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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广西黄姚古镇的道路、边界、节点、区域、标志、场景等意象六要素及古镇空间生产进行分析，意在发掘黄姚人文景观过程的地方认同机制；并通过对地方认同的深层心理——“恋地情结”的分析，顯豁了黄姚人文景观过程对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黄姚 地方认同 恋地情结 现代城市规划
1 引言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探讨后现代城市建设时说：“虚构、分裂，拼贴和折中主义，全部都弥漫着一种短暂和混乱感，它们或许就是支配着今天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的主题。”[1]目前城市规划界对未来城市该如何发展的大讨论应该与反思哈维所说的“实践主题”大有关系，当然更与学界热切讨论的“现代性”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性”有经典的论断，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社会里“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恩所说的烟消云散的固定的东西中，也包括了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地方（place）”是人或物占据的部分地理空间，美国地理学家雷尔夫（E·Relph）解释说：“地方确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个人和对人群来说，地方都是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2]人们常说的“城市是迷宫”就是无地方感（placeless）的表现。由于城市生活的快速运转，城市版图迅速扩张，人们几乎产生全方位的“陌生感”，街道、建筑物等等都变得与“我”无关了。因此，现代城市规划在规划物质系统的同时，也应当把这种“精神（心理）”系统纳入其中，使人们在复杂变化的城市生活中找寻归属感、认同感，让混乱变得有序，陌生变成熟悉、眷爱。具体而言，广西黄姚古镇人文景观过程的民间经验对现代城市规划是有启示的，我将在本文中尽力阐明这一点。黄姚古镇位于广西昭平县东北部，发祥于宋朝开宝年间（公元922年），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鼎盛于清朝乾隆年间，至尽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2 黄姚古镇的景观要素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考察人们对城市的认知时采用了一种方法，即让非专业人员凭印象画出一张城市地图，这就是他所说的认知地图（cognition map）。在研究认知地图基础上，林奇提出了城市意象的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林奇的城市意象表明了人们对城市景观的认知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对城市这一“地方”的认同过程。这里所说的“过程”，包括了作为空间/时间序列的过程和作为机制的过程，它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是要阐明一些事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因此，“过程”的研究就是要辨别支配时空序列的规律，还要强调支配事件发生的规律所依据的机制[3]，当然，也应当落实其历时性特征，即承继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研究黄姚古镇的人文景观过程，林奇的五要素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认为，在对中国村镇的景观分析过程中，有必要在林奇五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一个要素，即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中谈到的“场景（Setting）”，更多地将当地人的心理诉求、行为尺度纳入分析的视野（图1）。在研究中，我们并不是要把黄姚的民间经验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原则、细节一一对应，因为这种对应显得牵强附会。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立足于分析人的认知心理，本文也将沿着这一思路深入黄姚人文景观过程，就着认知心理学中的“地方”意识切入，明晰人们的地方感是如何在黄姚的人文景观过程中被确立并强化的。
图1 地方认同图示
（1）道路
