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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对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身份多从族裔内涵的角度展开。采用与权力相关的福柯式“凝视”观点观照谭恩美的新作《惊奇山谷》，着眼于作品中的商品化特征，旨在分析女主人公紫罗兰的身体和身份如何在男性“凝视”的社会机制下成为可欲和所欲的对象，沦为被剥削、被宰制的客体。文章认为紫罗兰身体和身份在“被看”中物化为满足他人需求的商品是资本的逻辑与父权制共谋下的结果。通过该主题的表达，暗示了女性欲冲破父权制的牢笼，就要表现自身的主体性而非“他者”的存在，从而重新定义自我。
关键词：凝视;身体;身份;物化;商品化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1-0069-05
一、 引言
《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继《沉没之鱼》之后于2013年发表的又一力作。这部新作继承了母女关系、爱的追寻、身份认同等主题，反映了中国20世纪初森严的社会等级和限制妇女生活的烙印。
该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兴趣。英美国家主流媒体对该小说的看法莫衷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Krys Lee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谭恩美在新作中“修正了亚洲高级交际花（Asian courtesans）的刻板印象”[1]32-33。英国《独立报》的文学编辑凯蒂·盖斯特（Katy Guest）也对《惊奇山谷》持有肯定的态度，认为新作延续了谭恩美一贯的写作风格：“小说描写了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美国与现代中国变化无常的关系以及家庭秘密。”[1]33《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评论却尖刻地指出了该作品的弊端，认为小说的人物不可信，故事不自然，同时色情画面描写过多，“令人厌倦”[1]33。国内评论界的目光大多集中于探讨该小说的主题，目前通过搜索中国知网（CNKI）仅找到有关该小说的研究论文7篇。国内学者蔡志全（2014）率先发表对该小说研究的论文，认为《惊奇山谷》体现了谭恩美对文化冲突与认同、母女关系、身份危机等主题思考的深化。卢俊（2014）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新作标志着谭回到了她成名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类似的题材和风格上。”[2] 孙丙堂（2016）、张欣（2014）认为该作品在女性觉醒、东方主义等方面较谭之前作品有所突破。康彩萍（2015）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一篇分析了贯穿作品始终名为《惊奇山谷》的画作的象征意义，另一篇则分析作品中的母亲形象。笔者发表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的论文借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和属性、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剖析了隶属非劳动产品的“身份”如何转换为商品，进而指出，谭恩美通过对身份商品化这一主题的思考既鞭挞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权体系，也传递了乐观积极的女性命运观。
本文在上一篇论文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与权力相关的福柯式的“凝视”观点继续观照《惊奇山谷》中的商品化问题，旨在分析女主人公紫羅兰的身体和身份如何在男性“凝视”的社会机制下成为可欲和所欲的对象，沦为被剥削、被宰制的客体。希望本文能深化和拓展“身体和身份商品化”的论述，补充上一篇论文的不足之处，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
二、凝视下被物化及商品化的女性身体
学者赵一凡（2006）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中，收录了“凝视”词条：“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式。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当今对凝视的批判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主义者用来反抗视觉中心主义、父权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的有力武器[3]349。
