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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林雪讲故事,就像看一部港味十足的老电影,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小人物乐观的生长,就像他的口头禅,
生活不过就是求一个“OK啦”。从他身上,我们也许能读懂香港,读懂香港电影。
大只佬
我是肥雪。1979年,我十五岁,辍学一年,跟着父母从天津搬来香港。那时我还不叫肥雪,只是一个语言不通、靠做苦力讨生活的后生仔。我送过外卖,在生果批发市场做过卸货工,后来到一家公司做学徒。这家公司中午包伙食,三菜一汤,另加一大锅饭。过去在天津,我们吃的米都是陈米,到了香港感觉米特别香,不用吃菜就能直接干掉一碗饭。因此每次吃饭,我都会吃很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才吃完。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电饭煲”。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去问师傅,师傅是福建人,也会说一些普通话,他告诉我,“电饭煲”就是普通话里“饭桶”的意思。
从那时候起,我下定决心要把广东话学好,不能让他们再随便给我起外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广东话,但发音不准,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外号—上海仔。
我那时总去一个台球社打台球,时常能看到一些电影演员、武术指导和导演。我人缘不错,跟他们慢慢就混熟了。他们见了我,往往招呼语都是:“上海仔你打完架啦?”有一次打完架,我从台球社跑掉了,回来之后遇见林正英师傅。他挺喜欢我,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今年多大?”“十八九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十八九岁还可以往外跑,二十八九你跑到哪儿呢?三十八九还要跑吗?为什么不做一件正当的事情?”我回答说:“我二十八九就不用跑了,我就做大哥啦。”正英师傅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正要拍一个电影,你过来做场务吧。”
第二天我就去他的片场上班。当时一个统筹来探班,搬来两箱冰镇西瓜,切好了放在那里给大家吃。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没有人动,心想这西瓜一会儿就该坏了,就很不客气地拿起一块自顾自地吃起来。统筹问制片说这个人是谁?制片说是场务。统筹就说,那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后来制片告诉了林正英导演,正英师傅说,他可能现在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你要教他怎么做他才会做。正好这时候有人叫“场务,搬高台!”我也不知道在叫谁,不理。制片跑过来问:“叫你场务你听不见?”我说:“我的名字又不叫场务,我叫上海仔。”制片不耐烦地一挥手:“以后叫场务就是你啦!”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场务。
所谓的高台,就是一个三尺或六尺高的木制架子,我一看傻眼,一个人怎么搬,起码要四个人。制片说你看一次人家怎么搬你就知道了。我就看到一个人把六尺高的架子架在背上,哗哗往里跑,大家都很积极投入工作,我也就学着怎么用巧劲去搬,这一搬,搬到最后我成了场务王。那部戏拍了一年零三个月,我从场务转到道具,又转到摄影组的小工,到后来每天的职位都不一样,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一部戏下来,没有人再叫我场务,每个人都叫我阿雪。好像阿雪一天不来上班,大家都特别想我,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等所有幕后的工作我都做过了,就觉得再钻下去最多也就做个灯光师、摄影师,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最大的兴趣是看演员怎么演戏,片场里场务做完事情了,一般大家就在外面玩玩扑克聊聊天,只留一个人在现场跟着擦擦桌子、捡捡烟头。我特别爱留在现场,没事时就看看导演怎么安排这场戏,看看剧本,琢磨这场戏应该怎么演。也是虚荣心驱使我去做一个演员的,因为我的表演欲特别强,在镜头前表演,演完之后听到大家掌声,我觉得很过瘾。
一个字头的诞生
