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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学术图书的价值有很多标准。有人认为，需要专家和领导认可;也有人认为，最终需要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可;当然也有人认为，是能不能在书架上站得住。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是我责编的一本学术类图书，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甫一出版，便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07年）。此后，该书又获得一系列荣誉，至于能不能在书架上站住，就得经过时间来检验了。现在回想起其编辑历程，感慨良多。
作为学术图书的编辑，首先要考虑书稿的学术价值
书稿的学术价值是衡量图书学术性的首要标准。《春秋左氏传》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左传》都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其作者传为举荐孔子的鲁国人左丘明，其后有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等递相授受，在群经传流中最有典据。秦火以后，《左传》为曾受学荀子的张苍所献，即《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
《左传》和《公羊传》《榖梁传》观点、体例均有不同，从而在汉初出现后，备受持“公”“榖”家说学者的排挤。西汉末，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时“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做了申辩，其后，研习《左传》的学人渐多，如郑兴、贾逵，出现了很多的注本。东汉晚期，郑玄注《左传》未成。服虞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行世。
魏晋时，“左传学”地位远超《公羊》《榖梁》。当时就有人称“左传癖”的杜预著有《春秋经传集解》，逐渐取代服注。到唐代，大儒孔颖达为之作《正义》。后来列入《十三经注疏》。
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勃兴，以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代表，认为作为古文经的《左传》系刘歆伪作的说法。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作《春秋左传读》，刘师培作《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对今文经学说进行反驳。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古史辨”时期。
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揭示了刘歆伪作说的舛误;1943年，罗倬汉出版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其中有言：“司马迁时，《左传》本子即已如此”，说明了《史记》实据《左传》，《左传》的史料价值最终得到肯定。
不管历代学者围绕《左传》有怎样的议论争辩，《左传》这部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任何方面，《左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前人对《左传》进行了很多的注、疏，其中不乏杜预、孙诒让、洪亮吉这样旁征博引、丰富详赡的注本，也有杨伯峻博采前说、裨益今人的成果。所有这些对于普通的学习者，或者普通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是足够了的，但是对于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人员来说，杜注在“十三经”本中不便于阅读，单行本又删掉了杜预的前后序，使人难明其源流。清人的著述是崇尚汉学，贬斥杜预。杨氏注对前人的成果，一般仅取合于己意者，是一家之言，而非集大成者，而且是书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开论述，更适合普通读者，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仍难满足需要。
清代学人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唐宋旧疏多有不满之处。他们推崇汉儒古注，认为，注释《左传》，虽代有其人，但过去权威著作如杜预的《春秋经传集释》和孔颖达的《左传正义》，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都是总结别人的成果，且多有疏漏，而汉人旧注比较公允，于是相传在清道光八年（1828年），刘文淇和几位同道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等几位学人赴省应试期间，相约编撰新的经疏，提出搜求旧注，重新改作，随后就有刘宝楠任《论语》、柳兴恩治《榖梁传》、陈立治《公羊传》，而以《左传》一经属刘文淇，这些著述在新的注疏中，皆可称为一时之选。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内容最为丰富完备，可谓集汉人郑兴、贾逵、服虔旧注之大成，以纠杜氏。刘氏仿焦循《孟子正义》的做法，先编纂了长编数十巨册，晚年着手作疏，只完成了一卷便逝世了。其子刘毓崧继承父业，可以享寿不永。孙刘寿曾做了更多的工作，也仅活到45岁。刘氏三世一经，历时百年，惜未能写完成书，仅至襄公五年，为绝笔，没有《左传》全书后面差不多一半的内容。刘寿曾的儿子就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刘师培，仍承袭《左传》的研究，但未暇续撰新疏。刘氏祖孙三代历时百年，传习《左传》是为学术史上罕有的美谈。