“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4]27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种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27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阐明了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即权力通过身体起作用，它把人不断地构造和塑造成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人的身体被整合在权力和知识的结构之中，权力通过话语对身体进行规训和惩罚[5]257。正如福柯所言，男性权力和男性话语在女性身体上得以施展，规训着女性的生存。在男性凝视下的女性成为了被控制的对象、变成了迎合男性观赏者的欲望客体。
所谓“男性凝视”是一种将女性物化、化为景观并成为可欲对象的心理机制[6]297。在《惊奇山谷》中，14岁的紫罗兰被母亲的情人卖到妓院当妓女。本该是孩子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年龄，却被迫进入了一个钱色交易的成人世界，遭受来自妓院与男性的双重凝视。
妓院如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监狱式社会，沦为妓女的紫罗兰被迫与外界隔离，无时无刻不处在“凝视”当中。妓院老板是最高一级的监视者。次一级的监视则体现在贴身侍女宝葫芦的身上。曾当选为“上海十大花魁”的宝葫芦如今年老色衰，承担代替老板监督、调教以及规训紫罗兰的职责。
在小说的第四章——《卧室美人的规则》里，宝葫芦细致详尽地为紫罗兰讲述了妓女的生存法则。她告诉紫罗兰要想获得妓女的四大必需品——“珠宝、家具、一份带薪的季度合同以及舒适的退休生活”[7]146，必须用自己作为商品来交换顾客的青睐，学会更好地将自己呈现给男性的目光。比如说，在第一次出席晚宴的时候要表现得恰如其分。“我不希望你表现得像个小女孩，也不希望你像个放浪的女人。把你所受过的西方教育和那些聪明的观点收起来。笑时要用手把嘴巴遮住。”[7]142在生存面前，紫罗兰的身体再也不是她可以自由支配的对象，而是处于被动的规训地位，成为被观赏、被欲求、被消费的对象。正如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格所言，“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为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8]47 如何将自身身体化为“景观”，吸引男性的注视，作为一个在妓院出卖色相多年的妓女，宝葫芦深谙其道。宝葫芦教紫罗兰用或温顺或诱惑的目光看着“观者”：“眼睛微微张开……长久地凝视着他……然后再眼眉低垂……嘴巴放松，嘴唇松开……此时，你的双脸通红，脸上浮现一种无法控制的愉悦，盯着他看。”[7]145卖弄风情的眼神、楚楚动人的表情正是男性的眼睛所欲看到的女性身体，是男性欲望的形象投射。她告诫紫罗兰在公众场合，不仅要穿上最好的衣服以显示自己高级妓女的身份，而且还要穿上紧身的外套，“这样每个人都会看到你的好身材。”[7]162更为重要的是，要获得男性的青睐，不能像20年前的妓女那样谦雅、不可亵玩，而是要学会卖弄性感、掌握引诱男性的技巧，比如与顾客在花园里散步时，假装被石头磕到脚，露出自己的三寸金莲;或者假装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花，“你弯下腰的时候，那件仅能遮住臀部的外套便被扯上去，让底下隐隐约约，如同被薄雾遮住的皎月。你起码要让他盯着你的臀部看三秒钟，然后才站起身来看他。”[7]167在宝葫芦为紫罗兰设定的角色里，她是为挑动男人的情欲而存在的被动性主体。她的形象是小脚、蜂腰和臀部的程式化的组装，呈现的是被男性欲望扭曲的矫揉造作的身体，其中融合了性、权力与色情。
男性投向女性身体的凝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象征着对女性的占有、控制、消费，从而将她置于欲望对象的客体地位。正如伊里加蕾所言，此时的女性身体“仅是一个顺从男性幻想法令的支持者……被置于被动，成为一个注视下的美丽对象。”[9]25-26在男性话语和目光的构造下，女性被物化，女性的身体被肢解，变成了符号化的视觉代码。
宝葫芦的长期规训和教化使得紫罗兰不得不接受妓院为其设定的角色，被动地遵循着男人制造的女性形象标准来设计自己的美貌。在妓院为她举办的初次社交晚会的舞台上，亮相的紫罗兰美丽耀眼、充满诱惑，成功地吸引了男性火热的目光，成为了小报争相报道的欢场红人。
伊里加蕾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母亲，处女，妓女：这是强加于女性的社会角色。”[9]186這三种角色是以男性规范为参照的结果，体现了女性身体在男性权力交换过程中所代表的价值，是男性欲望的延伸和男性身份的增补[10]168。在女性所承担的三种社会身份中，处女身份的女性具有纯粹的交换价值。为了得到紫罗兰的处女之身，许多男人不惜耗时、耗钱参与到竞争当中，最终，方忠以高于其他名妓两倍的价格完成了紫罗兰的“商品”交易。然而，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紫罗兰身体的使用价值被穷尽，便转向追逐新的目标。20岁的紫罗兰已经开始感叹自己年华不再，失去吸引男人的资本了。“我二十岁了，就像一只被摘了的桃子，不再新鲜和吸引。甚至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也不再是优势了。”[7]216
