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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各种地下文献资料不断出土，其中有大批唐代墓志。学术研究者对墓志资料日益重视，各种整理的墓志资料不断问世，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多种唐代石刻文献汇编，各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互有优劣，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唐代；石刻文献；墓志资料；史料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05-06
文史研究须注重史料的收集及利用，今天所说的史料不仅包括文献记载，还包括出土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提出以后，出土文献越来越得到重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成为文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1925年9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此即今已为人熟知的“二重证据法”。王氏的见解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陈寅恪先生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更进一步论证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中国古史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现代许多学术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实践中，都自觉运用此法，当代不少研究古史的中国学者仍将此法法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但当代也有一部分学者，已突破“二重证据法”而创新运用“三重证据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考据方法。地下新材料在文史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石学兴起于北宋，成为宋代一门相当兴盛的学问，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文有3000多篇，可惜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文献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清中叶以后，石刻研究渐成风气，存世的著述超过百种，就汇集历代石刻而言，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堪为代表之作。
今有多种墓志汇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建国以前，墓志原石或拓片多集中在端方陶斋、罗振玉贞松堂、张钫千唐志斋等私家手中，一般人很难见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唐代石刻文的汇录，比较有名的有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出版端方《匋斋藏石记》以及罗振玉编《冢墓遗文》系列。张钫收藏大量以唐志为主的历代墓志，建“千唐志斋”以藏之，然民国时仅编有目录。以上所及唐墓志总数有2000多方。
新中国建立以后，唐代墓志陆续刊布。196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其中收入一批墓志。由于墓志原石及拓片分散各图书馆、博物馆等地方，上述几部著作虽可供利用但毕竟有失全面，而新的唐代墓志又不断出土，因此对唐代墓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显得颇为急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1981年，由饶宗颐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共收录唐墓志388件；1984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管理所编《千唐志斋藏志》，其中收录唐代墓志1191方；1985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其中唐墓志数量并不多，仅有93方，但都是精品；198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不含索引），唐代部分有25册（第11册至第35册为唐代部分），收录唐代各类石刻拓本3000多种。这些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唐代石刻文献的主要著作，当然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也并不仅仅只有这些。这些著作收录的唐代石刻文献各有特点，但所依据只是一地一处一家的收藏而远非全面的汇集，因此仍有局限性，加之墓志的不断出土，这些著作并不能更好的为学者提供所需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大大改观，不断有人对这些墓志资料进行更加全面的汇总整理，编成较全面的著作，使学者对唐代的墓志资料有了总体的了解，更加方便应用。这些墓志汇编，内容及其优劣短长还未见有人全面评述，本文就此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件，以原拓片影印，保持原件的真实面目。1992年，周绍良编撰《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5000件。