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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016年9月，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邳州新河煎药庙西晋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墓地规模较大，排列有序，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单体墓葬规模大，出土有陶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等各类文物，其中鹦鹉螺杯和玻璃碗尤为珍贵，体现出墓主人较高的身份与等级。煎药庙墓地是继洛阳西晋王陵、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后西晋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为研究该时期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墓地考古发掘以来，受到历史、文物考古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共发掘墓葬9座，皆南北向，墓道居北，分南北两排，其中1号墓（M1）位于南边一排最西侧。在墓葬形制、出土随葬品等方面，M1都体现出其在该墓地中的独特性。
墓葬结构
魏晋时期的墓葬结构可分为两类：砖室墓和土坑墓（或土洞墓），其中砖室墓居多。土洞或土坑墓主要发现于洛阳地区，如孟津大汉冢M55土洞墓、孟津朱仓09LHZM13土坑墓。砖室墓依据砖室多寡可分为一室墓、二室墓和多室墓，墓葬形制复杂、等级较高的如江苏江宁上坊孙吴墓，结构简单的如江苏南京山阴路口西晋墓。
从墓葬形制来看，魏晋时期的双砖室带斜坡墓道、前室呈方形、有盝顶这一墓葬形制是由汉墓形制转变而来，是对东汉晚期横前堂的重要变革，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中的曹休墓即为这一转变较为典型的例子。前后室墓是汉代墓葬正藏制度的简化发展，随着魏晋薄葬思想的影响，各地的多室墓总的来说皆呈衰落的趋势，且墓葬形制有很大变化。西晋中期以后单室墓占主流，地位较高的采用方形单室墓，如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
煎药庙墓地的9座墓葬皆为多砖室墓，并且以前室为前堂横列式券顶的墓葬为多。M1为双甬道土坑砖室合葬墓，带有斜坡墓道，前室为盝顶、后室为双券顶，是该墓地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特殊的墓葬，也是西晋时期比较少见的一类。M1与M6、M8形制较为接近，前室同为盝顶，但M6、M8无甬道且皆为单后室。值得注意的是，M1的长斜坡墓道有明显的二次开挖迹象，据打破关系、墓道填土的土质土色可分为一次墓道、二次墓道，由其为合葬墓可推测，两位墓主人是在不同时期下葬的。
M1墓葬形制依然保留了东汉以来的墓葬模式——前后室、后室带纵向长方形券顶，但前室由长方形的前堂横列式券顶，变成了近方形的盝顶，这也符合魏晋，特别是西晋时期的墓葬形制的变化特点。
双叠涩顶砖筑结构
M1发掘过程中，我们于墓葬后室东侧发现一双叠涩顶砖筑结构，与后室分离。该砖筑结构西部打破M1后室填土，东部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堆积之上，底平面高于M1后室底平面0.98米，应是M1封填后再次开挖而成。该结构为南北向砖室东西并列，顶部及各壁砌筑不完整，南半部参差不齐，未见封堵。顶部仅数块契形砖单砖侧立，东西壁契形砖、长方形青砖混合平铺砌筑墙壁，且上半部依次向内折收形成叠涩顶，室内地面契形砖铺地。两室内填深灰褐色沙土，土质较硬，未见包含物。
该砖构遗存属首次发现，是M1墓圹内、墓室外的一种独特建构遗存，性质不明、功能不清。从其与M1的层位关系分析，应附属于M1，时代与M1相同，时间略偏晚。从其形制结构分析，因其太过狭小不似墓葬，可能为附属于M1的一种祭祀遗迹或其它。
墨画图案
