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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林雪讲故事，就像看一部港味十足的老电影，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小人物乐观的生长，就像他的口头禅，
生活不过就是求一个“OK啦”。从他身上，我们也许能读懂香港，读懂香港电影。
大只佬
我是肥雪。1979年，我十五岁，辍学一年，跟着父母从天津搬来香港。那时我还不叫肥雪，只是一个语言不通、靠做苦力讨生活的后生仔。我送过外卖，在生果批发市场做过卸货工，后来到一家公司做学徒。这家公司中午包伙食，三菜一汤，另加一大锅饭。过去在天津，我们吃的米都是陈米，到了香港感觉米特别香，不用吃菜就能直接干掉一碗饭。因此每次吃饭，我都会吃很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才吃完。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电饭煲”。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去问师傅，师傅是福建人，也会说一些普通话，他告诉我，“电饭煲”就是普通话里“饭桶”的意思。
从那时候起，我下定决心要把广东话学好，不能让他们再随便给我起外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广东话，但发音不准，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外号—上海仔。
我那时总去一个台球社打台球，时常能看到一些电影演员、武术指导和导演。我人缘不错，跟他们慢慢就混熟了。他们见了我，往往招呼语都是：“上海仔你打完架啦？”有一次打完架，我从台球社跑掉了，回来之后遇见林正英师傅。他挺喜欢我，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今年多大？”“十八九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十八九岁还可以往外跑，二十八九你跑到哪儿呢？三十八九还要跑吗？为什么不做一件正当的事情？”我回答说：“我二十八九就不用跑了，我就做大哥啦。”正英师傅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正要拍一个电影，你过来做场务吧。”
第二天我就去他的片场上班。当时一个统筹来探班，搬来两箱冰镇西瓜，切好了放在那里给大家吃。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没有人动，心想这西瓜一会儿就该坏了，就很不客气地拿起一块自顾自地吃起来。统筹问制片说这个人是谁？制片说是场务。统筹就说，那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后来制片告诉了林正英导演，正英师傅说，他可能现在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你要教他怎么做他才会做。正好这时候有人叫“场务，搬高台！”我也不知道在叫谁，不理。制片跑过来问：“叫你场务你听不见？”我说：“我的名字又不叫场务，我叫上海仔。”制片不耐烦地一挥手：“以后叫场务就是你啦！”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场务。
所谓的高台，就是一个三尺或六尺高的木制架子，我一看傻眼，一个人怎么搬，起码要四个人。制片说你看一次人家怎么搬你就知道了。我就看到一个人把六尺高的架子架在背上，哗哗往里跑，大家都很积极投入工作，我也就学着怎么用巧劲去搬，这一搬，搬到最后我成了场务王。那部戏拍了一年零三个月，我从场务转到道具，又转到摄影组的小工，到后来每天的职位都不一样，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一部戏下来，没有人再叫我场务，每个人都叫我阿雪。好像阿雪一天不来上班，大家都特别想我，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等所有幕后的工作我都做过了，就觉得再钻下去最多也就做个灯光师、摄影师，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最大的兴趣是看演员怎么演戏，片场里场务做完事情了，一般大家就在外面玩玩扑克聊聊天，只留一个人在现场跟着擦擦桌子、捡捡烟头。我特别爱留在现场，没事时就看看导演怎么安排这场戏，看看剧本，琢磨这场戏应该怎么演。也是虚荣心驱使我去做一个演员的，因为我的表演欲特别强，在镜头前表演，演完之后听到大家掌声，我觉得很过瘾。
一个字头的诞生
当时正好杜琪峰和王晶做了“大都会”公司，这是“邵氏”旗下的一个电影公司，我就跟着杜琪峰去做了场务。在拍《两个只能活一个》时，我找到杜导，说想演戏。杜导回绝道：“你做着剧务想着演员，事情能做好吗？你先把账算好了，工资发好了，再去想别的事情。”等下了班，我又找到他，说我账算好了，工资也发完了，我还是想做演员。正好那部戏里有一场麻将馆的戏，杜导就叫我试着演了一个打麻将的群众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表演。
