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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关键词] 清初； 明遗民； 李世熊； 散文创作网络
明遗民文学、学术一直是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文学领域，对明遗民诗歌的研究尤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长盛不衰，而有关明遗民散文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得多。与遗民诗史的基本面貌已获相当全面的澄清不同，不少遗民散文家及其精品力作或仍遮蔽于文学史的视线之外，或如李世熊（字元仲，号寒支，学者称檀河先生）《画网巾先生传》那样被他人长期窃享了史家给予的尊荣[1]，清初明遗民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仍呈相当模糊的状态。实际上，若以李世熊为线索深入考察文学史，可以清楚看到明遗民散文创作所出现的极盛局面及其在清初散文史上占据的中枢地位。
一、 “苦海”与“绮语”
除极个别学者外，现代一般学人对李世熊不甚了了，然在四百年前，他却是名烛南天的文坛巨擘。早在明北都覆亡之前，李世熊即与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黄道周和方以智等人交往；南明时期与顾炎武一同受到隆武政权征召，备受尊崇，影响之下，专门收录南明文学家生平的《小腆纪传·文苑列传》载其传记文字，竟与艾南英、屈大均、钱秉镫、徐夜等其他所有13人传记的规模总和约略相当；入清以后，出于明朝知识分子对故国的使命自觉，也出于其当代司马迁和屈原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倾其全部心血，持续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散文创作。
康熙十四年（1675），李世熊自述：“弟束发便食君饩，如是者二十三年，金以百计者当三矣。清夜自思，朝廷费此金钱，豢养血躯，将作何用？一朝社改，曾莫省忆，此佣奴贱娼所不忍也，而士人独忍之，可乎？时于室之西偏，额曰但月庵居之。”[2]485又作《但月庵铭》自坚其志。“但月者，离合两字，隐寓为‘明一人’也。”[3]377为此，他走上一条以笔为武器之路。其《与魏和公》称：“后当有如司马太史者描写生气，照耀千载。某虽老，犹能私笔逸事，载诸箧衍，以俟将来也。”[2]483但抛砖引玉的最初想法最终不能不变成舍我其谁的事业。康熙二十四年（1685）《答李化舒》札中言：“恨世无班、马、欧、苏，使扬厉幽芳，令神气溢流，倾动寰宇。”[2]48直到临终前在《答薛依南书》中，李世熊依然沉痛说道：“耳目濡染，率皆盲风晦雨；蜀鸟峡猿，时或哀吟独啸，都如呓梦。”“所谓日月之下，独有形影可哀也已。每念昔日同坛诸贤，莫不上凌贾、马，平视欧、曾，乃丧乱以来，文彩黯然，声气寂若，曾不闻有哀楚之骚、悯周之什、哀江南与辨亡之赋流传于中土，令人愤张激发者。”[2]467
包含《画网巾先生传》在内，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融文学笔法、诗歌意境与史书品格于一体，笔歌墨舞、悲慨淋漓的传记体散文。这些散文塑造了一系列勇于拯救国族民众、敢于蔑视清廷淫威的士人形象，他们用昂扬峻伟、深沉厚重的人格照亮一塌糊涂的乱世黑暗，也昭示民族的希望所在。其中或系身处明末乱世和清初暴政而能竭力扶绥百姓、保障一方的才人或廉吏。如《香河县知县丘公墓志铭》中写清廷圈地令使香河一县仅存汉人812丁，且“汉人虐于庄头”，“五毒参至，毙人如虮蚁”，“汉人命益轻”，“长此汉有孑遗乎”，于是丘公奋力救民苏民，“自是汉人颇恃以自立”。李世熊称赞丘氏“乃于鸷攫猛噬时探其牙吻，夺伤残而妪乳之，翼壮长而蕃嗣息，则何异滔天荡岳，疏泄沟浍，以治平畴”[2]300303。或系明亡或默或举、终身虑不及私的遗民同道。如《丘秀才环生墓志铭》写其门人天性澹泊，数困场屋，“不以为厄悯”，但亡国的痛楚使其“惨然改度”，“如甚惭恨于天下之人无以自容也”，终至“竟郁郁寝疾已矣”[2]293。《祭彭躬庵文》写彭士望仍对国家民族前途怀有希望，汲取明末学术荒疏以至亡国的惨痛教训，大声疾呼士流痛改前非，就关系国家民族的一切实际事务从头加以研究；复以“八十翁从土室头，潺湲和血写离忧”[2]548之句，坚定遗民友人的诗文创作使命。更多则系以血肉之躯对抗清军铁蹄南践、毅然殒命疆场或被俘后视死如归的殉国烈士。如《明云南永昌府通判刘公墓表》中兵败自缢殉国的南明永昌府通判刘霞起及其子、拒绝薙发遭炮烙而死的刘之谦；《明监纪推官吴公墓表》中自赴危境、在南明赣州保卫战中中弹献身的监纪推官吴世安；《兵部尚书总督学士张公传略》中以断臂瞎目拒绝清廷劝降，复与瞿式耜从容联唱四十日后就义的永历大学士张同敞；《郭宫詹传略》中跋涉闽、粤、滇、黔甚至域外抗清而被捕后唯有饮酒赋诗以对两广门下跪请劝降大吏、戮后面色如生的郭之奇等。李世熊在浓墨重彩刻画这些民族英雄形象的同时，也痛切直陈一般士人的苟且事敌之耻。如《明监纪推官吴公墓表》文末所云：“吾悲夫陆沉沧海，而饫诗书、敝金紫、沦灌国恩者，等鼎社为荆弓郑璧，列君父于燕秦凡楚，护惜血躯，即负溷秽而无悔。闻监纪之风者，尚可仰面伸眉于天日下乎？”[2]314此外，他的序跋、疏奏、尺牍等绝大多数亦为文字生动可喜而忠愤之情旁逸斜出、不可遏止之作。如《丈田苛政纪》揭露康熙初年奉文清丈田地，地方官巧取豪夺，疯狂刮取民财，“天良泯丧，礼义灰灭，人之不为禽兽者几希矣”[2]276。
李世熊自道：“某壮不如人，老更绝物，《说难》、《孤愤》，付往事于长叹；《离骚》、《九歌》，俟后人之论定。苦海一轴，固已笑骂由人；绮语十行，安得药石生我？”[2]511512所谓“苦海”，当然指其作品既浸泡亡国者的耻辱，是那个苦难时代的信史，又深寓彭士望所说“寒支扶植世教之苦心”[2]309；所谓“绮语”，则表明其散文并非不假思索的简单文字铺陈或情感倾泻，而是匠心独运、反复锤炼的美之结晶。迥然有别于晚明性灵派末流的率尔为文甚或游戏为文，李世熊是以一种极为郑重严肃、追求不朽的态度来从事散文创作的。他引述一位前辈的话说：“看著作如看小儿，先问寿夭，有旦暮尽者，有数十岁百岁者，推之则数百岁千岁与劫同休者。吾辈不能与劫同尽，可无数百千岁乎？细推此语，作者实难。六经之外，意惟《庄》、《骚》、《史》、《汉》足以当之；即唐宋大家，敢言数百千岁乎？若旦暮之文，直不作可矣。”[2]213由此足见李世熊不屑为旦暮之文。为此，他经历艰辛的摸索和磨炼。