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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派来的老頑童
憨憨是我爷最小的弟弟，我该叫他四爷爷。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四爷爷，我同辈的孩子也没有人叫过，就是我爸那辈该叫他四叔，也都没人叫。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他憨憨。
我的老家在山西农村，我自小在西安城里长大，我对城市的感情要比老家深多了。但我对老家也是有一些情感的。我小时候回过几次老家，一住好久，对老家的人和事有记忆，有情感。
我们老家把智商低的人叫作憨憨。憨憨的智商顶多五六岁孩子的水平。他跟着我爷爷一家生活，也就是跟着他大哥大嫂生活。
我在老家住时，我们吃一锅饭，是一家人。他在家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比如担粪、挑水、喂牛，吃饭从来不上桌，也没人搭理他。我那时太小，也不去多想，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憨憨理所当然干最重最脏的活，理所当然不上饭桌，我们理所当然不和他说话。
憨憨会说话，但是他很少说话，他从不和人交流，我不知道他是不需要，还是不会交流。他只在挨骂时，嘟嘟囔囔几句，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但从表情看，他很生气。他挨骂的原因永远都是两种：一种是把活没干好;另一种是把哪家的孩子惹了，人家孩子告他的状。我见过我爷爷教训憨憨的情景。
那次，憨憨看见门口有几个孩子拿着好看的纸片片玩，就拿走了一张，孩子要他不给，于是孩子们给我爷告状。我爷是一家之长，披着棉衣，站在院子里，威风凛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院子是长方形的，地面是铺了砖的，房子和院子之间有一层台阶，院子在台阶下。院子后面，有一个小后院，厕所就在那里。旁边有一棵树，树枝伸进了厕所，有时候会碰到身体。我看见憨憨挑着满满两桶大粪，穿过院子，往大门口走。
娃娃们一告状，我爷就怒了，骂憨憨：你惹娃娃干啥？憨憨在我爷面前，从来不敢嘟囔半句，乖乖地站在一旁。我爷骂着骂着，觉得不解气，想踢憨憨一脚，踢的那条腿都已经抬起来了，却又突然放下了。憨憨不知道啊，以为会踢到他，吓得双腿一抖。那情景就和小孩子挨打时一模一样。憨憨那时至少也五十多岁了，一个小老头，他害怕的样子，和孩子一模一样。憨憨从来不记骂不记打，下次还会和娃娃们抢东西，娃娃们还会告状，我家人还会骂憨憨。憨憨的一生中，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就只有和孩子抢东西玩这一件事情了，他乐此不疲。
我爸十五岁从山西农村老家过了黄河，来到西安，从此在西安扎下根。我不知道憨憨记不记得我爸，他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又为什么跑到他家吃饭睡觉呢？大人都不和他说话，我也不和他说话。我只看他，他有时也看我。他的眼里好像没有好奇，好像知道我是谁。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对我笑过一次。他看我的眼神，我现在都记得。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时，憨憨已经住到我二叔家了。我爷把家分了，憨憨由我二叔养老送终。憨憨也就搬到我二叔家了。二叔家离我爷家很近，隔一条半巷子。我经常在两家之间跑来跑去，有时传个话，叫个人。
憨憨跟了我二叔后，依然干着家里最脏最重的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我二叔脾气不好，特别火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扇了憨憨一耳光。当时我在场，我记得那清脆的声音，还记得憨憨终于说清楚了一句话：打什么打！憨憨不会还手，他从来不打人，更不会骂人，只会拿走小孩子一些好玩儿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爷坐在了我二叔家里，对我二叔说：不管怎样，那是你叔，你不能打他！我现在才理解了，为什么我爷抬起腿想踢憨憨又收回了，不管怎样，不管憨憨怎样傻，那是他的亲弟弟呀！
憨憨活到六十多岁就去世了，好像走得很快，没受什么罪。我二叔为他送了终。
憨憨这一生，除了傻，也有快乐。他的快乐来自与孩子们抢玩具的时候。一次，他抢到了一张糖纸，然后对着阳光看那跳跃的色彩，看得极其着迷，还带着微笑。
憨憨的生命，虽卑微如草芥，但是和我们一样，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促使我写憨憨的原因是，前几天，我儿子问我，老家都有谁？我突然想起了憨憨，还对儿子讲了几件憨憨的事情。讲完，心里沉甸甸的。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也就是最后一次见到憨憨，是在三十三年前。三十三年后，儿子的问题再次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我无法逃避，以此怀念他。
我想，在这世上，上帝对人类是有分工的，有夏娃，有亚当，有英雄，有凡人，有聪明人，也有——憨憨。