作为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中国城市，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具备了近现代形态的都市社会雏形，步入了充满消费欲望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人被物（商品）所包围、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11]。资本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利用男性凝视的社会机制，把女性物化为身体的存在，使女性身体沦为可交换、买卖的商品。在这种交换与买卖中，女性沦为他者，成为被剥削、被宰制的客体。妓院像笼牢一样限制紫罗兰自身潜能发展，通过规训技术及凝视机制的钳制，将紫罗兰异化为榨取钱财的工具，她的身体创造出的生产力只是用来服侍男性和满足男性的私欲，成为父权社会下性和金钱交易的牺牲品，成为妓院的囚徒，成为失去内心自由的囚犯，但却无法成为自己，也无法完成自我的成长。
三、他者凝视之下被物化及商品化的种族身份
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指出，凝视中也蕴含着种族意识。后殖民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弗朗兹·法农使用萨特式的注视观点，告诉我们种族意识可以通过他人的眼光渗透到自我认知、自我的人格建构中。在他带有开创性特质的论述中，白人凝视下的黑人被异族化了，黑人是白人的他者。“我承受着客观对我的审视，我发现了我的黑色肌肤。我的伦理特征，我被单调的手鼓声、吃人的习性、智力缺陷、拜神崇拜、种族缺陷奴役，更重要的是，我被击溃了。”[12]85文化研究掌门人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一种权力化的表征实践中，关于种族的定见（刻板印象）构成了“他者的景观”，被凝视的种族将不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而是被拆解成多个部分，被物化和客体化[13]90-91。
紫罗兰自小跟美国母亲在上海相依为命，由于不知道父亲是中国人，因此小时候的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正宗的美国人。“当我七岁的时候，我就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了：无论从种族还是言行举止来看，我都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7]1然而，按照传统的种族身份分类，紫罗兰是一个美亚混血儿。这种独特的种族身份和外貌特征使她时刻遭受他人目光的凝视。小时候生活在母亲开的妓院里，她的种族身份常常成为妓女们讨论的话题和打趣的对象，她们称她是“中美混血小杂种”[7]39。在上海的美国学校里，美国同学们一致排斥她。“你跟中国叫花子说中文，你就是中国人。”[7]2身边人的“凝视”无疑触动了她的心灵，使她陷入了沉思和自问之中。“你是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以至于不敢站在镜前好好打量一下你的脸吗？”[7]40紫罗兰在妓女的质问下，跑到镜子前想要寻找答案时，却发现自己仿佛拥有两张脸，看上去既像美国人，也像中国人。与其说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映像，不如说是从妓女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映像，和那一连串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惯用的能指符号，封建愚昧、虚伪狡诈等一下子指向自己。
第三章里提到，刚被卖到妓院里的紫罗兰无论在外貌打扮上还是吸引男性的技巧上都缺乏经验，独特的种族身份成了她唯一的优势。鹅蛋脸、绿色的眼珠子以及经过修饰后细长的丹凤眼使她看上去活脱脱一个满族人。由于当时清朝刚灭亡不久，而清朝皇帝多是满族人血统，伪装成满族人可以吸引一部分“亲清派”客人的眼球，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于是妓院便示意她模仿和伪装成满族人的后代，以取悦“亲情派”客人，这使得她的种族身份初次体现出商品的价值。在这里，置于被观看位置的不是紫罗兰的身体而是她的种族身份，种族身份沦为客体，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体现了商品的“有用性”属性。 在妓院为她举行的初次社交晚会上，紫罗兰的种族身份再次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上海小报争相刊登与她有关的新闻，讨论这位精通两国语言、周旋于各种权贵之中的欧亚混血儿。许多中国客人迷醉于她身上散发出的欧亚风情、独特而神秘的异国情调。宝葫芦对她说，“我们不再需要掩饰你的西方血统了。每个人都说你身上的欧亚血统是一种优势。”[7]190