然后到了《非常突然》，杜导让我演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劫匪。他给我的指令很简单：你就是一个有口饱饭吃就很满足的劫匪，但你现在被抓住了，端到你面前一碟饭，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吃这口饭，这场戏你怎么演。那时候我还是剧务，还要去给自己去买饭。杜导说你要是觉得拍一条就OK，就买一盒，两条OK，你就买两盒，如果你要觉得拍很多条你才能OK，就给自己买很多盒，买什么饭，你自己想，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在买饭的路上就琢磨，最后买了一盒杂扒饭，因为杂扒饭里有牛排、猪排、鸡蛋、培根，还有一杯红茶，我在演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五样东西丰富表演，除此以外，我又给自己买了两只苹果。我一共买了两盒饭，但我心里笃定，一盒饭肯定足够了。
到开拍的时候，因为审讯室房间很小，导演只能在外面看监视器，这让我没有压力，再加上四周的光很黑，只有一盏台灯，什么也看不见，我入戏入得很快。当时完全没有剧本，对白都是自己想的，我跟刘青云就这样一路演下去，导演一直没有叫停。演到最后，我自己感觉青云哥有点跟不上了，导演这时候喊了停。出来时看到任达华、许绍雄还有好多演员都在围着看监视，见我出来大家一起鼓掌。那个场景我直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也是我到今天，一直想把戏演好演透的鼓励。杜导从来不会表扬演员，当时我看见他在监视器后面抬头一笑，我觉得自己OK了，考试及格了。
考试结束，我还得继续干剧务的活儿。拍完《非常突然》，我们马上又开机拍《真心英雄》，有一场戏在一个垃圾场，当时温度有四十多摄氏度，我在搬道具时突然中暑晕倒了。杜导后来找到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干一辈子体力活，最多做到制片，你还是向演员发展吧。你做演员OK，但一定要多学习、多努力。”
这时候公司遇到了一些财务问题，大家生活都不怎么样。杜导在《再见阿郎》里给了我一个角色，但原本我是要去演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吴孟达那个角色写剧本时是按照我的感觉来写的，周星驰在白板上写的第一个演员就是林雪，他给我的酬金很多，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但杜导要我留下来，继续做演员兼场务兼道具，我犹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把《喜剧之王》推掉了，还是决定做杜导这份工。因为我觉得钱虽然不多，大家一起努力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参与意见，有自己的idea。《再见阿郎》出来以后，是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我还带着公司的人在电影院做反偷拍反盗版，连自己的电影都没有看。半个月后，导演拿了一份英文报纸过来，给我念了一篇报道，那是国外一个挺有名的娱乐记者写的，他写道：“我本来是抱着看刘青云这个star的心态去看《再见阿郎》，但无意中，我的焦点就被旁边那个澳门司警带走了。我完全没有看青云表演，整部戏都是在看他，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听了后我嘴里说着小意思啦，心里其实想着：哇，牛逼！第一部电影，第一个角色，我选择对了！ 大事件
命运往往如此，当你有感觉时，现实总会沿着另一条轨迹走。拍完《再见阿郎》公司经济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在拍《暗战》时，我穿上戏服做演员，脱下戏服是场务。为了拍这部片子，公司省之又省，不能多请两个场工。到最后真受不了了，拍摄还剩两天时我跟导演说我不做了，我要去做生意。导演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如果做得不好，还是回来拍电影吧。
我从电影圈消失了几个月，生意果然也做得不顺利，天天等着导演的电话。终于有一天，公司的经理打来电话说：阿雪，导演叫你回来。我嘴上逞强：回来干吗，我生意做得挺好的。他说，这次不是做场务了，是叫你回来做演员。我问还有谁啊，就听到他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任达华、黄秋生、吴镇宇、吕颂贤、张耀扬。我心想，靠！都是我偶像啊，怎么会有我呢？
第二天回到公司，看到几个偶像都在，感觉真的太棒了，像做梦一样，赶紧问我要演什么角色。制片说你的戏跟他们的戏是平均的。那时候我爱思考，马上问自己导演为什么会用我，最后我明白过来，这是导演给我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么多好演员，能够带我一下，带出来的林雪就不是今天这个林雪了，如果林雪不争气，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原来那个林雪。