石板街是黄姚的特色（图2），八条主街道都用青灰的石板镶砌而成，全长约3里。青石板共99999块，没有用任何粘合物，全靠准确的尺寸，历经400多年，没有丝毫松动。独特的人文景观给了当地人深深的地方感认同，黄姚人曾这样描述对石板街的感受：在板街上漫步时，就会有一种坚实、古朴、清凉的感觉；假如用手摸一摸，要找出一条缝来可真不容物，路面平滑如丝，看了不禁为之惊叹；祖先以坚强的毅力和高超的技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工艺遗产，值得敬佩。因此，黄姚人地方感确立的机制之一首先来自先人的创造性成果。
图2 石板街：先人遗赠
（2）边界
水路是古镇重要的交通枢纽，姚江、珠江、兴宁河三河交汇，由此形成的三角洲就是黄姚建镇之地。对黄姚居民来说，河流是古镇的一种边界，划定了三角洲的范围。与此同时，陆路不断发展，与水路一起将黄姚组成了一个有机围合（图3）。从作为边界的水路、陆路来看，黄姚人的地方认同机制还来自自然的独特面貌，但区别于“环境决定论”。
图3 河道与边界
（3）节点
中国古代聚落的形成讲究风水，黄姚也不例外。组成黄姚风水的各个关键要素都应该成为它的节点。按黄姚选址朝向来看，它的案山是青龙山，为单峰形，是为宝鼎山，这是黄姚的一个重要节点；水口以姚江为口，水口讲究口小水聚，才能财不外流，但姚江水口过大，补救的措施是建桥镇住水口，因此，江上建有锁龙桥。一个“锁”字，把建桥的用心表达得明明白白，那么锁龙桥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风水理论还讲究瑞兽呈祥，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在实际操作时，对地理的考虑一般青龙是河、白虎是路、玄武是山、朱雀为池，在方位上也是取其大概，并不刻意限制。在黄姚，它的西南角建有两个水池，传说玉帝为惩罚恶霸地主，命蛟龙将他们的家址变为水塘，故命名为大龙塘、小龙塘。传说是附会不实的，从风水的角度来看，这里实是“朱雀”，因为按古镇的形貌，它既需要有桥来锁住“财源”，也需要有水塘来“安财蓄宝”，所以按照传统，僻为鱼塘，这是又一个节点。风水在村寨聚落几乎无一例外的运用，说明了认同机制中的文化惯性及其保守性。
（4）区域
相传黄姚是以九宫八卦模式建造的，那么，按八卦，它也相应地分成八个区域。而在此后的扩建过程中，八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均衡，整个建造用地形状又不规整，现在已不复为八个阵式了。但黄姚人依旧认同最初规划时的八卦阵式，并对此津津乐道，意在指明祖先的聪明才智。这种认同是一种崇祖心理。 （5）标志
“黄姚八景”（文阁晴岚、珠江夜月、天桥风景、游岩仙迹、龙楼春潦、兴宁风光、盘道石鱼、螺蚰秋云）是黄姚当之无愧的代表，它与“西湖十景”一样，是黄姚人对当地景观的一种认可，饱含着人们对当地景观的独特认知，是黄姚文人景观过程的一个标志。因为，一般来说，“某地某景”的地理认知模式是人们对当地景观的探寻、发现和筛选的结果，是当地人和外地人的“认知地图”，人们由此简洁明快地建立地方感和地方认同；当这种地方感被确立强化之后，人们往往又会加深这些人文景观的内涵，这时，“认知地图”也将向“心智地图（mental map）”转化。也就是说，人文与地景是相辅相成的，地景是景观的基础，人文使景观得以确立并富有活力。地方认同机制就是通过人对环境的美学反应（aesthetics response）和审美体验，最终沉淀为人的心智的。具体地，在黄姚的人文景观过程中，人文是动因，地景是中介，人文景观是结果。如：
①文明阁。它建于万历年间，亭阁自然是美好景致，但惹人注意的还是唐代韩愈的“鸢飞鱼跃”和清代太史刘宗标“小西湖”这两幅石刻，人们爱其书法苍劲，多有拓本。这七字石刻，有如画龙点睛般让楼亭生动山烟有韵。
②宝珠观。它始建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分上下两殿，雕梁画栋，石柱石刻，殿内壁画，栩栩如生。观三面临水，视野雄阔；古榕荫荫，显出古观的气韵。观外有一拱桥，下面有一巨石，形似鲤鱼，有“禹门”三米多高相衬，被点化成“鲤鱼跳龙门”。明月之夜，高耸的真武山与宝珠观屋宇映于珠江，此景被点化为“山月珠观水中天”，“古刹夜月”、“珠江夜月”历代都有吟咏（图4）。
图4 宝珠观：“山月珠观水中天”
③带龙桥。石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在右岸建有“见龙祠”，春夏之间，姚江水涨，波涛滚滚，登楼眺望，巍为奇观，人称“龙楼春潦”（图5）。桥下有一巨石，形如乌龟，曰“乌龟爬沙”；另一巨石，形似骆驼，称“双峰骆驼”；还有一石，酷似蛇头，称“南蛇出洞”，因在真武山下，传说此景为真武公左踏南蛇石踏龟，牵动着人们的想象力。
图5 带龙桥：小桥流水人家
图6 兴宁庙：郁郁乎文
（6）场景
①匾。“皇帝诏书匾”是光绪皇帝圣旨，用满汉文字书写，可以让人们遥想当年皇恩浩荡、远鞭小镇的情景；“且坐喫茶”匾，则让人感受到镇上生活的氛围，一个“且”字，将茶的优雅、人之萧散“一时收拾与闲人”，身心俱适、内外皆和的感觉顿上心头。其他还有50多块匾，各有优宜，别有故事。
②题诗与楹联。明末清初，黄姚读书风气盛行，文人唱和，写景记事，留下了不少翰墨，众多的诗联折射了黄姚崇尚礼乐的传统，透露着书香气息（图6）。