拉康的凝视理论认为，自我理想是在想象的凝视中形成的。在想象的凝视中，主体使自己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认同他者的目光，并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形成自我理想[14]34。感叹自己的身体已经对男性失去了吸引力的紫罗兰认识到自身种族身份的物化特征后，逐渐认同身份的商品属性。随后，她如同根据环境改变自身颜色的变色龙一样频频充当种族越界者。“她是穿着海军服的美国女孩，穿着高领丝绸上衣的妓女，流着眼泪的美国寡妇，拥有一双黑眼睛的中国妻子。”[7]588凭借对中西方两种文化属性的熟识，紫罗兰在中国人、美国人、中美混血儿不同的种族身份中自如地转化，获取自我的生存空间。
在美国客人爱德华面前，她刻意修饰自己的相貌，呈现给对方的是散发出浓郁东方气息的中国女子形象，因为她一开始便得知爱德华对既会讲英语又具有异国情调的女子情有独钟。“我把头发盘成发髻，穿着中式但时尚的裙子，款式修长，配有高领。”[7]221在只对外国人开放的上海赛马会上，她是时髦前卫的美国女人。“我找出了另外一套出席西餐厅时曾让我出众的衣服，一件蓝丝绒出游服装。配上小披肩、还有件可显示我性感的背面、百褶式样的裙子。”[7]230在名流汇集的赛马会上，她想要呈现给凝视者的是穿着得体、举止优雅、富有内涵的上流社会精英的印象。丈夫爱德华死后，为了能够合法继承他留下来的财产，将女儿抚养成人，她只得再次选择身份表演，冒充自己是爱德华在美国的妻子。她用语言、服饰、举止等手段重新形塑自己的存在：她以保守端庄的形象示人，在公共场合只讲英文，参加为美国妇女提供午餐会和讲座的美国俱乐部，到慈善舞会为俄国难民筹款……
福柯指出：“凝视并不单单指他人施加于我们的，它也是我们看待自我行为的一种视角。自我的社会化部分会影响到我们自身，使得我们成为自我凝视的主体。”[15]54紫罗兰接受他者对自身族裔身份的凝视，同时又反观自己。她生活在别人的眼睛中，假定自己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用语言、服饰、舉止等类似表演的手段塑造自己不同的种族身份，加入到了消费自身身份的消费行列中。
四、结语
“凝视总是与种族、性别、民族、阶级等身份问题联系在一起，如白人对黑人的凝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西方对东方的凝视，富人对穷人的凝视。这是一种无声的目光暴力，却能对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制。”[16]紫罗兰沦为凝视和消费的对象是权力作用的结果。受到妓院规训权力控制的紫罗兰变成了迎合男性的欲望客体，其身体成为观看、欣赏、把玩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贯彻的是资本的逻辑，即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紫罗兰通过他者的“凝视”认识到自身种族身份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并意识到自身种族身份是具有交换价值的，是可以加以利用为自己的身体增殖的砝码。因此，紫罗兰将外在的凝视内化为自我凝视，按照“观者”的心理期待，自由地变换身份，以换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通过对紫罗兰身体和身份在“被看”中物化为满足需求的商品的分析，不难看出，身体和身份的商品化是资本的逻辑与父权制共谋下的结果。谭恩美凭借该主题表达了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管制下的女性生活状态的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妇女处于男性统治的压迫下，遭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摧残，丧失了主体性。然而，在该小说的结尾，作者却用反凝视策略消解凝视的权力性，塑造了一名萌发女性觉醒意识、不屈不挠地向男权社会抗争的顽强的女性形象。半生飘零的紫罗兰一心想过上平淡的生活，在老奸巨猾的农民永久的面前失去了判断力，掉入了他精心设计的圈套当中，被骗到小山庄做妾侍。再次掉入泥淖中的紫罗兰，又一次被囚困在“监狱”中，她的一举一动均受到永久及其多位妾侍的监视。但这一次，她再也不愿生活在规训权力的重压和禁锢下，而是选择了勇敢挑战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过重重困难，逃出永久的魔爪并将他杀死，摆脱了肉体与精神之双重虐待与折磨。历尽坎坷颠簸的紫罗兰终究不被命运“倾覆”，回到上海，找回了自己的爱人，并且摆脱了妓女的生活，过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作者透过这一光明的结尾试图求索女性的出路，暗示作为一名觉醒的女性，要冲破父权制的牢笼，就要表现女性的主体而非“他者”的存在，重新定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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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凝视;身体;身份;物化;商品化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1-0069-05
