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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重华，人称倪桑，台湾娱乐界先驱。他曾打造脍炙人口的《周末派》电视节目、台湾MTV频道，并创办“真言社”，掀起台式摇滚嘻哈流行音乐风潮，是台湾著名歌手林强、伍佰、张震岳的幕后推手，2014年年底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现年59岁的倪重华，一直在频繁地更换社会角色，在职场里一次又一次华丽转身。
当“坏孩子”成了父亲
倪重华老来得子，儿子出生时，他已经48岁了，华发丛生。一路陪伴儿子长大，在教育问题上，他感觉内心的不适越来越多。在儿子入学这件事上，倪重华在与公立小学申请教室的过程中，遭遇种种挫折与刁难。他真正关心教育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还有一次，倪重华不得不重新打量台湾——倪重华老家所在的社区的旧公寓需要整治，担任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委的他负责这事情，结果拖了六年，办了三十多场公听会，竟然还无法完成。如此低的行政效率令他咋舌，他在心悸之余，不禁忧虑：“我的小孩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得不让我思考总得做点什么来改变它。”于是，倪重华参加了台北市文化局长的竞选。
倪重华的双亲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给儿子不虞匮乏的生长环境，还送他上私立学校。但倪重华屡屡在考试上遭到挫败，常常七门功课有八门不及格。倪重华问：“怎么会是八门呢？”父亲回答：“总成绩也不及格。”上了高中，表现更差，连操行都出了问题，只好转学。
最后，父母将倪重华送至日本读书。在日本“大坂写真学校”读书的经历，打开了倪重华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经济最好、文化活力最奔放的阶段，黑泽明、三宅一生、坂本龙一等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倪重华置身在当时的日本文化环境中，培养了独特的美学与流行触角。回到台湾，他将这样的前卫思潮也带来了。
倪重华从电影摄影助理开始干起，曾担任电影《策马入林》的副导演，后来误打误撞进入电视圈。他与王伟忠一同在福隆担任电视制作人，作品包含当年红透半边天的《周末派》。这是台湾第一个开放观众入场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张小燕的发型夸张到极致，每次都会掀起话题——而这恰恰是倪重华的设计。《周末派》在台湾当时的影响力巨大，光是从街头大排档的骤然变冷就可见一斑——没有《周末派》前，大家会在街头度过这一晚，有了《周末派》，大多数人都回了家，守在电视前。当时台湾的很多流行语都是从《周末派》流传出来的，不看《周末派》就将迅速失去话语权。大排档的老板们恨死了倪重华，但发卡小铺和服装店因此走红，主持人的服饰和发饰饱含着当时年轻人对另类追求的渴望。一期节目后，同类产品常常一街风行。有人说，倪重华为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带来了笑点，让彼时的台湾人有了无厘头大笑的环境。
将另类变成主流，倪重华用一档综艺节目获得了对创意与市场的自信。可两年后，此档节目大红大紫时，他选择了离开。
从电视制片人到音乐人
倪重华选择了音乐，于1987年成立了真言社。他决定先从办演唱会起步，摸索技术和销售。这一年，台湾解严，社会充满了爆发力与活力，亟待一个出口，于是，真言社成了台湾最早办音乐会的公司，从史提夫·汪达、梅艳芳到齐秦，都创佳绩。不料，公司开了一年，台湾主要的演唱会场地失火，倪重华不得已进入唱片界。
林强是真言社第一个签约歌手。在民歌餐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林强，有许多人捧着合约上门，他独独钟情倪重华，“因为知道真言社办过演唱会。”《向前走》这首让林强一炮而红的歌，是倪重华的策划，“小时候，我住在台北火车站后面，当时那个区域有许多职业介绍所和廉价旅社，很多人来这里暂住、找工作。”在台语歌曲中，火车站一直是离别的象征，但迈入1990年，台北车站全面兴建，或许该有些不一样的气象。倪重华说：“对林强这样的新生代来说，火车站不再是告别家乡的悲情，而是来台北打拼的新希望。”
倪重华说，这张专辑卖了五十万张，和其他动辄百万张的唱片相比，不算成功，但它改变了一些事——大家开始关注梦想，并敢于吼出自己的想法，让一个个年轻的心灵，蠢蠢欲动。
倪重华旗下的歌手、音乐人，都是喜欢叛逆摇滚的年轻人。倪重华说，包括他在内，都是“坏学生”。“我们没按照世俗的游戏规则，照着自己的能力，也闯出一番成绩，挺有风格。”
歌手伍佰从嘉义乡下北上，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伍佰心中的倪重华是个大方、有趣、没架子的老板，引领他见识许多事物，带着他做音乐，“他总是能让你面对困难，轻松释怀。”多年后，提及倪重华，伍佰坦言，这个大格局的男人给他的是家人的感觉，一个让人在精神上找到归宿的人。