我家憨憨，就是上帝派来人间当老顽童的。
涝池
老家村子的中间，有一个涝池。涝池里的水曾生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涝池水不清，有人洗衣，有人挑水，有人牵来牲口让它饮水。水烧开后，有很厚的白色沉淀物，还有一股重重的泥土味道。
我的二爷家在村道的中间。二爷个子矮小，那时年纪并不大，但看上去很老。二爷家的日子，在村里是被人瞧不起的，原因是他没有儿子。他曾经是有过儿子的，两个长得特别帅的儿子，活蹦乱跳，一个坐在拖拉机司机旁边的位置上，被甩下去后，又被车轮轧死;另一个则是在夏天很热的一天，跳入涝池里游泳，淹死了。没有了儿子的二爷特别悲伤，这辈子没了指望，从此家不成家，人不成人。
有一年春节，我们一家回老家，我和我妈我爸去二爷家看他。二爷一脸的笑容，深深的皱纹刀刻似的。他家孤清得太久了，我们去了，他特别高兴，拿出了给过年备的一些食物，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他那笑容，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们没在他家吃饭，实则因为他家不卫生。家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是在凑合，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儿子的日子，二爷只剩下了凑合。我爸妈走的时候，给二爷爷留了五块钱。五块钱在当时能买不少东西。二爷接过了钱，他的笑更深了。然而，笑着笑着，眼泪就涌了出来。
后来，我给我爷说了我爸妈给二爷五块钱的事情。我爷不语，望着远处，满脸的深意，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我们一家在西安城里，和老家的人离得远，对二爷的同情要比村里的本家亲戚重得多。我们觉得他太可怜了，他说话时的表情特别卑微，跟我爷在家里家外的气势不可比拟。我爷给我讲二爷的两个儿子之死时，语气平淡至极，像在说一头牛的遭遇。 每次回老家，我都去涝池，看姑娘们边洗衣边评论谁纳的鞋垫漂亮;看挑水的男人不卸扁担，把桶甩到池里，然后一使劲就提出满满的一桶水;看牛被牵到池边后，低下头畅饮，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的样子。
我家有两头牛，它们的圈就在门道里。最初，我进出院子时还很害怕，后来就不害怕了，牛其实很温柔。我小时候和牛羊马猪的接近，都是在老家住的那些日子里。现在回想起来，挺珍贵的。
我叔他们都喝生水。从水缸中舀出半瓢，仰起头，咕咚咕咚大口喝。涝池中担回的水，除了做饭用，我叔还拿来饮牛。我叔从来不把牛牵到涝池边饮水。
我最喜欢看牛喝水。我叔对我说，牛喝水不能叫喝，应该叫饮。满满两桶水，给桶底放一个棕色圆饼样的东西，牛就喝得特别香，一吸气多半桶就没了，再吸气一桶就干了。牛饮水时用的气息非常均匀，所以声音很耐听，滋滋滋、滋滋滋，很有节奏，一点儿也不乱。一头牛一次能喝两桶水。我问我叔水桶里放的什么东西，我叔当时告诉了我，但我后来忘了。我想，应该是类似人吃的糖类的东西吧，放进水里，味道会更好。
人畜赖以生存的涝池，混杂着天上的雨水、冬天的雪水，还有我二爷那个村里人提起来，都说漂亮得没法说的、活蹦乱跳的十八岁儿子的生命。但村里人没有人嫌水脏，嫌不吉利，涝池就是水，水就是涝池，特别简单，毫无旁念。他们每个人都能边喝涝池的水，边说二爷那溺水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涝池干了。
那一年，我在老家过暑假。涝池干了，村里人慌了，急了，连夜到外村取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深夜里都传来水车轱辘轧过村道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吱扭……那水车一点儿也不像兰州城大水车那么沧桑和雄壮，车行走时发出沉重的声音，还伴着拉车人和推车人的喘息。为了水，村人还有我的家人，都在深夜里去拉水。我现在回忆起那时的场景，觉得那是在进行着一场抢水之战，有些艰苦绝伦的意思。
旱情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老天终于仁慈了，又开始连续下雨。下雨时，村里人在欢呼，在庆贺胜利，犹如打了一场胜仗。涝池，也缓过劲了，水慢慢地涌出来，水位线一日高过一日。
又过了好些年，村里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从此结束了喝涝池水的日子。无人再去涝池挑水了，也没有牛去饮水了，因为后来村人都种果树，并已成了气候，靠果树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没人再好好地种地了，所以牲口也渐渐没有了。池边依然有洗衣的人，涝池的水宽，洗起来方便。
我三十三年没有回过老家了，难以想象，涝池现在怎么样了？
我二爷早已与他那漂亮的两个儿子团圆了。想来，二爷该真高兴了，笑起来不会再哭了。
小婶
我小叔把小婶娶回家的那天，我在场。
那天，我小叔身披红绸，骑着高头大马，在村部门口的空地上，和同样身披红绸的小婶举行了婚礼仪式。我那时大约八九岁，挤到人群里看热闹，就觉得马好高，骑在马上的小婶更高。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叔和小婶的新婚之夜。那天晚上，小小的新房里，挤满了青壮年男人，不是本家亲戚就是邻居，我都熟。我也在新房里。我现在依然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家里人让我一个小孩子看闹新房呢？我在新房里不断地纠正那些人说的怪话，可我越是纠正，他们越说反话。我那时太小，不懂得他们是故意的。