他自言早年在八股时艺上“滥窃时誉”后，“既而赁耳佣目，效为古文，于《庄》、《骚》、《管》、《韩》、《左》、《策》、八家之言，无所不拟，拟之似者，究乃无一似”[2]234，从广泛模仿、借鉴前人进入“究乃无一似”亦即完全独创的艺术佳境，形成了其纵横多变而又文字简洁的独特文风。 “洁”一直是李世熊散文批评的重要尺度，也是他散文创作的自觉审美追求。如他评论叶慧生的散文，“篇篇有异致，节节有异语，毎欲加以丹铅，便觉篇有溢行，行有溢句，句有溢字，字有溢华”，其病在“好奇而掇新探仄，采撷繁芜，以至不洁”，“先辈谓本诸太史以求其洁，知太史之所以洁，则知大文之所以不及太史矣”[2]465；又云，“昔贤谓本诸太史以求其洁，洁字诚不易到”，“钱虞山当代作者，本朝不得屈居其次，然不敢以洁许之”[2]467468；而涂伯案散文除内容上能以节义标举天下，其可贵亦在“文章峭厉明洁，出入《史》、《汉》”[2]539。但李世熊的“洁”又绝无一般境界逼仄单薄之病，还包含另一重要审美追求在内。如其《答叶慧生》云：“兄盖以清寒紧峭为洁，与纵横浩浑异趣耳，遂谓洁不足以尽史公。《记》曰：洁静精微，易教也。静精微而冠以洁，可谓洁不足尽《易》邪？……然则本诸太史以求其洁者，正于纵横变幻中见之。”[2]502正是笔触的纵横浩浑、气势的奇肆多变与文字的简洁结合，才形成李世熊散文的“绮语”特色。
二、 “一代之制作”
“文统大振于唐，自韩、柳外，支分派别，各自流传”，“何知百年后，无一二辈选及鄙文者乎”[2]491，这体现出李世熊在唐以来文统谱系上的自信。衡诸史实，从生前到身后相当长时间，李世熊其人其文确实一直赢得广泛而持久的尊崇，不啻一代文宗。
如有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定评的魏禧生前曾赞李世熊“故天下实血男子”，“闻风而愿执鞭”[4]344，临殁更举其为当世学术与文学兼擅之第一人[5]416。禧弟礼，“文则近柳子厚”，人则“蹇蹇谔谔，尊亲之前无所回其是非”[4]391392，亦敬慕李世熊为“东南砥柱也，负才学之望于天下者数十年，当乱世益足徵其守与用”[6]620；又极嗜其散文，以为“其古今文都盛名于海内者六十余年”，“四方士归往君者如水之朝宗”[7]171172。与魏禧兄弟并名文坛的彭士望同样以为“方今南服伟人，当亟推元仲”，叹服“元仲之文何其多变”，又若“屈之旨一于楚宗”，所谓“其文变也，其才未变；其才变也，其情未变；其情变也，其性未变。所谓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非耶”，故“每片纸出，人无知不知，竞手自抄写传诵藏弆以为荣”[8]31，9798，125。“大致与魏禧同派，而质胜于文”[9]2547的彭任，亦称扬其文“独抒所见，因事而发，悉情而言，似不为文字求工，而参差离合，无不中情达理”，“变化隐见，寓法于无法之中，而独往独来，要亦能自立于天地”，认定李氏“奋笔私记作，千秋足文献”[10] 213，277。被邓之诚称为“大约易堂诸人，文学造诣，首推禧，次则属灿”[11] 785的曾灿亦云，“海内读书种子，自漳浦后，不得不以此首推先生”，“诸大作及《抗谈集叙》，视数十年事如烛照”[12] 532。所作散文殆“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以下庶几焉”[4]896的丘维屏，同样对李氏极为倾倒[13]292，454。易堂九子之外，对李世熊其人其文的褒美亦比比皆是。如“其诗古文英伟有奇气”[14]515的福建遗民刘坊痛悼其丧，以为“先生之志，在挽虞渊于已冥；先生之才，欲障百川而东走；先生之学，本颜卓而孟醇；先生之文，或溟涵而地负”[15]709。清初著名散文家黎士弘师事李氏五十余年，哀其“晚年论著当《心史》，旧曲凄凉几目成”，更赞其文“高奇峭削，无径可寻”，“真若飞仙剑侠，偶落人间”，复记其人其文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檀河先生为汀南一人，四方人士饫其声名，私刻拟其形状，及老寿告终，闻者失声叹息”[16]494，586，699。其他如桐城遗民散文家方中通[17]124、以诗文瑰丽沉雄著称的福建遗民陈轼[18]554、诗文与龚鼎孳齐名的浙江曹溶[19]197等，对李世熊亦十分眷恋或心向往之。
李世熊身后馨香亦赓续不断。如康、雍间著名散文家蓝鼎元浓墨重彩推崇李氏，“自经、史、子、集以及秦、汉、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览，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故其为文沉深峭刻，雄伟凄丽，奥博离奇，如悲如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风雷雨，虽非盛世和平之音，盖自称其所遇也”，“文章如韩，心事如屈，志节之清高与管幼安伯仲矣”，以为“其为文殆有天授，渊然而深，郁然而峭，浩然陵轹宇宙，驱役风雷，鬼泣神惊，莫可名状”[20]656657，833。乾隆间全祖望称，读其文而“为之泫然出涕”，赞“其文之音节虽非《离骚》，其立言之旨则与之争光可也”，浩叹“世熊之旨悲夫，其文亦奇矣”[21]533546。道光间吴仰贤吟诵其作，以为“古调今成广陵散，遗民尚溯义熙年。分明柱下千秋史，莫道犹龙姓未传”[22]41。咸丰间徐继畲“好李寒支之文，其全集尝细读数过”，赞其史志各序“似庐陵《五代史》，可称奇作”，“脍炙居十之八九”[23]180。光绪间谢章铤将李世熊与宋朱熹、明王慎中等并列为整个福建文学史上的五大古文名家，肯定“国初则李元仲《寒支》一集，独悬桑海，然遗老年光，语多凄厉”[24]557。同时台湾丘逢甲一再缅怀咏叹，“残碑岀新建，遗集得《寒支》。勋业衰朝大，文章异代悲”，“晴溪访我溪上居，溪月照读《寒支》书”[25]50，399。民初陈衍肯定其书札、碑志、传略诸作“皆可追孙可之、杜牧之集中之雄俊者”[26]377，亦即方驾唐贤而无愧。
