
莱瑞·托维尔（Larry Towell）
让那些冲突地区被遗忘的人发出声音，让美国总统签署法案为他们提供援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马库斯·布里斯戴尔（Marcus Bleasdale）
纪实摄影从来没改变过任何事情，只是将一群无权者的信息传递给有权者。
玛萨·罗斯勒（Martha Rosler，艺术家、摄影家）
我们的公司是一个有目的的公司，但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
布瑞恩·斯托姆（Brian Storm，其所创立的 MediaStorm 公司是制作高水平影像多媒体的著名公司，是纪实摄影师和行动主义摄影师最喜爱的合作对象）
尤金·史密斯身上带有原教旨行动主义摄影师的特征：固执，坚定，为获得报道或照片不惜任何代价。但他与今天的行动主义摄影师也有明显区别：不加掩饰的摆布；用暗房手段来改变照片的色调，以传递自己的情绪；喜欢使用那种过于明显的、有时候一看就能看出是有意使用和选择的“对”的光线；为了得到他所谓的“足够大的情感景深”，他可能会无所顾忌地做一切事情。
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
当代一些艺术摄影家只是在利用纪实摄影的影像，他们不关心它的价值、拍摄过程和社会关怀，只关心照片的视觉审美，他们的拍摄手段包括而不限于摆拍、构建和操控（manipulation）。如果痛苦、恐惧和苦难被当作艺术来出售，艺术家采取了纪实摄影的美学形式，却没有纪实摄影所持有的关怀、良知与同情，那它们又怎能有纪实摄影的力量和感人的真实性呢？
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
一定要注意到，并非所有的纪实摄影都是行动主义的；有一些杰出的摄影家也认为，他们的角色不是要改变世界，而只是拍照片而已；而行动主义的作品也并非只有纪实摄影一种。
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
微访谈之焦波
《中国摄影》：2008年“5.12”地震后，你收了6名孤儿当徒弟，用教他们学摄影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现在孩子们学习和摄影的情况怎样？那个用左手拍照的何美君还好吗？
焦波：这些孩子学摄影一年后，中国人寿为这些孩子在北京举办了摄影展，杨利伟、姚明、白岩松等120多个名人为他们题写寄语，给孩子们增强了生活和学习的信心，他们变得很阳光，学习都很努力，成绩最好的是王晰，他一直名列绵阳中学同年级前几名。
何美君现在很好，几个在医院工作的志愿者定期帮她做康复训练，残疾的右手有了一定的疗效。请大家放心！
《中国摄影》：他们住得离你那么远，平时你怎么辅导孩子们学摄影？
焦波：平时我和孩子们的联络方式大多是手机短信、打电话和网络。他们拍了照片就传过来，我用以上方式给他们指导。每当假期和节日，我尽量抽时间去看望孩子们，把他们聚到一起交流。每次和他们相处三五天甚至十天八天，汶川地震快五年，我去了灾区22次。
《中国摄影》：做一名单纯拍照片的摄影师很容易，但做一名行动主义摄影师则很困难，你觉得困难主要在哪些方面？
焦波：难在哪儿？难在社会上，尤其是我们同行内的说三道四，有时让人郁闷。当孩子们的影展取得成功的时候，有人在网上攻击我，说我以前拿爹娘作秀，现在又拿孤儿作秀，还说了些十分难听的话。但我内心还是比较坦然。我坚持的主义是：认准的，想做的，不管怎样都要做下去，一往直前，因为这对社会有益。如果这叫作秀的话，我愿意“秀”下去，而且号召大家都来“作秀”。汶川地震共有624个孤儿，我收了6个为徒，占百分之一，如果再有99个摄影同行也这样做的话，会收到多处效益：一是孤儿的问题肯定解决得比现在更好；二是你也会得到社会的称赞；三是摄影界的威信在社会上会得到急剧提升。
解海龙
摄影本身不是目的，照相机只是工具，我追求的是影像保护自然。
奚志农
行动主义者坚信取景器能够成为或者说必须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艾德·凯什（ED Kashi）
我可不想人们看我的作品只看到光线和色调，我希望这些影像能引起讨论，并能为那些受苦的人找到钱。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S. Salgado）