M1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墓葬结构方面，在墓葬装饰方面也具有其特别的一面。M1前室内发现墨画图案，前室四角及南、北两壁中间墨绘有立柱，柱顶有斗拱，盝顶四角用黑色粗线勾勒。前室南壁中部影作立柱，斗拱处石灰层局部脱落，该层下仍有一石灰层，并有黑色立柱、斗拱的影作装饰，说明在该墓第二次下葬时前室的石灰层出现了局部脱落的情况，进行了第二次石灰层的涂抹和影作装饰。
同时，M1西墓门也发现了锯齿状的墨画装饰，绘于墓门上部拱形券顶之上，沿券顶呈半弧形。这种纹样早见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陶之上，可能为太阳崇拜的一种体现，其锯齿状象征太阳光芒四射。M1西墓门上墨画的锯齿纹可能仅是一种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取太阳光芒四射的寓意，也可能是墓主人身份显赫的一种体现方式，去世后仍然光芒四射。
出土画像石
M1出土画像石三块，分别为东墓门封门石上半部石板、前室门门楣石、后室门楣石。
东墓门封门上半部石板为一浅浮雕刻画像石，倒置，画像一侧向内，画像中间一青龙昂首向前呈飞腾状，尾上翘。
前室门门楣石为一整块浅浮雕刻画像石，中部被两门之间的隔墙遮挡，画面朝下，从下向上分为两格。下格内容为车马出行，3辆单马轺车向左飞驰，车上各坐2人，前者左手握缰、右手执策驾马车。车前三骑为导引，车后2名骑吏，肩负长杆状物。画像左侧有一持盾的官吏弯腰相迎，身材高大，体态肥硕，头戴进贤冠、身着长袍。画像人物、车骑之间饰瑞鸟与仙草。上格画面内容为进献，左侧为一华盖辇车，车前站一车夫，身着长袍，胸负车靷，车后目前可见的有13人头戴冠，身着长袍，双手托有盖盘状物，依次向左行进似为进献，队伍最后还跟随有2人，穿戴与进献者相同。总体画像应为低级官吏迎接上司，并进献物品。
后室门楣石为一整块长条形浅浮雕刻画像石，画像面向下，从下向上分也为两格。下格主题为双龙穿璧，因门间隔墙遮挡，璧不可见，东西两端可见双龙图案，雙龙缠体相交，口大张。上格分为多个小格，可见5人，头戴羽冠，身着长裙，体微踞，两侧各有一飞驰青龙。整个画像两端还刻有一对饕餮，作兽面形。 车马出行、双龙穿璧、青龙、持盾官吏等在汉代非常常见且题材重要，广泛见于各地区汉画像石墓之中，也是徐州地区的典型图案。从图案、题材及雕刻技法分析，煎药庙墓地M1的画像石为东汉画像石的再利用，两块门楣画像石倒铺、东封门画像石倒置即为明证。
从现有考古材料分析，对汉画像石的再利用多集中于魏晋时期，尤以西晋居多。东汉以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馑相望”。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推行薄葬，魏文帝曹丕继承了曹操的薄葬思想，使薄葬得到了有效执行，对魏晋时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可能是画像石再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出土随葬品
煎药庙墓地M8门墙发现“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加上墓地墓葬间排列有序，煎药庙墓地应是西晋时期下邳国的一处家族墓地。
经发掘，M1共出土金、银、铜、铁、漆、青瓷、玻璃、蛋壳、海螺、蚌、陶、石、石灰等质地各类器物167件（组），其中有一些重要随葬品，如鹦鹉螺耳杯、金铛、金五铢、贴金饰铁剑、玻璃碗、幡座。
2件鹦鹉螺耳杯呈回首鹦鹉形，螺口及螺体中间皆包铜片，铜片外鎏金，螺上半部镶有圆形铜炮为鹦鹉的双翅，外壁有黑色、红色相间彩绘装饰，应为鹦鹉羽毛。南京东晋兴之夫妇墓出土鹦鹉螺耳杯1件，墓主王兴之为东晋时期豪族——琅琊王氏，煎药庙的2件鹦鹉螺杯与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器型相近，可见M1墓主身份与地位可能与琅琊王氏相当，这也可从出土的金铛、金五铢得到证实。
同时M1二次墓道内出土5件幡座，即帷帐座。帷帐座的出现始于西晋，盛行于东晋、南朝，在南京地区多有发现，目前所知的陶、石帷帐座均发现于皇室或王侯贵族的大墓中，是魏晋时期等级的象征。
