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男的落马，不免波及“审批大户”发改系统。
　　根据国家发改委内部通报，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倒卖资产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郭静华非法所得约3800万元，并收受礼品折合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涉嫌受贿1000多万元，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
　　结合官方通报和此前《财经》的报道，刘铁男的贪腐与其职务密切相关，并形成了一张包括家属、情妇、部门下属、关联商人在内的利益之网，属于典型的“审批权寻租”。由于高度集中的审批权富于弹性，滋生自由裁量空间，也让跑“部”的相关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不得不对其有所输送。
　　在中央各部委中，国家发改委的重要职能是落实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有“小国务院”之称。从“计划委员会”到“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发展改革委员会”，这一机构名称及职能分工的变迁，包含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但在实践中与其初衷日渐相违。
　　发改委职能近乎包罗万象，组织机构序列下辖28个部门，并统筹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刘铁男分管的司局涉及对重大产业、能源项目的审批、核准，无疑是对调控政策的具体落实。客观而论，在产业协调等经济工作中，刘铁男曾体现出不俗的能力，但也正因为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又缺乏监督，存在的腐败隐患同样明显。
　　“刘铁男在委里应该是属于位高权重的，但是往往容易出现问题。他儿子所犯的事，得到的好处靠的是他的职务便利。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靠一个人来抵御各种诱惑是很困难的。”一位国家发改委高级官员如此总结。
　　投资体制改革领域的专家指出，发改委审批的随意性较大，一大原因在于，发改委很多权力并无法律授权，全靠文件、行业惯例支撑。比如广受诟病的核心职责价格管制，为自己的产品定价是企业不可侵犯的经营自主权，政府控制通胀的手段应是货币政策。此外，发改委的权力太大、控制资源太多，加之与其他部委职责高度重叠，争权夺利中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扼杀市场经济活力。
　　刘铁男案应验了这样一个事实：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过于集中在国家发改委层面，由此造成的后果，于经济层面，不利于释放市场活力；于法治层面，不利于廉政反腐。
　　受刘铁男案影响，国家能源局内部专门下发反腐倡廉工作文件，特别提出管住权力，规范行政审批。文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和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坚决不打招呼，不写条子，任何人不准打着领导旗号办事。”
　　国家发改委也提出，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将按照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程序、在线运行、限时办结的要求，推进行政审批方式创新。这些举措旨在提高审批程序的透明度，并对裁量空间作出规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履新之初表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李克强说。
　　硬币的另一面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来看，依靠放权解决了“一管就死”之后，“一放就乱”的老问题也随之而来，并形成无限循环的“审批病”。市场化改革以后，随着宏观调控手段的提高，此类现象虽有好转，但并未根除。
　　此类努力在不远的2009年曾有先例。当年，国务院决定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削减国家发改委的核准范围，向市场放权。但在此后的4万亿计划中，很快出现传统产业盲目扩张、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等问题。随后，本欲下放的审批权陡然收紧。
　　在现实环境中，热衷于上项目的主体多为大型国企与已呈公司化竞争之势的地方政府，而每一个理性的投资行为，在同质化叠加之后往往汇聚成“经济过热”的非理性结果，这成为审批权下放的一大约束条件。
　　造成这种乱局的因由，很大程度在于资源配置仍被行政力量主导。地方政府与国企均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主体，其盲目投资除了GDP冲动这一根源，中央产业指挥棒的指引也是具体诱因。由此可见，“审批病”无法从审批流程的规范化中获得根治，反而会在“死”“乱”循环中变得互为因果、不断强化，越来越难以摆脱。
　　由于信息不对称、调节滞后等因素，即便完全市场化的投资主体同样可能出错，但市场机制天然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经过动态调整，总会在一段时间内达到相对平衡。政府的调控，终究只能顺应这个规律而为。
　　因此，长效的破解之道在于中央政府调控思路的转变，即以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的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逐步减少对具体项目的直接审批，代之以金融杠杆、财税政策等间接方式，放手让企业因地制宜、自主探索，从而分散投资焦点、避免项目扎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