一、 引言
《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继《沉没之鱼》之后于2013年发表的又一力作。这部新作继承了母女关系、爱的追寻、身份认同等主题，反映了中国20世纪初森严的社会等级和限制妇女生活的烙印。
该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兴趣。英美国家主流媒体对该小说的看法莫衷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Krys Lee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谭恩美在新作中“修正了亚洲高级交际花（Asian courtesans）的刻板印象”[1]32-33。英国《独立报》的文学编辑凯蒂·盖斯特（Katy Guest）也对《惊奇山谷》持有肯定的态度，认为新作延续了谭恩美一贯的写作风格：“小说描写了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美国与现代中国变化无常的关系以及家庭秘密。”[1]33《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评论却尖刻地指出了该作品的弊端，认为小说的人物不可信，故事不自然，同时色情画面描写过多，“令人厌倦”[1]33。国内评论界的目光大多集中于探讨该小说的主题，目前通过搜索中国知网（CNKI）仅找到有关该小说的研究论文7篇。国内学者蔡志全（2014）率先发表对该小说研究的论文，认为《惊奇山谷》体现了谭恩美对文化冲突与认同、母女关系、身份危机等主题思考的深化。卢俊（2014）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新作标志着谭回到了她成名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类似的题材和风格上。”[2] 孙丙堂（2016）、张欣（2014）认为该作品在女性觉醒、东方主义等方面较谭之前作品有所突破。康彩萍（2015）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一篇分析了贯穿作品始终名为《惊奇山谷》的画作的象征意义，另一篇则分析作品中的母亲形象。笔者发表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的论文借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和属性、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剖析了隶属非劳动产品的“身份”如何转换为商品，进而指出，谭恩美通过对身份商品化这一主题的思考既鞭挞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权体系，也传递了乐观积极的女性命运观。
本文在上一篇论文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与权力相关的福柯式的“凝视”观点继续观照《惊奇山谷》中的商品化问题，旨在分析女主人公紫羅兰的身体和身份如何在男性“凝视”的社会机制下成为可欲和所欲的对象，沦为被剥削、被宰制的客体。希望本文能深化和拓展“身体和身份商品化”的论述，补充上一篇论文的不足之处，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
二、凝视下被物化及商品化的女性身体
学者赵一凡（2006）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中，收录了“凝视”词条：“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式。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当今对凝视的批判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主义者用来反抗视觉中心主义、父权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的有力武器[3]349。