当时正好杜琪峰和王晶做了“大都会”公司,这是“邵氏”旗下的一个电影公司,我就跟着杜琪峰去做了场务。在拍《两个只能活一个》时,我找到杜导,说想演戏。杜导回绝道:“你做着剧务想着演员,事情能做好吗?你先把账算好了,工资发好了,再去想别的事情。”等下了班,我又找到他,说我账算好了,工资也发完了,我还是想做演员。正好那部戏里有一场麻将馆的戏,杜导就叫我试着演了一个打麻将的群众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表演。
然后到了《非常突然》,杜导让我演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劫匪。他给我的指令很简单:你就是一个有口饱饭吃就很满足的劫匪,但你现在被抓住了,端到你面前一碟饭,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吃这口饭,这场戏你怎么演。那时候我还是剧务,还要去给自己去买饭。杜导说你要是觉得拍一条就OK,就买一盒,两条OK,你就买两盒,如果你要觉得拍很多条你才能OK,就给自己买很多盒,买什么饭,你自己想,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在买饭的路上就琢磨,最后买了一盒杂扒饭,因为杂扒饭里有牛排、猪排、鸡蛋、培根,还有一杯红茶,我在演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五样东西丰富表演,除此以外,我又给自己买了两只苹果。我一共买了两盒饭,但我心里笃定,一盒饭肯定足够了。
到开拍的时候,因为审讯室房间很小,导演只能在外面看监视器,这让我没有压力,再加上四周的光很黑,只有一盏台灯,什么也看不见,我入戏入得很快。当时完全没有剧本,对白都是自己想的,我跟刘青云就这样一路演下去,导演一直没有叫停。演到最后,我自己感觉青云哥有点跟不上了,导演这时候喊了停。出来时看到任达华、许绍雄还有好多演员都在围着看监视,见我出来大家一起鼓掌。那个场景我直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也是我到今天,一直想把戏演好演透的鼓励。杜导从来不会表扬演员,当时我看见他在监视器后面抬头一笑,我觉得自己OK了,考试及格了。
考试结束,我还得继续干剧务的活儿。拍完《非常突然》,我们马上又开机拍《真心英雄》,有一场戏在一个垃圾场,当时温度有四十多摄氏度,我在搬道具时突然中暑晕倒了。杜导后来找到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干一辈子体力活,最多做到制片,你还是向演员发展吧。你做演员OK,但一定要多学习、多努力。”
这时候公司遇到了一些财务问题,大家生活都不怎么样。杜导在《再见阿郎》里给了我一个角色,但原本我是要去演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吴孟达那个角色写剧本时是按照我的感觉来写的,周星驰在白板上写的第一个演员就是林雪,他给我的酬金很多,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但杜导要我留下来,继续做演员兼场务兼道具,我犹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把《喜剧之王》推掉了,还是决定做杜导这份工。因为我觉得钱虽然不多,大家一起努力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参与意见,有自己的idea。《再见阿郎》出来以后,是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我还带着公司的人在电影院做反偷拍反盗版,连自己的电影都没有看。半个月后,导演拿了一份英文报纸过来,给我念了一篇报道,那是国外一个挺有名的娱乐记者写的,他写道:“我本来是抱着看刘青云这个star的心态去看《再见阿郎》,但无意中,我的焦点就被旁边那个澳门司警带走了。我完全没有看青云表演,整部戏都是在看他,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听了后我嘴里说着小意思啦,心里其实想着:哇,牛逼!第一部电影,第一个角色,我选择对了! 大事件
命运往往如此,当你有感觉时,现实总会沿着另一条轨迹走。拍完《再见阿郎》公司经济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在拍《暗战》时,我穿上戏服做演员,脱下戏服是场务。为了拍这部片子,公司省之又省,不能多请两个场工。到最后真受不了了,拍摄还剩两天时我跟导演说我不做了,我要去做生意。导演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如果做得不好,还是回来拍电影吧。
我从电影圈消失了几个月,生意果然也做得不顺利,天天等着导演的电话。终于有一天,公司的经理打来电话说:阿雪,导演叫你回来。我嘴上逞强:回来干吗,我生意做得挺好的。他说,这次不是做场务了,是叫你回来做演员。我问还有谁啊,就听到他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任达华、黄秋生、吴镇宇、吕颂贤、张耀扬。我心想,靠!都是我偶像啊,怎么会有我呢?