彼时，海峡两岸交流的大门还没打开，人们只能秘密分享大陆的信息。崔健的那首《一无所有》在圈子里传开。“这首歌真是太厉害了。”倪重华借着出差的机会，从泰国打电话给崔健，一联系就是一整年。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倪重华飞往北京，开始了与崔健的合作。当时，大陆唱片工业才起步，透过倪重华，崔健慢慢理解了音乐商业这回事。崔健描述他：“老倪给我的感觉是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人，但他是用音乐家的方式和我们打交道。”
倪重华是歌手李泉碰到的第一个在台湾做唱片的人。李泉说：“唱片的信息，艺人是怎么回事，唱片公司如何经营……都是从倪桑这边才打开认识的窗子。”
做音乐的那些年，倪重华最为快乐，自由和激情都在，踩着灵魂的节拍，跟朝气蓬勃的时代互动。
最受争议的文化局长
2014年年底，台北市长柯文哲打出“开放政府”的口号，首创几个部门首长由民众自荐、他荐参加遴选。文化局局长由文化媒体人张铁志、兰阳舞蹈团执行长李静慧与倪重华参与竞选。
精神科医师、作家王浩威直言：“以张铁志过去的思维和实践，表现应该不逊于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历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但倪重华确实是这些年来，不论是文化人或企业人中，台湾少数对文化产业真的有世界格局、想象力的人。”
最后，柯文哲选择了倪重华，引起部分遴选委员的反弹。他们集体前往柯文哲办公室抗议，称他 “假遴选，真内定”。诗人鸿鸿在网上批评：“倪重华并非最高票。”此外，更直言其出身流行娱乐界，不懂文化。
这些批评倪重华悉数接受，他来意已决——作为一个父亲，他要为儿子的成长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从来不缺想象力与能力。在他眼里，为官与为民没太大不同，开公司当老板是利己，从政是利他，必须为民众着想。
倪重华上任后，媒体追问这位新科局长如何面对这段挫折——特别是这些文艺人士都是必须合作的对象。倪重华说：“多做沟通。”身段极低。倪重华上任后，做出了“百人请益”的宣示，逐一拜访，请教文艺界人士与专家，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与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还有当初强烈反对他的诗人鸿鸿。
倪重华需要解决的，还有过去市府遗留的问题。都市更新带来的争议让台北市政府头痛，伴随而来的古迹保存维护的争议，更是文化局的挑战与困境。不论面对哪个问题，倪崇华都鼓励众人换个角度思考，尝试新做法与方向：“应该换一套剧本看看。”
与倪重华相交多年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制陈国富称：“倪桑不是葡萄酒农，但他是那个酿酒的人。”
“我一直以来都是做世上没有的东西，只会思考该怎么把它创造出来。”从电影走到电视，再走到音乐，如今进了政府，现年59岁的倪重华从来不惧转身。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当“坏孩子”成了父亲
倪重华老来得子，儿子出生时，他已经48岁了，华发丛生。一路陪伴儿子长大，在教育问题上，他感觉内心的不适越来越多。在儿子入学这件事上，倪重华在与公立小学申请教室的过程中，遭遇种种挫折与刁难。他真正关心教育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还有一次，倪重华不得不重新打量台湾——倪重华老家所在的社区的旧公寓需要整治，担任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委的他负责这事情，结果拖了六年，办了三十多场公听会，竟然还无法完成。如此低的行政效率令他咋舌，他在心悸之余，不禁忧虑：“我的小孩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得不让我思考总得做点什么来改变它。”于是，倪重华参加了台北市文化局长的竞选。
倪重华的双亲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给儿子不虞匮乏的生长环境，还送他上私立学校。但倪重华屡屡在考试上遭到挫败，常常七门功课有八门不及格。倪重华问：“怎么会是八门呢？”父亲回答：“总成绩也不及格。”上了高中，表现更差，连操行都出了问题，只好转学。
最后，父母将倪重华送至日本读书。在日本“大坂写真学校”读书的经历，打开了倪重华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经济最好、文化活力最奔放的阶段，黑泽明、三宅一生、坂本龙一等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倪重华置身在当时的日本文化环境中，培养了独特的美学与流行触角。回到台湾，他将这样的前卫思潮也带来了。
倪重华从电影摄影助理开始干起，曾担任电影《策马入林》的副导演，后来误打误撞进入电视圈。他与王伟忠一同在福隆担任电视制作人，作品包含当年红透半边天的《周末派》。这是台湾第一个开放观众入场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张小燕的发型夸张到极致，每次都会掀起话题——而这恰恰是倪重华的设计。《周末派》在台湾当时的影响力巨大，光是从街头大排档的骤然变冷就可见一斑——没有《周末派》前，大家会在街头度过这一晚，有了《周末派》，大多数人都回了家，守在电视前。当时台湾的很多流行语都是从《周末派》流传出来的，不看《周末派》就将迅速失去话语权。大排档的老板们恨死了倪重华，但发卡小铺和服装店因此走红，主持人的服饰和发饰饱含着当时年轻人对另类追求的渴望。一期节目后，同类产品常常一街风行。有人说，倪重华为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带来了笑点，让彼时的台湾人有了无厘头大笑的环境。