③戏台。戏台集中体现了黄姚的风俗，是黄姚民情的一个见证。整个戏台为砖木结构，上有对联“闻其声乐则生矣，不妨即竭斯耳；观其色人焉瘦哉，正须继以心思”，点明了它的功能。戏台屏风正上方赫然“可以兴”三个金色大字，提纲挈领，申明要承接诗乐传统。这反映了黄姚人追求诗乐正统的儒学影响。这些联句留着当年文化的余音，传给后人。据说，台底四角原置有大水缸，锣鼓一响，20里外还能听闻，可见当年如虹气势（图7）。
④古桥。古镇有古桥7座，匠心独道，营造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诗意盎然。如天然桥，有诗为证：
山间天然跨玉腰，溶成双巩旁黄姚。
江分水面平铺石，墙就崖间暗渡潮。
非是秦皇鞭力造，无关鲁匠慧心雕。
回然郊外超凡砌，却盖扬州第一桥。
——清·古之君
这些场景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还能在其间感受到惬意生活的情味，雅俗共赏的情形。这种场景的认同机制可以表述为：当时当地的居民的生活方式被想像性还原，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怀旧情结”，但在文化认知心理层面上，这种“想像性还原”似乎比“怀旧情结”更丰富，姑且命之为“创旧”。
图7 戏台：诗乐传扬
3 黄姚古镇的空间意向与地方认同
上节主要是借鉴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分析，描述了黄姚的古镇意象，并揭示了黄姚古镇人文景观过程的地方认同机制。对于一个规划，地方感首先涉及到空间的问题，但时间的因素与空间密切相关，它常被看成是空间产生的历史动因而置入空间的，所以也不能忽略。就黄姚而言，它的空间生产值得分析。
在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黄姚凭借其三江汇流的的地理优势，依靠其便利的交通与外界联系密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文化、经济等交流机会，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发展，今天见到的景致，多是当年繁盛时的见证，也是先人的遗赠。后来，陆路交通逐渐替代水路交通，黄姚就成为相对封闭的古镇，保存着相对古老的习俗，它的空间形式是“桃花源”式的空间。因而，在抗日战争期间，黄姚成为一时的安全避所，许多抗战时期的名流、机构迁至于此，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现在古镇保存的大量抗战遗迹，正是人们对特定时空的一种深刻记忆的外化和空间化。正如C·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axander）在谈“建筑的永恒之道”时说：“建筑或城市的基本特质是那些不断发生在那里的事件所赋予的。”[4]这也是空间生产的基本特质。在现代性裹挟的中国积极进行乡镇建设的同时，许多江南小镇转眼就变成了西方小镇，而黃姚因其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其文化遗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较为完整地得以保存，成为现在人们休闲旅游的“桃花源”。特别因其地貌空间特征，黄姚有了“小桂林”的美誉，加深了人们对其风景名胜的好奇和向往，为黄姚的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增添了不少地理“优越感（ethnocentrism）”，这种优越感在其繁盛时期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其表现方式、程度各有不同罢了。不可否认的是，先前的优越感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屡遭挫折。从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知识来看，地理优越感的受挫，常常激起人们对置身的地理空间的重新审视，调整心态。因而，这种挫折使黄姚居民打开了更宽阔的地理视野，也为新的“优越感”的找回奠定了基础，这种优越感推动着黄姚人文景观过程的更新变化，同时也加深了对地方感的认同。 空间的整体生产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在研究了颐和园、寄畅园、网师园的整体形状后，用拓扑同构图来统一三者，发现最佳的统一表达方式是太极图，因为它形象地蕴含了向心、互含、互否三种关系（图8）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最初的黄姚整体形状是八卦阵图，根据拓扑同构性质，八卦与太极应该是拓扑同构图，也就是说，黄姚的整体形状也可以归入朱光亚教授所说的“太极图说”中，形成了向心的关系（图9）。
图8 “三园”太极拓扑同构图
图9 黄姚古镇空间的拓扑同构