综上，M1不但具有较为独特的墓葬结构、墨画装饰，又出土了汉代画像石多块，其随葬品也体现出了其在该墓地中的独特性，进而反映出M1墓主人身份的独特，是研究西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葬制、葬俗和内外文化、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材料。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度一般项目（19BKG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研究员）
墓地考古发掘以来，受到历史、文物考古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共发掘墓葬9座，皆南北向，墓道居北，分南北两排，其中1号墓（M1）位于南边一排最西侧。在墓葬形制、出土随葬品等方面，M1都体现出其在该墓地中的独特性。
墓葬结构
魏晋时期的墓葬结构可分为两类：砖室墓和土坑墓（或土洞墓），其中砖室墓居多。土洞或土坑墓主要发现于洛阳地区，如孟津大汉冢M55土洞墓、孟津朱仓09LHZM13土坑墓。砖室墓依据砖室多寡可分为一室墓、二室墓和多室墓，墓葬形制复杂、等级较高的如江苏江宁上坊孙吴墓，结构简单的如江苏南京山阴路口西晋墓。
从墓葬形制来看，魏晋时期的双砖室带斜坡墓道、前室呈方形、有盝顶这一墓葬形制是由汉墓形制转变而来，是对东汉晚期横前堂的重要变革，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中的曹休墓即为这一转变较为典型的例子。前后室墓是汉代墓葬正藏制度的简化发展，随着魏晋薄葬思想的影响，各地的多室墓总的来说皆呈衰落的趋势，且墓葬形制有很大变化。西晋中期以后单室墓占主流，地位较高的采用方形单室墓，如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
煎药庙墓地的9座墓葬皆为多砖室墓，并且以前室为前堂横列式券顶的墓葬为多。M1为双甬道土坑砖室合葬墓，带有斜坡墓道，前室为盝顶、后室为双券顶，是该墓地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特殊的墓葬，也是西晋时期比较少见的一类。M1与M6、M8形制较为接近，前室同为盝顶，但M6、M8无甬道且皆为单后室。值得注意的是，M1的长斜坡墓道有明显的二次开挖迹象，据打破关系、墓道填土的土质土色可分为一次墓道、二次墓道，由其为合葬墓可推测，两位墓主人是在不同时期下葬的。
M1墓葬形制依然保留了东汉以来的墓葬模式——前后室、后室带纵向长方形券顶，但前室由长方形的前堂横列式券顶，变成了近方形的盝顶，这也符合魏晋，特别是西晋时期的墓葬形制的变化特点。
双叠涩顶砖筑结构
M1发掘过程中，我们于墓葬后室东侧发现一双叠涩顶砖筑结构，与后室分离。该砖筑结构西部打破M1后室填土，东部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堆积之上，底平面高于M1后室底平面0.98米，应是M1封填后再次开挖而成。该结构为南北向砖室东西并列，顶部及各壁砌筑不完整，南半部参差不齐，未见封堵。顶部仅数块契形砖单砖侧立，东西壁契形砖、长方形青砖混合平铺砌筑墙壁，且上半部依次向内折收形成叠涩顶，室内地面契形砖铺地。两室内填深灰褐色沙土，土质较硬，未见包含物。
该砖构遗存属首次发现，是M1墓圹内、墓室外的一种独特建构遗存，性质不明、功能不清。从其与M1的层位关系分析，应附属于M1，时代与M1相同，时间略偏晚。从其形制结构分析，因其太过狭小不似墓葬，可能为附属于M1的一种祭祀遗迹或其它。
墨画图案
M1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墓葬结构方面，在墓葬装饰方面也具有其特别的一面。M1前室内发现墨画图案，前室四角及南、北两壁中间墨绘有立柱，柱顶有斗拱，盝顶四角用黑色粗线勾勒。前室南壁中部影作立柱，斗拱处石灰层局部脱落，该层下仍有一石灰层，并有黑色立柱、斗拱的影作装饰，说明在该墓第二次下葬时前室的石灰层出现了局部脱落的情况，进行了第二次石灰层的涂抹和影作装饰。
