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幽默与笑话的时代是无趣味的，属于知堂所说的一种不健全的心理征候，是“道学与八股把握了人心的证据”。嘲谑、排调，就像润滑剂，让人从世俗的繁琐与政治的黑暗中抽离出来，在百无聊赖里加些或苦或辣或酸的佐料。平头百姓离不了它，优哉游哉的贵族也离不开它。然而笑的发生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英国心理学家萨利说：“社会变革的每一个重大方向（例如知识概念的变革、道德情操的变革、政治和政治自由的变革、财富的变革、阶级和等级分化的变革），都会影响笑的冲动，使它在日常和艺术中的强度、分布方式和表现样式产生某种变化。”（《笑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幽默与笑皆与社会文化教养有关。林语堂也持相似的观点：“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这话大抵是不错的。
　　具体到隋唐时期来说，最重要的社会变动即南北统一、胡汉文化融合及科举制度的实行，这些皆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世俗生活，并生动地体现在嘲谑这一个风俗的瞭望窗之中。《全唐诗》专门辟了“谐谑”诗，《太平广记》则有谄佞、治生、谬误、褊急、嘲诮、嗤鄙、无赖、轻薄等门，所载绝大多数内容发生在唐代，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说真正的游戏、幽默的精神出现于汉晋之际，那么到了唐代又有了新的内涵和特色。魏晋是玄学的时代，是文的时代，举手投足透着玄意，主要是审美的；唐代则是诗的时代，举手投足透着喻义，发言吐辞皆以诗传情，同时深受胡文化的影响，为嘲谑注入了狠戾酷毒的气质，有不少冷笑话，故而既是审美的，也是审丑的。
　　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延续魏晋时期风行的礼法之嘲、地域之嘲、朝聘之嘲、僧俗之嘲，对人的生理缺陷、门第、姓名的嘲弄沿着原有的惯性继续发展，同时其嘲谑对象、内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诗歌在嘲谑中占据了更为显眼的位置。“以诗为谑”的风气古已有之，如《启颜录》所录《嘲热客》《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段落，或引时贤之诗以为谈助，或征《楚辞》以达“笑果”，或灵机一动当场赋诗，然而到了唐代才蔚为风气，渐趋大观。北朝一些武夫也善于以诗为谑。《启颜录》载：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
　　这三首诗，都使用了拟人手法，第一首类似于古人所说“大言”，都属于“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宏大者纤言之”，“刻画而骛尖新”的俳谐文字，而出于家族已完全胡化、骁勇狠酷的高敖曹之口，气度不凡，远胜于“天公大吐痰”“冻雨欲来天霍乱”之流。不过，相比唐人的“以诗为谑”，这些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唐人的口中、笔下，几乎无物不能入诗，无事不能以诗嘲谑，且天机活泼，自成其妙。如下一则要算最有名的例子之一：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曰：“缩头连背暖，俒裤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
　　这本是嘲笑人家外貌丑陋的老把戏，可是以诗的形式随口说出来，前人不得不让唐人三分，太宗酒筵上常常上演这样的好戏。欧阳询经常被嘲，也喜欢咏诗讥嘲别人。大臣萧瑀不善射箭，屡发不中，欧咏之曰：“疾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反覆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其敏捷可知。朝廷大员“以诗为谑”乃是一时风气。《本事诗》载：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台，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君臣如是，一般的官场亦如是，有时长官调属员，有时文士嘲歌女，至晚唐尤盛行不衰，范摅《云溪友议》记载较详。此书序言自谦“篇翰嘲谑，率尔成文”，却是有意继承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禹锡《嘉话录》撰成。据这本书的记载，许多文人都曾与负责监酒行令的歌妓—称酒纠或录事—嘲戏。崔云娘自以为擅“郢人之妙”，而形貌瘦瘠，李宣古一嘲，云娘杜口。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中间四句云：“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又有吴人陆畅，口杂吴音，而“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曾担任云阳公主婚礼的傧相，与宫女调谑酬唱，“六宫大咍，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自开天以来，唐代教坊日盛，宫廷淫乐不休，官场以歌妓侑酒，与六朝时“颇非俳优”的风气大不相同。这个由唐明皇引导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胡风、胡歌、胡舞所致，极大地影响了中晚唐的生活方式，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加讨论。“以诗嘲谑”，与诗歌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诗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逞才使气、表现自己敏捷才思的一种方式，才会普遍流行，而诗赋取士也助长了这种风气。
　　唐代嘲谑的另一个变化，是与科举、考选有关的内容大量出现了。科举制度的逐步建立，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推动了社会转型，嘲谑不再是魏晋名士的专权了，落第士子与歌妓亦可以出口成嘲。沈既济曾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据说到了中宗、玄宗时代，“士子殷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人”，乡贡二三千人。《朝野佥载》的说法更夸张：“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过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选人的大量增加改变了知识人的生活方式，与科举有关的曲江宴游、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成了京城很重要的一个社会景观。因此，《启颜录》《朝野佥载》《唐摭言》等书都记录了不少与此有关的嘲谑。《启颜录·嘲诮》载： 　　国初有人姓裴，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既推倒。彦博云：“此意着博。”此人云：“非但着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
　　古来因嘲谑而得宠的人不计其数，这一则是因善嘲而得官。这样的情况不是孤立的。《朝野佥载》云：
　　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