压力当然很大，以往我在片场是“口水多过茶”，这部戏从第一天开始，我没讲过一句话。导演没有剧本，什么都没有，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还会被前辈说几句：“你他妈用功一点好不好？不要连累我们好不好？你试的时候是这样，拍的时候是另外一样，我们怎么配合你啊？”这话是吴镇宇老师说的，然后他还联合黄秋生一起不要理我，“他神经病，肯定是存心的。”后来镇宇跟秋生哥打赌说：“你看，我们俩争论半天，可能最后所有戏都在他身上。”秋生哥当然不信：“他怎么演得过我们？”到最后看了午夜场首映，大家出来，都不说话，看见我就瞪我一眼，然后走掉。我就告诉自己，我OK啦。现在想想特别有成就感。
在这部戏里我深深地领会到一点：什么才叫演员，什么才叫演戏，什么才叫职业。后来《枪火》入围了金像奖，我求上天不要颁这个奖给我，我很清楚自己还不够格，还不配提名，因为全是杜琪峰在教我怎么做，所有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说，杜琪峰是我银幕上的父亲，是他给了我银幕上的生命。所以我很幸运自己没有拿到奖，我才会一直演到现在。
杜导对演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拍《PTU》后巷摔倒那场戏时，导演要求不接镜头，一个镜头下来，而且一定要给人感觉摔得很疼，最好是直接摔死的感觉。这个镜头一共拍了48条，我从晚上十二点一直摔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最后导演说凑合吧，可能有一条可以用。摔完后我一个礼拜起不来。其实拍杜导的好多戏都是这样，受伤几率很高。拍《放逐》时要从楼上跳下来，导演很有经验，看我跳完后他拿着对讲机问“林雪看样子是受伤了吧，还能拍吗？”有人接话说“不能拍了，得送他去医院。”导演就说“那好吧，送他去医院，我们也下班了。”我两边韧带都撕裂过，膝盖骨也有问题。电影能够带给你很多开心的事情，也有许多痛苦的回忆。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只记住开心的事，痛苦的事儿也就是一下雨才会想起来。
放逐
我的演员生涯，如果用杜琪峰的一部电影来概括，就是“放逐”。杜琪峰就像教授，手下很多学生，学生毕业了就在社会上实习闯荡一段时间。当然，杜琪峰既然是我银幕上的爹，如果他召唤，儿子不回去就叫不孝。他拍《毒战》时我去探班，他就让我回来拍《毒战》，说是三月就能关机，结果一拍拍到了六月份，为此我推了两部电影。但这些损失一点也不冤，因为杜导的东西都是可以给你加分的。
在这个过程中被骂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了叫你记住疼在哪里。他会骂我“你学的什么东西，挤眉弄眼！戏是这样的吗？你给我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不要，我要的是内心的东西，你就做剧本里的角色就OK啦，你不要在他身上添了，整个戏就在你这里over，不道德！”我在外面不自然地受到一些坏的影响，回来他就会逐一逐一给我摘出来。所以每一次拍他的戏都是一次考试，多么棒！有那么好的导师，时不时地告诉你什么是对和错，给你当头一棍。
出演《单身男女》是我唯一一次没被杜导骂过。其实那个角色他心目中就是我，然后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试别的演员。到了要开拍的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跟副导演说：“哎，还是打给林雪吧。”于是我接到电话，要我赶次日八点的通告。这部戏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我，我演得也特别过瘾。收工那天，我问杜导：“听说你马上要拍下一部电影，有我吗？”导演不耐烦：“没有你啦，本来这部戏就不想用你的。”我又问：“你确定没有我了？那我就去拍《大魔术师》了。”“去拍吧，去拍吧。”结果在拍《大魔术师》时，再次接到副导演电话：“导演要用你十二天。”我跑去跟尔冬升导演说，尔导一口回绝：“还十二天？两天都给不了你。”过了几天又打来电话：“演一个修车的，四天。”我又跑去跟尔导说，尔导说：“都说两天都不行啦！”这次我只能破天荒地拒绝了“教授”的召唤。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是需要一些义气和孝道的。不是今天杜琪峰高高在上，我才这样说。有一天杜琪峰在家里种花养鸟，我可能也会跟他一起去种花养鸟。在工作上他是我的师傅，私底下我们是朋友，我希望维持这个关系，一直到永远永远。没有他就没有我，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我从去年开始进入内地拍片，其实我呆在香港，每年也有七八部电影可以拍，生活还算OK。但最终选择进入内地，也是想要挑战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被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接受。我出生在内地，去了香港，现在又回来，我是带了一些东西回来的。我想要衡量自己，带着学成归来的收获，能否在出生的地方再活一把，如果可以的话，就继续表演下去，不行的话，演一个路人甲都可以。