1995-2007年，三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吴钢主编、实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集体合作的《全唐文补遗》，已出版九辑，主要收录墓志，还有其他类型的石刻文，亦超过5000件。1994-200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出版10卷19册（分别为1994年出版河南卷壹2册，2000年出版陕西卷壹2册，2002年出版河南卷贰2册，2002年出版重庆卷1册，2003年出版北京卷壹2册，2003年出版陕西卷贰2册，2004年出版河北卷壹2册，2006年出版江苏、常熟卷壹2册，2008年出版河南卷叁2册，2009年出版上海、天津卷2册其中收录唐墓志也较多。新出土墓志以洛阳为多，故专收洛阳墓志的书更多，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此外，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发布，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偃师杏园唐墓》即收墓志40余方，其中不乏价值颇高者。另有台湾学者毛汉光主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5-1994年出版，共18册，每册100方，共计1800方唐墓志，是大陆以外很有影响的唐志汇编。
本世纪以来，仍有新编陆续问世。如由赵文成主编、西泠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新出唐墓志百种》及最新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各种唐代石刻出版文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如此多的已出版唐代石刻文献著作，如何选择才会更利于自己的研究，就需要对这些著作有一定的了解。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编撰的各类唐代石刻文献中，价值比较高的当推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王仁波先生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吴钢先生主编的《全唐文补遗》和毛汉光先生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这几种著作总的来说收录较全，类型相似，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因此，笔者就这几部著作的优劣进行一定的分析探讨，以期能够为学者提供一定借鉴。
《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先生主编，编成于1984年，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唐代墓志3607方，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全的。该书墓志的收录原则为：唐及唐以前出生，卒于唐代的人，进行收录；虽生于唐代但卒于唐以后者不收录；墓主卒于唐以前，但在唐代有人对其墓进行修葺时补撰的墓志也不进行收录。编者以为毫无历史价值的墓志，如《汉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以及残缺过于严重、编者认为没有史料价值的也不进行收录。虽然有些墓志已经确定是伪作，但仍然可以用于其他方面考证的也进行了收录，但在收录时标明其为伪作以示区分。该书所收墓志按墓主入葬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并以年号为界，每一年号从一开始重新排列，墓志名称后列具体时间，便于查找。该书根据原石、拓片或其他整理过的金石著作进行录文，根据原志拓片著录在每句下加一横画记号，没有记号的就说明该文录于其他著作，编者也未知其原石的具体信息，以示区分。全书只录录文，没有原始图片或拓片照片。录文繁体竖排，全文加标点。每篇录文后都会注明该墓志原石藏于何处、拓本藏于何处的信息，拓本以周绍良先生自己收藏的为多，如没有拓片的就注明该文录自何书，以便读者查证。如垂供003《大唐故强山监录事成公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括号里写“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垂供006《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括号里仅有“周绍良藏拓本”宇样，垂供007《大口故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贾府君殡记》录文后括号里是“录自《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便于读者知道原石及拓本情况。正如周先生在该书的编撰说明中所说，该书不仅收录以前的墓志铭，还有建国后各地陆续出土的新墓志。是建国后第一部完成的唐代墓志铭综合类汇编著作，收录较全，且有标点，利于学者使用。但是该书编撰于1984年，收录的都是1984年以前的墓志。1984年以后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该书并未能进行收录，所以该书收录墓志在时间上就有局限性。