朱光亚教授同时还揭橥：“前人造园时并未协商一致，也没有想到要与太极图同构，但是正如C·G·荣格所分析的，集体无意识正是文化的反映。这种不约而同的同构现象正好揭示了中华建筑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较之表面的具象更有生命力。”[5]也就是说，文化正是景观过程的机制。太极无意识正是华夏文化的阴阳思想精华，同时也是中国人自然观念的精华所在。因此，拓扑同构理论的引入，更加明晰了古人建造家园的原生态理念，展现了华夏意匠的创造力，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确古为今用的意义了。同时，这种集体无意识不易为人所知，但它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认同表现在地理上，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地方认同”。
4 黄姚古镇的景观过程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启示
上述的地方感，在理论上是一种“恋地情结（topophilia）”。恋地情结，照字面解释，就是对地方的愛恋之情。美国华裔人文地理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他的著作中将这一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引入地理学，指的是人们减少注意力于环境分析时，对周围环境都能体会到的感情之潮涌，后来引申为把个人、团体与他们而言重要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想象性体验。[6]段义孚将人们在寻常巷陌、日常生活中的暗含关系揭示出来，同时更指向人自身的某种本质。有学者分析认为：“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予人的感情、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7]也就是说，因为一切人类活动都与环境缠绕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从纯空间向某种强烈的人文景观转换。从存在主义哲学来看，人置身于景观时，“景观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一种结构，一种这个世界的复合体”，正因为如此，林奇的“认知地图（cognition map）”也就与“心智地图（mental map）”合一。
认知地图与心智地图的合一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它说明了原来主体、客体针锋相对的认知方式向主客之间融合的方向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城市与居民的关系中，前者被动地适应城市的变化，而后者则主动地推动城市的发展。如果说前者还停留在认识城市，后者已经对城市有了一种归宿感了。借用道家和禅宗的比喻，前者还是“客慧”，而后者已经“回家”了。也就是说，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城市时，产生的种种不安、遭遇和困难，是可以用种种办法消除它们，回复到心安虑得，回到了“家”，因为“新的基本要求是尽量增加无所用心的可能，获得暂时的或某方面的安稳”。[8]因而不至于“全部都弥漫着一种短视和混乱感”，更不至于在人的心理层面“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城市规划的任务就是要人们在城市里“回家”。
那么，在操作层面上，现代城市规划应该充分利用并恰当满足人们的“恋地情结”，在规划时使环境成为激发人的“想象性体验”的场所，使地方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更要充分实现人们心理上的这种“回家”的渴求，让人们在城市里找到温馨的“家”，从而达到规划目的，进而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活力和情趣。
综上所述，黄姚古镇人文景观过程的重要经验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确认“地方”，以人为本，“地方”成为当时当地的居民的存在方式，形成人与地方以存在为中心的互动关系：黄姚是黄姚人的黄姚，黄姚人是黄姚的黄姚人。我们期盼的现代城市也形成这种良好的地方认同互动关系：城市是居民的城市，居民是城市的居民。
参考文献
[1] （美）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2
[2] （美）R·J·约翰斯顿著，蔡运龙、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7
[3] （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55
[4] （美）C·亚历山大著，赵冰译．建筑的永恒之道．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53
[5] 杨永生．建筑百家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112
[6] （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37