第二天回到公司,看到几个偶像都在,感觉真的太棒了,像做梦一样,赶紧问我要演什么角色。制片说你的戏跟他们的戏是平均的。那时候我爱思考,马上问自己导演为什么会用我,最后我明白过来,这是导演给我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么多好演员,能够带我一下,带出来的林雪就不是今天这个林雪了,如果林雪不争气,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原来那个林雪。
压力当然很大,以往我在片场是“口水多过茶”,这部戏从第一天开始,我没讲过一句话。导演没有剧本,什么都没有,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还会被前辈说几句:“你他妈用功一点好不好?不要连累我们好不好?你试的时候是这样,拍的时候是另外一样,我们怎么配合你啊?”这话是吴镇宇老师说的,然后他还联合黄秋生一起不要理我,“他神经病,肯定是存心的。”后来镇宇跟秋生哥打赌说:“你看,我们俩争论半天,可能最后所有戏都在他身上。”秋生哥当然不信:“他怎么演得过我们?”到最后看了午夜场首映,大家出来,都不说话,看见我就瞪我一眼,然后走掉。我就告诉自己,我OK啦。现在想想特别有成就感。
在这部戏里我深深地领会到一点:什么才叫演员,什么才叫演戏,什么才叫职业。后来《枪火》入围了金像奖,我求上天不要颁这个奖给我,我很清楚自己还不够格,还不配提名,因为全是杜琪峰在教我怎么做,所有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说,杜琪峰是我银幕上的父亲,是他给了我银幕上的生命。所以我很幸运自己没有拿到奖,我才会一直演到现在。
杜导对演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拍《PTU》后巷摔倒那场戏时,导演要求不接镜头,一个镜头下来,而且一定要给人感觉摔得很疼,最好是直接摔死的感觉。这个镜头一共拍了48条,我从晚上十二点一直摔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最后导演说凑合吧,可能有一条可以用。摔完后我一个礼拜起不来。其实拍杜导的好多戏都是这样,受伤几率很高。拍《放逐》时要从楼上跳下来,导演很有经验,看我跳完后他拿着对讲机问“林雪看样子是受伤了吧,还能拍吗?”有人接话说“不能拍了,得送他去医院。”导演就说“那好吧,送他去医院,我们也下班了。”我两边韧带都撕裂过,膝盖骨也有问题。电影能够带给你很多开心的事情,也有许多痛苦的回忆。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只记住开心的事,痛苦的事儿也就是一下雨才会想起来。
放逐
我的演员生涯,如果用杜琪峰的一部电影来概括,就是“放逐”。杜琪峰就像教授,手下很多学生,学生毕业了就在社会上实习闯荡一段时间。当然,杜琪峰既然是我银幕上的爹,如果他召唤,儿子不回去就叫不孝。他拍《毒战》时我去探班,他就让我回来拍《毒战》,说是三月就能关机,结果一拍拍到了六月份,为此我推了两部电影。但这些损失一点也不冤,因为杜导的东西都是可以给你加分的。
在这个过程中被骂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了叫你记住疼在哪里。他会骂我“你学的什么东西,挤眉弄眼!戏是这样的吗?你给我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不要,我要的是内心的东西,你就做剧本里的角色就OK啦,你不要在他身上添了,整个戏就在你这里over,不道德!”我在外面不自然地受到一些坏的影响,回来他就会逐一逐一给我摘出来。所以每一次拍他的戏都是一次考试,多么棒!有那么好的导师,时不时地告诉你什么是对和错,给你当头一棍。
出演《单身男女》是我唯一一次没被杜导骂过。其实那个角色他心目中就是我,然后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试别的演员。到了要开拍的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跟副导演说:“哎,还是打给林雪吧。”于是我接到电话,要我赶次日八点的通告。这部戏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我,我演得也特别过瘾。收工那天,我问杜导:“听说你马上要拍下一部电影,有我吗?”导演不耐烦:“没有你啦,本来这部戏就不想用你的。”我又问:“你确定没有我了?那我就去拍《大魔术师》了。”“去拍吧,去拍吧。”结果在拍《大魔术师》时,再次接到副导演电话:“导演要用你十二天。”我跑去跟尔冬升导演说,尔导一口回绝:“还十二天?两天都给不了你。”过了几天又打来电话:“演一个修车的,四天。”我又跑去跟尔导说,尔导说:“都说两天都不行啦!”这次我只能破天荒地拒绝了“教授”的召唤。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是需要一些义气和孝道的。不是今天杜琪峰高高在上,我才这样说。有一天杜琪峰在家里种花养鸟,我可能也会跟他一起去种花养鸟。在工作上他是我的师傅,私底下我们是朋友,我希望维持这个关系,一直到永远永远。没有他就没有我,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我从去年开始进入内地拍片,其实我呆在香港,每年也有七八部电影可以拍,生活还算OK。但最终选择进入内地,也是想要挑战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被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接受。我出生在内地,去了香港,现在又回来,我是带了一些东西回来的。我想要衡量自己,带着学成归来的收获,能否在出生的地方再活一把,如果可以的话,就继续表演下去,不行的话,演一个路人甲都可以。
