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纵贯千年，丰富厚重，是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散落于运河沿线不可确数的书法遗迹蕴涵着丰富的人文观念、艺术取向和审美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运河书法博物馆。大运河书法作为地域书法的分支，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共同构成中国书法版图中的“黄金水网”，而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书法因其特有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凸显出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中国书法文化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运河文化带遗产点的书法遗迹
　　大运河北京段涉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6个区，沿线分布有白浮泉、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通运桥、银锭桥、玉河庵等历史文化遗产点，保留下一定数量的书法遗迹。这些书法遗迹形制各异，题材丰富，见证了遗产点的沧桑巨变，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
　　昌平区白浮泉遗址现存有明清石碑多通，记录了当时修建龙王庙、祈雨等事件的经过。由于置放不当、自然风化等原因，有的碑刻已经残损，碑面字迹漫漶不清，是白浮泉历经变迁的见证。如明代《敕赐龙泉禅寺开山记》，碑面残损，字迹风化较为严重，用笔类似宋徽宗瘦金体，笔画劲挺而少飘逸，章法紧凑茂密。就艺术审美而言，白浮泉众石碑的书迹大都有着浓重的馆阁体意味，但又稍显不同，明代碑刻笔力劲道，清代碑刻则结体较为宽博，章法舒朗。此外，龙王庙后院一处新建照壁上嵌有从九龙池旧址处移来的石匾“龙泉岛”。“龙泉岛”三字为阴刻行楷书字体，结字匀停，形貌丰润，其中“岛”字结体特征为清代所有。
　　海淀区的书法遗迹相较其他各区最丰富，书写者以帝王、皇室成员、名臣居多。玉泉山相关石碑现存有三通，分别是乾隆御书“天下第一泉”“玉泉趵突”以及汪由敦书《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清代帝王留存至今的书迹数量较多，尤以乾隆帝为最。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书法遗迹中许多匾额、楹联、碑记皆出自其御笔。汪由敦书法从唐楷化出，兼有赵孟頫、董其昌特点，深受乾隆皇帝看重，经常奉敕作书。颐和园相关书迹与昆明湖及大运河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书写者以乾隆、光绪二帝以及慈禧太后为主。如乾隆皇帝御书“万寿山昆明湖”六个大字，书法圆融敦厚，有雍容华贵之风度;御书绣漪桥《昆仑石诗碑》，行草相间，结字平正，秀美流畅，刻工优良。昆明湖沿线的楹联、匾额大都笔画圆融，庙堂气十足，其雍容气象与建筑环境完美融合。
　　西城区现存遗产点较少，书法遗迹较为罕见。就碑刻而言，乾隆御书《汇通祠诗碑》较有代表性。此碑以行草书入碑，取法赵孟頫而上追二王，笔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虽少有变化却颇为精致，章法避让有序，书写较为精良。银锭桥石匾，为著名历史学家单士元先生题写，风格平正瘦劲，端庄清健，体现了文人书法的涵养与底蕴。
　　东城区现存书法遗迹如元代《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王德常去思碑》），风化严重，笔法风格上亦近于欧柳一路，字势有向右下方倾斜的趋势，端庄紧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崇唐宗晋的复古书风。通惠河玉河遗址公园现存两通石碑，一为清嘉庆时期《清重修玉河庵碑记》，现仅存碑额。从其拓片看，结字方正，笔画硬瘦，尽得唐楷精髓，可谓当时刻石书法精整之作。一为民国《李公德政碑》，笔画较为平正，结体平正舒朗，整体呈现出圆润朴拙的浓厚气息。
　　通州区现存书法遗迹如八里桥东《御制通州石道碑》，是北京城区漕运与通州区大运河联系的重要历史见證，具有很高的书法和文献价值。该碑阳螭首，正中篆额“御制”二字。碑文为雍正御笔，书法文雅遒劲，以圣教笔意书董其昌风神，颇见功力。张家湾通运桥《敕建通运桥记》因风化较重，碑文残缺严重，其楷书受馆阁体书风影响较大，笔画摹刻清晰工整，给人以淡雅之感。运河西岸《燃灯佛舍利塔碑》，明万历年间工部郎中陆基恕书，碑文内容因风化剥蚀难以辨认，但可见双钩正书“燃灯佛”等字，高华浑朴，法度森严，有唐风遗韵。
　　大运河文化带非遗产点的书法遗迹
　　除了大运河北京段遗产点的代表性书法遗迹外，紫竹院、万寿寺、真觉寺、白云观、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等运河沿岸建筑还保存了类型丰富的书法遗迹，如碑刻、塔铭、匾额、楹联等，其中不乏书家名迹，书体各异、流派纷呈，反映了较高的书写水平和时代风貌，亦是运河沿岸人们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集中反映。
　　昌平区博物馆现藏原立于昌平镇西大街、白浮泉西的《吕纯阳真人祠记》，书写者为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董其昌书法有“颜骨赵姿”之美，用笔圆劲秀逸，自成一家。与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同为清代帝王推崇，影响有清一代书风，现所见大运河相关书迹受此二位书家浸润者甚多。