该書稿收藏在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经征得原馆长顾廷龙先生同意，委托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一、二所资料室整理而成，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书出版后，颇得学界推崇，只是本书作为不完整本出版，甚为学人惋惜。
学术图书的编辑应该了解作者的学养
作者有没有能力承担学术性很强的书稿的写作是编辑需要考虑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的作者是吴静安，生前是南京教育学院的教授。其伯父吴遐伯、父亲吴粹一均从学于扬州青谿书屋。当时的青谿书屋即为刘氏所创办，刘文淇的曾孙刘师苍、刘师培都是该书屋的老师。
可以说，吴静安先生自小就继承了扬州刘氏的衣钵，得其真传，加上幼年即有志于专治左氏之学，从氏族、说文、大篆、甲骨、钟鼎文开始研究，熟于《春秋》世族，先后写成《广春秋世族谱》《春秋地名今释》《三传征礼》《世本集解》《纪年集解》等，多有发见，他如地理、历法、礼制、名字等，亦皆擅长，研核至勤，也储备了研究《左传》深厚的功力，可以说，他是最有能力完成刘氏之续作的。
在写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过程中，作者对前人及同人的相关著作，尤其是杜预、孔颖达、洪亮吉等的著作，一一进行了考辨、订正、阐明，悉加删削，并依中华版“二十四史”之例，加以标点，在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独抱遗经，无间寒暑，孤灯伴读，夜以继日，一心著述，安之若素，数易其稿，从襄公六年起，到哀公二十七年止，凡百年，悉数补足，计辑录旧注五十余家，疏证一百八十余家。作者自己的心得，也附录于后，与刘氏的《疏证》融为一体，使几成绝学的《旧注疏证》得以复生，完遂了刘文淇等世代的心愿。其书博采章太炎、刘申叔两先生之说，以为矩范。复循刘文淇氏注释体例，以礼、例、事三者为宗，汇典章制度、义法、史实为一编博赡详审，有功于后学。刘氏三世未竟之业，吴静安一身任之，亦书林之佳话。 学术图书的编辑应该和学术界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名学术图书的编辑，要关注学术界的动态。
编辑还需要了解学术界的动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书稿就是我在先秦史年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该书稿完成后，曾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到了著名学者夏鼐、李学勤等很高的评价：“此书所费功力较深，已有相当好的基础”，得到过学术界的认可，并被介绍到我国著名的古籍出版社，且被列入出版计划，准备与刘文淇原著合璧刊印。但由于当时学术界、出版界的出版难问题的困扰，该著一直未能印行。
20世纪90年代初，我随詹子庆先生一起参加先秦史学会的学术会议。同为学会组织者的李学勤和詹先生谈及此事，我就觉得这部书稿很有学术价值，和出版社的领导联系后，当即准备出版该书，由我来联系此事。1994年底，我协助作者从某古籍出版社把书稿取回，商订合同初稿，等等。
作为一名学术图书的编辑，要有能力组织、动员学术界的资源。
学术图书编辑不是万能的，还要有能力、有意识组织、借助学术界的各种资源，完善书稿中的不足。我们多次出差至南京的作者家中，和作者核商续作出版事宜。当时的作者已是耄耋黄昏，本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作者再完善一下的，比如，因为当时该著是作者在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写作的，写作时间很长，引用的参考书有的没有核对原文;手写原稿，时间长了，纸质发黄，字迹模糊，还有较多的误差;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这是几千年的《左传》研究者们所没有看到的材料，作者书中引用寥寥，等等，想请作者自己就书稿中的原文再核对一遍，并且在加进去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看来已是不可能了。
为了更好地完成续作的出版，我们只能另想他法。我们借助于本校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长，聘请了历史系、古籍所从事古代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多名在岗的教授，准备完成此事。召集了多次的协调会，统一体例，编写凡例。各位老先生们都是兢兢业业，一一核对原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该工程量巨大，有的老先生退休，加上当时古籍整理的机制不如今天这样完备，等等，核对原文的工作终未能完成，这也是该书至今最为遗憾之事。
2004年，出版社方面为了更好地完成续作的编辑工作，又约请了吉林大学的先秦史专家作为特约编辑，进行全书的审校，最终于2005年完成并出版，此时距我社的约稿已十年矣。
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是我社出版不多的古籍之一种，在此之前，我社出版古籍之經验尚少，比之成熟的古籍出版社，无论是古籍的编辑出版方式，还是古籍之经营管理，该书都还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书中待校正的问题还较多，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加进去，等等。不过我们想，百年老店或许正是有这样的一点一滴的不如人意日积月累才造就的吧。