但这个圈子里有的人很敬业,有的人很混事。慢慢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像个混子。演的戏都是不知名的导演、不知名的投资、不知名的剧本,所有东西都很浮躁,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现在内地的感觉就像香港20世纪80年代,一个题材卖座,一窝蜂都做同一种东西,好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电影,很多导演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国内演员的演绎方式,跟香港演员是有一点差异的。我们讲电影是生活,要用最生活化的态度去对应角色,就是很简单很日常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夸大很多呢?我是没读过电影,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但我知道人的互动是什么,演员之间没有互动,有的时候我也挺痛苦的,你演你的,我演我的,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只能把自己这部分做到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工资,也算是做了自己的本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错吧,每天微博上都有人@我,有一个人说我演得好,我就为这一个人演呗。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有一个人说你OK,就很欣慰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导演,像《请叫我英雄》这部片子,导演傅咏是一个杜琪峰迷,他找到我时我正在拍《放逐》,我跟杜导说,你放我几个小时,我去深圳见个朋友。那天我穿着戏服去见的这个导演,相谈甚欢。他真的是很认真地去拍,用的是胶片,现在这么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人太少了。我喜欢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辛苦一点不怕,跟导演聊得来,有互动,大家都有冲劲有理想,这样出来的东西就会OK。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演员,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达到演员的标准。我贪玩,时常管不住自己,跟小朋友一样自私。好多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包括伟大的编剧韦家辉先生,我们彼此熟知,我的所有东西都在他们脑子里,所以电影里有70%是我本人,30%是我要去演的东西,我就把那70%做到最好,30%偶尔演一下,这样出来就很生动。我只是把它坚持下来,学会了怎么样去做一部电影里的一个棋子。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小人物乐观的生长,就像他的口头禅,
生活不过就是求一个“OK啦”。从他身上,我们也许能读懂香港,读懂香港电影。
大只佬
我是肥雪。1979年,我十五岁,辍学一年,跟着父母从天津搬来香港。那时我还不叫肥雪,只是一个语言不通、靠做苦力讨生活的后生仔。我送过外卖,在生果批发市场做过卸货工,后来到一家公司做学徒。这家公司中午包伙食,三菜一汤,另加一大锅饭。过去在天津,我们吃的米都是陈米,到了香港感觉米特别香,不用吃菜就能直接干掉一碗饭。因此每次吃饭,我都会吃很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才吃完。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电饭煲”。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去问师傅,师傅是福建人,也会说一些普通话,他告诉我,“电饭煲”就是普通话里“饭桶”的意思。
从那时候起,我下定决心要把广东话学好,不能让他们再随便给我起外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广东话,但发音不准,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外号—上海仔。
我那时总去一个台球社打台球,时常能看到一些电影演员、武术指导和导演。我人缘不错,跟他们慢慢就混熟了。他们见了我,往往招呼语都是:“上海仔你打完架啦?”有一次打完架,我从台球社跑掉了,回来之后遇见林正英师傅。他挺喜欢我,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今年多大?”“十八九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十八九岁还可以往外跑,二十八九你跑到哪儿呢?三十八九还要跑吗?为什么不做一件正当的事情?”我回答说:“我二十八九就不用跑了,我就做大哥啦。”正英师傅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正要拍一个电影,你过来做场务吧。”
