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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尤姣婵（1987— ），女，广东湛江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2010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摘 要：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他以独特的风格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崎岖坎坷，并受到多名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历史决定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在推理思维方面是反归纳法者，同时还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本文主要针对波普尔的遭遇经历以及他对历史哲学的探索精神，分析其历史哲学思想的内涵，并提出作者本人的看法。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哲学；历史决定论；三个世界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08-03
一、总述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欧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纪即将告终。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信念已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与这种思想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论敌的论证至今仍有效性和说服力。
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对这些信念的承诺需要勇气——逆潮流的抵制“时代精神”的内在力量。自由和民主在欧洲的胜利证明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他对未来的信念是，我们必须仍然保持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国家在尊严与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
二、反历史决定论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发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 “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 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波普尔本人开始并不是一个反对历史决定论者，而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这一看法，甚至对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完全脱离了历史决定论。这一切都源于一起事件。那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企图帮厨一些被关在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正是这一事件导致波普尔思想上的转变，因为历史决定论要求我们，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社会主义更多的牺牲。但波普尔却认为阶级斗争带来了更多的牺牲，为了心中所谓的信仰，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历史绝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即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人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波普尔却意识到，仅仅靠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构想已被大家真正理解。从未有人批判的考察过这一思想。
波普尔认为一旦批判的看待历史决定论，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以暴力为主要观点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谁无产阶级？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呢？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成为多数。他们甚至在工厂的工人中也没有掌握多数。在奥地利他们小的少数，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他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他思想探索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使得波普尔信仰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成为一名可错论者，也使得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虽然我们通过后人的经验和实践证实，历史决定论是正确的理论。但是波普尔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种求知探索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三、第三世界
波普尔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层面。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之为第一世界，主观经验的世界称之为第二世界，而自在陈述的世界称之为第三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
波普尔认为只有模糊的视觉想象，通常要很费力能够在心中回忆起一幅清晰的，详细的，生动的图画。确切地说，用一些图式，已将某一思路探究到底的素质，以及往往用一些词来思考，尤其是要写下一些思想时，常常发现自己错误也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它，清楚地把握了一个思想，但当试图把它写下来时，其实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掌握它。这个它，即自己还没有掌握的东西，这个可以把它写下来或无论如何已经用语言把它明确表述出来，使之能够从各方面批判地看它，这个自己不能十分肯定或已掌握的东西，这其中的它，就是客观意义上的思想，就是试图把握的世界3对象。
波普尔认为决定性的是我们能够把客观思想，即理论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能够批判它们和就它们进行争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或多或少持久的（尤其是语言的）形式表述它们。写的形式比说的形式更好，印刷就更好了。重要的是为偶们能够区分出不过是思想表述的批判——一个思想可以表述得好，也可以表述得不好，以及对思想本身逻辑方面的批判。即它的真理性，或与它相竞争的一些思想相比较的近真度或它与其他理论的相容性。
一旦到达这个阶段，他发现不得不把陈述以外的其他成员也放在世界3中：除了陈述或理论以外他也引进了问题，论据，尤其是批判论证。因为讨论理论总应该用一只眼睛去注意它们可解决的问题。书籍和杂志可被认为是典型的世界3的对象，尤其是如果它们提出和讨论某一理论时。当然书籍的物理形状是不重要的，甚至物理上的不存在也不影响世界3的存在；想一想所有失传的书籍，它们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寻找就行了。往往甚至是提出一个论据就有很大意义，重要的逻辑意义或世界3意义上的内容。
改变我们物理世界的不是自在的理论，而是它们在书本中或其他地方的物理体现，而书本属于世界1。改变物理世界的不是自在的理论，而是我们对理论的把握，即精神状态，世界2的对象。只有通过世界2作为世界1和世界3的中介，世界1和世界3才能相互作用。
波普尔认为世界3基本上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正是我们创造了世界3的对象。这些对象有它们自己固有的或自主的规律，这个事实只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法则的一个实例。这个法则是我们一切行动都有这样的后果。因此，世界3看作人类活动的产物，它对我们的反作用于我们物理环境对我们的反作用一样大，甚至更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有一种反馈作用：在行动时我们总是间接地作用于事物本身。
而且世界3有一个历史，它是我们思想的历史，不仅是发现它们的历史，而且是我们如何发明它们的历史：我们如何制造它们，它们如何反作用于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对这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产物起反应。同时，它也提示了另一方面的概括，我们可以把问题，理论和批判论证的世界看作是一种特例，属于狭义的世界3。我们可以把人类精神的一切产物，都包括在更广义的世界3中。
四、小结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参考文献：
[1]纪树立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7.
[2]（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上接第18页）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15]
可以说，中国是有其人文主义传统的，而中国的宗教，无论是儒或道，亦或原始宗教，都是以人文关怀为宗旨的，并没有典型的西方式的宗教黑暗时期。而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以戴震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其背景其实是对空泛学风的改革，并不是对“封建势力、宗教压力”的反动，其反动只是针对宋明理学空泛学风的批判与否定。归根结底，是一种学术观点上的争执。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则是接着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实现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其宗旨并不是一味的回归古典学风。
再则，清代考据学的“科学精神”，是在学术层次上否定了以唯“心”的学术探讨之路，而更强调从字、音、意等客观文献资料出发探究学问。其科学方法并不能与近代西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比。
梁启超将清学称之为学术上的新时期较为妥当，但其将清学比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将学术与思想混为一谈。清学并不能真正算作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近代思潮”。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344.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1.
[3][4][5][6][7][8][9][10][11][12][13][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28；1；1；8；9；39；34；38；39；31；31；44.
