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当代学者眼中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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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的一天,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尼·费德林同应邀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作了一次海阔天空似的文学漫谈。毛泽东在对《诗经》赞美有加之后,又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尼·费德林:《毛泽东谈文学:<诗经>、屈原……》,《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那么,毛泽东何以会在赞美《诗经》之后又接着赞美屈原呢?
  
  一、“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
  
  在这次访苏的行旅中,毛泽东向费德林细细讲述着他景仰屈原的一些原因:
  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当然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那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出处同上)
  我们理解,毛泽东这是从政治方面来解释他喜欢屈原的原因。的确,我们分析整个屈赋,便会发现它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正如《史记·屈原列传》里所言:“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今人陈戍国则更为直接地评论说:“世以风骚并称,风是《诗三百》代称。这里‘风’决不单指十五国风,‘骚’也决不单指《离骚》……如果说屈原的政治抒情诗(包括《离骚》和《九章》)继承了《诗经》中政治抒情诗的思想与艺术传统,这个范围扩大了的判断应该也是成立的。就整个屈赋、全部《楚辞》而言,与一部《诗三百》确有渊源关系;但若仅就《离骚》而言,与其说出于国风,毋宁说出于二雅的政治抒情诗。”(《论二雅的政治抒情诗》,载《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李泽厚等则更为注重屈赋对《诗经》的突破和发展:“和《楚辞》相比,《诗经》中不少作品也表现了怨恨的情绪,而且还要更加地强烈,但这种表现常常停留在单纯的哀唤和斥责上,缺乏对个体的心灵和情感状况的具体丰富的描绘。例如《小雅·巷伯》、《大雅·瞻卬》以及其他不少篇章都是如此。《诗经》中的不少情歌对男女爱情的描绘,也常常是止于一种悲哀的叹息或是欢乐的呼叫,未能像《楚辞》中《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篇章那样,把个体内在的情感充分具体地展现和描绘出来。虽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历来被看作是《诗经》所体现的优良传统,但歌常常局限于‘食’和‘事’,未能超越有限的生活事件,上升到更高的审美的境界。”(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总之,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民生——就像一条历史溪流将《风》、《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是,这条溪流发展到《骚》,发展到屈原那里,其声势已更为湍急与壮观了。
  
  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从对屈原的生平与诗作研究中,我们发现,尽管在屈原的身上,拥有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血液,但同时他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营养;或者可以说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哺育出屈原,哺育出屈赋。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便实际认可了屈原对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大致是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在《诗经》之后便紧接着提及屈原。
  屈原是否曾诵习过《诗经》,我们虽不可得知,但春秋时代士大夫是普遍学《诗》的,这从孔夫子的一番感叹中可得知,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学《诗》本来是为了通达政事,以擅外交的。而在屈原,显然是达到了孔子学以致用的标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曾两度出使齐国,是当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因此,他不可能不诵习《诗经》。
  事实上,在楚国立国之后,楚人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学习中原文化的风气一直很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请人教太子读书,读什么书?申叔时建议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先王世系),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官方时令),使访物官;教之《语》(治国的语言),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记前世成败的书),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之族类,行比义焉。
  聂石樵认为,楚太子所读的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以及先王的世系、法令、治国的良言等,都是周王朝的典籍。再从《左传》上看,楚国的王公卿士议事中征引《诗》、《书》的例子也很多。这便说明华夏文化对楚的影响是很广泛、深刻的。华夏文化流播于楚,与楚国的巫文化相融合,这才形成了楚文化。楚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体现了楚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等,但其精神实质并其筋骨则是华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便是这种巫文化融会入华夏文化的集中产物,其核心是华夏文化。屈原所标榜的禹、汤、文、武,所主张的“仁政”,就是华夏文化精神。不能把屈原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特点,从华夏文化中分割出去。(参见聂石樵:《关于屈原三题》,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对于屈原有否读过《诗经》问题,姜亮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里说,屈赋里有很多现象同《诗经》有关系。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离骚》、《远游》乃至于《悲回风》三篇后面都有“仆夫悲余马怀兮”这句话,而这正是屈原从《诗经》学来的。把感情寄托在“仆”、“马”身上,这原本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不过,姜亮夫又提出,尽管有着《诗经》的影响,屈原自己仍要用他自己这个民族最习惯、感染性最大的方法来创作。这里,姜亮夫的观点是:屈原虽受了《诗经》的影响,但并不多,并非主要的,或者是下意识的。因此,他认为:“不要把楚辞作为《诗经》的后继,而应该是把《楚辞》与《诗经》并列。”
  聂石樵在《关于屈原三题》里认为,《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都是江汉流域的歌曲,《周南》之《汉广》、《螽斯》,《召南》之《摽有梅》,句尾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和屈赋的句子很接近。聂石樵又指出,屈原不仅在诗歌句式上学习《诗经》,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学习了《诗经》。聂石樵引王逸《离骚序》为证: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聂石樵还说,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辨骚》里,从更广泛的领域论述过屈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在刘勰看来,《离骚》有四点同于风雅,有四点异乎经典。这说明屈原是继承了《诗经》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造的,特别是在辞采上是自己创造的。
  在早,鲁迅先生还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拿《离骚》与《诗经》比较,说: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言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鲁迅这里讲的《离骚》“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实就是突破了儒家的敦厚“诗教”的樊篱,即近代“诗界革命”所倡扬的“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就这点而言,更符合同样处于楚汉浪漫主义文化熏陶下的毛泽东的口味——青年毛泽东也曾“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并在这种书生快意中从辽阔楚天走进北京大学红楼。所以毛泽东在盛赞了《诗经》的语言艺术与美学价值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向费德林大侃起屈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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