但这个圈子里有的人很敬业，有的人很混事。慢慢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像个混子。演的戏都是不知名的导演、不知名的投资、不知名的剧本，所有东西都很浮躁，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现在内地的感觉就像香港20世纪80年代，一个题材卖座，一窝蜂都做同一种东西，好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电影，很多导演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国内演员的演绎方式，跟香港演员是有一点差异的。我们讲电影是生活，要用最生活化的态度去对应角色，就是很简单很日常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夸大很多呢？我是没读过电影，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但我知道人的互动是什么，演员之间没有互动，有的时候我也挺痛苦的，你演你的，我演我的，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只能把自己这部分做到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工资，也算是做了自己的本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错吧，每天微博上都有人@我，有一个人说我演得好，我就为这一个人演呗。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有一个人说你OK，就很欣慰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导演，像《请叫我英雄》这部片子，导演傅咏是一个杜琪峰迷，他找到我时我正在拍《放逐》，我跟杜导说，你放我几个小时，我去深圳见个朋友。那天我穿着戏服去见的这个导演，相谈甚欢。他真的是很认真地去拍，用的是胶片，现在这么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人太少了。我喜欢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辛苦一点不怕，跟导演聊得来，有互动，大家都有冲劲有理想，这样出来的东西就会OK。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演员，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达到演员的标准。我贪玩，时常管不住自己，跟小朋友一样自私。好多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包括伟大的编剧韦家辉先生，我们彼此熟知，我的所有东西都在他们脑子里，所以电影里有70%是我本人，30%是我要去演的东西，我就把那70%做到最好，30%偶尔演一下，这样出来就很生动。我只是把它坚持下来，学会了怎么样去做一部电影里的一个棋子。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小人物乐观的生长，就像他的口头禅，
生活不过就是求一个“OK啦”。从他身上，我们也许能读懂香港，读懂香港电影。
大只佬
我是肥雪。1979年，我十五岁，辍学一年，跟着父母从天津搬来香港。那时我还不叫肥雪，只是一个语言不通、靠做苦力讨生活的后生仔。我送过外卖，在生果批发市场做过卸货工，后来到一家公司做学徒。这家公司中午包伙食，三菜一汤，另加一大锅饭。过去在天津，我们吃的米都是陈米，到了香港感觉米特别香，不用吃菜就能直接干掉一碗饭。因此每次吃饭，我都会吃很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才吃完。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电饭煲”。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去问师傅，师傅是福建人，也会说一些普通话，他告诉我，“电饭煲”就是普通话里“饭桶”的意思。
从那时候起，我下定决心要把广东话学好，不能让他们再随便给我起外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广东话，但发音不准，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外号—上海仔。
我那时总去一个台球社打台球，时常能看到一些电影演员、武术指导和导演。我人缘不错，跟他们慢慢就混熟了。他们见了我，往往招呼语都是：“上海仔你打完架啦？”有一次打完架，我从台球社跑掉了，回来之后遇见林正英师傅。他挺喜欢我，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今年多大？”“十八九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十八九岁还可以往外跑，二十八九你跑到哪儿呢？三十八九还要跑吗？为什么不做一件正当的事情？”我回答说：“我二十八九就不用跑了，我就做大哥啦。”正英师傅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正要拍一个电影，你过来做场务吧。”
