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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蕴（1975— ），女，陕西三原人，硕士，陕西咸阳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专门史。
摘 要：本文从尚贤思想的唯才是举、德才兼备、赏罚并行等主张来探讨其理论及应用中的矛盾和问题。
关键词：墨子；尚贤；矛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13-02
尚贤是先秦思想家墨子的基本政治纲领，从古至今的人才开发和管理领域，这一思想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长期加被以一片赞扬之声。本文另辟蹊径，试从批判的角度来探讨尚贤思想的矛盾性和现实问题。
一、唯才是举与重于工肆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败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变革，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发展形成并不断扩大，他们对政治市场的要求日渐强烈。墨子正是崛起的士阶层中的一员，他平民出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现实生活积极关注和思考，创立了墨家学说。尚贤是墨子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所谓尚贤，即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这种平等的人才观源自墨子崇尚的上古圣王的用人原则：“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1]，“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2]，这里贤与贫富、贵贱、亲疏、远近、容貌之类无关，就是要任人唯贤，这是反对儒家“亲亲”用人原则的直接反命题，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政治权益诉求，尚贤标准的受益人群正是贵族宗法世袭制排除而外的“士”、“庶”阶层。
这也成为尚贤主张的重要特点——更侧重于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侯外庐进一步指出：墨子“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3]此话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强调人才取向的平民化，国民阶级指的是自由民、奴隶、手工业者以及公社农民和百工商贾等，他们是墨子贤者范围扩及到的各种“平民”“贱人”阶级，有“远鄙郊外之臣”、“四鄙之萌人”、“国中之众”，当然包括新兴“士”阶层。《尚贤》篇专门谈到“得士”的好处，也是墨子用人观偏向平民阶层的佐证，“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指出士是国家的辅佐和接班人，得到了士，智谋将不会困穷，身体将不会劳苦，名声立而功业成，美好彰显而丑恶不生。显然，士是包括于国民阶级中的理想贤者。另一方面，侯把墨子隐而未发之义表达出来，即墨子“贤”的范畴“无疑地排除了君子”[4]——表现出对贵族之流的不屑。虽然“列德而尚贤”[5]，理论上贤者自然也存在于国之贵族中，但是他们是“亲亲”选任制的直接承袭者，而墨子的目的是为平民贤者请“权”，在他看来，多数贵族是没有才干的，所以墨子不仅对贵族出身的贤人“视而不见”，并特别提到如果贵族不能胜任，应“贫之贱之”，这就是闻名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6]之说。
墨子重平民的尚贤主张为士、庶阶层的发展创造了舆论环境，不管国籍出身，不管贫富贵贱，只要有才者，就为其提供条件和机遇，以“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他们成为新的统治者，依然崇尚尚贤用人观，但一跃而上的士、庶往往转化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失去了贤者出自民，而为民谋利益的意义。其实在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尚贤所“尚”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标准，“贤”实质上早已脱离了人民的范畴。
二、德才兼备与功利诱导
《墨子》中多次提到选“贤”的标准，称“为贤之道将若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7]，强调的是“德”。贤士还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8]之类，指德行宽厚、言谈雄辩、博悟道术的人。墨子还提到要听“其言”，观“其行”，考查“其得义”，考核“其思虑”，才能全面衡量真正的贤者。墨子并以兼爱为指标鉴定贤人，“其为政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9]。可见，“贤”人就是那种有兼爱品质，能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德才兼备之人。
尚，崇尚、尊敬的意思，“尚贤”就是尊重贤人并努力使之处于政府的高位，这也是墨子尚贤的手段，即“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它仍是从上古圣王那里承袭而来，很有吸引力，“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与之事,断与之令”[10]，予贤人以高位、厚禄、职权，这就是墨子主张的“为治三本”。既然选的是德才兼备之贤者，何必以功名、利禄、权势相利诱，而且是高位、厚禄、重权这些本应在贤者眼中如浮云的身外之物呢？何况墨子断言，古代圣王认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又说“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11]这里，古之圣王把高爵、厚禄以及决定权三者给予贤者，是希望民众敬畏或敬仰，重点是使他们做事成功。这样一来，明确的做事目的似乎掩盖了应用贤者的社会教化和道德引导作用，贤者成为一个能做事会做事的人，如果说这是“才”的话，贤者的“德”能从他的成功中考察出多少呢？因为做事成功是终极目的，如果这样的话，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做事成功者的“德”，那么，这样的“贤”者还是墨子选贤时的“贤”者吗？
而墨子以为“三本”的重点是要表现统治者选“贤”的诚意，并且，这必引得国人争相向“贤”。墨子以“善射御之士”选拔的例子来论证他的道理：“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12]。以同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国家要拥有众多的才士，要用同样的方法，“况又有贤良之士，……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13]。在国家得其“贤”而“众”的过程中，高位、厚禄、职权三者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的话，怎样保证政府吸引来的是真正的贤者，而不是慕功名利禄之诱的“伪贤”呢？