第二天我就去他的片场上班。当时一个统筹来探班,搬来两箱冰镇西瓜,切好了放在那里给大家吃。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没有人动,心想这西瓜一会儿就该坏了,就很不客气地拿起一块自顾自地吃起来。统筹问制片说这个人是谁?制片说是场务。统筹就说,那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后来制片告诉了林正英导演,正英师傅说,他可能现在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你要教他怎么做他才会做。正好这时候有人叫“场务,搬高台!”我也不知道在叫谁,不理。制片跑过来问:“叫你场务你听不见?”我说:“我的名字又不叫场务,我叫上海仔。”制片不耐烦地一挥手:“以后叫场务就是你啦!”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场务。
所谓的高台,就是一个三尺或六尺高的木制架子,我一看傻眼,一个人怎么搬,起码要四个人。制片说你看一次人家怎么搬你就知道了。我就看到一个人把六尺高的架子架在背上,哗哗往里跑,大家都很积极投入工作,我也就学着怎么用巧劲去搬,这一搬,搬到最后我成了场务王。那部戏拍了一年零三个月,我从场务转到道具,又转到摄影组的小工,到后来每天的职位都不一样,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一部戏下来,没有人再叫我场务,每个人都叫我阿雪。好像阿雪一天不来上班,大家都特别想我,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等所有幕后的工作我都做过了,就觉得再钻下去最多也就做个灯光师、摄影师,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最大的兴趣是看演员怎么演戏,片场里场务做完事情了,一般大家就在外面玩玩扑克聊聊天,只留一个人在现场跟着擦擦桌子、捡捡烟头。我特别爱留在现场,没事时就看看导演怎么安排这场戏,看看剧本,琢磨这场戏应该怎么演。也是虚荣心驱使我去做一个演员的,因为我的表演欲特别强,在镜头前表演,演完之后听到大家掌声,我觉得很过瘾。
一个字头的诞生
当时正好杜琪峰和王晶做了“大都会”公司,这是“邵氏”旗下的一个电影公司,我就跟着杜琪峰去做了场务。在拍《两个只能活一个》时,我找到杜导,说想演戏。杜导回绝道:“你做着剧务想着演员,事情能做好吗?你先把账算好了,工资发好了,再去想别的事情。”等下了班,我又找到他,说我账算好了,工资也发完了,我还是想做演员。正好那部戏里有一场麻将馆的戏,杜导就叫我试着演了一个打麻将的群众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表演。
然后到了《非常突然》,杜导让我演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劫匪。他给我的指令很简单:你就是一个有口饱饭吃就很满足的劫匪,但你现在被抓住了,端到你面前一碟饭,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吃这口饭,这场戏你怎么演。那时候我还是剧务,还要去给自己去买饭。杜导说你要是觉得拍一条就OK,就买一盒,两条OK,你就买两盒,如果你要觉得拍很多条你才能OK,就给自己买很多盒,买什么饭,你自己想,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在买饭的路上就琢磨,最后买了一盒杂扒饭,因为杂扒饭里有牛排、猪排、鸡蛋、培根,还有一杯红茶,我在演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五样东西丰富表演,除此以外,我又给自己买了两只苹果。我一共买了两盒饭,但我心里笃定,一盒饭肯定足够了。
到开拍的时候,因为审讯室房间很小,导演只能在外面看监视器,这让我没有压力,再加上四周的光很黑,只有一盏台灯,什么也看不见,我入戏入得很快。当时完全没有剧本,对白都是自己想的,我跟刘青云就这样一路演下去,导演一直没有叫停。演到最后,我自己感觉青云哥有点跟不上了,导演这时候喊了停。出来时看到任达华、许绍雄还有好多演员都在围着看监视,见我出来大家一起鼓掌。那个场景我直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也是我到今天,一直想把戏演好演透的鼓励。杜导从来不会表扬演员,当时我看见他在监视器后面抬头一笑,我觉得自己OK了,考试及格了。
考试结束,我还得继续干剧务的活儿。拍完《非常突然》,我们马上又开机拍《真心英雄》,有一场戏在一个垃圾场,当时温度有四十多摄氏度,我在搬道具时突然中暑晕倒了。杜导后来找到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干一辈子体力活,最多做到制片,你还是向演员发展吧。你做演员OK,但一定要多学习、多努力。”