我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向小婶要“烧炕风子”。老家把新娘子给的烧炕红包叫“烧炕风子”，由烧炕人向新娘要。我不好意思开口向陌生的小婶要，好不容易开了口，小婶递给了我一个红包。我拆开一看，只有一分钱，太少了，太让人失望了。闹洞房的人怂恿我再要，我就再要。要了半天，又给了一个，一看又是一分钱！这个小婶，太小气了，我有点不喜欢她。
小婶和小叔两个人都脱了鞋，坐在炕上，小婶的脸绷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没有一点儿新婚的喜悦。小叔在闹洞房的人要求下，迫不得已靠近小婶，他一靠近，小婶就向一边闪。在闹哄哄的聲音中，窗外突然传来几句厉声厉语，小婶像猫突然发现周围有不安全因素那样，竖起耳朵，转动眼珠，头偏向院子，极力想听清外面的人说什么。我跑了出去，只见我爷和我奶在大声说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弄得人紧张。我仍惦记着继续向小婶要“烧炕风子”，就又跑回新房了。
第二天，小婶回娘家，竟然带上了我。我高兴地去了。她的娘家和我家隔了几个村子，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她和小叔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她带着我，一路颠簸，一路下坡，到了她的娘家。
她家的院子很干净，她把我带到厦屋，取下屋顶吊着的一只竹篮，从里面拿出一个蒸馍给我吃。我接馍时，突然看到了她眼里的泪花。后来，听说她的父亲去世不久，所以她很悲伤。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敢问。
小婶长得挺漂亮的，皮肤很白，眼睛大大的，眼珠是黄色的，个子很高，比我小叔要高一点儿，她的骨架很大，一双手又大又粗糙。自从过了新婚之夜，她无论干什么，都带着我。
在小婶嫁给我叔的那个寒假里，她带我去逐家逐户地收鸡蛋。那时谁家需要鸡蛋，就挎上竹篮，去本村或外村人家里购买。每到一家，一进院门就大声地问：你屋有鸡蛋没？我学着山西方言，也结结巴巴地问：你屋有……有……鸡蛋没？小婶笑得肚子疼。
她喜欢和我说话，问我城里的很多事情。一些我能回答，还有一些我回答不了，回答不了的，我就用陕西话说：我可知道！意思是我怎么知道。她记住了我这个口头禅，有时，我还没说出来，她抢先学着我的陕西话，替我说：我可知道！然后她就笑。
她其实很爱笑，完全和新婚之夜那天不一样。有一次，她去邻居家纳鞋底，我陪了她一会儿，就跑回去了。我奶做好了饭，让我叫她吃饭，我就去叫她。刚走到邻居院子门口，她就出来了，一手拿着正在纳的鞋底，一手举起纳鞋的针，向上一扬，笑着说：就知道你来叫我吃饭了，走！回！
小婶的屋子干净，尤其是炕上，有一股香香的味道。我就喜欢睡在她的炕上，经常想方设法地赖在她的炕上，不回我和我奶住的房间睡觉。我们老家有个习惯，冬天进别人家，先脱鞋上炕，把腿和脚放在被子里暖和，来几个人炕上就坐几个人。 老家的热炕，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发馍。把馍揉好后，一个个整齐地放在炕上，再盖上被子捂。我总是很好奇，经常悄悄地掀起被子，看那圆圆的馍，孩子般地躺在被子里长大的样子。
白天迎接客人的热炕，晚上主人用来睡觉，床单和被子是不更换的。但我小婶换，她在晚上会换上睡觉的床单和被子，所以她的炕没有异味，我经常赖在那里不走。有一天傍晚，二叔的女儿杏子，叫我晚上住在她家。杏子比我小一岁，在老家时是我的玩伴。杏子对我很亲，总是叫我“洁洁”。老家的人把姐发音为“洁”。杏子长大后嫁了本村一个男人，一次他们打架，杏子竟被丈夫砍伤，也就离了婚。杏子叫我，我装作没听见，她就摇我的胳膊，我装睡着。后来，杏子非常失望地走了。第二天，我以为杏子不理我了，哪知她一大早就来找我这个“洁洁”玩儿了。她问我为什么不去她家，我告诉她，我就想睡在小婶那香香的炕上。
过了几年，学校放暑假，我又回到了老家。那个假期真愉快。小婶带我去赶集，集市在五里之外。我穿着她的黄色军裤，屁股后面有两个用缝纫机轧得整整齐齐的大圆补丁。我和她一人骑着一辆车子去赶集。我们在拥挤的集市里逛，看到卖牛的，小婶就给我说，小叔有一次在集市上，竟然买回去一头瞎牛，我爷骂他：我看是你瞎了！不是牛瞎了！
小婶还带我去地里，给苞谷松土。苞谷那时长得和我一样高了，根部干干的，有裂缝，她手把手教我用锄把根部的土一松。我俩并排锄地。那是我第一次干农活，第一次像个农人般，在大太阳下挥汗如雨。一个上午过去了，锄完了苞谷地，我学她的样子，把锄扛在肩上，收工回家吃饭。走到半路上，有一驾马车经过我们，架车人跟小婶熟，让我们上车。于是，我俩上了马车。马儿一颠儿一颠儿地向前跑，凉风就迎面而来，令人无比舒适，大有归去来兮的意境。
小婶教我拉架子车，我没学会。村里不管姑娘媳妇，都会拉架子车。夏天，姑娘媳妇们都穿着一件汗衫，里面不穿内衣，架子车上宽宽的带子斜挎在肩上，两手拉着车把，像男人一样身体向前拉车。我试了，我拉不动，小婶就不让我拉了。她拉车时，我坐在车帮上，边和她说话，边看她身体前倾用劲的样子。
小婶和我叔一直没有孩子，为此，还到西安城里医院看过，医生说，不可能有生育的希望。杏子告诉我，小婶从城里回去后，整整哭了一个月。