墨子仍从古者圣王那里为自己的征募方式寻找依据，“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接下来，同君王关系亲近程度不同的人皆有反应，“亲者”、“近者”、“远者”及“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举国上下皆“退而谋”，结果是竞相行义。同样以“三本”悬赏，但圣王是重“义”求贤，“义”是贤者的根本指标，“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14]，引来人们对义的追求和全社会的道德升华。而今之王者网罗的或是“善射御之士”，或是能成事者，倾向于服务物质需求的技术类人才，引发的是社会上对某一技能、才华的追捧，而当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贤”者之才的时候，“贤”重义的指标实际是难以保全了。
三、赏罚并行与“见贤思齐”
尚贤观还重视后期的奖罚机制，因为“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刑赏的基本原则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15]，按德行、官职、功劳来确定业绩综合考察，并结合舆论作参考，要求公正、无私等，特别强调“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16]，这种坚决反对贵族宗法特权制的态度，体现了“尚贤观中一个极为可贵的反传统思想”[17]，但奖罚制依然是从贫富、贵贱的社会地位、物质得失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使尚贤仍在往功利的路上走。奖罚的直接结果是等级差别、贫富殊异，还相应形成一种认知，即“赏必当贤，罚必当暴”的贤愚鉴定，奖者为贤，罚为不贤，贤者即富贵，不贤者即贫贱。墨子《尚贤中》中再次作出这种评定，“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这里贫者不仅要忍受物质匮乏之苦，被指为不贤，并是“愚且贱者”，相反社会上层不仅理所当然地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且为世之贤者，是“贵且智者”。当一个社会中的成员被贴上愚智贵贱的类别标签时，其实就没有平等可言了。
同时，赏罚还引发了竞争，或美名其曰“见贤思齐”，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产物。一般认为竞争可以激发参与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却也妨碍了个人兴趣与潜能的自由发展，因为竞争与赏罚制一样，常以利益得失作为竞争成败的筹码，以金钱来评定个人价值，社会成员普遍追求高薪职业，低薪和福利行业门庭冷落。竞争者为追逐某一理想职位，甚至动用非道德或违法手段，因而导致了一系列个人、家庭、社会问题。老子曾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18]，主旨在使社会成员远离争斗，和平共处，今天看来也是一条值得深思的圣贤古训。
四、结语
墨子尚贤观的矛盾性，主要是现实实践和改造设计之间的差距产生的偏离，这违背了平民思想家墨子的初衷，也是引人为憾的地方。
参考文献：
[1][5][6][8][9][10][11][12][13][14][15]墨子•尚贤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16]墨子•尚贤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4]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8；201.
[7]墨子•尚贤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马可.墨子“尚贤”思想的现实意义[J].人民论坛，2011，（17）.
[18]老子•第三章[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摘 要：本文从尚贤思想的唯才是举、德才兼备、赏罚并行等主张来探讨其理论及应用中的矛盾和问题。
关键词：墨子；尚贤；矛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13-02
尚贤是先秦思想家墨子的基本政治纲领，从古至今的人才开发和管理领域，这一思想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长期加被以一片赞扬之声。本文另辟蹊径，试从批判的角度来探讨尚贤思想的矛盾性和现实问题。
一、唯才是举与重于工肆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败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变革，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发展形成并不断扩大，他们对政治市场的要求日渐强烈。墨子正是崛起的士阶层中的一员，他平民出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现实生活积极关注和思考，创立了墨家学说。尚贤是墨子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所谓尚贤，即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这种平等的人才观源自墨子崇尚的上古圣王的用人原则：“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1]，“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2]，这里贤与贫富、贵贱、亲疏、远近、容貌之类无关，就是要任人唯贤，这是反对儒家“亲亲”用人原则的直接反命题，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政治权益诉求，尚贤标准的受益人群正是贵族宗法世袭制排除而外的“士”、“庶”阶层。
这也成为尚贤主张的重要特点——更侧重于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侯外庐进一步指出：墨子“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3]此话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强调人才取向的平民化，国民阶级指的是自由民、奴隶、手工业者以及公社农民和百工商贾等，他们是墨子贤者范围扩及到的各种“平民”“贱人”阶级，有“远鄙郊外之臣”、“四鄙之萌人”、“国中之众”，当然包括新兴“士”阶层。《尚贤》篇专门谈到“得士”的好处，也是墨子用人观偏向平民阶层的佐证，“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指出士是国家的辅佐和接班人，得到了士，智谋将不会困穷，身体将不会劳苦，名声立而功业成，美好彰显而丑恶不生。显然，士是包括于国民阶级中的理想贤者。另一方面，侯把墨子隐而未发之义表达出来，即墨子“贤”的范畴“无疑地排除了君子”[4]——表现出对贵族之流的不屑。虽然“列德而尚贤”[5]，理论上贤者自然也存在于国之贵族中，但是他们是“亲亲”选任制的直接承袭者，而墨子的目的是为平民贤者请“权”，在他看来，多数贵族是没有才干的，所以墨子不仅对贵族出身的贤人“视而不见”，并特别提到如果贵族不能胜任，应“贫之贱之”，这就是闻名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6]之说。