当然，在生前身后所有这些评价之中，还以黄宗羲的最为权威。众所周知，黄宗羲倾晚年相当大精力于明代散文的演进研究和作品选编上，他对李世熊的散文史定位也首先表现在其明文选本上。黄氏所编《明文海》482卷，在“搜罗极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余家”基础上编成，意在革除晚明散文流弊，“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9]2661。根据童正伦统计，《明文海》共收录作家730多人，作品4 730多篇[27]，则人均不过65篇。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涵芬楼抄本出版说明又称原著收录近千人，作品4 300多篇，则人均不过43篇。查此影印本可以发现，其卷一五八、一九四、三二六、三九一，以及全书结尾黄百家据乃父原稿加以恢复的补遗，共收作为跨代作家本可不收或少收的李世熊散文25篇，竟达明代散文作家人均收文量的5—6倍。再看黄宗羲临终前圈定，由黄百家竣事并刊刻行世，属明文“精华中的精华”之《明文授读》，全书62 卷，收文“上起元明之际的杨维桢、戴良、宋濂、刘基，下至明清之际的陈确、顾炎武、归庄、侯方域，凡277 家，789 篇”[28]90，人均收文不足3篇；但所收李世熊散文分别见于卷四（疏1篇）、卷一八（书1篇）、卷三二（著述序1篇）、卷三八（时文序4篇）、卷五四（传2篇），竟亦共有9篇，超过明代作家人均收文量的3倍。由此足见堪称17世纪散文研究权威且本身就是散文大家的黄宗羲对李世熊散文历史地位之推崇。 不仅用选本的方式对李世熊散文给予高度肯定，黄宗羲还在言（正式撰文）语（训育子弟门人）之际，不厌其烦地强调李世熊散文的重要性。如《明文海》、《明文授读》李氏选文后三个地方均有黄百家跋语云：“先夫子曰：世熊字元仲，闽汀州人，其文刘轲、沈亚之之匹，刘子威远不及也。”[29]5178[30]333，598黄百家并向顾炎武报告说，“幼侍家大人侧，家大人屈指当世人物必曰八闽李元仲、江右黄雷岸、天中孙钟元、三吴归玄恭与先生五人而已”[31]771，明以李世熊为当世之冠。在《明文案序下》中，黄宗羲更从明代散文演变的学理角度明确指出：“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成、弘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正德间，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炼，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毘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崇祯时，昆山之遗泽未泯，娄子柔、唐叔达、钱牧斋、顾仲恭、张元长皆能拾其坠绪，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闽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荦一方，石斋以理数润泽其间。计一代之制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学力为浅深。”[32] 20显然，在黄宗羲看来，李世熊散文属于“有明文章正宗”，“一代之制作”，上可与唐代散文名家、有“韩愈流亚”之称的刘轲与沈亚之相匹敌，下可与钱谦益、顾炎武等文坛巨擘相颉颃。
然而，李氏的散文史地位仅是明遗民散文在明清之际散文演变史上占有中枢地位的冰山一角而已。
三、 “今天下文盛已极”
彭士望《与贺子翼（江西永新遗民贺贻孙）书》云：“弟所居山名易堂……九人并皆齿兄弟，家居不让，几几似古，人人外交，而海内亦遂传其姓氏，颇重其人与其文章……此外如闽宁化之泉上、粤东之北田、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丰之程山、江东之板桥、浙之河渚、虞山之宛溪，与易堂相为酬酢……然弟意中尚以友天下为未足，而天下之善士弟固未尝不知……弟三十年来所为古文辞……许大世界，为学术偏疏、无识干庸伪人坏尽，吾辈痛定思痛……其于世教、人才、民生、国恤须以为饥渴性命，磨励讲求，归之实用……寄其薪尽火传之志，所谓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死而后已者也。”[8]4445散文创作是明遗民实学实用追求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痛定思痛”，挽救这个“为学术偏疏、无识干庸伪人坏尽”之“许大世界”的最后选择，是“薪尽火传”，“一息尚存，不容少懈”的神圣事业。此可视为清初整个明遗民阶层的散文创作宣言。尤为重要的是，一如彭士望之于贺贻孙、李世熊的相互鼓励切磋，凭借“齿兄弟”而居的日常师友相处、“人人外交”的空前频密交游和“未尝不知”的彼此声息相通，清初整个明遗民阶层的散文创作彼此勾连，形成一张覆盖到曾为南明反清的主要区域，又生生不息、百脉贯通、史所罕见的庞大网络“网络”一词古已沿用久之。如《汉书·朱博传》：“多武谲，网络张设。”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2页。《尔雅》晋郭璞疏：“其作网络幕草上者，名草□鼄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后汉书·张衡列传》唐李贤等注《筭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筭之，因名焉。”见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98页。。
如上札揭示，以彭士望所属的易堂遗民散文作家群为节点即构成一个相当恢弘的网络。除“闽宁化之泉上”即易堂西邻、世居闽西宁化泉上的李世熊等人外，网络内与易堂遗民作家群尤其是彭士望本人往来密切的其他遗民散文作家群包括：（1）南面，有“粤东之北田”，即“乃自放废，徜徉罗浮、西樵间，既乃纵游吴越，足迹几半天下”[33]343，后隐栖广东顺德羊额乡北田的陈恭尹、何绛、何衡、陶窳、梁梿等岭南遗民作家群，“世之言隐者，目为北田五子”[34]783。魏禧曾复信陈恭尹称，易堂“藉兄弟朋友切磋之力，虽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动色相诤，三数十年以至于今”，“北田内外，其亦崇此风指”[4]346。（2）江西境内，有“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丰之程山”等。其中，“新建之天峰”，即栖居南昌府新建县上天峰的徐世溥、陈宏绪、欧阳斌元、何一泗、程元极、徐思爵、徐三雨、杨益介、涂恺仙等天峰遗民作家群[35]638，诸人“均能独开风气，东乡艾南英、江左钱谦益、姚希孟、里中万时华皆以杓斗归之”[36]1000；“星子之髻山”即栖居南康府星子县丫髻山的髻山遗民作家群，以《髻山文抄》作者宋之盛为首，包括查世球、查正之、查辙、吴一圣、余晫、夏伟、周祥发在内，世称“髻山八隐”[37]215，220或“髻山七隐”（不含查正之）[38]425，史载“宁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节概名天下”[39]986；“南丰之程山”即栖居建昌府南丰县城西程山的谢文洊、甘京、曾曰都、邵睿明、傅与等遗民作家群，“易堂诸子每过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讲贯连日夜，互为规益”[8]142，中以谢文洊最负名望，执弟子礼诸人中甘京、曾曰都与黄熙、封浚、危龙光、汤其仁等并称“程山六子”[39]35。