不久，小婶领养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我见过，长得真漂亮，和她很像。又过了几年，小婶香香的炕上，又躺着一个可爱的男孩。小女孩已经三四岁了，在炕边不断拨动男孩的小鸡鸡玩儿。
成年之后的我，不再回老家，和小婶也没再见过面。如今，她也该六十岁了。
小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雪倩。
小叔
小叔长一张娃娃脸，圆圆的眼睛，个子不高。
很多年前，他是队里的会计。那时，每个夏天的傍晚，在我家长方形的院子里，一张小桌前，围坐着队里的几个干部，他们一起算账。算什么账，我不知道，但小叔神采飞扬，手指翻飞，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地响，且边打边说，直到月色溶溶。
小叔的方言是老家人中最难懂的。他说得快，每个字吐得不重，但连在了一起，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串串外文。每当他和队干部算账时，我从他的话语里连一个数字都找不到。
我那时觉得小叔好神气，能把算盘打得又快又准，村里那么多人，就他能当会计，我有些羡慕。
又一个暑假，我回到老家，发现门道的牛圈已经没有了，搬到另一处了，门道变成了打铁的地方。
那时，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叔就失去了生产队里人人羡慕的会计工作。除了种地，小叔靠打铁挣一点盐醋钱。
老家虽在乡下，但夏天也是非常闷热的。三伏天里，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傍晚端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恰巧从田野来的风，穿过门道，到达人身上，啊，顿觉此乃天上人间。眼前陆续走过收工的农人，牵着晚霞而归，遂又觉身处世外，在欣赏着人间日暮的宁静。
小叔清晨六点开始打铁，打到十点，吃早饭。然后避过中午的炎热，下午接着打。一天打两次。他打铁时，穿上破烂的衣服，一条没有颜色的毛巾挂在脖子上。
他用最传统的方式打铁。一手拉风箱，一手用钳子夹着一根直径两三公分的铁棍，把铁棍投到火里烧，然后用劲拉风箱加大火力。铁棍烧一会儿后，夹出来，拉风箱的手立即拎起铁锤，使劲砸铁棍，把它砸成“U”字型铁钉。一个铁钉要反反复复烧砸几次，还要淬火，提高硬度、耐磨性和韧性。铁钉是给牲口用的。这么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小叔要打好一会儿才能出一个。经过一上午，我看见地上散放着二三十个铁钉。
小叔一边打铁一边趁机擦汗。我站在旁边看，站一会儿就受不了那种热。我问小叔，打好的铁钉，干什么用？小叔说：卖呀，五分钱一个。
那个夏天，我每天都看小叔打铁，不觉得他辛苦，只觉得他坐在小凳上面对着一团烈火，会很热、很烤。小叔本来不黑，打一个夏天的铁，就变得又黑又亮，完全不同于几年前神采飞扬，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小叔了。
有一年，小叔和小婶来西安城里，小婶想买一件紫红色乔其沙衬衣，小叔不高兴，嘟嘟囔囔说：穿那能咋！我在一边帮着小婶说话。我说：就一件衣服么，二十元钱，那么小气，不让人买！小婶最终买了。买回后，她极其节省地穿。炎热的天气，她穿了之后，把衣服挂在屋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接着穿。我很好奇，夏天的衣服应该天天洗呀！但小婶舍不得洗，好似嫁衣一样珍惜着穿。
三十三年后，当我把小叔打铁和小婶紫红色乔其莎衣服联系到一起时，才明白了，二十元钱，小叔要打四百个铁钉，四百個铁钉要在烈火前炙烤多少个日夜呀！小叔当然不同意小婶买。小婶也明白衣服来之不易，所以穿得特别小心。
小叔和大多数的儿子一样，成家了就和母亲没有话了。有一次，我和奶奶从老家回西安，小叔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离上车的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候车室里等。几个小时，小叔都在一旁踱步，有时到外面吸一支烟。他和他的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说。火车终于来了，我和奶奶上了车，他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不知为什么，上了火车后，我就想起了以前，夏天的傍晚，他坐在院里，手指翻飞，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说出一串又一串的话来。
有一年，村里一家人承包土地种苹果树获得收益后，村里人纷纷开始种苹果。小叔也包了一大片地。
我去过他的果园。苹果那时还没完全红，也没熟透，但小叔慷慨地对我说：尽管吃！果子多得很！于是，我学着小叔的样子，摘一个在裤子上把灰一蹭，就吃起来。味道不错，清脆酸甜。我那天吃了很多，吃得晚上拉起了肚子。
此后，小叔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的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我在城里，偶尔还能尝到他托人从老家带来的苹果。他再也没有摸过算盘，打铁的日子也一去不返。我想问问他和小婶，还记得那件紫红色乔其纱衬衣吗？