“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4]27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种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27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阐明了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即权力通过身体起作用，它把人不断地构造和塑造成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人的身体被整合在权力和知识的结构之中，权力通过话语对身体进行规训和惩罚[5]257。正如福柯所言，男性权力和男性话语在女性身体上得以施展，规训着女性的生存。在男性凝视下的女性成为了被控制的对象、变成了迎合男性观赏者的欲望客体。
所谓“男性凝视”是一种将女性物化、化为景观并成为可欲对象的心理机制[6]297。在《惊奇山谷》中，14岁的紫罗兰被母亲的情人卖到妓院当妓女。本该是孩子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年龄，却被迫进入了一个钱色交易的成人世界，遭受来自妓院与男性的双重凝视。
妓院如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监狱式社会，沦为妓女的紫罗兰被迫与外界隔离，无时无刻不处在“凝视”当中。妓院老板是最高一级的监视者。次一级的监视则体现在贴身侍女宝葫芦的身上。曾当选为“上海十大花魁”的宝葫芦如今年老色衰，承担代替老板监督、调教以及规训紫罗兰的职责。
在小说的第四章——《卧室美人的规则》里，宝葫芦细致详尽地为紫罗兰讲述了妓女的生存法则。她告诉紫罗兰要想获得妓女的四大必需品——“珠宝、家具、一份带薪的季度合同以及舒适的退休生活”[7]146，必须用自己作为商品来交换顾客的青睐，学会更好地将自己呈现给男性的目光。比如说，在第一次出席晚宴的时候要表现得恰如其分。“我不希望你表现得像个小女孩，也不希望你像个放浪的女人。把你所受过的西方教育和那些聪明的观点收起来。笑时要用手把嘴巴遮住。”[7]142在生存面前，紫罗兰的身体再也不是她可以自由支配的对象，而是处于被动的规训地位，成为被观赏、被欲求、被消费的对象。正如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格所言，“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为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8]47 如何将自身身体化为“景观”，吸引男性的注视，作为一个在妓院出卖色相多年的妓女，宝葫芦深谙其道。宝葫芦教紫罗兰用或温顺或诱惑的目光看着“观者”：“眼睛微微张开……长久地凝视着他……然后再眼眉低垂……嘴巴放松，嘴唇松开……此时，你的双脸通红，脸上浮现一种无法控制的愉悦，盯着他看。”[7]145卖弄风情的眼神、楚楚动人的表情正是男性的眼睛所欲看到的女性身体，是男性欲望的形象投射。她告诫紫罗兰在公众场合，不仅要穿上最好的衣服以显示自己高级妓女的身份，而且还要穿上紧身的外套，“这样每个人都会看到你的好身材。”[7]162更为重要的是，要获得男性的青睐，不能像20年前的妓女那样谦雅、不可亵玩，而是要学会卖弄性感、掌握引诱男性的技巧，比如与顾客在花园里散步时，假装被石头磕到脚，露出自己的三寸金莲;或者假装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花，“你弯下腰的时候，那件仅能遮住臀部的外套便被扯上去，让底下隐隐约约，如同被薄雾遮住的皎月。你起码要让他盯着你的臀部看三秒钟，然后才站起身来看他。”[7]167在宝葫芦为紫罗兰设定的角色里，她是为挑动男人的情欲而存在的被动性主体。她的形象是小脚、蜂腰和臀部的程式化的组装，呈现的是被男性欲望扭曲的矫揉造作的身体，其中融合了性、权力与色情。
男性投向女性身体的凝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象征着对女性的占有、控制、消费，从而将她置于欲望对象的客体地位。正如伊里加蕾所言，此时的女性身体“仅是一个顺从男性幻想法令的支持者……被置于被动，成为一个注视下的美丽对象。”[9]25-26在男性话语和目光的构造下，女性被物化，女性的身体被肢解，变成了符号化的视觉代码。
宝葫芦的长期规训和教化使得紫罗兰不得不接受妓院为其设定的角色，被动地遵循着男人制造的女性形象标准来设计自己的美貌。在妓院为她举办的初次社交晚会的舞台上，亮相的紫罗兰美丽耀眼、充满诱惑，成功地吸引了男性火热的目光，成为了小报争相报道的欢场红人。
伊里加蕾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母亲，处女，妓女：这是强加于女性的社会角色。”[9]186這三种角色是以男性规范为参照的结果，体现了女性身体在男性权力交换过程中所代表的价值，是男性欲望的延伸和男性身份的增补[10]168。在女性所承担的三种社会身份中，处女身份的女性具有纯粹的交换价值。为了得到紫罗兰的处女之身，许多男人不惜耗时、耗钱参与到竞争当中，最终，方忠以高于其他名妓两倍的价格完成了紫罗兰的“商品”交易。然而，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紫罗兰身体的使用价值被穷尽，便转向追逐新的目标。20岁的紫罗兰已经开始感叹自己年华不再，失去吸引男人的资本了。“我二十岁了，就像一只被摘了的桃子，不再新鲜和吸引。甚至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也不再是优势了。”[7]216