[7]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5．308
[8]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84
【关键词】 黄姚 地方认同 恋地情结 现代城市规划
1 引言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探讨后现代城市建设时说：“虚构、分裂，拼贴和折中主义，全部都弥漫着一种短暂和混乱感，它们或许就是支配着今天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的主题。”[1]目前城市规划界对未来城市该如何发展的大讨论应该与反思哈维所说的“实践主题”大有关系，当然更与学界热切讨论的“现代性”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性”有经典的论断，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社会里“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恩所说的烟消云散的固定的东西中，也包括了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地方（place）”是人或物占据的部分地理空间，美国地理学家雷尔夫（E·Relph）解释说：“地方确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个人和对人群来说，地方都是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2]人们常说的“城市是迷宫”就是无地方感（placeless）的表现。由于城市生活的快速运转，城市版图迅速扩张，人们几乎产生全方位的“陌生感”，街道、建筑物等等都变得与“我”无关了。因此，现代城市规划在规划物质系统的同时，也应当把这种“精神（心理）”系统纳入其中，使人们在复杂变化的城市生活中找寻归属感、认同感，让混乱变得有序，陌生变成熟悉、眷爱。具体而言，广西黄姚古镇人文景观过程的民间经验对现代城市规划是有启示的，我将在本文中尽力阐明这一点。黄姚古镇位于广西昭平县东北部，发祥于宋朝开宝年间（公元922年），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鼎盛于清朝乾隆年间，至尽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2 黄姚古镇的景观要素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考察人们对城市的认知时采用了一种方法，即让非专业人员凭印象画出一张城市地图，这就是他所说的认知地图（cognition map）。在研究认知地图基础上，林奇提出了城市意象的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林奇的城市意象表明了人们对城市景观的认知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对城市这一“地方”的认同过程。这里所说的“过程”，包括了作为空间/时间序列的过程和作为机制的过程，它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是要阐明一些事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因此，“过程”的研究就是要辨别支配时空序列的规律，还要强调支配事件发生的规律所依据的机制[3]，当然，也应当落实其历时性特征，即承继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研究黄姚古镇的人文景观过程，林奇的五要素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认为，在对中国村镇的景观分析过程中，有必要在林奇五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一个要素，即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中谈到的“场景（Setting）”，更多地将当地人的心理诉求、行为尺度纳入分析的视野（图1）。在研究中，我们并不是要把黄姚的民间经验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原则、细节一一对应，因为这种对应显得牵强附会。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立足于分析人的认知心理，本文也将沿着这一思路深入黄姚人文景观过程，就着认知心理学中的“地方”意识切入，明晰人们的地方感是如何在黄姚的人文景观过程中被确立并强化的。
图1 地方认同图示
（1）道路
石板街是黄姚的特色（图2），八条主街道都用青灰的石板镶砌而成，全长约3里。青石板共99999块，没有用任何粘合物，全靠准确的尺寸，历经400多年，没有丝毫松动。独特的人文景观给了当地人深深的地方感认同，黄姚人曾这样描述对石板街的感受：在板街上漫步时，就会有一种坚实、古朴、清凉的感觉；假如用手摸一摸，要找出一条缝来可真不容物，路面平滑如丝，看了不禁为之惊叹；祖先以坚强的毅力和高超的技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工艺遗产，值得敬佩。因此，黄姚人地方感确立的机制之一首先来自先人的创造性成果。
