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后期小说风格之一是在以民俗乡情为描绘对象的同时体现出浓郁的文化氛围。本文通过对小说中的字词的精炼和选用、不同语言形式的运用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艺术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乡土小说；民俗乡情；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0-0047-02
　　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创作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着难以分离的联系。自1976年新时期文学发端以来，文艺创作随之兴起，市井乡土小说在80年代中前期开始出现。汪曾祺正是创作这类以风俗民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短篇小说，不仅是此类小说的经典之作，亦是他本人后期小说创作的滥觞。
　　就汪曾祺后期的小说而言，其特点之一固然是着重对民俗乡情、地方风物进行描绘与展示。但同时，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亦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精神，较一般的乡土小说而言，有更重的“文士气”。且除了描写风土人情的小说以外，汪曾祺亦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如《徙》等。本文旨在对汪曾祺后期小说的艺术风格之一，即作品中蕴含着的传统文化进行浅析。
　　一、字、词、语句的精炼与选用
　　汪曾祺后期小说之所以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古典美学韵味，与其语言风格不无关联。其语言依旧保持着清新优美、含蓄洗炼的特点，读来令人感到明快晓畅、古朴隽永。成就这一风格的原因有二：一是汪曾祺在其后期小说中，非常注意字眼词句的琢磨精炼；二是在符合小说叙述背景的情况下，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作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汪曾祺晚期小说的创造也带有京派小说的语言特色与风格。“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芦焚、俞平伯、萧乾、何其芳、冯至等京派重要的小说家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融入小说创作，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中国古典小说，又不同于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之小说叙事模式的诗意的、抒情的小说叙事的样式。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对精炼、陌生化、节奏韵律的追求在京派小说这里与现代白话口语相结合，熔铸出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苏北曾经赞誉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文极美，善于用词”。汪曾祺在小说语言运用上讲究“炼字”，字词的选用往往经过琢磨，多用古字、生僻字、方言、行话等，使整个文本富含古崛奇峭之美。
　　比如在《异秉》中，曾写到王二的店堂中“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个名叫‘桃花鵽’”。“鵽”乃鸟类的一种，出自《尔雅·释鸟》，可见其古意。同是《异秉》中，写张汉轩晚间于保全堂和众人讲闲话，“这一晚上就全听他一个人”（?）”话”，?字属于生僻字，颇有方言味道，形象生动地传达了一个能说会道、见多识广的万事通形象。《名士和狐仙》中写杨渔隐死后“桐棺薄殓，葬入杨氏祖茔”。“祖茔”即祖坟，两者意义相同。但文中杨渔隐属于名士，在这一身份之下，书面色彩更重的“祖茔”用来形容其祖辈坟墓更为恰当，符合文中营造出的文人意境。《八千岁》中写八舅太爷敲诈八千岁后，“这八百块钱，六百要给虞小兰买一件西狐肷的斗篷”。“肷”多指兽类身体两旁肋骨和胯骨之间的部分，“狐肷”则是毛皮业上专指狐狸胸腹部和腋下的皮毛，属于行业专有名词。而《大淖记事》的开头就解释了地名“大淖”的由来：“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淖，是一片大水。”“淖”在现代汉语中是烂泥、泥坑的意思；也有来自蒙古语的“淖尔”一词，即湖泊。“大淖”在此则是借鉴了部分蒙古话，并与汉语想联系后形成的地名。并且在人物取名上，汪曾祺也使用一些奇字。如《鉴赏家》中季匋民之“匋”，《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王厚堃之“堃”，《徙》中谈甓渔之“甓”……人名中的生僻字，使其汪曾祺的后期小说更带古典色彩与传奇色彩。