包瑞峰
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是我责编的一本学术类图书，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甫一出版，便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07年）。此后，该书又获得一系列荣誉，至于能不能在书架上站住，就得经过时间来检验了。现在回想起其编辑历程，感慨良多。
作为学术图书的编辑，首先要考虑书稿的学术价值
书稿的学术价值是衡量图书学术性的首要标准。《春秋左氏传》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左传》都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其作者传为举荐孔子的鲁国人左丘明，其后有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等递相授受，在群经传流中最有典据。秦火以后，《左传》为曾受学荀子的张苍所献，即《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
《左传》和《公羊传》《榖梁传》观点、体例均有不同，从而在汉初出现后，备受持“公”“榖”家说学者的排挤。西汉末，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时“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做了申辩，其后，研习《左传》的学人渐多，如郑兴、贾逵，出现了很多的注本。东汉晚期，郑玄注《左传》未成。服虞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行世。
魏晋时，“左传学”地位远超《公羊》《榖梁》。当时就有人称“左传癖”的杜预著有《春秋经传集解》，逐渐取代服注。到唐代，大儒孔颖达为之作《正义》。后来列入《十三经注疏》。
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勃兴，以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代表，认为作为古文经的《左传》系刘歆伪作的说法。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作《春秋左传读》，刘师培作《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对今文经学说进行反驳。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古史辨”时期。
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揭示了刘歆伪作说的舛误;1943年，罗倬汉出版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其中有言：“司马迁时，《左传》本子即已如此”，说明了《史记》实据《左传》，《左传》的史料价值最终得到肯定。
不管历代学者围绕《左传》有怎样的议论争辩，《左传》这部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任何方面，《左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前人对《左传》进行了很多的注、疏，其中不乏杜预、孙诒让、洪亮吉这样旁征博引、丰富详赡的注本，也有杨伯峻博采前说、裨益今人的成果。所有这些对于普通的学习者，或者普通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是足够了的，但是对于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人员来说，杜注在“十三经”本中不便于阅读，单行本又删掉了杜预的前后序，使人难明其源流。清人的著述是崇尚汉学，贬斥杜预。杨氏注对前人的成果，一般仅取合于己意者，是一家之言，而非集大成者，而且是书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开论述，更适合普通读者，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仍难满足需要。
清代学人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唐宋旧疏多有不满之处。他们推崇汉儒古注，认为，注释《左传》，虽代有其人，但过去权威著作如杜预的《春秋经传集释》和孔颖达的《左传正义》，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都是总结别人的成果，且多有疏漏，而汉人旧注比较公允，于是相传在清道光八年（1828年），刘文淇和几位同道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等几位学人赴省应试期间，相约编撰新的经疏，提出搜求旧注，重新改作，随后就有刘宝楠任《论语》、柳兴恩治《榖梁传》、陈立治《公羊传》，而以《左传》一经属刘文淇，这些著述在新的注疏中，皆可称为一时之选。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内容最为丰富完备，可谓集汉人郑兴、贾逵、服虔旧注之大成，以纠杜氏。刘氏仿焦循《孟子正义》的做法，先编纂了长编数十巨册，晚年着手作疏，只完成了一卷便逝世了。其子刘毓崧继承父业，可以享寿不永。孙刘寿曾做了更多的工作，也仅活到45岁。刘氏三世一经，历时百年，惜未能写完成书，仅至襄公五年，为绝笔，没有《左传》全书后面差不多一半的内容。刘寿曾的儿子就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刘师培，仍承袭《左传》的研究，但未暇续撰新疏。刘氏祖孙三代历时百年，传习《左传》是为学术史上罕有的美谈。