我不关心困境中的人，我的任务只是拍照片而已，这是一种浅薄的摄影师。
多娜·费拉多（Donna Ferrato）
我很享受为那些不那么著名的人代言的感觉，那些人不那么有机会。
玛丽·艾伦·马克（Mary Ellen Mark）
如果情感不够深，景深再大有什么用？
尤金·史密斯 （Eugene Smith）
摄影与政治是不能分开谈的……我一生致力于人权事业，也许什么都没改变，这不重要，至关重要的是参与到促进改变的进程之中。
莱瑞·托维尔（Larry Towell）
让那些冲突地区被遗忘的人发出声音，让美国总统签署法案为他们提供援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马库斯·布里斯戴尔（Marcus Bleasdale）
纪实摄影从来没改变过任何事情，只是将一群无权者的信息传递给有权者。
玛萨·罗斯勒（Martha Rosler，艺术家、摄影家）
我们的公司是一个有目的的公司，但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
布瑞恩·斯托姆（Brian Storm，其所创立的 MediaStorm 公司是制作高水平影像多媒体的著名公司，是纪实摄影师和行动主义摄影师最喜爱的合作对象）
尤金·史密斯身上带有原教旨行动主义摄影师的特征：固执，坚定，为获得报道或照片不惜任何代价。但他与今天的行动主义摄影师也有明显区别：不加掩饰的摆布；用暗房手段来改变照片的色调，以传递自己的情绪；喜欢使用那种过于明显的、有时候一看就能看出是有意使用和选择的“对”的光线；为了得到他所谓的“足够大的情感景深”，他可能会无所顾忌地做一切事情。
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
当代一些艺术摄影家只是在利用纪实摄影的影像，他们不关心它的价值、拍摄过程和社会关怀，只关心照片的视觉审美，他们的拍摄手段包括而不限于摆拍、构建和操控（manipulation）。如果痛苦、恐惧和苦难被当作艺术来出售，艺术家采取了纪实摄影的美学形式，却没有纪实摄影所持有的关怀、良知与同情，那它们又怎能有纪实摄影的力量和感人的真实性呢？
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
一定要注意到，并非所有的纪实摄影都是行动主义的；有一些杰出的摄影家也认为，他们的角色不是要改变世界，而只是拍照片而已；而行动主义的作品也并非只有纪实摄影一种。
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
微访谈之焦波
《中国摄影》：2008年“5.12”地震后，你收了6名孤儿当徒弟，用教他们学摄影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现在孩子们学习和摄影的情况怎样？那个用左手拍照的何美君还好吗？
焦波：这些孩子学摄影一年后，中国人寿为这些孩子在北京举办了摄影展，杨利伟、姚明、白岩松等120多个名人为他们题写寄语，给孩子们增强了生活和学习的信心，他们变得很阳光，学习都很努力，成绩最好的是王晰，他一直名列绵阳中学同年级前几名。
何美君现在很好，几个在医院工作的志愿者定期帮她做康复训练，残疾的右手有了一定的疗效。请大家放心！
《中国摄影》：他们住得离你那么远，平时你怎么辅导孩子们学摄影？
焦波：平时我和孩子们的联络方式大多是手机短信、打电话和网络。他们拍了照片就传过来，我用以上方式给他们指导。每当假期和节日，我尽量抽时间去看望孩子们，把他们聚到一起交流。每次和他们相处三五天甚至十天八天，汶川地震快五年，我去了灾区22次。
《中国摄影》：做一名单纯拍照片的摄影师很容易，但做一名行动主义摄影师则很困难，你觉得困难主要在哪些方面？
焦波：难在哪儿？难在社会上，尤其是我们同行内的说三道四，有时让人郁闷。当孩子们的影展取得成功的时候，有人在网上攻击我，说我以前拿爹娘作秀，现在又拿孤儿作秀，还说了些十分难听的话。但我内心还是比较坦然。我坚持的主义是：认准的，想做的，不管怎样都要做下去，一往直前，因为这对社会有益。如果这叫作秀的话，我愿意“秀”下去，而且号召大家都来“作秀”。汶川地震共有624个孤儿，我收了6个为徒，占百分之一，如果再有99个摄影同行也这样做的话，会收到多处效益：一是孤儿的问题肯定解决得比现在更好；二是你也会得到社会的称赞；三是摄影界的威信在社会上会得到急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