作为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中国城市，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具备了近现代形态的都市社会雏形，步入了充满消费欲望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人被物（商品）所包围、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11]。资本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利用男性凝视的社会机制，把女性物化为身体的存在，使女性身体沦为可交换、买卖的商品。在这种交换与买卖中，女性沦为他者，成为被剥削、被宰制的客体。妓院像笼牢一样限制紫罗兰自身潜能发展，通过规训技术及凝视机制的钳制，将紫罗兰异化为榨取钱财的工具，她的身体创造出的生产力只是用来服侍男性和满足男性的私欲，成为父权社会下性和金钱交易的牺牲品，成为妓院的囚徒，成为失去内心自由的囚犯，但却无法成为自己，也无法完成自我的成长。
三、他者凝视之下被物化及商品化的种族身份
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指出，凝视中也蕴含着种族意识。后殖民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弗朗兹·法农使用萨特式的注视观点，告诉我们种族意识可以通过他人的眼光渗透到自我认知、自我的人格建构中。在他带有开创性特质的论述中，白人凝视下的黑人被异族化了，黑人是白人的他者。“我承受着客观对我的审视，我发现了我的黑色肌肤。我的伦理特征，我被单调的手鼓声、吃人的习性、智力缺陷、拜神崇拜、种族缺陷奴役，更重要的是，我被击溃了。”[12]85文化研究掌门人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一种权力化的表征实践中，关于种族的定见（刻板印象）构成了“他者的景观”，被凝视的种族将不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而是被拆解成多个部分，被物化和客体化[13]90-91。
紫罗兰自小跟美国母亲在上海相依为命，由于不知道父亲是中国人，因此小时候的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正宗的美国人。“当我七岁的时候，我就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了：无论从种族还是言行举止来看，我都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7]1然而，按照传统的种族身份分类，紫罗兰是一个美亚混血儿。这种独特的种族身份和外貌特征使她时刻遭受他人目光的凝视。小时候生活在母亲开的妓院里，她的种族身份常常成为妓女们讨论的话题和打趣的对象，她们称她是“中美混血小杂种”[7]39。在上海的美国学校里，美国同学们一致排斥她。“你跟中国叫花子说中文，你就是中国人。”[7]2身边人的“凝视”无疑触动了她的心灵，使她陷入了沉思和自问之中。“你是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以至于不敢站在镜前好好打量一下你的脸吗？”[7]40紫罗兰在妓女的质问下，跑到镜子前想要寻找答案时，却发现自己仿佛拥有两张脸，看上去既像美国人，也像中国人。与其说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映像，不如说是从妓女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映像，和那一连串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惯用的能指符号，封建愚昧、虚伪狡诈等一下子指向自己。
第三章里提到，刚被卖到妓院里的紫罗兰无论在外貌打扮上还是吸引男性的技巧上都缺乏经验，独特的种族身份成了她唯一的优势。鹅蛋脸、绿色的眼珠子以及经过修饰后细长的丹凤眼使她看上去活脱脱一个满族人。由于当时清朝刚灭亡不久，而清朝皇帝多是满族人血统，伪装成满族人可以吸引一部分“亲清派”客人的眼球，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于是妓院便示意她模仿和伪装成满族人的后代，以取悦“亲情派”客人，这使得她的种族身份初次体现出商品的价值。在这里，置于被观看位置的不是紫罗兰的身体而是她的种族身份，种族身份沦为客体，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体现了商品的“有用性”属性。 在妓院为她举行的初次社交晚会上，紫罗兰的种族身份再次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上海小报争相刊登与她有关的新闻，讨论这位精通两国语言、周旋于各种权贵之中的欧亚混血儿。许多中国客人迷醉于她身上散发出的欧亚风情、独特而神秘的异国情调。宝葫芦对她说，“我们不再需要掩饰你的西方血统了。每个人都说你身上的欧亚血统是一种优势。”[7]190