这时候公司遇到了一些财务问题,大家生活都不怎么样。杜导在《再见阿郎》里给了我一个角色,但原本我是要去演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吴孟达那个角色写剧本时是按照我的感觉来写的,周星驰在白板上写的第一个演员就是林雪,他给我的酬金很多,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但杜导要我留下来,继续做演员兼场务兼道具,我犹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把《喜剧之王》推掉了,还是决定做杜导这份工。因为我觉得钱虽然不多,大家一起努力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参与意见,有自己的idea。《再见阿郎》出来以后,是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我还带着公司的人在电影院做反偷拍反盗版,连自己的电影都没有看。半个月后,导演拿了一份英文报纸过来,给我念了一篇报道,那是国外一个挺有名的娱乐记者写的,他写道:“我本来是抱着看刘青云这个star的心态去看《再见阿郎》,但无意中,我的焦点就被旁边那个澳门司警带走了。我完全没有看青云表演,整部戏都是在看他,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听了后我嘴里说着小意思啦,心里其实想着:哇,牛逼!第一部电影,第一个角色,我选择对了! 大事件
命运往往如此,当你有感觉时,现实总会沿着另一条轨迹走。拍完《再见阿郎》公司经济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在拍《暗战》时,我穿上戏服做演员,脱下戏服是场务。为了拍这部片子,公司省之又省,不能多请两个场工。到最后真受不了了,拍摄还剩两天时我跟导演说我不做了,我要去做生意。导演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如果做得不好,还是回来拍电影吧。
我从电影圈消失了几个月,生意果然也做得不顺利,天天等着导演的电话。终于有一天,公司的经理打来电话说:阿雪,导演叫你回来。我嘴上逞强:回来干吗,我生意做得挺好的。他说,这次不是做场务了,是叫你回来做演员。我问还有谁啊,就听到他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任达华、黄秋生、吴镇宇、吕颂贤、张耀扬。我心想,靠!都是我偶像啊,怎么会有我呢?
第二天回到公司,看到几个偶像都在,感觉真的太棒了,像做梦一样,赶紧问我要演什么角色。制片说你的戏跟他们的戏是平均的。那时候我爱思考,马上问自己导演为什么会用我,最后我明白过来,这是导演给我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么多好演员,能够带我一下,带出来的林雪就不是今天这个林雪了,如果林雪不争气,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原来那个林雪。
压力当然很大,以往我在片场是“口水多过茶”,这部戏从第一天开始,我没讲过一句话。导演没有剧本,什么都没有,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还会被前辈说几句:“你他妈用功一点好不好?不要连累我们好不好?你试的时候是这样,拍的时候是另外一样,我们怎么配合你啊?”这话是吴镇宇老师说的,然后他还联合黄秋生一起不要理我,“他神经病,肯定是存心的。”后来镇宇跟秋生哥打赌说:“你看,我们俩争论半天,可能最后所有戏都在他身上。”秋生哥当然不信:“他怎么演得过我们?”到最后看了午夜场首映,大家出来,都不说话,看见我就瞪我一眼,然后走掉。我就告诉自己,我OK啦。现在想想特别有成就感。
在这部戏里我深深地领会到一点:什么才叫演员,什么才叫演戏,什么才叫职业。后来《枪火》入围了金像奖,我求上天不要颁这个奖给我,我很清楚自己还不够格,还不配提名,因为全是杜琪峰在教我怎么做,所有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说,杜琪峰是我银幕上的父亲,是他给了我银幕上的生命。所以我很幸运自己没有拿到奖,我才会一直演到现在。
杜导对演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拍《PTU》后巷摔倒那场戏时,导演要求不接镜头,一个镜头下来,而且一定要给人感觉摔得很疼,最好是直接摔死的感觉。这个镜头一共拍了48条,我从晚上十二点一直摔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最后导演说凑合吧,可能有一条可以用。摔完后我一个礼拜起不来。其实拍杜导的好多戏都是这样,受伤几率很高。拍《放逐》时要从楼上跳下来,导演很有经验,看我跳完后他拿着对讲机问“林雪看样子是受伤了吧,还能拍吗?”有人接话说“不能拍了,得送他去医院。”导演就说“那好吧,送他去医院,我们也下班了。”我两边韧带都撕裂过,膝盖骨也有问题。电影能够带给你很多开心的事情,也有许多痛苦的回忆。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只记住开心的事,痛苦的事儿也就是一下雨才会想起来。
放逐
我的演员生涯,如果用杜琪峰的一部电影来概括,就是“放逐”。杜琪峰就像教授,手下很多学生,学生毕业了就在社会上实习闯荡一段时间。当然,杜琪峰既然是我银幕上的爹,如果他召唤,儿子不回去就叫不孝。他拍《毒战》时我去探班,他就让我回来拍《毒战》,说是三月就能关机,结果一拍拍到了六月份,为此我推了两部电影。但这些损失一点也不冤,因为杜导的东西都是可以给你加分的。
在这个过程中被骂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了叫你记住疼在哪里。他会骂我“你学的什么东西,挤眉弄眼!戏是这样的吗?你给我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不要,我要的是内心的东西,你就做剧本里的角色就OK啦,你不要在他身上添了,整个戏就在你这里over,不道德!”我在外面不自然地受到一些坏的影响,回来他就会逐一逐一给我摘出来。所以每一次拍他的戏都是一次考试,多么棒!有那么好的导师,时不时地告诉你什么是对和错,给你当头一棍。