图2 石板街：先人遗赠
（2）边界
水路是古镇重要的交通枢纽，姚江、珠江、兴宁河三河交汇，由此形成的三角洲就是黄姚建镇之地。对黄姚居民来说，河流是古镇的一种边界，划定了三角洲的范围。与此同时，陆路不断发展，与水路一起将黄姚组成了一个有机围合（图3）。从作为边界的水路、陆路来看，黄姚人的地方认同机制还来自自然的独特面貌，但区别于“环境决定论”。
图3 河道与边界
（3）节点
中国古代聚落的形成讲究风水，黄姚也不例外。组成黄姚风水的各个关键要素都应该成为它的节点。按黄姚选址朝向来看，它的案山是青龙山，为单峰形，是为宝鼎山，这是黄姚的一个重要节点；水口以姚江为口，水口讲究口小水聚，才能财不外流，但姚江水口过大，补救的措施是建桥镇住水口，因此，江上建有锁龙桥。一个“锁”字，把建桥的用心表达得明明白白，那么锁龙桥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风水理论还讲究瑞兽呈祥，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在实际操作时，对地理的考虑一般青龙是河、白虎是路、玄武是山、朱雀为池，在方位上也是取其大概，并不刻意限制。在黄姚，它的西南角建有两个水池，传说玉帝为惩罚恶霸地主，命蛟龙将他们的家址变为水塘，故命名为大龙塘、小龙塘。传说是附会不实的，从风水的角度来看，这里实是“朱雀”，因为按古镇的形貌，它既需要有桥来锁住“财源”，也需要有水塘来“安财蓄宝”，所以按照传统，僻为鱼塘，这是又一个节点。风水在村寨聚落几乎无一例外的运用，说明了认同机制中的文化惯性及其保守性。
（4）区域
相传黄姚是以九宫八卦模式建造的，那么，按八卦，它也相应地分成八个区域。而在此后的扩建过程中，八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均衡，整个建造用地形状又不规整，现在已不复为八个阵式了。但黄姚人依旧认同最初规划时的八卦阵式，并对此津津乐道，意在指明祖先的聪明才智。这种认同是一种崇祖心理。 （5）标志
“黄姚八景”（文阁晴岚、珠江夜月、天桥风景、游岩仙迹、龙楼春潦、兴宁风光、盘道石鱼、螺蚰秋云）是黄姚当之无愧的代表，它与“西湖十景”一样，是黄姚人对当地景观的一种认可，饱含着人们对当地景观的独特认知，是黄姚文人景观过程的一个标志。因为，一般来说，“某地某景”的地理认知模式是人们对当地景观的探寻、发现和筛选的结果，是当地人和外地人的“认知地图”，人们由此简洁明快地建立地方感和地方认同；当这种地方感被确立强化之后，人们往往又会加深这些人文景观的内涵，这时，“认知地图”也将向“心智地图（mental map）”转化。也就是说，人文与地景是相辅相成的，地景是景观的基础，人文使景观得以确立并富有活力。地方认同机制就是通过人对环境的美学反应（aesthetics response）和审美体验，最终沉淀为人的心智的。具体地，在黄姚的人文景观过程中，人文是动因，地景是中介，人文景观是结果。如：
①文明阁。它建于万历年间，亭阁自然是美好景致，但惹人注意的还是唐代韩愈的“鸢飞鱼跃”和清代太史刘宗标“小西湖”这两幅石刻，人们爱其书法苍劲，多有拓本。这七字石刻，有如画龙点睛般让楼亭生动山烟有韵。
②宝珠观。它始建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分上下两殿，雕梁画栋，石柱石刻，殿内壁画，栩栩如生。观三面临水，视野雄阔；古榕荫荫，显出古观的气韵。观外有一拱桥，下面有一巨石，形似鲤鱼，有“禹门”三米多高相衬，被点化成“鲤鱼跳龙门”。明月之夜，高耸的真武山与宝珠观屋宇映于珠江，此景被点化为“山月珠观水中天”，“古刹夜月”、“珠江夜月”历代都有吟咏（图4）。
图4 宝珠观：“山月珠观水中天”
③带龙桥。石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在右岸建有“见龙祠”，春夏之间，姚江水涨，波涛滚滚，登楼眺望，巍为奇观，人称“龙楼春潦”（图5）。桥下有一巨石，形如乌龟，曰“乌龟爬沙”；另一巨石，形似骆驼，称“双峰骆驼”；还有一石，酷似蛇头，称“南蛇出洞”，因在真武山下，传说此景为真武公左踏南蛇石踏龟，牵动着人们的想象力。
图5 带龙桥：小桥流水人家
图6 兴宁庙：郁郁乎文
（6）场景
①匾。“皇帝诏书匾”是光绪皇帝圣旨，用满汉文字书写，可以让人们遥想当年皇恩浩荡、远鞭小镇的情景；“且坐喫茶”匾，则让人感受到镇上生活的氛围，一个“且”字，将茶的优雅、人之萧散“一时收拾与闲人”，身心俱适、内外皆和的感觉顿上心头。其他还有50多块匾，各有优宜，别有故事。
②题诗与楹联。明末清初，黄姚读书风气盛行，文人唱和，写景记事，留下了不少翰墨，众多的诗联折射了黄姚崇尚礼乐的传统，透露着书香气息（图6）。
③戏台。戏台集中体现了黄姚的风俗，是黄姚民情的一个见证。整个戏台为砖木结构，上有对联“闻其声乐则生矣，不妨即竭斯耳；观其色人焉瘦哉，正须继以心思”，点明了它的功能。戏台屏风正上方赫然“可以兴”三个金色大字，提纲挈领，申明要承接诗乐传统。这反映了黄姚人追求诗乐正统的儒学影响。这些联句留着当年文化的余音，传给后人。据说，台底四角原置有大水缸，锣鼓一响，20里外还能听闻，可见当年如虹气势（图7）。