拉康的凝视理论认为，自我理想是在想象的凝视中形成的。在想象的凝视中，主体使自己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认同他者的目光，并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形成自我理想[14]34。感叹自己的身体已经对男性失去了吸引力的紫罗兰认识到自身种族身份的物化特征后，逐渐认同身份的商品属性。随后，她如同根据环境改变自身颜色的变色龙一样频频充当种族越界者。“她是穿着海军服的美国女孩，穿着高领丝绸上衣的妓女，流着眼泪的美国寡妇，拥有一双黑眼睛的中国妻子。”[7]588凭借对中西方两种文化属性的熟识，紫罗兰在中国人、美国人、中美混血儿不同的种族身份中自如地转化，获取自我的生存空间。
在美国客人爱德华面前，她刻意修饰自己的相貌，呈现给对方的是散发出浓郁东方气息的中国女子形象，因为她一开始便得知爱德华对既会讲英语又具有异国情调的女子情有独钟。“我把头发盘成发髻，穿着中式但时尚的裙子，款式修长，配有高领。”[7]221在只对外国人开放的上海赛马会上，她是时髦前卫的美国女人。“我找出了另外一套出席西餐厅时曾让我出众的衣服，一件蓝丝绒出游服装。配上小披肩、还有件可显示我性感的背面、百褶式样的裙子。”[7]230在名流汇集的赛马会上，她想要呈现给凝视者的是穿着得体、举止优雅、富有内涵的上流社会精英的印象。丈夫爱德华死后，为了能够合法继承他留下来的财产，将女儿抚养成人，她只得再次选择身份表演，冒充自己是爱德华在美国的妻子。她用语言、服饰、举止等手段重新形塑自己的存在：她以保守端庄的形象示人，在公共场合只讲英文，参加为美国妇女提供午餐会和讲座的美国俱乐部，到慈善舞会为俄国难民筹款……
福柯指出：“凝视并不单单指他人施加于我们的，它也是我们看待自我行为的一种视角。自我的社会化部分会影响到我们自身，使得我们成为自我凝视的主体。”[15]54紫罗兰接受他者对自身族裔身份的凝视，同时又反观自己。她生活在别人的眼睛中，假定自己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用语言、服饰、舉止等类似表演的手段塑造自己不同的种族身份，加入到了消费自身身份的消费行列中。
四、结语
“凝视总是与种族、性别、民族、阶级等身份问题联系在一起，如白人对黑人的凝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西方对东方的凝视，富人对穷人的凝视。这是一种无声的目光暴力，却能对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制。”[16]紫罗兰沦为凝视和消费的对象是权力作用的结果。受到妓院规训权力控制的紫罗兰变成了迎合男性的欲望客体，其身体成为观看、欣赏、把玩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贯彻的是资本的逻辑，即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紫罗兰通过他者的“凝视”认识到自身种族身份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并意识到自身种族身份是具有交换价值的，是可以加以利用为自己的身体增殖的砝码。因此，紫罗兰将外在的凝视内化为自我凝视，按照“观者”的心理期待，自由地变换身份，以换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通过对紫罗兰身体和身份在“被看”中物化为满足需求的商品的分析，不难看出，身体和身份的商品化是资本的逻辑与父权制共谋下的结果。谭恩美凭借该主题表达了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管制下的女性生活状态的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妇女处于男性统治的压迫下，遭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摧残，丧失了主体性。然而，在该小说的结尾，作者却用反凝视策略消解凝视的权力性，塑造了一名萌发女性觉醒意识、不屈不挠地向男权社会抗争的顽强的女性形象。半生飘零的紫罗兰一心想过上平淡的生活，在老奸巨猾的农民永久的面前失去了判断力，掉入了他精心设计的圈套当中，被骗到小山庄做妾侍。再次掉入泥淖中的紫罗兰，又一次被囚困在“监狱”中，她的一举一动均受到永久及其多位妾侍的监视。但这一次，她再也不愿生活在规训权力的重压和禁锢下，而是选择了勇敢挑战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过重重困难，逃出永久的魔爪并将他杀死，摆脱了肉体与精神之双重虐待与折磨。历尽坎坷颠簸的紫罗兰终究不被命运“倾覆”，回到上海，找回了自己的爱人，并且摆脱了妓女的生活，过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作者透过这一光明的结尾试图求索女性的出路，暗示作为一名觉醒的女性，要冲破父权制的牢笼，就要表现女性的主体而非“他者”的存在，重新定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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