责任编辑：井 慧
憨憨是我爷最小的弟弟，我该叫他四爷爷。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四爷爷，我同辈的孩子也没有人叫过，就是我爸那辈该叫他四叔，也都没人叫。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他憨憨。
我的老家在山西农村，我自小在西安城里长大，我对城市的感情要比老家深多了。但我对老家也是有一些情感的。我小时候回过几次老家，一住好久，对老家的人和事有记忆，有情感。
我们老家把智商低的人叫作憨憨。憨憨的智商顶多五六岁孩子的水平。他跟着我爷爷一家生活，也就是跟着他大哥大嫂生活。
我在老家住时，我们吃一锅饭，是一家人。他在家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比如担粪、挑水、喂牛，吃饭从来不上桌，也没人搭理他。我那时太小，也不去多想，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憨憨理所当然干最重最脏的活，理所当然不上饭桌，我们理所当然不和他说话。
憨憨会说话，但是他很少说话，他从不和人交流，我不知道他是不需要，还是不会交流。他只在挨骂时，嘟嘟囔囔几句，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但从表情看，他很生气。他挨骂的原因永远都是两种：一种是把活没干好;另一种是把哪家的孩子惹了，人家孩子告他的状。我见过我爷爷教训憨憨的情景。
那次，憨憨看见门口有几个孩子拿着好看的纸片片玩，就拿走了一张，孩子要他不给，于是孩子们给我爷告状。我爷是一家之长，披着棉衣，站在院子里，威风凛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院子是长方形的，地面是铺了砖的，房子和院子之间有一层台阶，院子在台阶下。院子后面，有一个小后院，厕所就在那里。旁边有一棵树，树枝伸进了厕所，有时候会碰到身体。我看见憨憨挑着满满两桶大粪，穿过院子，往大门口走。
娃娃们一告状，我爷就怒了，骂憨憨：你惹娃娃干啥？憨憨在我爷面前，从来不敢嘟囔半句，乖乖地站在一旁。我爷骂着骂着，觉得不解气，想踢憨憨一脚，踢的那条腿都已经抬起来了，却又突然放下了。憨憨不知道啊，以为会踢到他，吓得双腿一抖。那情景就和小孩子挨打时一模一样。憨憨那时至少也五十多岁了，一个小老头，他害怕的样子，和孩子一模一样。憨憨从来不记骂不记打，下次还会和娃娃们抢东西，娃娃们还会告状，我家人还会骂憨憨。憨憨的一生中，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就只有和孩子抢东西玩这一件事情了，他乐此不疲。
我爸十五岁从山西农村老家过了黄河，来到西安，从此在西安扎下根。我不知道憨憨记不记得我爸，他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又为什么跑到他家吃饭睡觉呢？大人都不和他说话，我也不和他说话。我只看他，他有时也看我。他的眼里好像没有好奇，好像知道我是谁。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对我笑过一次。他看我的眼神，我现在都记得。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时，憨憨已经住到我二叔家了。我爷把家分了，憨憨由我二叔养老送终。憨憨也就搬到我二叔家了。二叔家离我爷家很近，隔一条半巷子。我经常在两家之间跑来跑去，有时传个话，叫个人。
憨憨跟了我二叔后，依然干着家里最脏最重的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我二叔脾气不好，特别火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扇了憨憨一耳光。当时我在场，我记得那清脆的声音，还记得憨憨终于说清楚了一句话：打什么打！憨憨不会还手，他从来不打人，更不会骂人，只会拿走小孩子一些好玩儿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爷坐在了我二叔家里，对我二叔说：不管怎样，那是你叔，你不能打他！我现在才理解了，为什么我爷抬起腿想踢憨憨又收回了，不管怎样，不管憨憨怎样傻，那是他的亲弟弟呀！
憨憨活到六十多岁就去世了，好像走得很快，没受什么罪。我二叔为他送了终。
憨憨这一生，除了傻，也有快乐。他的快乐来自与孩子们抢玩具的时候。一次，他抢到了一张糖纸，然后对着阳光看那跳跃的色彩，看得极其着迷，还带着微笑。
憨憨的生命，虽卑微如草芥，但是和我们一样，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促使我写憨憨的原因是，前几天，我儿子问我，老家都有谁？我突然想起了憨憨，还对儿子讲了几件憨憨的事情。讲完，心里沉甸甸的。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也就是最后一次见到憨憨，是在三十三年前。三十三年后，儿子的问题再次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我无法逃避，以此怀念他。
我想，在这世上，上帝对人类是有分工的，有夏娃，有亚当，有英雄，有凡人，有聪明人，也有——憨憨。
我家憨憨，就是上帝派来人间当老顽童的。
涝池
