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兵制，是在继承了中国古代兵制，特别是吸取了明代卫所制的组织特点，结合女真人渔猎、采集等组织形式和民族传统，创造性地形成的一种新的兵制形式。在后金政权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八旗兵制的凝聚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在部族时代，就有一种打猎组织，称为牛录。初期为临时性质，打猎结束，组织即解散。明代女真人的主要生活方式，除单独狩猎外，主要是集体狩猎。但随着女真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原始形式的围猎组织，逐步发展成具有军事职能的作战组织，即牛录军事组织，其职能也由原来的单一狩猎生产组织，演变为社会组织，并不断扩大，以致成为八旗制度的雏形。由于部众的不断增加，比较原始的军事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军事制度，即八旗兵制，相应而生。八旗组织将以往涣散的村寨、部落联为一体，所有人员都被编入八旗，严禁人丁漏报和隐匿;形成具有军事、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常设性社会组织形式。清代八旗兵制，即为女真人的牛录组织演变而来，其基础或基层单位是牛录，是源于渔猎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作为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少，狩猎不仅是其一项生存技能，而且也是他们的民族习俗。牛录制度，以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也是为了采集、狩猎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组织。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在战争中，其曾俘获了大量战俘，并以血缘和原有部落为基础，组织起来，编为牛录;即清代（后金）八旗的基本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栋鄂等三部归附，增加了十四个牛录;而随着牛录的增多，为了管理这些牛录，而创建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兵制。初期，在佛阿拉，努尔哈赤整编建州军队，重新编设牛录，将每牛录由初期的十人，定额为三百人。牛录为旗的基层组织，亦为氏族的血缘组织，还成为政权的基层组织。每牛录设额真一员，由汗任免。这次整编，是后金兵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通过整编牛录，大大加强了建州军队的组织系统，集中了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力。此时，建州军队大约有了四十个牛录，成为努尔哈赤最基本的武装力量，为以后八旗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固山，为八旗兵制中最大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固山都有特定颜色的旗为标志，在黄、白、蓝三种颜色旗帜上镶红边，在红色颜色旗帜上镶白边，使之成为八种不同标识的旗帜。“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1]清代八旗兵制初建时，不但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具有行政和生产职能。清代八旗兵制的特点是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清代八旗不但是军事组织，也是社会行政组织。满洲实行成年男子皆兵的制度，所有满洲成员，都纳入了八旗组织中。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兵制，将这一政权的中枢机构与基层的牛录组织相连接。从而，把分散的部民组成一个社会军事化、军事社会化的新型有机体。至此，女真社会完成了从部民社会向封建政权的转变，建州军队完成了从渔猎民族的自发武装力量，向正规军队的转变。这是女真人崛起的一个关键，是其能在明清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最后入主中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至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努尔哈赤、皇太极将归附的察哈尔和喀尔喀之蒙古部众，编为蒙古二旗。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科尔沁厄鲁特部明安贝勒脱离察哈尔部，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将该部编为厄鲁特蒙古旗。皇太极时期，为了扩大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了八旗兵制的军事职能，又建立了蒙古八旗。蒙古八旗的创建，说明清代八旗兵制已从女真社会内部的组织形式，转变为国家的正式兵制，八旗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动员、指挥、编制和组织的形式。清代盟旗兵制是清朝统治蒙古地区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是根据满洲八旗兵制的组织原则，在蒙古原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政府在统一蒙古后，所设立的旗，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它的组织结构和性质，与蒙古原有政治制度有所不同。招徕蒙古，随得随即分旗、分佐领，封为扎萨克。[1]清统治者设立盟旗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分而治之”。在旗制之上，再从表面上套上一些看是蒙古部落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但已演变为实际上受满洲八旗兵制约束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清太宗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岳讬率军，第四次深入漠南蒙古，追讨察哈尔余部。六日，编设蒙古八旗，分为十一旗。其中，外藩蒙古编为三旗，归蒙古衙门管理。其余蒙古兵丁，则被编为八旗。这一年，后金在征服漠南蒙古各部后，完成了对八旗的编立。至此，蒙古八旗正式建立，其旗色、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并隶属于满洲八旗同旗主旗色之下。这部分蒙古人与原领主之间，已不存在旧属关系，而是奉满洲旗主为领主。蒙古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等官职，由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任命，如不称职可随时调换。在与明征战的军事行动中，蒙古八旗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为清朝成就帝业立下汗马功劳。这一年，始设盟旗兵制。其也是在蒙古各部归附清政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的。最先编旗的是漠南蒙古，后来推广到漠北喀尔喀蒙古、青海的厄魯特蒙古、新疆的旧土尔扈特与和硕特部。与清代八旗兵制产生的目的不同，清政府为防止蒙古各部团结统一，并限制其发展和扩大而建立盟旗兵制，所维护的是中央政府与蒙古领主的平衡。其实质是确立清政府对蒙古各部的土地所有权，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的全面统治，蒙古领主的牧场所有权转向清政府，清代中央政府所有制取代了蒙古领主所有制。虽然清政府在蒙古各旗册封的贵族官员，如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对草场，具有行使分配、使用的权力，但他们是以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代理者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管理者不同，蒙古八旗的编制与满洲八旗相同。盟旗兵制是清政府统治外藩蒙古地区的基本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清实现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后，并没有在其领地全部实行八旗兵制，而是对原蒙古领主的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由此产生盟旗兵制。八旗兵制与盟旗兵制都是“战则为兵”，“出则为民”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在清代盟旗兵制中，是由中央特设机构来直接管理各旗事务。清崇德三年（1638年）六月，清太宗皇太极将原蒙古衙门改名为理藩院，是为了专门办理清与蒙古之间的事务。清圣祖玄烨称其“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2]。“会盟”是蒙古各部落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的一种组织形式，清政府充分利用“在旗上设盟”——这种蒙古部落原有的组织形式，是皇帝批准的，由理藩院提名而成为盟长，每年举行会盟。在会盟时，清政府指定专派大臣与盟长和各旗官员一起，处理事务。因俗而治，加强了清廷中央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在盟旗兵制设立之初，即实行“内外有别”的管理办法。清政府把蒙古划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两部分。内属蒙古为八旗，外藩蒙古为扎萨克旗。扎萨克旗，又有内扎萨克旗和和外扎萨克旗之别。漠南蒙古归附较早，在未编旗时，即与清政府结为联盟。所以，一般编为内扎萨克旗，对其编旗时，实行原有基础上划旗，各扎萨克原有的领地、属众不做变更。漠南蒙古编为四十九旗，各旗平均为二十五个佐领以上。而清政府在对漠北蒙古进行编旗时，严格按照“重建多分”的原则，在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时，划分为三部十四旗。在多伦会盟时，划分为三部三十五旗。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盟旗兵制结束，前后时间跨度一百三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