将另类变成主流，倪重华用一档综艺节目获得了对创意与市场的自信。可两年后，此档节目大红大紫时，他选择了离开。
从电视制片人到音乐人
倪重华选择了音乐，于1987年成立了真言社。他决定先从办演唱会起步，摸索技术和销售。这一年，台湾解严，社会充满了爆发力与活力，亟待一个出口，于是，真言社成了台湾最早办音乐会的公司，从史提夫·汪达、梅艳芳到齐秦，都创佳绩。不料，公司开了一年，台湾主要的演唱会场地失火，倪重华不得已进入唱片界。
林强是真言社第一个签约歌手。在民歌餐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林强，有许多人捧着合约上门，他独独钟情倪重华，“因为知道真言社办过演唱会。”《向前走》这首让林强一炮而红的歌，是倪重华的策划，“小时候，我住在台北火车站后面，当时那个区域有许多职业介绍所和廉价旅社，很多人来这里暂住、找工作。”在台语歌曲中，火车站一直是离别的象征，但迈入1990年，台北车站全面兴建，或许该有些不一样的气象。倪重华说：“对林强这样的新生代来说，火车站不再是告别家乡的悲情，而是来台北打拼的新希望。”
倪重华说，这张专辑卖了五十万张，和其他动辄百万张的唱片相比，不算成功，但它改变了一些事——大家开始关注梦想，并敢于吼出自己的想法，让一个个年轻的心灵，蠢蠢欲动。
倪重华旗下的歌手、音乐人，都是喜欢叛逆摇滚的年轻人。倪重华说，包括他在内，都是“坏学生”。“我们没按照世俗的游戏规则，照着自己的能力，也闯出一番成绩，挺有风格。”
歌手伍佰从嘉义乡下北上，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伍佰心中的倪重华是个大方、有趣、没架子的老板，引领他见识许多事物，带着他做音乐，“他总是能让你面对困难，轻松释怀。”多年后，提及倪重华，伍佰坦言，这个大格局的男人给他的是家人的感觉，一个让人在精神上找到归宿的人。
彼时，海峡两岸交流的大门还没打开，人们只能秘密分享大陆的信息。崔健的那首《一无所有》在圈子里传开。“这首歌真是太厉害了。”倪重华借着出差的机会，从泰国打电话给崔健，一联系就是一整年。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倪重华飞往北京，开始了与崔健的合作。当时，大陆唱片工业才起步，透过倪重华，崔健慢慢理解了音乐商业这回事。崔健描述他：“老倪给我的感觉是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人，但他是用音乐家的方式和我们打交道。”
倪重华是歌手李泉碰到的第一个在台湾做唱片的人。李泉说：“唱片的信息，艺人是怎么回事，唱片公司如何经营……都是从倪桑这边才打开认识的窗子。”
做音乐的那些年，倪重华最为快乐，自由和激情都在，踩着灵魂的节拍，跟朝气蓬勃的时代互动。
最受争议的文化局长
2014年年底，台北市长柯文哲打出“开放政府”的口号，首创几个部门首长由民众自荐、他荐参加遴选。文化局局长由文化媒体人张铁志、兰阳舞蹈团执行长李静慧与倪重华参与竞选。
精神科医师、作家王浩威直言：“以张铁志过去的思维和实践，表现应该不逊于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历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但倪重华确实是这些年来，不论是文化人或企业人中，台湾少数对文化产业真的有世界格局、想象力的人。”
最后，柯文哲选择了倪重华，引起部分遴选委员的反弹。他们集体前往柯文哲办公室抗议，称他 “假遴选，真内定”。诗人鸿鸿在网上批评：“倪重华并非最高票。”此外，更直言其出身流行娱乐界，不懂文化。
这些批评倪重华悉数接受，他来意已决——作为一个父亲，他要为儿子的成长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从来不缺想象力与能力。在他眼里，为官与为民没太大不同，开公司当老板是利己，从政是利他，必须为民众着想。
倪重华上任后，媒体追问这位新科局长如何面对这段挫折——特别是这些文艺人士都是必须合作的对象。倪重华说：“多做沟通。”身段极低。倪重华上任后，做出了“百人请益”的宣示，逐一拜访，请教文艺界人士与专家，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与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还有当初强烈反对他的诗人鸿鸿。
倪重华需要解决的，还有过去市府遗留的问题。都市更新带来的争议让台北市政府头痛，伴随而来的古迹保存维护的争议，更是文化局的挑战与困境。不论面对哪个问题，倪崇华都鼓励众人换个角度思考，尝试新做法与方向：“应该换一套剧本看看。”
与倪重华相交多年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制陈国富称：“倪桑不是葡萄酒农，但他是那个酿酒的人。”
“我一直以来都是做世上没有的东西，只会思考该怎么把它创造出来。”从电影走到电视，再走到音乐，如今进了政府，现年59岁的倪重华从来不惧转身。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