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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难测”？
北美时间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势如破竹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当天，一路唱衰的美国主流传媒CNN仍把“希拉里必胜、特朗普必败”的单边赞歌唱到中午，民调和主流媒体的“测不准”，在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谓闹了个大笑话。
毋庸讳言，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测不准”已闹出了国际笑话：11月4日，各家主流民调都称希拉里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大名鼎鼎的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之一）更给出希拉里领先7个百分点的调查结果，预测特朗普支持率领先的只有少数。
投票日前虽冻结出口民调正式数据，但各家传媒、民调机构和智库给出的非正式预测则更言之凿凿，绝大多数“口径”在离投票日只剩不到24小时之际，给出了“希拉里胜选率在70%以上”的评估，某家老资格媒体甚至在投票业已开始、部分州初步结果陆续出台之际，仍“一根筋”给出了“希拉里胜率高达99%”的预言。一向自诩“大数据专家”“神算子”的“普林斯顿选举联盟”成员王声宏更言之凿凿“希拉里胜率99%强，特朗普1%弱”，“如果特朗普选举人团票超240我就現场直播吃虫子”。更滑稽的是，国际知名时事传媒《新闻周刊》更早早印下12.5万份“总统希拉里”的号外特刊，让人啼笑皆非。
王声宏在“测不准”后，果真现场直播了吃虫子的一幕，但其余媒体则绝大多数或装聋作哑，或至今仍为“测不准”寻找五花八门的理由，悲叹“民意难测”，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普遍存在原始信息失真的现象，这必然导致依赖这些信息、数据作评估、判断的主流传媒、智库和民调体系判断失误。当11月17日时任总统奥巴马再度公开猛烈抨击“社交网络假新闻”，指责“虚假消息”通过“劫持Facebook和Google等社交网络平台的算法”误导读者，并暗示这是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民调、预估“测不准”的原因后，许多“不肯吃虫子”的主流传媒、智库人士和民调专家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根“自救稻草”作恍然大悟状，推卸失误。
其实这些落魄的“算命先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另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测不准”的又不是这一次。
许多媒体指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当地绝大多数主流传媒一边倒地预测脱欧派是少数，公投结果将是“有惊无险”，留欧派最终会笑到最后——事实上，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正是认定了这一预测结果板上钉钉，才会提出举行公投，主动挑起这一此前无人敢触及的敏感话题，其后更索性宣布提前一年举行公投。
再往南看，12月4日，意大利举行了修宪公投，欧盟和意大利政府官员事先不断释放“公投必胜”的预测信息，时任总理伦齐和卡梅伦一样，喊出了“公投不过就辞职”的豪言壮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更公开为伦齐站台助威。结果则一如法国《论坛报》记者戈丁等人所指出的，近60%的反对票远超投票前的民调结果，“测不准”定律又灵了。
“测不准”背后的精英误区
其实很多所谓“测不准”是有水分的。
比如英国脱欧公投，选前的民调数据并非如许多媒体和评论家所言那么“不靠谱”。可以说，在“脱欧”问题上“测不准”的并非公投，甚至也很难说是媒体（最铁杆支持留欧的英国媒体之一《卫报》就在公投前一周警告称，民调显示只有1/4的受访者真的认为离开欧盟后英国经济会恶化，倘若卡梅伦继续故伎重施强调脱欧的经济风险，则可能事与愿违），而主要是英国及欧盟的当权政治家们。
意大利修宪公投的“测不准”也同样如此。
美国总统大选的“测不准”是最典型的，民调和绝大多数主流传媒都犯了方向性错误，但即便“民意难测论”的提出者们也坦白承认，特朗普的胜出并非无迹可寻：中国浙江某地的小供货商们、美国在线一些网店经营者们，都从特朗普徽章、面具、标志物远比希拉里同类产品畅销的“市场终端反馈”中，准确得出了“特朗普必胜”的预测结果；在“云计算”纷纷败下阵去的同时，部分“大数据”经营者，如Genic公司的MooIA系统却早在投票日之前几个月就预言“特朗普是最后赢家”，且在此后一边倒的相反声浪中始终坚持不改变预测结论。
