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以现代法学知识体系来解读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及审判,在对中国传统法典中几乎不涉及的细故问题作出很多阐释性理论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令人困惑与争论不休的问题,遮蔽了中国固有法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要认识传统中国的细故问题,需要从"法"(刑)与契约的文化源头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细故"的语言表达一体化考察。将此问题还原至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细故"问题并非今日理论之下的民法问题,甚至也很难说其为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问题。传统中国在处理"细故"纠纷时将其置于州县以下,采取礼义教化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10072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现代法学知识体系来解读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及审判,在对中国传统法典中几乎不涉及的细故问题作出很多阐释性理论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令人困惑与争论不休的问题,遮蔽了中国固有法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要认识传统中国的细故问题,需要从"法"(刑)与契约的文化源头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细故"的语言表达一体化考察。将此问题还原至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细故"问题并非今日理论之下的民法问题,甚至也很难说其为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问题。传统中国在处理"细故"纠纷时将其置于州县以下,采取礼义教化而非依法审判的策略来解决此类问题,是中国文化塑造的结果。
其他文献
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前后,全权问题和钦差驻京成为中英交涉的核心问题,一度成为谈判延宕的症结所在。英方将全权代表额尔金的职衔Plenipotentiary译作“钦差全权大臣”,同时将Resident Minister译作“钦差”,均引发清廷上下极大抵触。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方只能妥协接受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职衔被译作“贡使”;情势翻转后,先是璞鼎查的职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译为“钦奉全权大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额尔金的职衔则更进一步译成“钦差全权大臣”。汉译“钦差全权大臣”使得Plenipo
把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还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这代表着两种有着重大不同的哲学观。考察当代哲学的发展,自觉地从特殊的"人类活动"的角度理解哲学,并拒斥把哲学把握为特殊的"知识类型",构成当代哲学观的重大转向之一。这一重要转向意味着人们对于哲学的本性、功能等一系列前提性的重大问题获得了新的自觉。这是哲学的自我解放,也为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向度所具有的合法性提供了最为坚实有效的根据。
美国哲学家索萨的德性知识论,与儒家的德性论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建立一种兼具二者资源的联合哲学立场,并非是缘木求鱼。而儒家在这种联合立场的锻造中所能够作出的贡献,便是解释为何德性知识论对于"盖提尔反例"的处理方案,能够在不引入"反思性知识"的前提下,仅仅依赖认知主体的直觉加以执行。说得更具体一点,儒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将诉诸一种对于孔子"正名"论的现代重构,而这种重构亦将高度依赖东汉许慎的"六书"理论。此将说明:在汉语哲学的场域中,亚命题层面上的意义单位的彼此融合,究竟是如何为信念本身的证成
中国哲学的特性在多大程度上与汉语的特殊性有关?汉语的特殊性应该如何得到说明?我们尝试说明,我们一方面不认同跨语际的哲学反思中语言决定论式的归因,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通过对汉语的片段式分析理解汉语哲学的特质。跨语际的哲学思想对比所采用的比较语言学分析框架并不完善,它带着西方语言的底色,对于其他语言的思想构建方式缺乏包容性。书写的特质一方面体现了汉字和汉语词汇的语义生成模式,另一方面形成了书写与阅读的过程性。哲学思考的汉语媒介的特质要从书写入手,书写显然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规则与语法规则,而是有主体参与的表达乃至交
金融大数据和大数据金融,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区分各自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金融大数据构成来说明用于金融决策的信息来源,通过分析大数据金融这一动态过程来论证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对金融决策行为的重塑。对于大数据金融,无论是分析它的操作过程还是应用场景,都必须在对大数据金融实施平台和技术条件配置作出分析的同时,对云计算、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手段作用于大数据金融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在考察金融大数据构成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大数据金融的研究来揭示将来人类金融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一般机理。
为什么机器不创造价值?传统的解释是以区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来立论的。这种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并不是因为它与《资本论》的逻辑不符,而是在于它忽略了《资本论》逻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节点:价值的特征在于"有偿性","有用"而"无偿"的东西是没有价值评价必要的。为什么自然力的贡献是"无偿"的,而人力的贡献(劳动)却是"有偿"的呢?原因在于:(1)在劳动还只是"谋生手段"的情形下,任何人想要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如果不借助于超经济强制和经济强制的手段,都必然遭到劳动者公
中国民法典编纂已经接近尾声,如何对民法典中的规则采取妥当的解释论立场是一个有待学界充分讨论的重要问题。结合《民法总则》行为能力宣告制度的分析,可以展示一种更加积极进取的理论立场。虽然《民法总则》关于行为能力宣告制度的规定与先前的规定差别不大,但通过条文的细致梳理,可以认为中国民法其实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二级制成年监护制度,区分了成年监护与成年照顾制度。在这一框架之下,通过法律解释的续造,可以在中国民法中构造出一个既尊重现行法,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而且能够有效应对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制度体系。
政党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信息技术进步在政党政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技术赋能"和"技术执行"两个概念比较有利于分析新信息技术对政党组织发展的影响。"技术赋能"强调的是技术对治理术本身的影响,在政党发展中表现为政党组织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加强"劝说-宣传",使用定位与数据分析技术所形成的选民分析以及定制宣传推送功能等来"引导-操纵"选举。"技术执行"则认为在技术嵌入组织的过程中,被执行的技术不同于客观的技术。政党组织对技术的使用同样存在着制度性滞后的现象,同时倾向于按照加强现
历史社会学在19世纪甫一兴起就出现方法论的分化,并形成解释型、叙事型、阐释型三种方法论传统。解释型历史社会学以解释和解决当下问题为研究导向,致力于寻找社会变迁的本质规律和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叙事型历史社会学通过深描并叙述历史过程的差异性、个体性、具体性,以理解历史变迁的普遍化和社会整体的结构性;阐释型历史社会学把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策略性地引入历史,以阐释历史变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这些方法论的分化决定了20世纪历史社会学分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补课说"以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恢复。在40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院系建设、人才培养、成果译介、本土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和学术共同体培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政治学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辅相成,改革实践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重大的课题,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也助力改革攻坚克难向前推进。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一种以全组织和强技术为载体的新国家形态浮现出来,必将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