该書稿收藏在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经征得原馆长顾廷龙先生同意，委托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一、二所资料室整理而成，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书出版后，颇得学界推崇，只是本书作为不完整本出版，甚为学人惋惜。
学术图书的编辑应该了解作者的学养
作者有没有能力承担学术性很强的书稿的写作是编辑需要考虑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的作者是吴静安，生前是南京教育学院的教授。其伯父吴遐伯、父亲吴粹一均从学于扬州青谿书屋。当时的青谿书屋即为刘氏所创办，刘文淇的曾孙刘师苍、刘师培都是该书屋的老师。
可以说，吴静安先生自小就继承了扬州刘氏的衣钵，得其真传，加上幼年即有志于专治左氏之学，从氏族、说文、大篆、甲骨、钟鼎文开始研究，熟于《春秋》世族，先后写成《广春秋世族谱》《春秋地名今释》《三传征礼》《世本集解》《纪年集解》等，多有发见，他如地理、历法、礼制、名字等，亦皆擅长，研核至勤，也储备了研究《左传》深厚的功力，可以说，他是最有能力完成刘氏之续作的。
在写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过程中，作者对前人及同人的相关著作，尤其是杜预、孔颖达、洪亮吉等的著作，一一进行了考辨、订正、阐明，悉加删削，并依中华版“二十四史”之例，加以标点，在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独抱遗经，无间寒暑，孤灯伴读，夜以继日，一心著述，安之若素，数易其稿，从襄公六年起，到哀公二十七年止，凡百年，悉数补足，计辑录旧注五十余家，疏证一百八十余家。作者自己的心得，也附录于后，与刘氏的《疏证》融为一体，使几成绝学的《旧注疏证》得以复生，完遂了刘文淇等世代的心愿。其书博采章太炎、刘申叔两先生之说，以为矩范。复循刘文淇氏注释体例，以礼、例、事三者为宗，汇典章制度、义法、史实为一编博赡详审，有功于后学。刘氏三世未竟之业，吴静安一身任之，亦书林之佳话。 学术图书的编辑应该和学术界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名学术图书的编辑，要关注学术界的动态。
编辑还需要了解学术界的动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书稿就是我在先秦史年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该书稿完成后，曾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到了著名学者夏鼐、李学勤等很高的评价：“此书所费功力较深，已有相当好的基础”，得到过学术界的认可，并被介绍到我国著名的古籍出版社，且被列入出版计划，准备与刘文淇原著合璧刊印。但由于当时学术界、出版界的出版难问题的困扰，该著一直未能印行。
20世纪90年代初，我随詹子庆先生一起参加先秦史学会的学术会议。同为学会组织者的李学勤和詹先生谈及此事，我就觉得这部书稿很有学术价值，和出版社的领导联系后，当即准备出版该书，由我来联系此事。1994年底，我协助作者从某古籍出版社把书稿取回，商订合同初稿，等等。
作为一名学术图书的编辑，要有能力组织、动员学术界的资源。
学术图书编辑不是万能的，还要有能力、有意识组织、借助学术界的各种资源，完善书稿中的不足。我们多次出差至南京的作者家中，和作者核商续作出版事宜。当时的作者已是耄耋黄昏，本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作者再完善一下的，比如，因为当时该著是作者在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写作的，写作时间很长，引用的参考书有的没有核对原文;手写原稿，时间长了，纸质发黄，字迹模糊，还有较多的误差;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这是几千年的《左传》研究者们所没有看到的材料，作者书中引用寥寥，等等，想请作者自己就书稿中的原文再核对一遍，并且在加进去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看来已是不可能了。
为了更好地完成续作的出版，我们只能另想他法。我们借助于本校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长，聘请了历史系、古籍所从事古代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多名在岗的教授，准备完成此事。召集了多次的协调会，统一体例，编写凡例。各位老先生们都是兢兢业业，一一核对原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该工程量巨大，有的老先生退休，加上当时古籍整理的机制不如今天这样完备，等等，核对原文的工作终未能完成，这也是该书至今最为遗憾之事。
2004年，出版社方面为了更好地完成续作的编辑工作，又约请了吉林大学的先秦史专家作为特约编辑，进行全书的审校，最终于2005年完成并出版，此时距我社的约稿已十年矣。
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是我社出版不多的古籍之一种，在此之前，我社出版古籍之經验尚少，比之成熟的古籍出版社，无论是古籍的编辑出版方式，还是古籍之经营管理，该书都还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书中待校正的问题还较多，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加进去，等等。不过我们想，百年老店或许正是有这样的一点一滴的不如人意日积月累才造就的吧。
包瑞峰
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