五花八门的“测不准”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即政客、权威和精英们显得比普通人更“笨”、更“轴”、更后知后觉。
或许，我们不妨将这些“测不准”，更贴切地称作“精英测不准”才妥当。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精英们优势意识过浓，对自身的判断过于自信，以致倒因为果、忽略相反信息提示，这是“精英测不准”现象普遍化的最根本症结所在。
以最典型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在投票后都或委婉、或直接地批评希拉里及其团队在最后关头“以胜利者自居”，只愿看到有利于己的信息，而对相反信息自动“过滤”，最终导致对手“低调翻盘”成功。
同样，“4·22”公投中的卡梅伦、意大利修宪公投中的伦齐，也是在一系列“前哨战”中顺风顺水（卡梅伦因为喊出“脱欧公投”口号在立法选举中大胜，伦齐在本党议员普遍不支持的情况下强推修宪公投，在参众两院闯关成功，甚至创下了让参院投票同意削弱自己权力的奇迹）后冲昏头脑，不顾身边有识之士的冷静、务实进言，反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去“赌公投”。
其次，很多精英将自身利益、意愿而非投票人的利益、诉求当作胜负关键，并以前者为参数作预测、下赌注，结果自然输得一塌糊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被法国、意大利媒体人、经济学家讥讽为“18个月赌输4场公投（希腊纾困方案公投、荷兰关于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议公投、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的欧盟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正如许多欧洲分析家所言，容克自上任以来一直在豪赌公投，执着地认为欧盟各成员国的相关公投一旦成功就有助于欧盟政策的贯彻实施，且每每采用公开站队、施压的方法表达欧盟立场，希腊公投如此，英国公投如此，意大利公投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希腊接受苛刻的纾困方案对布鲁塞尔有利，意大利修宪成功并加强伦齐政府的权力，则更利于这个南欧国家推行欧盟所期待的一系列政策，如更严厉的金融管制、更苛刻的预算、更慷慨的难民接纳政策，等等，而浑然不去理会投票者的意愿。 其次，“测得准”的前提在于参数翔实且靠谱，如果参数出了问题，再先进准确的预测模型也必然会错得离谱。
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之所以出现民调、媒体也“测不准”的极端现象，原因正如美国主持人乔·斯卡伯勒所检讨的，在选战期间，大多数美国乃至欧美主流媒体、智库和预测机构坚定地站在希拉里一边，并因此“心中早有定见，于是开始到处寻找能证明希拉里胜算92%、93%甚至99.999%的蛛丝马迹，并不厌其烦地刊登、播报出来”，其具体表现，就是刻意在民调、预测取样上“做手脚”。如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披露称，CNN和《纽约时报》在多次选前民调中刻意选择更多民主党人作为取样对象，并由此得出“希拉里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的“民调结果”，再将这一结果公之于众，以证明自己“站队正确”。選举结果揭晓后，著名民调机构皮尤也曾总结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的占比分别为33%和29%，但路透社选前民调取样，两者占比竟然分别为44%和33%，“如果改用符合实际力量对比的取样标准，则民调结果将不再是失真的希拉里领先6个百分点，而是大体符合最后结果的特朗普领先2.5个百分点”。不论传统模型或“大数据”“云计算”，“高命中率”的前提是取样的中立、算法的科学、数据信息的准确，倘这一切得不到保证，准确的预测就无从谈起——先入为主、人为制造取样失真，就更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测得准”的关键是“接地气”
清代一则文人笔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有个原籍广西武宣的举人，被“大挑”提拔到湖北黄梅县当县太爷。这位新知县饱读诗书，很想干一番事业，到了黄梅，没等接印就微服私访，在茶肆酒楼、市井巷陌做了好一番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里风俗淳厚，社会安定。没想到办完交接，打开卷宗，却发现积案如山，社会矛盾不少。缘何如此卖力调查，却得不到真实舆情？熟知人情世故的师爷告诉他，您满口广西客家方言，一开口别人就知道您不是本地人，就算有一肚子心里话也早咽回去大半，如何能访到真实情况？
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就是做任何民调，都必须“接地气”，即找到舆情上下通达的最畅通、最高效方式，确保民调的结果、数据不会因“地气不接”、沟通不畅，而失去应有的参数价值。