以上星子髻山、南丰程山与易堂所在翠微峰，并称“江右三山”[40]464，“皆以名节诗文相砥砺”[41]288。（3）北面，有“江东之板桥”，即盘桓故明南都的金陵遗民作家群。因极富家国沦亡意味的“新亭对泣”典出金陵西南板桥浦附近，金陵旧院板桥又牵系遗民文人挥之不去的故国繁华记忆（如余怀《板桥杂记》所载），此地又是反清复明活动的前沿地带，故清初吸引大江南北诸多遗民散文家在此默默长隐或徘徊奔走，其中与彭士望交好甚笃者有沈士柱、谈允谦、万寿祺、杜濬、袁士旦、汤燕生、方中履、戴重、李长祥等二十多人[37]289。（4）由此再往东，有“浙之河渚”和“虞山之宛溪”。其中，“浙之河渚”，即栖居杭州河渚（西溪最幽邃处）的孙治、柴绍炳、徐介、陈廷会、汪沨、毛先舒、万斯大、万斯选、王猷定等河渚遗民作家。自顺治十三年（1656）施相移徙河渚张村筑“豳居”而隐始，四方遗民贤豪长者纷纷寻踪而至，“号为一时之盛”[42]44。其中，柴绍炳明亡后参与主持登楼社以砥砺名节，复肆力实学，“博及群书，为文典赡工丽，名冠一时”；“同社孙治以古文名世，而绍炳为之倡，别有体裁，为远近所称，名西泠体”[43]470471。“西泠古才地，于文争六季”[44]371，西泠体亦即在杭州土著遗民文人中形成的西泠文派，其特色在既留意经世而文辞又宗尚六朝。柴绍炳如此，被魏禧称为“西陵才薮，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属足下”的毛先舒，亦“留意经学，治儒先之言，可谓有本；而措之文辞，虽杂出《文选》、六代，然朴气未漓，深朗眷整，殊为近古”[4]220，352。在流寓遗民中，南昌王猷定以文风悲怆郁勃，而与西泠体相得益彰。“虞山之宛溪”，则系以隐居常熟宛溪之顾祖禹为代表的太湖遗民作家群，包括宜兴任源祥、常熟严熊、长洲陈济生、吴县顾苓、吴江徐崧和顾有孝、太仓陈瑚、昆山徐开任与归庄等。顾祖禹长于史学，亦极嗜散文，既长评点，又擅创作，甚得易堂敬重。彭士望即明言，“予晚最笃服虞山顾景范祖禹”[8]113。 不仅如此，彭士望《耻躬堂诗抄》卷首康熙三年（1664）自序列举的此前交往人物[37]184185及其《耻躬堂文抄》卷六《赠北田四子序》列举“以予所善易堂、程山而外”的海内俊杰[8]121123，还有临川陈孝逸、傅占衡，乐平王纲，桐城周岐、方以智、钱澄之，徐州阎尔梅等多人；其文集中载录其他往来遗民散文家另有新城孔鼎，南丰梁份、汤来贺，宜春张自烈，南岳钱邦芑等；更有甚者，彭氏《读书简要说序》载述康熙十六年（1677）吴县遗民蒋玉（字石樵）经魏禧介绍南来，“于是相与友，齿兄弟，如易堂，进程山，而温泉、天峰、北田、瑞竹、剑江称朋来焉”[8]101，“温泉”、“瑞竹”、“剑江”，当为与“易堂”、“程山”、“天峰”、“北田”相颉颃的另三大遗民散文作家群无疑。
以上还主要只是与李世熊至交彭士望关系密切的遗民散文家和作家群，由此构成的散文创作网络即已覆盖到闽西、岭南、苏南、安徽、两浙和几乎全赣。这当然与彭氏“自甲申来三十有七年，游行东南几万里，独好与其地之隐者交”[8]112的交游热情紧密相关。重要的是，清初明遗民土室自封、孤处隐沦者固不乏其人，“正统的文章观承载着清初文人的失国之痛”[45]400，在这种痛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之下，像彭士望一样四方奔波、嘤鸣求友者亦比比皆是。如易堂曾灿“遨游闽浙两广间”，“侨居吴下最久”[43]824；魏禧“涉江踰淮”，“闻有隐逸，不惮千里造访。于吴门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沨，当湖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毘陵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43]1184；魏礼“历闽粤，渡海达琼崖，北抵燕京，返辄夷门，过洛阳，南浮汉沔；入秦关，涉伊水，经凤、滁道中，足迹几遍天下”，“寻访岩穴遗佚之士”[43]1187；等等。因此，同时还存在其他几乎数不胜数的网络。如以李世熊为节点的网络，除基本覆盖到上述以彭士望为节点的网络，还连接到上杭刘坊、番禺屈大均、九江文德翼、桐城方中通、绍兴张岱、余姚黄宗羲等众多遗民散文家；顾炎武、屈大均、黄宗羲、王猷定、傅占衡、杜濬等，毫无疑问也均可形成以自己为节点的散文网络。如果按照历史的原貌把所有这些网络都连到一起，则清初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之广袤浩大，其在清初文坛所处之中枢地位，并对清初其他散文家的创作发挥襟山带河、遮天蔽日的作用，从而推动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之到来，自不难想象。
难怪与“江东之板桥”作家群关系密切的丹徒遗民散文家何洯在康熙十五年（1676）前后有观察说：“今二三十年来，文章家号为甚众。”[46]97彭士望约在康熙十年（1671）称，“海内三十年稍稍岀脱制业，遂比闾接踵为诗人；近始好为古文辞，辄又一变为文人”；康熙十九年（1680）又说，“今天下制科以举子业三百年矣，近二十年更尚诗、古文辞”；康熙二十一年（1682）73岁时再度感叹，“今天下文盛已极”[8]51，144，70。
借助明清之际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明遗民诗歌研究的带动辐射，清初明遗民散文研究的薄弱局面近年已开始改变。但为数仍不多的成果主要还是对易堂诸子作家群和其他极少数遗民散文大家的个案研究，最近段丽惠的论文虽显示出宏观把握的用心，但关注的只是自叙传文这一单一体裁的创作题旨[47]，视野仍相当逼仄。迄今为止的多种散文史著作对清初散文的宏观考察，仅有《中国散文通史》“清朝初年是散文创作的繁荣时期”[48]1551和《中国散文史》“此时‘文气’一振，‘风气’大开，则是事实”[49]337等一二空泛断语，对其中明遗民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和历史地位均无着墨。现在到了全面揭开清初明遗民散文创作繁荣面纱并对此展开深入研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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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清初； 明遗民； 李世熊； 散文创作网络