于是周绍良、赵超两位先生又主持众人抄录编撰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该书出版于2001年，新收录墓志1564方，补足了《唐代墓志汇编》的局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沿用《唐代墓志汇编》的编撰体例，两书合起来共收录唐墓志5000多方，是唐墓志汇编最全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对于唐代文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唐代墓志汇编》一出版即广受好评，鲁才全先生赞扬它“不仅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一工作本身就是对学术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张国刚先生称赞它“物美价廉”；冻国栋先生认为：“中国中古时代特别是隋唐时期的碑刻资料存留至今者为数甚多，古今学人辑录、研究者也有不少，最具代表性的除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之外，可推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该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该书成于众人之手，不可避免出现各种缺陷，墓志重收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关于该书的重收问题，万军杰先生在论文《（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释例》中于前人的成就上加以研究，分析总结出《唐代墓志汇编》重收墓志为15例：开元053与残志042，开元193与残志005，开元268与残志056，永泰007、大历001与建中019，大历042与残志041，大历044与残志007，大历059后十五行与残志058，贞元027与残志010，贞元073与开成046，贞元016与残志034，大中095与残志017，大中103与残志016，残志003与残志020，贞元116与残志053，成通111与乾符001。《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的有7例：上元001与调露004，上元003（高宗）与上元001（肃宗），长安006与长安009，天宝003与天宝092，贞元032与大和036，宝历010与成通099，咸通004与成通013。《唐代墓志汇编》已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有22例：永徽044与永徽014，龙朔022与龙朔010，上元011与上元023，上元032与仪凤011，永淳025与永淳009，长寿017与长寿007，天册万岁007与天册万岁003，神龙047与神龙021，开元001与开元003，开元200与开元065，开元361与开元105，开元524与开元181，至德003与上元002，大历063与开元040，贞元091与贞元047，元和019与元和049，乾符028与乾符023，残志038与永淳014，残志051与残志004（前为《唐代墓志汇编》编号，后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编号）。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两书的缺点。就两书来说，《唐代墓志汇编》比《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质量要好。《唐代墓志汇编》墓志文后还列原石藏于何处，拓片藏于何处，编者就算没见到原石，也见到过拓片。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大多录自别人整理过的墓志文献著作如：麟德016《唐故赵君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有“录自《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四册”，麟德018《大唐西州岸头府果毅息张君妻，麴氏墓志》录文后有“新疆考古所藏志，录自侯燥《解放后出土吐鲁番墓志录》”等，说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录文所用资料大多为别人已经整理过的著作，用别人已经整理过的书中的拓片或原石照片录文，而本人并没见到实物资料，较之《汇编》来说略显敷衍，价值不如《唐代墓志汇编》的价值高。此外两书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如录文时文字的误识，缺、漏、衍、误等常见的现象都较多。从墓志原石或拓片进行录文，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学者拥有古文字知识，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知识，对该时期的风俗、职官、地理等的了解要比较全面，否则录文时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在撰写墓志时，一些作者喜欢用俗体字/碑刻约定俗成的异体字等，对于文字的辨识会造成一定的麻烦。这两部著作已经进行了录文的工作，对研究者来说就会比较方便。总的来说，作为唐代墓志的汇编类著作，这两部著作收录的还是比较全面的，按年号编纂的体例，便于查找，且已经进行了录文工作，对学者来说比较方便；但是该书不录原石与拓片且没有介绍该墓志的具体信息，且重收，误识，缺、漏、衍、误等缺点使得该书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学者在用时要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辅以其他著作才会更加全面。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王仁波先生主编，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隋唐五代墓志。今天存世的隋唐五代墓志原石和拓本，数量相当可观。据粗略估计，大体在5000余种至7000种之间。对数量如此之巨的墓志，过去仅进行过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所藏墓志的整理和出版，范围不广，数量有限，而且所收拓片基本上是几十年前的旧拓。近40年新出土的墓志拓片，还未曾进行系统整理和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的编辑与出版，弥补了过去的不足和空白。它是第一部汇集隋唐五代墓志新旧拓本的宏篇巨制。本书共收隋唐五代墓志拓本5000余种，按收藏地域和单位分为以下9卷：《洛阳卷》15册，《河南卷》1册，《陕西卷》4册，《北京卷》（附《辽宁卷》3册，《北京大学卷》2册，《河北卷》1册，《山西卷》1册，《江苏山东卷》1册，《新疆卷》1册，这些卷已把现存的绝大多数隋唐五代墓志囊括其中。该书以图版为主，志文清晰，附有说明文字，对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撰人、书丹人、收藏等情况详为介绍。