2011年曾有媒体报道称，广州公租房调查只收上两万多份答卷，以至于某些分析人士据此得出“公租房粥多僧少”，“市民宁买经适房不租公租房”的结论。但有心人寻访发现，此次调查主要采用了网络问卷这一种方式，书面问卷数量少且分发不普遍，偏偏公租房所针对的，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困难户及鳏寡孤独老弱等特殊群体，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根本不会或没有条件上网，网络问卷对于他们而言等于根本不存在。可以想见，如此民调结果又如何能不失真？
慢说是这种设置本身存在问题的民调，数据、结果会存在较大偏差，即使原本设置较合理、反馈较正常的民调，也会因各种客观情况和形势的影响，出现一定的波动和失真。如有统计显示，每逢国际上发生重大核电站事故，当年关于“是否支持发展核电”的民调数据就会变得十分不利于支持核电一方，但一两年后又会趋于正常值。民调组织方唯有“接地气”，即对社会、对民情，对各种定数和变数有充分了解和认识，才能对这些时有波动的民调数据进行科学、精确的修正，得出更缜密、更切实际的分析结论和对策。如果“地气”不接，只认数据，并单纯根据数据作结论、定政策，而不管这数据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可能失真，数据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舆情和社会形势，就难免闹笑话、犯错误，造成损失。
“接地气”的另一个注意事项，是避免主观性、误导性的答题设置或暗示。春秋时曾有“上下其手”的故事，在那次发生在春秋楚国的公案中，由于“民调设置者”在调查中倾向性明显，且故意给出暗示，结果“俘虏敌将功劳归谁”这项“民调”，得出的却是与事实相反的结果。在当今社会，不论各级政府、部门，或企业、媒体、公益组织，民调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制订和修改政策、总结和指导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如果在组织过程中先入为主，为民调预设或变相预设导向、答案，不论是否刻意，不论出于何等目的，其结果都会影响民调的准确性，和民调数据的科学价值，最终吃亏的还是民调组织方自己。
民调的普及，是民意受重视的一种表现，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在民调实施和民调结果、数据分析中，必须“接地气”，否则就可能产生“测不准”现象，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作者系旅加学者）
北美时间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势如破竹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当天，一路唱衰的美国主流传媒CNN仍把“希拉里必胜、特朗普必败”的单边赞歌唱到中午，民调和主流媒体的“测不准”，在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谓闹了个大笑话。
毋庸讳言，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测不准”已闹出了国际笑话：11月4日，各家主流民调都称希拉里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大名鼎鼎的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之一）更给出希拉里领先7个百分点的调查结果，预测特朗普支持率领先的只有少数。
投票日前虽冻结出口民调正式数据，但各家传媒、民调机构和智库给出的非正式预测则更言之凿凿，绝大多数“口径”在离投票日只剩不到24小时之际，给出了“希拉里胜选率在70%以上”的评估，某家老资格媒体甚至在投票业已开始、部分州初步结果陆续出台之际，仍“一根筋”给出了“希拉里胜率高达99%”的预言。一向自诩“大数据专家”“神算子”的“普林斯顿选举联盟”成员王声宏更言之凿凿“希拉里胜率99%强，特朗普1%弱”，“如果特朗普选举人团票超240我就現场直播吃虫子”。更滑稽的是，国际知名时事传媒《新闻周刊》更早早印下12.5万份“总统希拉里”的号外特刊，让人啼笑皆非。
王声宏在“测不准”后，果真现场直播了吃虫子的一幕，但其余媒体则绝大多数或装聋作哑，或至今仍为“测不准”寻找五花八门的理由，悲叹“民意难测”，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普遍存在原始信息失真的现象，这必然导致依赖这些信息、数据作评估、判断的主流传媒、智库和民调体系判断失误。当11月17日时任总统奥巴马再度公开猛烈抨击“社交网络假新闻”，指责“虚假消息”通过“劫持Facebook和Google等社交网络平台的算法”误导读者，并暗示这是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民调、预估“测不准”的原因后，许多“不肯吃虫子”的主流传媒、智库人士和民调专家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根“自救稻草”作恍然大悟状，推卸失误。