第二天我就去他的片场上班。当时一个统筹来探班，搬来两箱冰镇西瓜，切好了放在那里给大家吃。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没有人动，心想这西瓜一会儿就该坏了，就很不客气地拿起一块自顾自地吃起来。统筹问制片说这个人是谁？制片说是场务。统筹就说，那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后来制片告诉了林正英导演，正英师傅说，他可能现在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你要教他怎么做他才会做。正好这时候有人叫“场务，搬高台！”我也不知道在叫谁，不理。制片跑过来问：“叫你场务你听不见？”我说：“我的名字又不叫场务，我叫上海仔。”制片不耐烦地一挥手：“以后叫场务就是你啦！”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场务。
所谓的高台，就是一个三尺或六尺高的木制架子，我一看傻眼，一个人怎么搬，起码要四个人。制片说你看一次人家怎么搬你就知道了。我就看到一个人把六尺高的架子架在背上，哗哗往里跑，大家都很积极投入工作，我也就学着怎么用巧劲去搬，这一搬，搬到最后我成了场务王。那部戏拍了一年零三个月，我从场务转到道具，又转到摄影组的小工，到后来每天的职位都不一样，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一部戏下来，没有人再叫我场务，每个人都叫我阿雪。好像阿雪一天不来上班，大家都特别想我，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等所有幕后的工作我都做过了，就觉得再钻下去最多也就做个灯光师、摄影师，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最大的兴趣是看演员怎么演戏，片场里场务做完事情了，一般大家就在外面玩玩扑克聊聊天，只留一个人在现场跟着擦擦桌子、捡捡烟头。我特别爱留在现场，没事时就看看导演怎么安排这场戏，看看剧本，琢磨这场戏应该怎么演。也是虚荣心驱使我去做一个演员的，因为我的表演欲特别强，在镜头前表演，演完之后听到大家掌声，我觉得很过瘾。
一个字头的诞生
当时正好杜琪峰和王晶做了“大都会”公司，这是“邵氏”旗下的一个电影公司，我就跟着杜琪峰去做了场务。在拍《两个只能活一个》时，我找到杜导，说想演戏。杜导回绝道：“你做着剧务想着演员，事情能做好吗？你先把账算好了，工资发好了，再去想别的事情。”等下了班，我又找到他，说我账算好了，工资也发完了，我还是想做演员。正好那部戏里有一场麻将馆的戏，杜导就叫我试着演了一个打麻将的群众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表演。
然后到了《非常突然》，杜导让我演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劫匪。他给我的指令很简单：你就是一个有口饱饭吃就很满足的劫匪，但你现在被抓住了，端到你面前一碟饭，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吃这口饭，这场戏你怎么演。那时候我还是剧务，还要去给自己去买饭。杜导说你要是觉得拍一条就OK，就买一盒，两条OK，你就买两盒，如果你要觉得拍很多条你才能OK，就给自己买很多盒，买什么饭，你自己想，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在买饭的路上就琢磨，最后买了一盒杂扒饭，因为杂扒饭里有牛排、猪排、鸡蛋、培根，还有一杯红茶，我在演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五样东西丰富表演，除此以外，我又给自己买了两只苹果。我一共买了两盒饭，但我心里笃定，一盒饭肯定足够了。
到开拍的时候，因为审讯室房间很小，导演只能在外面看监视器，这让我没有压力，再加上四周的光很黑，只有一盏台灯，什么也看不见，我入戏入得很快。当时完全没有剧本，对白都是自己想的，我跟刘青云就这样一路演下去，导演一直没有叫停。演到最后，我自己感觉青云哥有点跟不上了，导演这时候喊了停。出来时看到任达华、许绍雄还有好多演员都在围着看监视，见我出来大家一起鼓掌。那个场景我直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也是我到今天，一直想把戏演好演透的鼓励。杜导从来不会表扬演员，当时我看见他在监视器后面抬头一笑，我觉得自己OK了，考试及格了。
考试结束，我还得继续干剧务的活儿。拍完《非常突然》，我们马上又开机拍《真心英雄》，有一场戏在一个垃圾场，当时温度有四十多摄氏度，我在搬道具时突然中暑晕倒了。杜导后来找到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干一辈子体力活，最多做到制片，你还是向演员发展吧。你做演员OK，但一定要多学习、多努力。”
这时候公司遇到了一些财务问题，大家生活都不怎么样。杜导在《再见阿郎》里给了我一个角色，但原本我是要去演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吴孟达那个角色写剧本时是按照我的感觉来写的，周星驰在白板上写的第一个演员就是林雪，他给我的酬金很多，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但杜导要我留下来，继续做演员兼场务兼道具，我犹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把《喜剧之王》推掉了，还是决定做杜导这份工。因为我觉得钱虽然不多，大家一起努力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参与意见，有自己的idea。《再见阿郎》出来以后，是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我还带着公司的人在电影院做反偷拍反盗版，连自己的电影都没有看。半个月后，导演拿了一份英文报纸过来，给我念了一篇报道，那是国外一个挺有名的娱乐记者写的，他写道：“我本来是抱着看刘青云这个star的心态去看《再见阿郎》，但无意中，我的焦点就被旁边那个澳门司警带走了。我完全没有看青云表演，整部戏都是在看他，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听了后我嘴里说着小意思啦，心里其实想着：哇，牛逼！第一部电影，第一个角色，我选择对了！ 大事件