明遗民文学、学术一直是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文学领域，对明遗民诗歌的研究尤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长盛不衰，而有关明遗民散文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得多。与遗民诗史的基本面貌已获相当全面的澄清不同，不少遗民散文家及其精品力作或仍遮蔽于文学史的视线之外，或如李世熊（字元仲，号寒支，学者称檀河先生）《画网巾先生传》那样被他人长期窃享了史家给予的尊荣[1]，清初明遗民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仍呈相当模糊的状态。实际上，若以李世熊为线索深入考察文学史，可以清楚看到明遗民散文创作所出现的极盛局面及其在清初散文史上占据的中枢地位。
一、 “苦海”与“绮语”
除极个别学者外，现代一般学人对李世熊不甚了了，然在四百年前，他却是名烛南天的文坛巨擘。早在明北都覆亡之前，李世熊即与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黄道周和方以智等人交往；南明时期与顾炎武一同受到隆武政权征召，备受尊崇，影响之下，专门收录南明文学家生平的《小腆纪传·文苑列传》载其传记文字，竟与艾南英、屈大均、钱秉镫、徐夜等其他所有13人传记的规模总和约略相当；入清以后，出于明朝知识分子对故国的使命自觉，也出于其当代司马迁和屈原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倾其全部心血，持续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散文创作。
康熙十四年（1675），李世熊自述：“弟束发便食君饩，如是者二十三年，金以百计者当三矣。清夜自思，朝廷费此金钱，豢养血躯，将作何用？一朝社改，曾莫省忆，此佣奴贱娼所不忍也，而士人独忍之，可乎？时于室之西偏，额曰但月庵居之。”[2]485又作《但月庵铭》自坚其志。“但月者，离合两字，隐寓为‘明一人’也。”[3]377为此，他走上一条以笔为武器之路。其《与魏和公》称：“后当有如司马太史者描写生气，照耀千载。某虽老，犹能私笔逸事，载诸箧衍，以俟将来也。”[2]483但抛砖引玉的最初想法最终不能不变成舍我其谁的事业。康熙二十四年（1685）《答李化舒》札中言：“恨世无班、马、欧、苏，使扬厉幽芳，令神气溢流，倾动寰宇。”[2]48直到临终前在《答薛依南书》中，李世熊依然沉痛说道：“耳目濡染，率皆盲风晦雨；蜀鸟峡猿，时或哀吟独啸，都如呓梦。”“所谓日月之下，独有形影可哀也已。每念昔日同坛诸贤，莫不上凌贾、马，平视欧、曾，乃丧乱以来，文彩黯然，声气寂若，曾不闻有哀楚之骚、悯周之什、哀江南与辨亡之赋流传于中土，令人愤张激发者。”[2]467
包含《画网巾先生传》在内，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融文学笔法、诗歌意境与史书品格于一体，笔歌墨舞、悲慨淋漓的传记体散文。这些散文塑造了一系列勇于拯救国族民众、敢于蔑视清廷淫威的士人形象，他们用昂扬峻伟、深沉厚重的人格照亮一塌糊涂的乱世黑暗，也昭示民族的希望所在。其中或系身处明末乱世和清初暴政而能竭力扶绥百姓、保障一方的才人或廉吏。如《香河县知县丘公墓志铭》中写清廷圈地令使香河一县仅存汉人812丁，且“汉人虐于庄头”，“五毒参至，毙人如虮蚁”，“汉人命益轻”，“长此汉有孑遗乎”，于是丘公奋力救民苏民，“自是汉人颇恃以自立”。李世熊称赞丘氏“乃于鸷攫猛噬时探其牙吻，夺伤残而妪乳之，翼壮长而蕃嗣息，则何异滔天荡岳，疏泄沟浍，以治平畴”[2]300303。或系明亡或默或举、终身虑不及私的遗民同道。如《丘秀才环生墓志铭》写其门人天性澹泊，数困场屋，“不以为厄悯”，但亡国的痛楚使其“惨然改度”，“如甚惭恨于天下之人无以自容也”，终至“竟郁郁寝疾已矣”[2]293。《祭彭躬庵文》写彭士望仍对国家民族前途怀有希望，汲取明末学术荒疏以至亡国的惨痛教训，大声疾呼士流痛改前非，就关系国家民族的一切实际事务从头加以研究；复以“八十翁从土室头，潺湲和血写离忧”[2]548之句，坚定遗民友人的诗文创作使命。更多则系以血肉之躯对抗清军铁蹄南践、毅然殒命疆场或被俘后视死如归的殉国烈士。如《明云南永昌府通判刘公墓表》中兵败自缢殉国的南明永昌府通判刘霞起及其子、拒绝薙发遭炮烙而死的刘之谦；《明监纪推官吴公墓表》中自赴危境、在南明赣州保卫战中中弹献身的监纪推官吴世安；《兵部尚书总督学士张公传略》中以断臂瞎目拒绝清廷劝降，复与瞿式耜从容联唱四十日后就义的永历大学士张同敞；《郭宫詹传略》中跋涉闽、粤、滇、黔甚至域外抗清而被捕后唯有饮酒赋诗以对两广门下跪请劝降大吏、戮后面色如生的郭之奇等。李世熊在浓墨重彩刻画这些民族英雄形象的同时，也痛切直陈一般士人的苟且事敌之耻。如《明监纪推官吴公墓表》文末所云：“吾悲夫陆沉沧海，而饫诗书、敝金紫、沦灌国恩者，等鼎社为荆弓郑璧，列君父于燕秦凡楚，护惜血躯，即负溷秽而无悔。闻监纪之风者，尚可仰面伸眉于天日下乎？”[2]314此外，他的序跋、疏奏、尺牍等绝大多数亦为文字生动可喜而忠愤之情旁逸斜出、不可遏止之作。如《丈田苛政纪》揭露康熙初年奉文清丈田地，地方官巧取豪夺，疯狂刮取民财，“天良泯丧，礼义灰灭，人之不为禽兽者几希矣”[2]276。
李世熊自道：“某壮不如人，老更绝物，《说难》、《孤愤》，付往事于长叹；《离骚》、《九歌》，俟后人之论定。苦海一轴，固已笑骂由人；绮语十行，安得药石生我？”[2]511512所谓“苦海”，当然指其作品既浸泡亡国者的耻辱，是那个苦难时代的信史，又深寓彭士望所说“寒支扶植世教之苦心”[2]309；所谓“绮语”，则表明其散文并非不假思索的简单文字铺陈或情感倾泻，而是匠心独运、反复锤炼的美之结晶。迥然有别于晚明性灵派末流的率尔为文甚或游戏为文，李世熊是以一种极为郑重严肃、追求不朽的态度来从事散文创作的。他引述一位前辈的话说：“看著作如看小儿，先问寿夭，有旦暮尽者，有数十岁百岁者，推之则数百岁千岁与劫同休者。吾辈不能与劫同尽，可无数百千岁乎？细推此语，作者实难。六经之外，意惟《庄》、《骚》、《史》、《汉》足以当之；即唐宋大家，敢言数百千岁乎？若旦暮之文，直不作可矣。”[2]213由此足见李世熊不屑为旦暮之文。为此，他经历艰辛的摸索和磨炼。