同时，M1西墓门也发现了锯齿状的墨画装饰，绘于墓门上部拱形券顶之上，沿券顶呈半弧形。这种纹样早见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陶之上，可能为太阳崇拜的一种体现，其锯齿状象征太阳光芒四射。M1西墓门上墨画的锯齿纹可能仅是一种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取太阳光芒四射的寓意，也可能是墓主人身份显赫的一种体现方式，去世后仍然光芒四射。
出土画像石
M1出土画像石三块，分别为东墓门封门石上半部石板、前室门门楣石、后室门楣石。
东墓门封门上半部石板为一浅浮雕刻画像石，倒置，画像一侧向内，画像中间一青龙昂首向前呈飞腾状，尾上翘。
前室门门楣石为一整块浅浮雕刻画像石，中部被两门之间的隔墙遮挡，画面朝下，从下向上分为两格。下格内容为车马出行，3辆单马轺车向左飞驰，车上各坐2人，前者左手握缰、右手执策驾马车。车前三骑为导引，车后2名骑吏，肩负长杆状物。画像左侧有一持盾的官吏弯腰相迎，身材高大，体态肥硕，头戴进贤冠、身着长袍。画像人物、车骑之间饰瑞鸟与仙草。上格画面内容为进献，左侧为一华盖辇车，车前站一车夫，身着长袍，胸负车靷，车后目前可见的有13人头戴冠，身着长袍，双手托有盖盘状物，依次向左行进似为进献，队伍最后还跟随有2人，穿戴与进献者相同。总体画像应为低级官吏迎接上司，并进献物品。
后室门楣石为一整块长条形浅浮雕刻画像石，画像面向下，从下向上分也为两格。下格主题为双龙穿璧，因门间隔墙遮挡，璧不可见，东西两端可见双龙图案，雙龙缠体相交，口大张。上格分为多个小格，可见5人，头戴羽冠，身着长裙，体微踞，两侧各有一飞驰青龙。整个画像两端还刻有一对饕餮，作兽面形。 车马出行、双龙穿璧、青龙、持盾官吏等在汉代非常常见且题材重要，广泛见于各地区汉画像石墓之中，也是徐州地区的典型图案。从图案、题材及雕刻技法分析，煎药庙墓地M1的画像石为东汉画像石的再利用，两块门楣画像石倒铺、东封门画像石倒置即为明证。
从现有考古材料分析，对汉画像石的再利用多集中于魏晋时期，尤以西晋居多。东汉以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馑相望”。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推行薄葬，魏文帝曹丕继承了曹操的薄葬思想，使薄葬得到了有效执行，对魏晋时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可能是画像石再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出土随葬品
煎药庙墓地M8门墙发现“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加上墓地墓葬间排列有序，煎药庙墓地应是西晋时期下邳国的一处家族墓地。
经发掘，M1共出土金、银、铜、铁、漆、青瓷、玻璃、蛋壳、海螺、蚌、陶、石、石灰等质地各类器物167件（组），其中有一些重要随葬品，如鹦鹉螺耳杯、金铛、金五铢、贴金饰铁剑、玻璃碗、幡座。
2件鹦鹉螺耳杯呈回首鹦鹉形，螺口及螺体中间皆包铜片，铜片外鎏金，螺上半部镶有圆形铜炮为鹦鹉的双翅，外壁有黑色、红色相间彩绘装饰，应为鹦鹉羽毛。南京东晋兴之夫妇墓出土鹦鹉螺耳杯1件，墓主王兴之为东晋时期豪族——琅琊王氏，煎药庙的2件鹦鹉螺杯与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器型相近，可见M1墓主身份与地位可能与琅琊王氏相当，这也可从出土的金铛、金五铢得到证实。
同时M1二次墓道内出土5件幡座，即帷帐座。帷帐座的出现始于西晋，盛行于东晋、南朝，在南京地区多有发现，目前所知的陶、石帷帐座均发现于皇室或王侯贵族的大墓中，是魏晋时期等级的象征。
综上，M1不但具有较为独特的墓葬结构、墨画装饰，又出土了汉代画像石多块，其随葬品也体现出了其在该墓地中的独特性，进而反映出M1墓主人身份的独特，是研究西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葬制、葬俗和内外文化、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材料。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度一般项目（19BKG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