[15]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M].上海：华文出版社，1999：243.
摘 要：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他以独特的风格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崎岖坎坷，并受到多名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历史决定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在推理思维方面是反归纳法者，同时还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本文主要针对波普尔的遭遇经历以及他对历史哲学的探索精神，分析其历史哲学思想的内涵，并提出作者本人的看法。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哲学；历史决定论；三个世界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08-03
一、总述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欧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纪即将告终。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信念已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与这种思想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论敌的论证至今仍有效性和说服力。
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对这些信念的承诺需要勇气——逆潮流的抵制“时代精神”的内在力量。自由和民主在欧洲的胜利证明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他对未来的信念是，我们必须仍然保持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国家在尊严与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
二、反历史决定论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发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 “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 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波普尔本人开始并不是一个反对历史决定论者，而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这一看法，甚至对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完全脱离了历史决定论。这一切都源于一起事件。那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企图帮厨一些被关在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正是这一事件导致波普尔思想上的转变，因为历史决定论要求我们，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社会主义更多的牺牲。但波普尔却认为阶级斗争带来了更多的牺牲，为了心中所谓的信仰，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历史绝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即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人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波普尔却意识到，仅仅靠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构想已被大家真正理解。从未有人批判的考察过这一思想。
波普尔认为一旦批判的看待历史决定论，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以暴力为主要观点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谁无产阶级？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呢？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成为多数。他们甚至在工厂的工人中也没有掌握多数。在奥地利他们小的少数，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他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他思想探索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使得波普尔信仰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成为一名可错论者，也使得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虽然我们通过后人的经验和实践证实，历史决定论是正确的理论。但是波普尔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种求知探索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三、第三世界
波普尔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层面。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之为第一世界，主观经验的世界称之为第二世界，而自在陈述的世界称之为第三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
波普尔认为只有模糊的视觉想象，通常要很费力能够在心中回忆起一幅清晰的，详细的，生动的图画。确切地说，用一些图式，已将某一思路探究到底的素质，以及往往用一些词来思考，尤其是要写下一些思想时，常常发现自己错误也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它，清楚地把握了一个思想，但当试图把它写下来时，其实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掌握它。这个它，即自己还没有掌握的东西，这个可以把它写下来或无论如何已经用语言把它明确表述出来，使之能够从各方面批判地看它，这个自己不能十分肯定或已掌握的东西，这其中的它，就是客观意义上的思想，就是试图把握的世界3对象。
波普尔认为决定性的是我们能够把客观思想，即理论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能够批判它们和就它们进行争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或多或少持久的（尤其是语言的）形式表述它们。写的形式比说的形式更好，印刷就更好了。重要的是为偶们能够区分出不过是思想表述的批判——一个思想可以表述得好，也可以表述得不好，以及对思想本身逻辑方面的批判。即它的真理性，或与它相竞争的一些思想相比较的近真度或它与其他理论的相容性。
一旦到达这个阶段，他发现不得不把陈述以外的其他成员也放在世界3中：除了陈述或理论以外他也引进了问题，论据，尤其是批判论证。因为讨论理论总应该用一只眼睛去注意它们可解决的问题。书籍和杂志可被认为是典型的世界3的对象，尤其是如果它们提出和讨论某一理论时。当然书籍的物理形状是不重要的，甚至物理上的不存在也不影响世界3的存在；想一想所有失传的书籍，它们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寻找就行了。往往甚至是提出一个论据就有很大意义，重要的逻辑意义或世界3意义上的内容。
改变我们物理世界的不是自在的理论，而是它们在书本中或其他地方的物理体现，而书本属于世界1。改变物理世界的不是自在的理论，而是我们对理论的把握，即精神状态，世界2的对象。只有通过世界2作为世界1和世界3的中介，世界1和世界3才能相互作用。
波普尔认为世界3基本上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正是我们创造了世界3的对象。这些对象有它们自己固有的或自主的规律，这个事实只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法则的一个实例。这个法则是我们一切行动都有这样的后果。因此，世界3看作人类活动的产物，它对我们的反作用于我们物理环境对我们的反作用一样大，甚至更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有一种反馈作用：在行动时我们总是间接地作用于事物本身。
而且世界3有一个历史，它是我们思想的历史，不仅是发现它们的历史，而且是我们如何发明它们的历史：我们如何制造它们，它们如何反作用于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对这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产物起反应。同时，它也提示了另一方面的概括，我们可以把问题，理论和批判论证的世界看作是一种特例，属于狭义的世界3。我们可以把人类精神的一切产物，都包括在更广义的世界3中。
四、小结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参考文献：
[1]纪树立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7.
[2]（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上接第18页）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15]
可以说，中国是有其人文主义传统的，而中国的宗教，无论是儒或道，亦或原始宗教，都是以人文关怀为宗旨的，并没有典型的西方式的宗教黑暗时期。而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以戴震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其背景其实是对空泛学风的改革，并不是对“封建势力、宗教压力”的反动，其反动只是针对宋明理学空泛学风的批判与否定。归根结底，是一种学术观点上的争执。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则是接着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实现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其宗旨并不是一味的回归古典学风。
再则，清代考据学的“科学精神”，是在学术层次上否定了以唯“心”的学术探讨之路，而更强调从字、音、意等客观文献资料出发探究学问。其科学方法并不能与近代西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比。
梁启超将清学称之为学术上的新时期较为妥当，但其将清学比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将学术与思想混为一谈。清学并不能真正算作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近代思潮”。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344.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1.
[3][4][5][6][7][8][9][10][11][12][13][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28；1；1；8；9；39；34；38；39；31；31；44.
[15]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M].上海：华文出版社，1999：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