老家村子的中间，有一个涝池。涝池里的水曾生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涝池水不清，有人洗衣，有人挑水，有人牵来牲口让它饮水。水烧开后，有很厚的白色沉淀物，还有一股重重的泥土味道。
我的二爷家在村道的中间。二爷个子矮小，那时年纪并不大，但看上去很老。二爷家的日子，在村里是被人瞧不起的，原因是他没有儿子。他曾经是有过儿子的，两个长得特别帅的儿子，活蹦乱跳，一个坐在拖拉机司机旁边的位置上，被甩下去后，又被车轮轧死;另一个则是在夏天很热的一天，跳入涝池里游泳，淹死了。没有了儿子的二爷特别悲伤，这辈子没了指望，从此家不成家，人不成人。
有一年春节，我们一家回老家，我和我妈我爸去二爷家看他。二爷一脸的笑容，深深的皱纹刀刻似的。他家孤清得太久了，我们去了，他特别高兴，拿出了给过年备的一些食物，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他那笑容，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们没在他家吃饭，实则因为他家不卫生。家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是在凑合，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儿子的日子，二爷只剩下了凑合。我爸妈走的时候，给二爷爷留了五块钱。五块钱在当时能买不少东西。二爷接过了钱，他的笑更深了。然而，笑着笑着，眼泪就涌了出来。
后来，我给我爷说了我爸妈给二爷五块钱的事情。我爷不语，望着远处，满脸的深意，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我们一家在西安城里，和老家的人离得远，对二爷的同情要比村里的本家亲戚重得多。我们觉得他太可怜了，他说话时的表情特别卑微，跟我爷在家里家外的气势不可比拟。我爷给我讲二爷的两个儿子之死时，语气平淡至极，像在说一头牛的遭遇。 每次回老家，我都去涝池，看姑娘们边洗衣边评论谁纳的鞋垫漂亮;看挑水的男人不卸扁担，把桶甩到池里，然后一使劲就提出满满的一桶水;看牛被牵到池边后，低下头畅饮，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的样子。
我家有两头牛，它们的圈就在门道里。最初，我进出院子时还很害怕，后来就不害怕了，牛其实很温柔。我小时候和牛羊马猪的接近，都是在老家住的那些日子里。现在回想起来，挺珍贵的。
我叔他们都喝生水。从水缸中舀出半瓢，仰起头，咕咚咕咚大口喝。涝池中担回的水，除了做饭用，我叔还拿来饮牛。我叔从来不把牛牵到涝池边饮水。
我最喜欢看牛喝水。我叔对我说，牛喝水不能叫喝，应该叫饮。满满两桶水，给桶底放一个棕色圆饼样的东西，牛就喝得特别香，一吸气多半桶就没了，再吸气一桶就干了。牛饮水时用的气息非常均匀，所以声音很耐听，滋滋滋、滋滋滋，很有节奏，一点儿也不乱。一头牛一次能喝两桶水。我问我叔水桶里放的什么东西，我叔当时告诉了我，但我后来忘了。我想，应该是类似人吃的糖类的东西吧，放进水里，味道会更好。
人畜赖以生存的涝池，混杂着天上的雨水、冬天的雪水，还有我二爷那个村里人提起来，都说漂亮得没法说的、活蹦乱跳的十八岁儿子的生命。但村里人没有人嫌水脏，嫌不吉利，涝池就是水，水就是涝池，特别简单，毫无旁念。他们每个人都能边喝涝池的水，边说二爷那溺水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涝池干了。
那一年，我在老家过暑假。涝池干了，村里人慌了，急了，连夜到外村取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深夜里都传来水车轱辘轧过村道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吱扭……那水车一点儿也不像兰州城大水车那么沧桑和雄壮，车行走时发出沉重的声音，还伴着拉车人和推车人的喘息。为了水，村人还有我的家人，都在深夜里去拉水。我现在回忆起那时的场景，觉得那是在进行着一场抢水之战，有些艰苦绝伦的意思。
旱情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老天终于仁慈了，又开始连续下雨。下雨时，村里人在欢呼，在庆贺胜利，犹如打了一场胜仗。涝池，也缓过劲了，水慢慢地涌出来，水位线一日高过一日。
又过了好些年，村里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从此结束了喝涝池水的日子。无人再去涝池挑水了，也没有牛去饮水了，因为后来村人都种果树，并已成了气候，靠果树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没人再好好地种地了，所以牲口也渐渐没有了。池边依然有洗衣的人，涝池的水宽，洗起来方便。
我三十三年没有回过老家了，难以想象，涝池现在怎么样了？
我二爷早已与他那漂亮的两个儿子团圆了。想来，二爷该真高兴了，笑起来不会再哭了。
小婶
我小叔把小婶娶回家的那天，我在场。
那天，我小叔身披红绸，骑着高头大马，在村部门口的空地上，和同样身披红绸的小婶举行了婚礼仪式。我那时大约八九岁，挤到人群里看热闹，就觉得马好高，骑在马上的小婶更高。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叔和小婶的新婚之夜。那天晚上，小小的新房里，挤满了青壮年男人，不是本家亲戚就是邻居，我都熟。我也在新房里。我现在依然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家里人让我一个小孩子看闹新房呢？我在新房里不断地纠正那些人说的怪话，可我越是纠正，他们越说反话。我那时太小，不懂得他们是故意的。