他自言早年在八股时艺上“滥窃时誉”后，“既而赁耳佣目，效为古文，于《庄》、《骚》、《管》、《韩》、《左》、《策》、八家之言，无所不拟，拟之似者，究乃无一似”[2]234，从广泛模仿、借鉴前人进入“究乃无一似”亦即完全独创的艺术佳境，形成了其纵横多变而又文字简洁的独特文风。 “洁”一直是李世熊散文批评的重要尺度，也是他散文创作的自觉审美追求。如他评论叶慧生的散文，“篇篇有异致，节节有异语，毎欲加以丹铅，便觉篇有溢行，行有溢句，句有溢字，字有溢华”，其病在“好奇而掇新探仄，采撷繁芜，以至不洁”，“先辈谓本诸太史以求其洁，知太史之所以洁，则知大文之所以不及太史矣”[2]465；又云，“昔贤谓本诸太史以求其洁，洁字诚不易到”，“钱虞山当代作者，本朝不得屈居其次，然不敢以洁许之”[2]467468；而涂伯案散文除内容上能以节义标举天下，其可贵亦在“文章峭厉明洁，出入《史》、《汉》”[2]539。但李世熊的“洁”又绝无一般境界逼仄单薄之病，还包含另一重要审美追求在内。如其《答叶慧生》云：“兄盖以清寒紧峭为洁，与纵横浩浑异趣耳，遂谓洁不足以尽史公。《记》曰：洁静精微，易教也。静精微而冠以洁，可谓洁不足尽《易》邪？……然则本诸太史以求其洁者，正于纵横变幻中见之。”[2]502正是笔触的纵横浩浑、气势的奇肆多变与文字的简洁结合，才形成李世熊散文的“绮语”特色。
二、 “一代之制作”
“文统大振于唐，自韩、柳外，支分派别，各自流传”，“何知百年后，无一二辈选及鄙文者乎”[2]491，这体现出李世熊在唐以来文统谱系上的自信。衡诸史实，从生前到身后相当长时间，李世熊其人其文确实一直赢得广泛而持久的尊崇，不啻一代文宗。
如有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定评的魏禧生前曾赞李世熊“故天下实血男子”，“闻风而愿执鞭”[4]344，临殁更举其为当世学术与文学兼擅之第一人[5]416。禧弟礼，“文则近柳子厚”，人则“蹇蹇谔谔，尊亲之前无所回其是非”[4]391392，亦敬慕李世熊为“东南砥柱也，负才学之望于天下者数十年，当乱世益足徵其守与用”[6]620；又极嗜其散文，以为“其古今文都盛名于海内者六十余年”，“四方士归往君者如水之朝宗”[7]171172。与魏禧兄弟并名文坛的彭士望同样以为“方今南服伟人，当亟推元仲”，叹服“元仲之文何其多变”，又若“屈之旨一于楚宗”，所谓“其文变也，其才未变；其才变也，其情未变；其情变也，其性未变。所谓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非耶”，故“每片纸出，人无知不知，竞手自抄写传诵藏弆以为荣”[8]31，9798，125。“大致与魏禧同派，而质胜于文”[9]2547的彭任，亦称扬其文“独抒所见，因事而发，悉情而言，似不为文字求工，而参差离合，无不中情达理”，“变化隐见，寓法于无法之中，而独往独来，要亦能自立于天地”，认定李氏“奋笔私记作，千秋足文献”[10] 213，277。被邓之诚称为“大约易堂诸人，文学造诣，首推禧，次则属灿”[11] 785的曾灿亦云，“海内读书种子，自漳浦后，不得不以此首推先生”，“诸大作及《抗谈集叙》，视数十年事如烛照”[12] 532。所作散文殆“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以下庶几焉”[4]896的丘维屏，同样对李氏极为倾倒[13]292，454。易堂九子之外，对李世熊其人其文的褒美亦比比皆是。如“其诗古文英伟有奇气”[14]515的福建遗民刘坊痛悼其丧，以为“先生之志，在挽虞渊于已冥；先生之才，欲障百川而东走；先生之学，本颜卓而孟醇；先生之文，或溟涵而地负”[15]709。清初著名散文家黎士弘师事李氏五十余年，哀其“晚年论著当《心史》，旧曲凄凉几目成”，更赞其文“高奇峭削，无径可寻”，“真若飞仙剑侠，偶落人间”，复记其人其文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檀河先生为汀南一人，四方人士饫其声名，私刻拟其形状，及老寿告终，闻者失声叹息”[16]494，586，699。其他如桐城遗民散文家方中通[17]124、以诗文瑰丽沉雄著称的福建遗民陈轼[18]554、诗文与龚鼎孳齐名的浙江曹溶[19]197等，对李世熊亦十分眷恋或心向往之。
李世熊身后馨香亦赓续不断。如康、雍间著名散文家蓝鼎元浓墨重彩推崇李氏，“自经、史、子、集以及秦、汉、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览，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故其为文沉深峭刻，雄伟凄丽，奥博离奇，如悲如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风雷雨，虽非盛世和平之音，盖自称其所遇也”，“文章如韩，心事如屈，志节之清高与管幼安伯仲矣”，以为“其为文殆有天授，渊然而深，郁然而峭，浩然陵轹宇宙，驱役风雷，鬼泣神惊，莫可名状”[20]656657，833。乾隆间全祖望称，读其文而“为之泫然出涕”，赞“其文之音节虽非《离骚》，其立言之旨则与之争光可也”，浩叹“世熊之旨悲夫，其文亦奇矣”[21]533546。道光间吴仰贤吟诵其作，以为“古调今成广陵散，遗民尚溯义熙年。分明柱下千秋史，莫道犹龙姓未传”[22]41。咸丰间徐继畲“好李寒支之文，其全集尝细读数过”，赞其史志各序“似庐陵《五代史》，可称奇作”，“脍炙居十之八九”[23]180。光绪间谢章铤将李世熊与宋朱熹、明王慎中等并列为整个福建文学史上的五大古文名家，肯定“国初则李元仲《寒支》一集，独悬桑海，然遗老年光，语多凄厉”[24]557。同时台湾丘逢甲一再缅怀咏叹，“残碑岀新建，遗集得《寒支》。勋业衰朝大，文章异代悲”，“晴溪访我溪上居，溪月照读《寒支》书”[25]50，399。民初陈衍肯定其书札、碑志、传略诸作“皆可追孙可之、杜牧之集中之雄俊者”[26]377，亦即方驾唐贤而无愧。