墨子重平民的尚贤主张为士、庶阶层的发展创造了舆论环境，不管国籍出身，不管贫富贵贱，只要有才者，就为其提供条件和机遇，以“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他们成为新的统治者，依然崇尚尚贤用人观，但一跃而上的士、庶往往转化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失去了贤者出自民，而为民谋利益的意义。其实在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尚贤所“尚”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标准，“贤”实质上早已脱离了人民的范畴。
二、德才兼备与功利诱导
《墨子》中多次提到选“贤”的标准，称“为贤之道将若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7]，强调的是“德”。贤士还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8]之类，指德行宽厚、言谈雄辩、博悟道术的人。墨子还提到要听“其言”，观“其行”，考查“其得义”，考核“其思虑”，才能全面衡量真正的贤者。墨子并以兼爱为指标鉴定贤人，“其为政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9]。可见，“贤”人就是那种有兼爱品质，能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德才兼备之人。
尚，崇尚、尊敬的意思，“尚贤”就是尊重贤人并努力使之处于政府的高位，这也是墨子尚贤的手段，即“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它仍是从上古圣王那里承袭而来，很有吸引力，“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与之事,断与之令”[10]，予贤人以高位、厚禄、职权，这就是墨子主张的“为治三本”。既然选的是德才兼备之贤者，何必以功名、利禄、权势相利诱，而且是高位、厚禄、重权这些本应在贤者眼中如浮云的身外之物呢？何况墨子断言，古代圣王认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又说“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11]这里，古之圣王把高爵、厚禄以及决定权三者给予贤者，是希望民众敬畏或敬仰，重点是使他们做事成功。这样一来，明确的做事目的似乎掩盖了应用贤者的社会教化和道德引导作用，贤者成为一个能做事会做事的人，如果说这是“才”的话，贤者的“德”能从他的成功中考察出多少呢？因为做事成功是终极目的，如果这样的话，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做事成功者的“德”，那么，这样的“贤”者还是墨子选贤时的“贤”者吗？
而墨子以为“三本”的重点是要表现统治者选“贤”的诚意，并且，这必引得国人争相向“贤”。墨子以“善射御之士”选拔的例子来论证他的道理：“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12]。以同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国家要拥有众多的才士，要用同样的方法，“况又有贤良之士，……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13]。在国家得其“贤”而“众”的过程中，高位、厚禄、职权三者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的话，怎样保证政府吸引来的是真正的贤者，而不是慕功名利禄之诱的“伪贤”呢？
墨子仍从古者圣王那里为自己的征募方式寻找依据，“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接下来，同君王关系亲近程度不同的人皆有反应，“亲者”、“近者”、“远者”及“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举国上下皆“退而谋”，结果是竞相行义。同样以“三本”悬赏，但圣王是重“义”求贤，“义”是贤者的根本指标，“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14]，引来人们对义的追求和全社会的道德升华。而今之王者网罗的或是“善射御之士”，或是能成事者，倾向于服务物质需求的技术类人才，引发的是社会上对某一技能、才华的追捧，而当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贤”者之才的时候，“贤”重义的指标实际是难以保全了。
三、赏罚并行与“见贤思齐”
尚贤观还重视后期的奖罚机制，因为“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刑赏的基本原则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15]，按德行、官职、功劳来确定业绩综合考察，并结合舆论作参考，要求公正、无私等，特别强调“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16]，这种坚决反对贵族宗法特权制的态度，体现了“尚贤观中一个极为可贵的反传统思想”[17]，但奖罚制依然是从贫富、贵贱的社会地位、物质得失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使尚贤仍在往功利的路上走。奖罚的直接结果是等级差别、贫富殊异，还相应形成一种认知，即“赏必当贤，罚必当暴”的贤愚鉴定，奖者为贤，罚为不贤，贤者即富贵，不贤者即贫贱。墨子《尚贤中》中再次作出这种评定，“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这里贫者不仅要忍受物质匮乏之苦，被指为不贤，并是“愚且贱者”，相反社会上层不仅理所当然地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且为世之贤者，是“贵且智者”。当一个社会中的成员被贴上愚智贵贱的类别标签时，其实就没有平等可言了。
同时，赏罚还引发了竞争，或美名其曰“见贤思齐”，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产物。一般认为竞争可以激发参与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却也妨碍了个人兴趣与潜能的自由发展，因为竞争与赏罚制一样，常以利益得失作为竞争成败的筹码，以金钱来评定个人价值，社会成员普遍追求高薪职业，低薪和福利行业门庭冷落。竞争者为追逐某一理想职位，甚至动用非道德或违法手段，因而导致了一系列个人、家庭、社会问题。老子曾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18]，主旨在使社会成员远离争斗，和平共处，今天看来也是一条值得深思的圣贤古训。
四、结语
墨子尚贤观的矛盾性，主要是现实实践和改造设计之间的差距产生的偏离，这违背了平民思想家墨子的初衷，也是引人为憾的地方。
参考文献：
[1][5][6][8][9][10][11][12][13][14][15]墨子•尚贤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16]墨子•尚贤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4]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8；201.
[7]墨子•尚贤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马可.墨子“尚贤”思想的现实意义[J].人民论坛，2011，（17）.
[18]老子•第三章[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