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上的事，石以人传，人以石传的例子很多，但是这方“来修斋”印，石既传人，人亦传石，殊为佳妙，是一方令人久久耐玩的好印章。
　　印出吴昌硕之手，印面阳刻篆书“来修斋”，款曰“拟攘翁，老缶”，未署作年，但是一望而知是吴缶老晚年所作。田黄章料硕大，印面3.4×3厘米，高10.4厘米，重达239克。不知道吴昌硕一生刻过多少方田黄印章，也不知道吴昌硕刻过的田黄印章中最大的有多大，但这一方至少是作者所知吴昌硕刻田黄章中最大的一方。田黄向来比金子贵，在吴昌硕所处的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田黄尽管不像黄金一样可以作为“硬通货”储存和流通，但是它比黄金更稀有，市场交易中与黄金的比价是一倍三，当年民间谚语“一两田黄三两金”即可作证。而晚年的吴昌硕乃金石书画巨擘，是主艺沪上的艺坛领袖，治印一字折银四两，不是一般人刻得起的。由此可知当年这方田黄印章价值几何了，显然印主是一位既有财力又有修养的人。那么此印何用、印主又是谁呢？
　　印以旧盒贮藏，盒盖上有果绿洒金纸签条，小楷书“来修斋，老缶，充和藏”字样，钤白文“充和”印。盒侧也有标签，签纸已泛黄，签上分三栏楷书“田黄重八两，来修斋，吴昌硕刻，壹号”数字，显然二签非同时所为，而“壹号”就是当年的收藏编号。
　　充和就是张充和，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生于上海。她是名门之后，曾祖父是与李鸿章一起创立淮军并历官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光绪间任两广总督并一度任直隶总督的晚清名臣张树声，父亲是民国开明的教育家，曾以毁家创办苏州乐益女校，提倡新式教育而名噪一时。张家树大叶茂，姐弟十人，皆学有所成。张氏四姐妹更因为所嫁皆一时俊彦而传为美谈：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兆和嫁给了文学家沈从文，唯独张充和“离经叛道”，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Frankei）。1949年张充和随夫赴美定居，先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直至退休。目前仍定居美国。
　　张充和在姐妹四人中排行最小，经历也最奇特。由于她的叔祖母命运多舛，早年守寡，独生女早逝，仅有的外孙女也夭折，她出生11个月就承继给了叔祖母做孙女。张充和是叔祖母的掌上明珠，她在叔祖母的养育下，既沐浴慈爱，又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九岁起，叔祖母更以每年“束修”（学生向老师致送的礼物）三百银元的高价从山东为她延聘考古学家、吴昌硕弟子朱谟钦为塾师，学习古文、诗词等传统文化知识。三百银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相当于15个佣人一年的薪俸总和，可以赡养父母并且供养一个五口之家过上一年的殷实生活。她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学养和气质，晚年被誉为中国“最后的闺秀”。1930年，叔祖母因病去世，张充和带着留给她的田禊等遗产离开合肥老家，回到苏州与姐弟们团聚。
　　叔祖母何许人？乃李鸿章的侄女、张树声的儿媳，是一位出生在一个政治家庭又嫁给了另一个政治家庭的特殊女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姻是因为李鸿章和张树声的渊源关系，是由家庭安排而非自己选择的。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张充和也不知道自己叔祖母的名字，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是不可以问自己长辈的名字的，否则就是不识礼数，没有教养。而大人们之间按照辈份或者身份称呼，所以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叔祖母的名字，时至今日，即使有人知道，也都过世了。叔祖母是个有学问的人，诗书满怀，并且虔诚信佛，法名识修。尘世里的名字不见她延用，但是在当时的合肥，张家的大院里有一位叫识修的居家女佛弟子，识缘修性，积德行善，那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她喜欢阅读，有自己的书房，也有自己的佛堂。书房里藏有大量诗书和佛经，当年她的丈夫（张华轸，张树声的儿子，张充和的叔祖父）在世时也喜欢研读佛经。她居家礼佛，诵抄佛经，清净度日。据张充和回忆，有两位尼姑定期会来看望叔祖母，还有无依无靠的女性以及一些因家庭无力抚养的孩子被送到叔祖母身边来。书斋和佛堂是叔祖母修行读书的场所。“来修斋”或许正是张充和叔祖母的书斋名，若如此，那么“来修斋”印就是叔祖母的藏书印和抄写佛经时的用印了。
　　这是可以作出判断的，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盖有“来修斋”印的藏书、抄经等实物证据，但是“识修”与“来修斋”之间的联系已经十分明显。其实“来修斋”不为人传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叔祖母六根清净，不喜张扬，更重要的，她是那个时代的女人。就像她的法名，如果没有养孙女张充和晚年的叙述，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机会知道当年李鸿章的侄女、张树声的儿媳，就是那个居家礼佛的“识修”呢？另一方面，正因为识修是“来修斋”的主人，所以才有张充和对这方珍贵的田黄印章充满感情的收藏，其逻辑关系如同时序一样自然。所以，来修斋的主人就是张充和的叔祖母识修，是可以确信的。（吴昌硕刻“来修斋”田黄闲章为2008年西泠印社春拍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