我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向小婶要“烧炕风子”。老家把新娘子给的烧炕红包叫“烧炕风子”，由烧炕人向新娘要。我不好意思开口向陌生的小婶要，好不容易开了口，小婶递给了我一个红包。我拆开一看，只有一分钱，太少了，太让人失望了。闹洞房的人怂恿我再要，我就再要。要了半天，又给了一个，一看又是一分钱！这个小婶，太小气了，我有点不喜欢她。
小婶和小叔两个人都脱了鞋，坐在炕上，小婶的脸绷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没有一点儿新婚的喜悦。小叔在闹洞房的人要求下，迫不得已靠近小婶，他一靠近，小婶就向一边闪。在闹哄哄的聲音中，窗外突然传来几句厉声厉语，小婶像猫突然发现周围有不安全因素那样，竖起耳朵，转动眼珠，头偏向院子，极力想听清外面的人说什么。我跑了出去，只见我爷和我奶在大声说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弄得人紧张。我仍惦记着继续向小婶要“烧炕风子”，就又跑回新房了。
第二天，小婶回娘家，竟然带上了我。我高兴地去了。她的娘家和我家隔了几个村子，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她和小叔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她带着我，一路颠簸，一路下坡，到了她的娘家。
她家的院子很干净，她把我带到厦屋，取下屋顶吊着的一只竹篮，从里面拿出一个蒸馍给我吃。我接馍时，突然看到了她眼里的泪花。后来，听说她的父亲去世不久，所以她很悲伤。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敢问。
小婶长得挺漂亮的，皮肤很白，眼睛大大的，眼珠是黄色的，个子很高，比我小叔要高一点儿，她的骨架很大，一双手又大又粗糙。自从过了新婚之夜，她无论干什么，都带着我。
在小婶嫁给我叔的那个寒假里，她带我去逐家逐户地收鸡蛋。那时谁家需要鸡蛋，就挎上竹篮，去本村或外村人家里购买。每到一家，一进院门就大声地问：你屋有鸡蛋没？我学着山西方言，也结结巴巴地问：你屋有……有……鸡蛋没？小婶笑得肚子疼。
她喜欢和我说话，问我城里的很多事情。一些我能回答，还有一些我回答不了，回答不了的，我就用陕西话说：我可知道！意思是我怎么知道。她记住了我这个口头禅，有时，我还没说出来，她抢先学着我的陕西话，替我说：我可知道！然后她就笑。
她其实很爱笑，完全和新婚之夜那天不一样。有一次，她去邻居家纳鞋底，我陪了她一会儿，就跑回去了。我奶做好了饭，让我叫她吃饭，我就去叫她。刚走到邻居院子门口，她就出来了，一手拿着正在纳的鞋底，一手举起纳鞋的针，向上一扬，笑着说：就知道你来叫我吃饭了，走！回！
小婶的屋子干净，尤其是炕上，有一股香香的味道。我就喜欢睡在她的炕上，经常想方设法地赖在她的炕上，不回我和我奶住的房间睡觉。我们老家有个习惯，冬天进别人家，先脱鞋上炕，把腿和脚放在被子里暖和，来几个人炕上就坐几个人。 老家的热炕，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发馍。把馍揉好后，一个个整齐地放在炕上，再盖上被子捂。我总是很好奇，经常悄悄地掀起被子，看那圆圆的馍，孩子般地躺在被子里长大的样子。
白天迎接客人的热炕，晚上主人用来睡觉，床单和被子是不更换的。但我小婶换，她在晚上会换上睡觉的床单和被子，所以她的炕没有异味，我经常赖在那里不走。有一天傍晚，二叔的女儿杏子，叫我晚上住在她家。杏子比我小一岁，在老家时是我的玩伴。杏子对我很亲，总是叫我“洁洁”。老家的人把姐发音为“洁”。杏子长大后嫁了本村一个男人，一次他们打架，杏子竟被丈夫砍伤，也就离了婚。杏子叫我，我装作没听见，她就摇我的胳膊，我装睡着。后来，杏子非常失望地走了。第二天，我以为杏子不理我了，哪知她一大早就来找我这个“洁洁”玩儿了。她问我为什么不去她家，我告诉她，我就想睡在小婶那香香的炕上。
过了几年，学校放暑假，我又回到了老家。那个假期真愉快。小婶带我去赶集，集市在五里之外。我穿着她的黄色军裤，屁股后面有两个用缝纫机轧得整整齐齐的大圆补丁。我和她一人骑着一辆车子去赶集。我们在拥挤的集市里逛，看到卖牛的，小婶就给我说，小叔有一次在集市上，竟然买回去一头瞎牛，我爷骂他：我看是你瞎了！不是牛瞎了！
小婶还带我去地里，给苞谷松土。苞谷那时长得和我一样高了，根部干干的，有裂缝，她手把手教我用锄把根部的土一松。我俩并排锄地。那是我第一次干农活，第一次像个农人般，在大太阳下挥汗如雨。一个上午过去了，锄完了苞谷地，我学她的样子，把锄扛在肩上，收工回家吃饭。走到半路上，有一驾马车经过我们，架车人跟小婶熟，让我们上车。于是，我俩上了马车。马儿一颠儿一颠儿地向前跑，凉风就迎面而来，令人无比舒适，大有归去来兮的意境。
小婶教我拉架子车，我没学会。村里不管姑娘媳妇，都会拉架子车。夏天，姑娘媳妇们都穿着一件汗衫，里面不穿内衣，架子车上宽宽的带子斜挎在肩上，两手拉着车把，像男人一样身体向前拉车。我试了，我拉不动，小婶就不让我拉了。她拉车时，我坐在车帮上，边和她说话，边看她身体前倾用劲的样子。
小婶和我叔一直没有孩子，为此，还到西安城里医院看过，医生说，不可能有生育的希望。杏子告诉我，小婶从城里回去后，整整哭了一个月。
不久，小婶领养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我见过，长得真漂亮，和她很像。又过了几年，小婶香香的炕上，又躺着一个可爱的男孩。小女孩已经三四岁了，在炕边不断拨动男孩的小鸡鸡玩儿。