　　海淀区紫竹院现存大量匾额、楹联，如书法家赵朴初所题报恩楼匾额，风格雄浑，线条多有篆意，用笔兼有汉碑的苍茫和晋唐的韵趣;所书“佳气烟波”楹联，线条刚劲简约，虽字字独立却行气通贯，每联看来跌宕起伏，活脱洒落，气象不凡。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上方《敕建金刚宝座》匾额，虽久受风蚀日晒，但其字口仍较为清晰。正文为双钩楷书“敕建金刚宝座”六字，落款阴刻“大明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造”十三字，书风整饬端庄，馆阁气息浓厚。正文字势平正端庄，落款则结体略显萧散，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
　　西城区以积水潭（今什刹海）为中心，现存书法遗迹以园林、商铺、名邸及庙宇匾额、楹联为主，碑刻较为罕见。什刹海、北海区域旧时依托漕运发展，湖岸商铺林立，烤肉季、庆云楼等老字号商铺、饭店匾额即以名家题字为主，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如仿膳饭庄匾额即为著名作家老舍题写，书法行楷相间，点画坚实敦厚，刚柔并济，结构严谨而大气，有北碑和颜体之风貌;火德真君庙、拈花寺、大藏龙华寺等庙宇匾额则以山门石额为主，静穆端庄。白云观除了存有隶书、楷书碑刻外，还有罗公塔塔铭书迹。铭文“恬淡守一真人罗公之塔”10字，用笔合乎法度，章法随文随势而走，字形优美，恬淡素雅，又兼有几分灵动。陶然亭匾额、楹联年代较近，题文清晰，观之者见墨如新。书写者大都是近现代书法名画名家，如齐白石、康殷、黄苗子等，隶书匾额笔法雄浑苍劲，如铸如刻;楷书楹联线条融入金石，老辣劲节，笔力凝重，有金石熔铸之感。 　　东城區大运河文化带周边孔庙、国子监、天坛、雍和宫等著名历史遗迹中的匾额、楹联多为御题，如国子监内“功存河洛”匾、“灵渎安澜”匾等均由康熙帝题写。康熙帝书法深受赵孟頫、董其昌影响，并融二家之特色，呈现出宽博圆融的艺术风格。皇家建筑内的匾额有着严格的样式规范，刻工技法纯熟，匾文书法气象正大，视为皇家书法之代表。
　　朝阳区东岳庙以碑石林立著称，其中最具书法价值的当属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丹篆额之《张留孙神道碑》。赵孟頫“以书名天下”，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亦为清代诸帝王所尊崇。此碑结体严整、线条圆劲、书风遒丽老健，与常见赵书秀雅甜润不同，可谓赵孟頫晚年书碑代表作，与上文所举董其昌碑刻可谓大运河书法遗迹领衔之作。
　　通州区记录大运河漕运文化的书法遗迹包括山西会馆石匾、码头布告、“张家湾”印记城砖、军粮经纪密符扇等，书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山西会馆匾额四字用笔方圆并用、遒劲质朴，结体疏朗开张、挺拔外拓，书写精良。明宝光寺铜钟钟铭用笔方笔颇多，字势微倾，从上至下单个字逐次变小，章法茂密，气息浑穆。通州区的许多民间书法遗迹保留至今，真实地描绘了因运河而兴的通州发展历史，为世人研究通州历史文化提供了资料。
　　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的艺术价值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以运河遗产为中心，辐射周边古建、民居，从皇家园林至普通民居，书写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帝王贵胄、文人仕宦，又有普通民众和宗教人士等，更有名垂书史的书法家，体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碑刻、塔额、桥柱、墓志、楹联、匾额等书法遗迹，真草篆隶各体皆备，取法欧颜柳赵，风格多样。楷书书迹数量最多，占据了全部书法遗迹的百分之八十;墓志小楷、石碑大楷、匾额榜书等不同形制的书迹共存，可谓一应俱全。其中清代碑刻的馆阁体楷书所占比重最高。作为官方的书法样式，代表皇权、圣意，融入书法史长河之中。今人论及馆阁体，多言其弊，事实上馆阁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在当时有其实用价值和优越特质。馆阁体所崇尚的端正匀稳，工美娟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楷书水平的普遍提高。
　　整体来看，皇家建制的书法遗迹用笔以圆劲厚重为主，气势上较为雄伟宏大;其他民间的书法遗迹则书写自由，书风更加接近时代特征。作为书法传承的珍贵原始实物史料，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展现了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书法发展的真实形态，既可探寻当时书法艺术与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的密切关联，亦可理解书法风格受到教化功能以及时代趣尚等因素制约的内在原因。尽管大多数的书迹在书法艺术内涵上或有不足，书法成就亦不能与一流书家的经典书作相提并论，然其衍生与留存自有合理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学习和反思。
　　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截至目前，对于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的相关研究甚少，突出表现在，以上书迹在各种史籍中甚少被收录和记载，在书法领域较少作为研究和学习对象。所以，总结好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的地域特点，审慎做好研究、保护与利用工作，深入挖掘蕴藏于书法遗迹中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举必将有利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北京大运河历史文脉整体价值的研究，亦可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源泉。
　　（本文是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侃，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