其实这些落魄的“算命先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另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测不准”的又不是这一次。
许多媒体指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当地绝大多数主流传媒一边倒地预测脱欧派是少数，公投结果将是“有惊无险”，留欧派最终会笑到最后——事实上，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正是认定了这一预测结果板上钉钉，才会提出举行公投，主动挑起这一此前无人敢触及的敏感话题，其后更索性宣布提前一年举行公投。
再往南看，12月4日，意大利举行了修宪公投，欧盟和意大利政府官员事先不断释放“公投必胜”的预测信息，时任总理伦齐和卡梅伦一样，喊出了“公投不过就辞职”的豪言壮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更公开为伦齐站台助威。结果则一如法国《论坛报》记者戈丁等人所指出的，近60%的反对票远超投票前的民调结果，“测不准”定律又灵了。
“测不准”背后的精英误区
其实很多所谓“测不准”是有水分的。
比如英国脱欧公投，选前的民调数据并非如许多媒体和评论家所言那么“不靠谱”。可以说，在“脱欧”问题上“测不准”的并非公投，甚至也很难说是媒体（最铁杆支持留欧的英国媒体之一《卫报》就在公投前一周警告称，民调显示只有1/4的受访者真的认为离开欧盟后英国经济会恶化，倘若卡梅伦继续故伎重施强调脱欧的经济风险，则可能事与愿违），而主要是英国及欧盟的当权政治家们。
意大利修宪公投的“测不准”也同样如此。
美国总统大选的“测不准”是最典型的，民调和绝大多数主流传媒都犯了方向性错误，但即便“民意难测论”的提出者们也坦白承认，特朗普的胜出并非无迹可寻：中国浙江某地的小供货商们、美国在线一些网店经营者们，都从特朗普徽章、面具、标志物远比希拉里同类产品畅销的“市场终端反馈”中，准确得出了“特朗普必胜”的预测结果；在“云计算”纷纷败下阵去的同时，部分“大数据”经营者，如Genic公司的MooIA系统却早在投票日之前几个月就预言“特朗普是最后赢家”，且在此后一边倒的相反声浪中始终坚持不改变预测结论。
五花八门的“测不准”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即政客、权威和精英们显得比普通人更“笨”、更“轴”、更后知后觉。
或许，我们不妨将这些“测不准”，更贴切地称作“精英测不准”才妥当。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精英们优势意识过浓，对自身的判断过于自信，以致倒因为果、忽略相反信息提示，这是“精英测不准”现象普遍化的最根本症结所在。
以最典型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在投票后都或委婉、或直接地批评希拉里及其团队在最后关头“以胜利者自居”，只愿看到有利于己的信息，而对相反信息自动“过滤”，最终导致对手“低调翻盘”成功。
同样，“4·22”公投中的卡梅伦、意大利修宪公投中的伦齐，也是在一系列“前哨战”中顺风顺水（卡梅伦因为喊出“脱欧公投”口号在立法选举中大胜，伦齐在本党议员普遍不支持的情况下强推修宪公投，在参众两院闯关成功，甚至创下了让参院投票同意削弱自己权力的奇迹）后冲昏头脑，不顾身边有识之士的冷静、务实进言，反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去“赌公投”。
其次，很多精英将自身利益、意愿而非投票人的利益、诉求当作胜负关键，并以前者为参数作预测、下赌注，结果自然输得一塌糊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被法国、意大利媒体人、经济学家讥讽为“18个月赌输4场公投（希腊纾困方案公投、荷兰关于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议公投、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的欧盟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正如许多欧洲分析家所言，容克自上任以来一直在豪赌公投，执着地认为欧盟各成员国的相关公投一旦成功就有助于欧盟政策的贯彻实施，且每每采用公开站队、施压的方法表达欧盟立场，希腊公投如此，英国公投如此，意大利公投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希腊接受苛刻的纾困方案对布鲁塞尔有利，意大利修宪成功并加强伦齐政府的权力，则更利于这个南欧国家推行欧盟所期待的一系列政策，如更严厉的金融管制、更苛刻的预算、更慷慨的难民接纳政策，等等，而浑然不去理会投票者的意愿。 其次，“测得准”的前提在于参数翔实且靠谱，如果参数出了问题，再先进准确的预测模型也必然会错得离谱。