出演《单身男女》是我唯一一次没被杜导骂过。其实那个角色他心目中就是我,然后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试别的演员。到了要开拍的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跟副导演说:“哎,还是打给林雪吧。”于是我接到电话,要我赶次日八点的通告。这部戏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我,我演得也特别过瘾。收工那天,我问杜导:“听说你马上要拍下一部电影,有我吗?”导演不耐烦:“没有你啦,本来这部戏就不想用你的。”我又问:“你确定没有我了?那我就去拍《大魔术师》了。”“去拍吧,去拍吧。”结果在拍《大魔术师》时,再次接到副导演电话:“导演要用你十二天。”我跑去跟尔冬升导演说,尔导一口回绝:“还十二天?两天都给不了你。”过了几天又打来电话:“演一个修车的,四天。”我又跑去跟尔导说,尔导说:“都说两天都不行啦!”这次我只能破天荒地拒绝了“教授”的召唤。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是需要一些义气和孝道的。不是今天杜琪峰高高在上,我才这样说。有一天杜琪峰在家里种花养鸟,我可能也会跟他一起去种花养鸟。在工作上他是我的师傅,私底下我们是朋友,我希望维持这个关系,一直到永远永远。没有他就没有我,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我从去年开始进入内地拍片,其实我呆在香港,每年也有七八部电影可以拍,生活还算OK。但最终选择进入内地,也是想要挑战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被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接受。我出生在内地,去了香港,现在又回来,我是带了一些东西回来的。我想要衡量自己,带着学成归来的收获,能否在出生的地方再活一把,如果可以的话,就继续表演下去,不行的话,演一个路人甲都可以。
但这个圈子里有的人很敬业,有的人很混事。慢慢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像个混子。演的戏都是不知名的导演、不知名的投资、不知名的剧本,所有东西都很浮躁,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现在内地的感觉就像香港20世纪80年代,一个题材卖座,一窝蜂都做同一种东西,好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电影,很多导演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国内演员的演绎方式,跟香港演员是有一点差异的。我们讲电影是生活,要用最生活化的态度去对应角色,就是很简单很日常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夸大很多呢?我是没读过电影,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但我知道人的互动是什么,演员之间没有互动,有的时候我也挺痛苦的,你演你的,我演我的,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只能把自己这部分做到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工资,也算是做了自己的本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错吧,每天微博上都有人@我,有一个人说我演得好,我就为这一个人演呗。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有一个人说你OK,就很欣慰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导演,像《请叫我英雄》这部片子,导演傅咏是一个杜琪峰迷,他找到我时我正在拍《放逐》,我跟杜导说,你放我几个小时,我去深圳见个朋友。那天我穿着戏服去见的这个导演,相谈甚欢。他真的是很认真地去拍,用的是胶片,现在这么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人太少了。我喜欢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辛苦一点不怕,跟导演聊得来,有互动,大家都有冲劲有理想,这样出来的东西就会OK。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演员,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达到演员的标准。我贪玩,时常管不住自己,跟小朋友一样自私。好多东西都是杜琪峰给我的,包括伟大的编剧韦家辉先生,我们彼此熟知,我的所有东西都在他们脑子里,所以电影里有70%是我本人,30%是我要去演的东西,我就把那70%做到最好,30%偶尔演一下,这样出来就很生动。我只是把它坚持下来,学会了怎么样去做一部电影里的一个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