该书体例按地区编排分为9卷，各卷之中又按墓志主人的下葬时间编排，下葬时间不明的则按照卒年时间编排，入葬时间及卒年都不清楚的，从该墓志中推断出其大致年代再进行编纂。该书收录以墓志文为主，只要有拓本的，不管有没有文字都进行了收录。但有时一方原石有不同的拓本，拓本收录的原则为：各卷所收录的每件拓本，不与其他卷重复。同一墓志拓片分藏多处，取舍的原则依次为：选取存世石刻墓志收藏单位或地域的拓片，选取捶拓较早的拓本，选取有名家题跋的拓本，选取墨拓质量较好、文字清晰的拓本，选取较为完整的拓本。该书所收墓志以拓本为主，没有录文，因此学者要用的话就要先自己录文再用，这就要求学者有录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不会录文就会有不小的麻烦。因此，可以和《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结合使用。墓志原石或拓片的影印本与录文结合使用，就会让学者对该墓志的认识更直观更全面。因为该书不仅录墓志正文，有的墓志有盖的，盖子的拓本也进行收录，盖子及墓志的形状、花纹都能顾及，对于有些研究墓志花纹及形状的学者有些许帮助。由于原石或者拓片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所以该书中墓志拓本的质量良莠不齐，有很大的区别。有些墓志文看得很清楚，可直接使用；有些则很模糊，用起来很吃力。这不是编者的问题，我们不能过于强求，只能参照其他著作使用。有多处拓本的，编者并没有清晰交待各拓本收藏的具体情况。如荀怀节墓志下的说明文字为：“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河南省卫县出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拓片。拓片长、宽皆42厘米。正书。”从该说明文字中我们可以分析：该书按地区编排后每卷按墓主入葬时间编排，并说明入葬时间；该墓志的出土地点；说明该墓志的拓片不止一处有收藏，但此处只列收藏者一处，没有具体说其他地方拓片的收藏情况；说明该墓志拓片的长、宽大小概况；该墓志的字体为“正书”，也有“行书”情况。其中没有反映到的信息有该墓志出土时间、该墓志有多少拓片存世、其他拓片藏于何处、没有录文等情况。该书墓志名称后的编号为该墓志原石或拓片收藏处的编号，从而说明该墓志所反映的信息并不全面。该书中墓志的名称都为编者自拟，有盖子的也并没有按盖子上的文字进行墓志命名，而是从墓志中找出该墓志主的名字、官职等进行命名，如“刘府君墓志”、“李洪钧墓志”等，命名都很简单（女性已经成亲的，在其前冠以夫姓）。总的来说，该书以影印墓志拓片为主，不录录文，按地区分为9卷，各卷按入葬时间编排，墓志文下列该墓志的具体情况，但是拓片的清晰情况良莠不齐，墓志的出土时间、其他拓片藏地的具体情况等没有详细的说明。该书所收录的唐代墓志虽没有《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合起来全面，但以收录拓片为主，可以让学者认识墓志原石及拓片的具体情况，比只录录文更能反映墓志全貌。该书结合《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使用效果更佳。
《全唐文补遗》，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2007年陆续出版九辑，收录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文章。该书收录石刻上起唐代下至五代十国，主收墓志，但不仅收录墓志，还有石刻诏书、经幢、碑文等，所收唐五代石刻文种类较其他只收录墓志的著作更加全面。本书汇编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资料，繁体字竖排，标点并加以简单校记。这些资料均是《全唐文》等书中所未收的，可以作为唐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全唐文》为清嘉庆年间官修的唐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唯一的最大唐文总集。全书共计1000卷，以期收录唐五代时期所有的文章，便于学者使用查找，但是由于工程浩大，且成于众人之手，因此疏漏在所难免。清同治时期的古文献学家陆心源为补足《全唐文》，编撰《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补充了大量的唐文章。虽《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也收录有墓志文，但数量并不多。清末、民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陆续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碑碣，包括石刻诏书、书札、碑记、神道碑、墓志、经幢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有的出自名家之手，有的虽是无名氏之作，但也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为璀璨的唐文宝库增加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全唐文补遗》是在《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全唐文》进行补充。《全唐文补遗》主收墓志等石刻文章，与《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这几部著作一样属于唐代墓志文献的汇编类著作。该书与前几部著作相比，不但收录碑文、墓志，还有经幢、石刻诏书等，比只收录墓志的著作在收录唐代石刻文献方面更全面。该书的编撰体例与别书略有差异，收录唐文为单篇散章，故未按卷编次。其编撰均按人从文原则归纳整理，然后以《文苑英华》体例分类排列。即先按署名文章，次按阙名文章；文章按文体排列，同类文体按时间先后排列，撰者亦以时间先后顺为序。墓志按葬期，无葬期按卒年，无葬期、卒年及庙号等则附于某年号或某朝之后。所辑录的唐、五代文，有撰者姓名，而且《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有作者小传的，就注明在哪本书的第几卷有传；没有传的编者在查明有东西可考的就在下面写小传，而没有东西可考的就省略不计。原文所有的撰者地望、官职及与墓主人的关系等情况，都会在撰者下说明，以存史料，便于考察；没有撰者姓名的，都归在阙名类。