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之所以出现民调、媒体也“测不准”的极端现象，原因正如美国主持人乔·斯卡伯勒所检讨的，在选战期间，大多数美国乃至欧美主流媒体、智库和预测机构坚定地站在希拉里一边，并因此“心中早有定见，于是开始到处寻找能证明希拉里胜算92%、93%甚至99.999%的蛛丝马迹，并不厌其烦地刊登、播报出来”，其具体表现，就是刻意在民调、预测取样上“做手脚”。如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披露称，CNN和《纽约时报》在多次选前民调中刻意选择更多民主党人作为取样对象，并由此得出“希拉里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的“民调结果”，再将这一结果公之于众，以证明自己“站队正确”。選举结果揭晓后，著名民调机构皮尤也曾总结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的占比分别为33%和29%，但路透社选前民调取样，两者占比竟然分别为44%和33%，“如果改用符合实际力量对比的取样标准，则民调结果将不再是失真的希拉里领先6个百分点，而是大体符合最后结果的特朗普领先2.5个百分点”。不论传统模型或“大数据”“云计算”，“高命中率”的前提是取样的中立、算法的科学、数据信息的准确，倘这一切得不到保证，准确的预测就无从谈起——先入为主、人为制造取样失真，就更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测得准”的关键是“接地气”
清代一则文人笔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有个原籍广西武宣的举人，被“大挑”提拔到湖北黄梅县当县太爷。这位新知县饱读诗书，很想干一番事业，到了黄梅，没等接印就微服私访，在茶肆酒楼、市井巷陌做了好一番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里风俗淳厚，社会安定。没想到办完交接，打开卷宗，却发现积案如山，社会矛盾不少。缘何如此卖力调查，却得不到真实舆情？熟知人情世故的师爷告诉他，您满口广西客家方言，一开口别人就知道您不是本地人，就算有一肚子心里话也早咽回去大半，如何能访到真实情况？
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就是做任何民调，都必须“接地气”，即找到舆情上下通达的最畅通、最高效方式，确保民调的结果、数据不会因“地气不接”、沟通不畅，而失去应有的参数价值。
2011年曾有媒体报道称，广州公租房调查只收上两万多份答卷，以至于某些分析人士据此得出“公租房粥多僧少”，“市民宁买经适房不租公租房”的结论。但有心人寻访发现，此次调查主要采用了网络问卷这一种方式，书面问卷数量少且分发不普遍，偏偏公租房所针对的，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困难户及鳏寡孤独老弱等特殊群体，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根本不会或没有条件上网，网络问卷对于他们而言等于根本不存在。可以想见，如此民调结果又如何能不失真？
慢说是这种设置本身存在问题的民调，数据、结果会存在较大偏差，即使原本设置较合理、反馈较正常的民调，也会因各种客观情况和形势的影响，出现一定的波动和失真。如有统计显示，每逢国际上发生重大核电站事故，当年关于“是否支持发展核电”的民调数据就会变得十分不利于支持核电一方，但一两年后又会趋于正常值。民调组织方唯有“接地气”，即对社会、对民情，对各种定数和变数有充分了解和认识，才能对这些时有波动的民调数据进行科学、精确的修正，得出更缜密、更切实际的分析结论和对策。如果“地气”不接，只认数据，并单纯根据数据作结论、定政策，而不管这数据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可能失真，数据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舆情和社会形势，就难免闹笑话、犯错误，造成损失。
“接地气”的另一个注意事项，是避免主观性、误导性的答题设置或暗示。春秋时曾有“上下其手”的故事，在那次发生在春秋楚国的公案中，由于“民调设置者”在调查中倾向性明显，且故意给出暗示，结果“俘虏敌将功劳归谁”这项“民调”，得出的却是与事实相反的结果。在当今社会，不论各级政府、部门，或企业、媒体、公益组织，民调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制订和修改政策、总结和指导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如果在组织过程中先入为主，为民调预设或变相预设导向、答案，不论是否刻意，不论出于何等目的，其结果都会影响民调的准确性，和民调数据的科学价值，最终吃亏的还是民调组织方自己。
民调的普及，是民意受重视的一种表现，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在民调实施和民调结果、数据分析中，必须“接地气”，否则就可能产生“测不准”现象，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