　　这是拿考官、选人的郡望与姓氏开玩笑的例子，可见当时的选举未必十分严格，考官权力很大。当然，这就会引起社会不满。《朝野佥载》说隋朝的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以“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为名作文调谑之。武则天当政时，科举尤盛，怨愤亦多，货贿公行，张文成诋之为“无道之朝”。《朝野佥载》云：
　　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卷一）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卷四）
　　后汉桓灵时有谣语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张鷟、沈全交所言，即是其唐代版，揭露了当时的怪现状。
　　洪迈曾说《朝野佥载》“记事琐屑擿裂，且多媟语”，《四库全书总目》说它“谐谑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这固然不错，更重要的是这部书充满了一种酷烈残暴的气息，这也是唐代嘲谑的一个重要特点。人们说起唐代，无不标举其“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赞美它的盛唐气象，然而究其实，盛世实际上很短暂，安史之乱以后长期处于藩镇割据、武人擅权的政治现实，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但嗜杀、好利、无君无父的野蛮风尚几乎压过了仁义礼制。以武则天时期为例，为了维持自己的皇位，打击李氏王室成员，武则天大量任用酷吏，强化御史台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戏谑便染上了酷烈狠戾的气息，弥漫在官场和世俗生活中。《御史台记》载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
　　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
　　懦弱而凶残的侯味虚也写过一篇《百官本草》，评价“御史”云：
　　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侫，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灭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这种俳谐文突出了御史台监察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威慑力。当时刑法苛峻，人们“竞希旨以为忠”，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告举亲舅，贪赃枉法，因此御史一职“大热有毒”，让人“心忧，多惊悸，生白发”，体现了当时民众的恐惧心理。酷吏侯思止（原作“正”）不识字，“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酷日甚”。《御史台记》云：
　　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蒌）俱（居）不得吃（苦豉反），谓空吃米（弭）面（灭之去声），如（檽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
　　只认得“獬豸”二字的侯思止，威逼囚犯时有句名言：“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朝野佥载》解释说：“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 钱锺书云：“酷吏以歇后谐音为双关之廋词也。‘白司马’缩脚‘坂’，‘坂’、扳也，即攀引，俗语曰‘咬’；‘来俊’缩脚‘臣’，‘臣’、承也，‘来俊臣’则棒名‘见即承’之‘承’，即招认；‘孟青’缩脚‘棒’，即棒打耳。”其人盖唯以牵连、棒杀为事。酷吏如是，唐代的妒妇也是残忍酷毒。《世说新语》中也有几则妒妇的故事，王导的妻子曹氏悍妒，听说王导在外面养了一大堆人家，便“将黄门及婢女二十人，人持食刀”，打上门去，然而未闻果有惨案发生。孙秀的妻子是晋武帝的小姨子，有一回犯了妒忌，骂孙秀为“貉子”，两人闹了一场，复经皇帝调解，“夫妇如初”。《朝野佥载》所载妒妇故事，则剜眼、割鼻、击脑莫不为之，全无谐谑可言，唯有酷虐而已。《大唐新语》专设“酷忍”一门，颇能抓住武后朝“好法”而刑曹居首的特点。
　　即便是题目人物，比起魏晋来也有江河日下之感，魏晋聚焦于人物风度、容止、言辞之美，唐代的嘲谑则聚焦于丑。武则天朝此风最盛。当时的嘲谑高手当属张元一，很受武后喜爱，于当朝佞臣奸邪多有品评： 　　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鹙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谓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朝野佥载》卷四）
　　张元一的嘲，既指向武懿宗之类的武家权贵，也指向当时的监察制度，他所描画的几乎就是一幅围绕着武则天这个老美女的群丑图。而张元一自己长得“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被吉顼目为“逆流虾蟆”，也免不了被嘲讽的命运。魏光乘也善于题目人物：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有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薰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伸嗣为“熟鏊上猢狲”。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朝野佥载》卷四）
　　这些品题均刻薄有余，属于“谑而虐”者，与当时法令的苛酷互为表里。但凡法峻刑酷的时代，则多“外饰忠鲠，内藏谄媚”之徒，像郭霸品尝来俊臣的粪便、宋之问为张易之捧尿盆这样的事便多起来。张文成在《朝野佥载》中对武后一朝官员多所评骘，除娄师德、狄仁杰外，皆不吝丑诋，由此可见武后一朝吏治之坏、世风之恶，比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魏晋人物风貌来，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
　　魏晋人的品藻与玄学清谈关系至深，而唐人的“题目人物”则与胡人的“合生”、音乐关系密切。中宗时武平一曾上书皇帝：“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其中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正是张元一之流爱干的事情，不仅未受到斥责，还让武后龙颜大悦。还有就是当时流行的胡乐《回波词》，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嘲谑的。唐中宗怕老婆，内宴时有优人唱《回波词》：“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优伶竟如此放肆，拿皇帝来开涮。《朝野佥载》也记录了一首《回波词》，主要是讽刺武则天的表侄杨廷玉“贪狠无厌”，仗着自己的姑婆做天子，为所欲为。
　　魏晋名士流连于高深之哲理隽思，到底还是有些士族气象。唐人虽有李白、杜甫等人撑起盛唐气象的脸面，然而谑风相煽，轻死嗜杀，丑态频出，故有恶俗横行、风流顿尽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