编入该书的文章，有书写者和刻者姓名的都会罗列，且有史料可考的墓志文在书写时作者的官职名称都罗列得很详细，有些有落款时间的也会著录。该书所录的石刻文字，有题目的录原题目，没有题目而有碑额、志盖的就录其碑额、志盖题目。以上题目都没有的就另拟题目，但会在该题目上加星号标记以区分。因为墓志为人手书，在刻碑时原文会有脱、漏、衍、误之处，有该情况的，编者已查明的会在文后按处标明，易于学者比对原石。石刻文字中会有大量的俗体字、缺笔避讳字、武周造宇等，在符合原文意且不会产生歧义的前提下改为规范的繁体字著录。而避讳字中不以缺笔而以别的字代替的如丙作景之类的避讳字则不改变原宇，以便于学者了解当时的制度。碑碣上编者无法辨认的字，按原石中的笔画照录。在录文时原碑上的文字残缺或是由于年代久远腐蚀看不清的就以“□”表示。文中缺字的，如缺的宇少且知道具体数目的也用“□”表示，不知道所缺字具体数目的则在录文中写加括号内有“上缺”、“下缺”字样，表示有缺字但具体数目不知。在原文中为表示尊敬常有空宇或另起一行的做法，但该书编者在录文时不再表示空字也不再另起一行。与《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相较来说，这三部著作都是主要列录文的著作，但又略有不同。《全唐文补遗》中对于该墓主罗列有小传（《全唐文》等书中有传的写明小传在哪本书哪一卷），对于了解作者信息有很大的帮助，且根据《全唐文》等书做过校勘，录文后的按语揭示了校勘的内容。但是该书对于墓志的具体信息没有加以说明，如该墓志出土时间、原石藏于何地、拓片藏于何地、碑碣的长宽等信息，且录文所依据的拓片来源于何处，也未交代，没有原石或拓片的影印资料，只有录文，对于一些研究而言就不是很准确。该书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结合着使用对于补足唐文章的不足之处有很大的作用，其只作为墓志石刻文献来用的话，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总体而言，该书收录墓志石刻文献较全，按作者区分编撰，且有作者小传，对于研究唐代文人的文学著作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其作为唐代墓志石刻文献来说，罗列录文，与其他几部著作结合来用，相互补充，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来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由毛汉光先生主持编撰，1985年开始出版，每册100件，到1994年出至第十八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而中辍，仅收录到唐开元十五年（727）。该书兼收石刻和典籍中的唐墓志，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录文除据拓本外，又据前人校录和有关文献予以校订，考释则备录前贤研究意见，复援据史籍作出考按，在同类各书中体例最称善备。该书所收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均未进行收录。该书所收墓志按时间顺序编纂，共收录1800方，收录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该书收录墓志拓片所进行的附记很详细，交代了该墓志的基本信息。每一墓志先列编号（即001-1800，1800方墓志在进行编纂时按时间先后顺序编纂的编号），然后列墓志名称，后有录文，录文后的附记罗列该墓志的具体信息，后列拓片正文，如有盖子，其拓片也列于正文拓片后。该书中价值最大的就是每方墓志的附记部分。附记部分主要罗列有：其一，碑志来源，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拓片；其二，拓片形制，介绍碑志高、宽信息，墓志正文有几行、行几宇，碑文字体，盖子具体信息；其三，碑志之其他版本，其他地方（台湾境内）所藏拓片（拓片在所藏处的编号也进行罗列）及其他著作中的志文信息，其后还罗列录文中根据其他版本的拓片进行补改信息的详细校勘情况；其四，碑志主在正史中是否有传；其五，世系（即《新唐书世系表》中有无信息）；其六，碑志主之历世时期（即碑志主生卒年及年岁信息），这些是基本的附记内容。有些比较特殊的墓志还会交代碑志立处（即原碑出于何处，现藏于何地），有些碑中有异体字的也会一一罗列出来。该书所列碑志的具体信息很全面，学者用来很方便。
但是每一部著作都不是完美的，这部也不例外。该书所收唐代墓志只有1800方，现存的唐代墓志拓片或墓志原石共有5000-7000方，因此，所收不全，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该书所收墓志只是根据台湾境内所藏拓片或其他其著作（如《芒洛冢目遗文续编》、《古志石华续》等书）中的墓志文信息来编纂的，编者并没有墓志原石的具体情况，且收录的范围仅为台湾境内收藏之拓片，使得该墓志的信息不能与大陆所藏拓片或原石进行校勘，该墓志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且只收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墓志信息，在整个唐代墓志文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出土墓志在唐代的石刻文献中所占的分量更重，因此，该书在很多方面并不能提供大量的新材料于学者进行研究。总体来说，《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所收录的建国以前的唐代墓志的具体信息分析较全，校勘精良，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只收录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墓志信息，且收录墓志拓片或墓志文信息仅限于台湾，使得该书的唐墓志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学者在用时须谨慎。