④古桥。古镇有古桥7座，匠心独道，营造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诗意盎然。如天然桥，有诗为证：
山间天然跨玉腰，溶成双巩旁黄姚。
江分水面平铺石，墙就崖间暗渡潮。
非是秦皇鞭力造，无关鲁匠慧心雕。
回然郊外超凡砌，却盖扬州第一桥。
——清·古之君
这些场景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还能在其间感受到惬意生活的情味，雅俗共赏的情形。这种场景的认同机制可以表述为：当时当地的居民的生活方式被想像性还原，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怀旧情结”，但在文化认知心理层面上，这种“想像性还原”似乎比“怀旧情结”更丰富，姑且命之为“创旧”。
图7 戏台：诗乐传扬
3 黄姚古镇的空间意向与地方认同
上节主要是借鉴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分析，描述了黄姚的古镇意象，并揭示了黄姚古镇人文景观过程的地方认同机制。对于一个规划，地方感首先涉及到空间的问题，但时间的因素与空间密切相关，它常被看成是空间产生的历史动因而置入空间的，所以也不能忽略。就黄姚而言，它的空间生产值得分析。
在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黄姚凭借其三江汇流的的地理优势，依靠其便利的交通与外界联系密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文化、经济等交流机会，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发展，今天见到的景致，多是当年繁盛时的见证，也是先人的遗赠。后来，陆路交通逐渐替代水路交通，黄姚就成为相对封闭的古镇，保存着相对古老的习俗，它的空间形式是“桃花源”式的空间。因而，在抗日战争期间，黄姚成为一时的安全避所，许多抗战时期的名流、机构迁至于此，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现在古镇保存的大量抗战遗迹，正是人们对特定时空的一种深刻记忆的外化和空间化。正如C·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axander）在谈“建筑的永恒之道”时说：“建筑或城市的基本特质是那些不断发生在那里的事件所赋予的。”[4]这也是空间生产的基本特质。在现代性裹挟的中国积极进行乡镇建设的同时，许多江南小镇转眼就变成了西方小镇，而黃姚因其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其文化遗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较为完整地得以保存，成为现在人们休闲旅游的“桃花源”。特别因其地貌空间特征，黄姚有了“小桂林”的美誉，加深了人们对其风景名胜的好奇和向往，为黄姚的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增添了不少地理“优越感（ethnocentrism）”，这种优越感在其繁盛时期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其表现方式、程度各有不同罢了。不可否认的是，先前的优越感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屡遭挫折。从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知识来看，地理优越感的受挫，常常激起人们对置身的地理空间的重新审视，调整心态。因而，这种挫折使黄姚居民打开了更宽阔的地理视野，也为新的“优越感”的找回奠定了基础，这种优越感推动着黄姚人文景观过程的更新变化，同时也加深了对地方感的认同。 空间的整体生产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在研究了颐和园、寄畅园、网师园的整体形状后，用拓扑同构图来统一三者，发现最佳的统一表达方式是太极图，因为它形象地蕴含了向心、互含、互否三种关系（图8）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最初的黄姚整体形状是八卦阵图，根据拓扑同构性质，八卦与太极应该是拓扑同构图，也就是说，黄姚的整体形状也可以归入朱光亚教授所说的“太极图说”中，形成了向心的关系（图9）。
图8 “三园”太极拓扑同构图
图9 黄姚古镇空间的拓扑同构
朱光亚教授同时还揭橥：“前人造园时并未协商一致，也没有想到要与太极图同构，但是正如C·G·荣格所分析的，集体无意识正是文化的反映。这种不约而同的同构现象正好揭示了中华建筑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较之表面的具象更有生命力。”[5]也就是说，文化正是景观过程的机制。太极无意识正是华夏文化的阴阳思想精华，同时也是中国人自然观念的精华所在。因此，拓扑同构理论的引入，更加明晰了古人建造家园的原生态理念，展现了华夏意匠的创造力，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确古为今用的意义了。同时，这种集体无意识不易为人所知，但它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认同表现在地理上，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地方认同”。