当然，在生前身后所有这些评价之中，还以黄宗羲的最为权威。众所周知，黄宗羲倾晚年相当大精力于明代散文的演进研究和作品选编上，他对李世熊的散文史定位也首先表现在其明文选本上。黄氏所编《明文海》482卷，在“搜罗极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余家”基础上编成，意在革除晚明散文流弊，“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9]2661。根据童正伦统计，《明文海》共收录作家730多人，作品4 730多篇[27]，则人均不过65篇。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涵芬楼抄本出版说明又称原著收录近千人，作品4 300多篇，则人均不过43篇。查此影印本可以发现，其卷一五八、一九四、三二六、三九一，以及全书结尾黄百家据乃父原稿加以恢复的补遗，共收作为跨代作家本可不收或少收的李世熊散文25篇，竟达明代散文作家人均收文量的5—6倍。再看黄宗羲临终前圈定，由黄百家竣事并刊刻行世，属明文“精华中的精华”之《明文授读》，全书62 卷，收文“上起元明之际的杨维桢、戴良、宋濂、刘基，下至明清之际的陈确、顾炎武、归庄、侯方域，凡277 家，789 篇”[28]90，人均收文不足3篇；但所收李世熊散文分别见于卷四（疏1篇）、卷一八（书1篇）、卷三二（著述序1篇）、卷三八（时文序4篇）、卷五四（传2篇），竟亦共有9篇，超过明代作家人均收文量的3倍。由此足见堪称17世纪散文研究权威且本身就是散文大家的黄宗羲对李世熊散文历史地位之推崇。 不仅用选本的方式对李世熊散文给予高度肯定，黄宗羲还在言（正式撰文）语（训育子弟门人）之际，不厌其烦地强调李世熊散文的重要性。如《明文海》、《明文授读》李氏选文后三个地方均有黄百家跋语云：“先夫子曰：世熊字元仲，闽汀州人，其文刘轲、沈亚之之匹，刘子威远不及也。”[29]5178[30]333，598黄百家并向顾炎武报告说，“幼侍家大人侧，家大人屈指当世人物必曰八闽李元仲、江右黄雷岸、天中孙钟元、三吴归玄恭与先生五人而已”[31]771，明以李世熊为当世之冠。在《明文案序下》中，黄宗羲更从明代散文演变的学理角度明确指出：“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成、弘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正德间，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炼，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毘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崇祯时，昆山之遗泽未泯，娄子柔、唐叔达、钱牧斋、顾仲恭、张元长皆能拾其坠绪，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闽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荦一方，石斋以理数润泽其间。计一代之制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学力为浅深。”[32] 20显然，在黄宗羲看来，李世熊散文属于“有明文章正宗”，“一代之制作”，上可与唐代散文名家、有“韩愈流亚”之称的刘轲与沈亚之相匹敌，下可与钱谦益、顾炎武等文坛巨擘相颉颃。
然而，李氏的散文史地位仅是明遗民散文在明清之际散文演变史上占有中枢地位的冰山一角而已。
三、 “今天下文盛已极”
彭士望《与贺子翼（江西永新遗民贺贻孙）书》云：“弟所居山名易堂……九人并皆齿兄弟，家居不让，几几似古，人人外交，而海内亦遂传其姓氏，颇重其人与其文章……此外如闽宁化之泉上、粤东之北田、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丰之程山、江东之板桥、浙之河渚、虞山之宛溪，与易堂相为酬酢……然弟意中尚以友天下为未足，而天下之善士弟固未尝不知……弟三十年来所为古文辞……许大世界，为学术偏疏、无识干庸伪人坏尽，吾辈痛定思痛……其于世教、人才、民生、国恤须以为饥渴性命，磨励讲求，归之实用……寄其薪尽火传之志，所谓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死而后已者也。”[8]4445散文创作是明遗民实学实用追求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痛定思痛”，挽救这个“为学术偏疏、无识干庸伪人坏尽”之“许大世界”的最后选择，是“薪尽火传”，“一息尚存，不容少懈”的神圣事业。此可视为清初整个明遗民阶层的散文创作宣言。尤为重要的是，一如彭士望之于贺贻孙、李世熊的相互鼓励切磋，凭借“齿兄弟”而居的日常师友相处、“人人外交”的空前频密交游和“未尝不知”的彼此声息相通，清初整个明遗民阶层的散文创作彼此勾连，形成一张覆盖到曾为南明反清的主要区域，又生生不息、百脉贯通、史所罕见的庞大网络“网络”一词古已沿用久之。如《汉书·朱博传》：“多武谲，网络张设。”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2页。《尔雅》晋郭璞疏：“其作网络幕草上者，名草□鼄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后汉书·张衡列传》唐李贤等注《筭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筭之，因名焉。”见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98页。。
如上札揭示，以彭士望所属的易堂遗民散文作家群为节点即构成一个相当恢弘的网络。除“闽宁化之泉上”即易堂西邻、世居闽西宁化泉上的李世熊等人外，网络内与易堂遗民作家群尤其是彭士望本人往来密切的其他遗民散文作家群包括：（1）南面，有“粤东之北田”，即“乃自放废，徜徉罗浮、西樵间，既乃纵游吴越，足迹几半天下”[33]343，后隐栖广东顺德羊额乡北田的陈恭尹、何绛、何衡、陶窳、梁梿等岭南遗民作家群，“世之言隐者，目为北田五子”[34]783。魏禧曾复信陈恭尹称，易堂“藉兄弟朋友切磋之力，虽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动色相诤，三数十年以至于今”，“北田内外，其亦崇此风指”[4]346。（2）江西境内，有“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丰之程山”等。其中，“新建之天峰”，即栖居南昌府新建县上天峰的徐世溥、陈宏绪、欧阳斌元、何一泗、程元极、徐思爵、徐三雨、杨益介、涂恺仙等天峰遗民作家群[35]638，诸人“均能独开风气，东乡艾南英、江左钱谦益、姚希孟、里中万时华皆以杓斗归之”[36]1000；“星子之髻山”即栖居南康府星子县丫髻山的髻山遗民作家群，以《髻山文抄》作者宋之盛为首，包括查世球、查正之、查辙、吴一圣、余晫、夏伟、周祥发在内，世称“髻山八隐”[37]215，220或“髻山七隐”（不含查正之）[38]425，史载“宁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节概名天下”[39]986；“南丰之程山”即栖居建昌府南丰县城西程山的谢文洊、甘京、曾曰都、邵睿明、傅与等遗民作家群，“易堂诸子每过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讲贯连日夜，互为规益”[8]142，中以谢文洊最负名望，执弟子礼诸人中甘京、曾曰都与黄熙、封浚、危龙光、汤其仁等并称“程山六子”[39]35。