　　而在語句的选用上，汪曾祺小说多采用长短句并用的方式，同时也将口语和文言写作方式相结合，使小说在使用大量口语的同时具有丰厚的文化韵味。“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安排得恰到好处，非常巧妙。”？譿？訛且看《大淖记事》中的一段：“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这是典型的长短句交错使用的一个语段，句子之间的承接虽然没有过多的连词，但各部分的内容展开从容不迫，整个语句体现出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美感。
　　二、多种语言形式的运用
　　不同的语言形式随着小说的需要，在汪曾祺笔下被灵活广泛地使用。譬如《徙》一文中出现的校歌歌词：“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男无女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讁？訛小说中这是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是在其中任教的高鹏高先生所作。高鹏在文中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家世业儒”；他是名士谈甓渔的高足，饱习诗书，虽然天资只是中上，但十分刻苦，终究也达到了学识丰厚的水平。而高鹏在科举被废除后，求取功名无门，读完两年的简易师范后到县立五小教书。文中写高先生生性耿直，一丝不苟，不喜交际；而在教育上则是勤勤恳恳，对学生倾尽所有，因材施教，“只看品学，不问家庭”。 而此校歌句式骈散结合，两两之间对仗工整，句尾注重押韵。虽曲调在小说中无可求实考证，但单从字面来看，读来朗朗上口，流利悠扬，清脆悠扬如珠玉落盘。而内容也重在强调平等的育人观念、浓厚的师生情谊等，颇符近代新式教育的标准，也蕴含着文言之美，两相结合，相得益彰。校歌为高鹏所写，符合其身份、性格，是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又一侧面补充。在这篇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这首校歌的文言特色不仅起到了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也使小说的文学气韵更为深厚。
　　除了歌词，汪曾祺小说中出现的语言形式还有古诗。《名士与狐仙》中，小莲子题在泥金折扇上的诗是“三十六湖蒲荇香，侬家旧住在横塘，移舟已过琵琶闸，万点明灯影乱长”。文中已借张汉轩之口品评了这一小诗：“诗有点女郎诗的味道，她读过不少秦少游的诗，本也无足怪。”小莲子所作之诗取眼前之境，虚实互映，写高邮湖湖景，诗风清艳柔丽，俨然是一位聪慧的狐仙所作。而诗的韵脚亦符合七古的要求。选取的意象如“湖”“蒲荇”“琵琶闸”“明灯”“乱长影”等，带有高邮湖的泱泱水气，是地方风物景色与古典诗文韵味的完美糅合，为小说增添不少诗意，使文化氛围更浓郁。 　　而对联这一民间常见的语言形式在汪曾祺后期小说中也十分可观。根据文中背景不同而选用雅俗程度、内容形式各异的联文，侧面烘托小说旨在营造的世界，亦是汪曾祺笔下的一大特点。例如《徙》一文中，写高家所用春联，辛未年便是“辛夸高岭桂，未徙北溟鹏”。对仗工整，并在开头嵌入“辛未”二字。更可称道的是联中所含精神意蕴也与小说环境、人物形象极度契合。《徙》一文以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境界作为描写对象，塑造了高先生这一学识丰厚、为人正直却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形象。“辛夸高岭桂”是写高北溟为人，正直清高到了孤僻不合世俗的地步，却依旧自矜；但这注定他的生存环境是恶劣而艰辛的。“未徙北溟鹏”引用化文，出自《庄子》逍遥游一篇。不仅与高先生名字合节，与其空有才学却不得展志的生平亦是符合，“鹏之未徙”也。结尾写到高先生已死去好几年，老屋倒塌了，只有这副对联尚留在被风雨漂白的朱笺上。这种以联作结的方法，使小说更添凄凉悠长的意味。再如《昙花、鹤、鬼火》中，写到张先生让李小龙刻在竹子上的对联：“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乍看只是从《增广贤文》中摘出诗句作联，但实际上与文本情节息息相关。文中写李小龙刻字，本是一天一字，但最后一天一气刻完了“眠迟”二字。由于“迟”字的石鼓文笔画繁多，才耽搁了时间，出门时已经天黑了。“眠迟” 不止是导致李小龙晚回家的原因，与他的行为“归迟”亦形成照应，正是因为“归迟”，才有了后来看见鬼火的情節。对联这一语言形式在此处的运用，除了本身拥有的文化意蕴为小说增添了文化氛围之外，对小说情节的串联、过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文章内容前后照应，结构更为精巧。
　　三、结语
　　汪曾祺晚期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甚。这使他的晚期作品在着力描绘乡土风情、体现地域民俗之美的同时具有端庄丰雅的古典气息。具体表现在他的小说中着重对字句的精炼和选用，并且配合文本使用了多种的语言形式如歌词、古诗、对联等，这使得汪曾祺的作品风格体现出他本人所说的“苦心经营的随便”的特点。且除了描写民俗之外，汪曾祺亦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创作过不少小说，创作对象的转变使得他小说体现出更厚重的“文士气”。汪曾祺的这一文风使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具有朴素意味的岁月美自出现后开始被人关注，并开创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坛新风气。同时，这也是汪曾祺本人小说进入达到高潮阶段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