4 黄姚古镇的景观过程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启示
上述的地方感，在理论上是一种“恋地情结（topophilia）”。恋地情结，照字面解释，就是对地方的愛恋之情。美国华裔人文地理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他的著作中将这一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引入地理学，指的是人们减少注意力于环境分析时，对周围环境都能体会到的感情之潮涌，后来引申为把个人、团体与他们而言重要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想象性体验。[6]段义孚将人们在寻常巷陌、日常生活中的暗含关系揭示出来，同时更指向人自身的某种本质。有学者分析认为：“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予人的感情、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7]也就是说，因为一切人类活动都与环境缠绕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从纯空间向某种强烈的人文景观转换。从存在主义哲学来看，人置身于景观时，“景观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一种结构，一种这个世界的复合体”，正因为如此，林奇的“认知地图（cognition map）”也就与“心智地图（mental map）”合一。
认知地图与心智地图的合一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它说明了原来主体、客体针锋相对的认知方式向主客之间融合的方向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城市与居民的关系中，前者被动地适应城市的变化，而后者则主动地推动城市的发展。如果说前者还停留在认识城市，后者已经对城市有了一种归宿感了。借用道家和禅宗的比喻，前者还是“客慧”，而后者已经“回家”了。也就是说，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城市时，产生的种种不安、遭遇和困难，是可以用种种办法消除它们，回复到心安虑得，回到了“家”，因为“新的基本要求是尽量增加无所用心的可能，获得暂时的或某方面的安稳”。[8]因而不至于“全部都弥漫着一种短视和混乱感”，更不至于在人的心理层面“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城市规划的任务就是要人们在城市里“回家”。
那么，在操作层面上，现代城市规划应该充分利用并恰当满足人们的“恋地情结”，在规划时使环境成为激发人的“想象性体验”的场所，使地方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更要充分实现人们心理上的这种“回家”的渴求，让人们在城市里找到温馨的“家”，从而达到规划目的，进而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活力和情趣。
综上所述，黄姚古镇人文景观过程的重要经验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确认“地方”，以人为本，“地方”成为当时当地的居民的存在方式，形成人与地方以存在为中心的互动关系：黄姚是黄姚人的黄姚，黄姚人是黄姚的黄姚人。我们期盼的现代城市也形成这种良好的地方认同互动关系：城市是居民的城市，居民是城市的居民。
参考文献
[1] （美）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2
[2] （美）R·J·约翰斯顿著，蔡运龙、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7
[3] （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55
[4] （美）C·亚历山大著，赵冰译．建筑的永恒之道．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53
[5] 杨永生．建筑百家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112
[6] （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37
[7]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5．308
[8]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