以上星子髻山、南丰程山与易堂所在翠微峰，并称“江右三山”[40]464，“皆以名节诗文相砥砺”[41]288。（3）北面，有“江东之板桥”，即盘桓故明南都的金陵遗民作家群。因极富家国沦亡意味的“新亭对泣”典出金陵西南板桥浦附近，金陵旧院板桥又牵系遗民文人挥之不去的故国繁华记忆（如余怀《板桥杂记》所载），此地又是反清复明活动的前沿地带，故清初吸引大江南北诸多遗民散文家在此默默长隐或徘徊奔走，其中与彭士望交好甚笃者有沈士柱、谈允谦、万寿祺、杜濬、袁士旦、汤燕生、方中履、戴重、李长祥等二十多人[37]289。（4）由此再往东，有“浙之河渚”和“虞山之宛溪”。其中，“浙之河渚”，即栖居杭州河渚（西溪最幽邃处）的孙治、柴绍炳、徐介、陈廷会、汪沨、毛先舒、万斯大、万斯选、王猷定等河渚遗民作家。自顺治十三年（1656）施相移徙河渚张村筑“豳居”而隐始，四方遗民贤豪长者纷纷寻踪而至，“号为一时之盛”[42]44。其中，柴绍炳明亡后参与主持登楼社以砥砺名节，复肆力实学，“博及群书，为文典赡工丽，名冠一时”；“同社孙治以古文名世，而绍炳为之倡，别有体裁，为远近所称，名西泠体”[43]470471。“西泠古才地，于文争六季”[44]371，西泠体亦即在杭州土著遗民文人中形成的西泠文派，其特色在既留意经世而文辞又宗尚六朝。柴绍炳如此，被魏禧称为“西陵才薮，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属足下”的毛先舒，亦“留意经学，治儒先之言，可谓有本；而措之文辞，虽杂出《文选》、六代，然朴气未漓，深朗眷整，殊为近古”[4]220，352。在流寓遗民中，南昌王猷定以文风悲怆郁勃，而与西泠体相得益彰。“虞山之宛溪”，则系以隐居常熟宛溪之顾祖禹为代表的太湖遗民作家群，包括宜兴任源祥、常熟严熊、长洲陈济生、吴县顾苓、吴江徐崧和顾有孝、太仓陈瑚、昆山徐开任与归庄等。顾祖禹长于史学，亦极嗜散文，既长评点，又擅创作，甚得易堂敬重。彭士望即明言，“予晚最笃服虞山顾景范祖禹”[8]113。 不仅如此，彭士望《耻躬堂诗抄》卷首康熙三年（1664）自序列举的此前交往人物[37]184185及其《耻躬堂文抄》卷六《赠北田四子序》列举“以予所善易堂、程山而外”的海内俊杰[8]121123，还有临川陈孝逸、傅占衡，乐平王纲，桐城周岐、方以智、钱澄之，徐州阎尔梅等多人；其文集中载录其他往来遗民散文家另有新城孔鼎，南丰梁份、汤来贺，宜春张自烈，南岳钱邦芑等；更有甚者，彭氏《读书简要说序》载述康熙十六年（1677）吴县遗民蒋玉（字石樵）经魏禧介绍南来，“于是相与友，齿兄弟，如易堂，进程山，而温泉、天峰、北田、瑞竹、剑江称朋来焉”[8]101，“温泉”、“瑞竹”、“剑江”，当为与“易堂”、“程山”、“天峰”、“北田”相颉颃的另三大遗民散文作家群无疑。
以上还主要只是与李世熊至交彭士望关系密切的遗民散文家和作家群，由此构成的散文创作网络即已覆盖到闽西、岭南、苏南、安徽、两浙和几乎全赣。这当然与彭氏“自甲申来三十有七年，游行东南几万里，独好与其地之隐者交”[8]112的交游热情紧密相关。重要的是，清初明遗民土室自封、孤处隐沦者固不乏其人，“正统的文章观承载着清初文人的失国之痛”[45]400，在这种痛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之下，像彭士望一样四方奔波、嘤鸣求友者亦比比皆是。如易堂曾灿“遨游闽浙两广间”，“侨居吴下最久”[43]824；魏禧“涉江踰淮”，“闻有隐逸，不惮千里造访。于吴门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沨，当湖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毘陵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43]1184；魏礼“历闽粤，渡海达琼崖，北抵燕京，返辄夷门，过洛阳，南浮汉沔；入秦关，涉伊水，经凤、滁道中，足迹几遍天下”，“寻访岩穴遗佚之士”[43]1187；等等。因此，同时还存在其他几乎数不胜数的网络。如以李世熊为节点的网络，除基本覆盖到上述以彭士望为节点的网络，还连接到上杭刘坊、番禺屈大均、九江文德翼、桐城方中通、绍兴张岱、余姚黄宗羲等众多遗民散文家；顾炎武、屈大均、黄宗羲、王猷定、傅占衡、杜濬等，毫无疑问也均可形成以自己为节点的散文网络。如果按照历史的原貌把所有这些网络都连到一起，则清初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之广袤浩大，其在清初文坛所处之中枢地位，并对清初其他散文家的创作发挥襟山带河、遮天蔽日的作用，从而推动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之到来，自不难想象。
难怪与“江东之板桥”作家群关系密切的丹徒遗民散文家何洯在康熙十五年（1676）前后有观察说：“今二三十年来，文章家号为甚众。”[46]97彭士望约在康熙十年（1671）称，“海内三十年稍稍岀脱制业，遂比闾接踵为诗人；近始好为古文辞，辄又一变为文人”；康熙十九年（1680）又说，“今天下制科以举子业三百年矣，近二十年更尚诗、古文辞”；康熙二十一年（1682）73岁时再度感叹，“今天下文盛已极”[8]51，144，70。
借助明清之际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明遗民诗歌研究的带动辐射，清初明遗民散文研究的薄弱局面近年已开始改变。但为数仍不多的成果主要还是对易堂诸子作家群和其他极少数遗民散文大家的个案研究，最近段丽惠的论文虽显示出宏观把握的用心，但关注的只是自叙传文这一单一体裁的创作题旨[47]，视野仍相当逼仄。迄今为止的多种散文史著作对清初散文的宏观考察，仅有《中国散文通史》“清朝初年是散文创作的繁荣时期”[48]1551和《中国散文史》“此时‘文气’一振，‘风气’大开，则是事实”[49]337等一二空泛断语，对其中明遗民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和历史地位均无着墨。现在到了全面揭开清初明遗民散文创作繁荣面纱并对此展开深入研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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