命运往往如此，当你有感觉时，现实总会沿着另一条轨迹走。拍完《再见阿郎》公司经济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在拍《暗战》时，我穿上戏服做演员，脱下戏服是场务。为了拍这部片子，公司省之又省，不能多请两个场工。到最后真受不了了，拍摄还剩两天时我跟导演说我不做了，我要去做生意。导演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如果做得不好，还是回来拍电影吧。
我从电影圈消失了几个月，生意果然也做得不顺利，天天等着导演的电话。终于有一天，公司的经理打来电话说：阿雪，导演叫你回来。我嘴上逞强：回来干吗，我生意做得挺好的。他说，这次不是做场务了，是叫你回来做演员。我问还有谁啊，就听到他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任达华、黄秋生、吴镇宇、吕颂贤、张耀扬。我心想，靠！都是我偶像啊，怎么会有我呢？
第二天回到公司，看到几个偶像都在，感觉真的太棒了，像做梦一样，赶紧问我要演什么角色。制片说你的戏跟他们的戏是平均的。那时候我爱思考，马上问自己导演为什么会用我，最后我明白过来，这是导演给我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么多好演员，能够带我一下，带出来的林雪就不是今天这个林雪了，如果林雪不争气，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原来那个林雪。
压力当然很大，以往我在片场是“口水多过茶”，这部戏从第一天开始，我没讲过一句话。导演没有剧本，什么都没有，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还会被前辈说几句：“你他妈用功一点好不好？不要连累我们好不好？你试的时候是这样，拍的时候是另外一样，我们怎么配合你啊？”这话是吴镇宇老师说的，然后他还联合黄秋生一起不要理我，“他神经病，肯定是存心的。”后来镇宇跟秋生哥打赌说：“你看，我们俩争论半天，可能最后所有戏都在他身上。”秋生哥当然不信：“他怎么演得过我们？”到最后看了午夜场首映，大家出来，都不说话，看见我就瞪我一眼，然后走掉。我就告诉自己，我OK啦。现在想想特别有成就感。
在这部戏里我深深地领会到一点：什么才叫演员，什么才叫演戏，什么才叫职业。后来《枪火》入围了金像奖，我求上天不要颁这个奖给我，我很清楚自己还不够格，还不配提名，因为全是杜琪峰在教我怎么做，所有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说，杜琪峰是我银幕上的父亲，是他给了我银幕上的生命。所以我很幸运自己没有拿到奖，我才会一直演到现在。
杜导对演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拍《PTU》后巷摔倒那场戏时，导演要求不接镜头，一个镜头下来，而且一定要给人感觉摔得很疼，最好是直接摔死的感觉。这个镜头一共拍了48条，我从晚上十二点一直摔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最后导演说凑合吧，可能有一条可以用。摔完后我一个礼拜起不来。其实拍杜导的好多戏都是这样，受伤几率很高。拍《放逐》时要从楼上跳下来，导演很有经验，看我跳完后他拿着对讲机问“林雪看样子是受伤了吧，还能拍吗？”有人接话说“不能拍了，得送他去医院。”导演就说“那好吧，送他去医院，我们也下班了。”我两边韧带都撕裂过，膝盖骨也有问题。电影能够带给你很多开心的事情，也有许多痛苦的回忆。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只记住开心的事，痛苦的事儿也就是一下雨才会想起来。
放逐
我的演员生涯，如果用杜琪峰的一部电影来概括，就是“放逐”。杜琪峰就像教授，手下很多学生，学生毕业了就在社会上实习闯荡一段时间。当然，杜琪峰既然是我银幕上的爹，如果他召唤，儿子不回去就叫不孝。他拍《毒战》时我去探班，他就让我回来拍《毒战》，说是三月就能关机，结果一拍拍到了六月份，为此我推了两部电影。但这些损失一点也不冤，因为杜导的东西都是可以给你加分的。
在这个过程中被骂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了叫你记住疼在哪里。他会骂我“你学的什么东西，挤眉弄眼！戏是这样的吗？你给我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不要，我要的是内心的东西，你就做剧本里的角色就OK啦，你不要在他身上添了，整个戏就在你这里over，不道德！”我在外面不自然地受到一些坏的影响，回来他就会逐一逐一给我摘出来。所以每一次拍他的戏都是一次考试，多么棒！有那么好的导师，时不时地告诉你什么是对和错，给你当头一棍。