成年之后的我，不再回老家，和小婶也没再见过面。如今，她也该六十岁了。
小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雪倩。
小叔
小叔长一张娃娃脸，圆圆的眼睛，个子不高。
很多年前，他是队里的会计。那时，每个夏天的傍晚，在我家长方形的院子里，一张小桌前，围坐着队里的几个干部，他们一起算账。算什么账，我不知道，但小叔神采飞扬，手指翻飞，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地响，且边打边说，直到月色溶溶。
小叔的方言是老家人中最难懂的。他说得快，每个字吐得不重，但连在了一起，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串串外文。每当他和队干部算账时，我从他的话语里连一个数字都找不到。
我那时觉得小叔好神气，能把算盘打得又快又准，村里那么多人，就他能当会计，我有些羡慕。
又一个暑假，我回到老家，发现门道的牛圈已经没有了，搬到另一处了，门道变成了打铁的地方。
那时，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叔就失去了生产队里人人羡慕的会计工作。除了种地，小叔靠打铁挣一点盐醋钱。
老家虽在乡下，但夏天也是非常闷热的。三伏天里，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傍晚端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恰巧从田野来的风，穿过门道，到达人身上，啊，顿觉此乃天上人间。眼前陆续走过收工的农人，牵着晚霞而归，遂又觉身处世外，在欣赏着人间日暮的宁静。
小叔清晨六点开始打铁，打到十点，吃早饭。然后避过中午的炎热，下午接着打。一天打两次。他打铁时，穿上破烂的衣服，一条没有颜色的毛巾挂在脖子上。
他用最传统的方式打铁。一手拉风箱，一手用钳子夹着一根直径两三公分的铁棍，把铁棍投到火里烧，然后用劲拉风箱加大火力。铁棍烧一会儿后，夹出来，拉风箱的手立即拎起铁锤，使劲砸铁棍，把它砸成“U”字型铁钉。一个铁钉要反反复复烧砸几次，还要淬火，提高硬度、耐磨性和韧性。铁钉是给牲口用的。这么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小叔要打好一会儿才能出一个。经过一上午，我看见地上散放着二三十个铁钉。
小叔一边打铁一边趁机擦汗。我站在旁边看，站一会儿就受不了那种热。我问小叔，打好的铁钉，干什么用？小叔说：卖呀，五分钱一个。
那个夏天，我每天都看小叔打铁，不觉得他辛苦，只觉得他坐在小凳上面对着一团烈火，会很热、很烤。小叔本来不黑，打一个夏天的铁，就变得又黑又亮，完全不同于几年前神采飞扬，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小叔了。
有一年，小叔和小婶来西安城里，小婶想买一件紫红色乔其沙衬衣，小叔不高兴，嘟嘟囔囔说：穿那能咋！我在一边帮着小婶说话。我说：就一件衣服么，二十元钱，那么小气，不让人买！小婶最终买了。买回后，她极其节省地穿。炎热的天气，她穿了之后，把衣服挂在屋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接着穿。我很好奇，夏天的衣服应该天天洗呀！但小婶舍不得洗，好似嫁衣一样珍惜着穿。
三十三年后，当我把小叔打铁和小婶紫红色乔其莎衣服联系到一起时，才明白了，二十元钱，小叔要打四百个铁钉，四百個铁钉要在烈火前炙烤多少个日夜呀！小叔当然不同意小婶买。小婶也明白衣服来之不易，所以穿得特别小心。
小叔和大多数的儿子一样，成家了就和母亲没有话了。有一次，我和奶奶从老家回西安，小叔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离上车的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候车室里等。几个小时，小叔都在一旁踱步，有时到外面吸一支烟。他和他的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说。火车终于来了，我和奶奶上了车，他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不知为什么，上了火车后，我就想起了以前，夏天的傍晚，他坐在院里，手指翻飞，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说出一串又一串的话来。
有一年，村里一家人承包土地种苹果树获得收益后，村里人纷纷开始种苹果。小叔也包了一大片地。
我去过他的果园。苹果那时还没完全红，也没熟透，但小叔慷慨地对我说：尽管吃！果子多得很！于是，我学着小叔的样子，摘一个在裤子上把灰一蹭，就吃起来。味道不错，清脆酸甜。我那天吃了很多，吃得晚上拉起了肚子。
此后，小叔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的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我在城里，偶尔还能尝到他托人从老家带来的苹果。他再也没有摸过算盘，打铁的日子也一去不返。我想问问他和小婶，还记得那件紫红色乔其纱衬衣吗？
责任编辑：井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