出演《单身男女》是我唯一一次没被杜导骂过。其实那个角色他心目中就是我，然后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试别的演员。到了要开拍的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跟副导演说：“哎，还是打给林雪吧。”于是我接到电话，要我赶次日八点的通告。这部戏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我，我演得也特别过瘾。收工那天，我问杜导：“听说你马上要拍下一部电影，有我吗？”导演不耐烦：“没有你啦，本来这部戏就不想用你的。”我又问：“你确定没有我了？那我就去拍《大魔术师》了。”“去拍吧，去拍吧。”结果在拍《大魔术师》时，再次接到副导演电话：“导演要用你十二天。”我跑去跟尔冬升导演说，尔导一口回绝：“还十二天？两天都给不了你。”过了几天又打来电话：“演一个修车的，四天。”我又跑去跟尔导说，尔导说：“都说两天都不行啦！”这次我只能破天荒地拒绝了“教授”的召唤。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是需要一些义气和孝道的。不是今天杜琪峰高高在上，我才这样说。有一天杜琪峰在家里种花养鸟，我可能也会跟他一起去种花养鸟。在工作上他是我的师傅，私底下我们是朋友，我希望维持这个关系，一直到永远永远。没有他就没有我，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我从去年开始进入内地拍片，其实我呆在香港，每年也有七八部电影可以拍，生活还算OK。但最终选择进入内地，也是想要挑战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被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接受。我出生在内地，去了香港，现在又回来，我是带了一些东西回来的。我想要衡量自己，带着学成归来的收获，能否在出生的地方再活一把，如果可以的话，就继续表演下去，不行的话，演一个路人甲都可以。
但这个圈子里有的人很敬业，有的人很混事。慢慢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像个混子。演的戏都是不知名的导演、不知名的投资、不知名的剧本，所有东西都很浮躁，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现在内地的感觉就像香港20世纪80年代，一个题材卖座，一窝蜂都做同一种东西，好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电影，很多导演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国内演员的演绎方式，跟香港演员是有一点差异的。我们讲电影是生活，要用最生活化的态度去对应角色，就是很简单很日常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夸大很多呢？我是没读过电影，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但我知道人的互动是什么，演员之间没有互动，有的时候我也挺痛苦的，你演你的，我演我的，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只能把自己这部分做到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工资，也算是做了自己的本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错吧，每天微博上都有人@我，有一个人说我演得好，我就为这一个人演呗。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有一个人说你OK，就很欣慰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导演，像《请叫我英雄》这部片子，导演傅咏是一个杜琪峰迷，他找到我时我正在拍《放逐》，我跟杜导说，你放我几个小时，我去深圳见个朋友。那天我穿着戏服去见的这个导演，相谈甚欢。他真的是很认真地去拍，用的是胶片，现在这么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人太少了。我喜欢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辛苦一点不怕，跟导演聊得来，有互动，大家都有冲劲有理想，这样出来的东西就会OK。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演员，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达到演员的标准。我贪玩，时常管不住自己，跟小朋友一样自私。好多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包括伟大的编剧韦家辉先生，我们彼此熟知，我的所有东西都在他们脑子里，所以电影里有70%是我本人，30%是我要去演的东西，我就把那70%做到最好，30%偶尔演一下，这样出来就很生动。我只是把它坚持下来，学会了怎么样去做一部电影里的一个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