上述几部著作，是已经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中部头较大、收录内容较全的综合汇编类著作，对于唐代文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几部书中所收录的唐代石刻文献在各书中多有重复，但因其具体侧重点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对自己研究有利的著作来用。上述著作是研究唐代石刻的主要文献著作，相对于其他著作来说影响及价值都更大，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这些著作就可解决基本问题。各书的侧重点不同，如《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主收录文，数量最多，且稍稍交代了墓志的其他信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主收墓志原石或拓片图片；《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主校勘及附记，墓志文的具体信息较全；《全唐文补遗》也侧重录文，收录石刻类型更全面，且墓志撰写者的信息交代较清楚。各书的侧重点不同，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选择对自己帮助较大的著作，当然也可几部著作相互比对来用，会使得学者的研究资料更全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著作，并不限于以上四书，还有分地区编纂的，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撰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余扶危、张剑编撰的《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2008年科学出版出版的《洛阳新获墓志续编》，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洛阳新见墓志》，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安新出墓志》。还有个别收藏碑碣或拓片单位出版的著作，如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不含索引），唐代的部分有25册（第11-35册为唐代部分）；2007年线装书局出版社出版赵力光等编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这些著作虽不及上述著作收集的墓志全，但也有其优点，因为笔者能力有限，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以待后来学者的研究。
[关键词]唐代；石刻文献；墓志资料；史料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05-06
文史研究须注重史料的收集及利用，今天所说的史料不仅包括文献记载，还包括出土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提出以后，出土文献越来越得到重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成为文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1925年9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此即今已为人熟知的“二重证据法”。王氏的见解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陈寅恪先生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更进一步论证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中国古史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现代许多学术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实践中，都自觉运用此法，当代不少研究古史的中国学者仍将此法法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但当代也有一部分学者，已突破“二重证据法”而创新运用“三重证据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考据方法。地下新材料在文史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石学兴起于北宋，成为宋代一门相当兴盛的学问，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文有3000多篇，可惜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文献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清中叶以后，石刻研究渐成风气，存世的著述超过百种，就汇集历代石刻而言，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堪为代表之作。
今有多种墓志汇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建国以前，墓志原石或拓片多集中在端方陶斋、罗振玉贞松堂、张钫千唐志斋等私家手中，一般人很难见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唐代石刻文的汇录，比较有名的有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出版端方《匋斋藏石记》以及罗振玉编《冢墓遗文》系列。张钫收藏大量以唐志为主的历代墓志，建“千唐志斋”以藏之，然民国时仅编有目录。以上所及唐墓志总数有2000多方。
新中国建立以后，唐代墓志陆续刊布。196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其中收入一批墓志。由于墓志原石及拓片分散各图书馆、博物馆等地方，上述几部著作虽可供利用但毕竟有失全面，而新的唐代墓志又不断出土，因此对唐代墓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显得颇为急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1981年，由饶宗颐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共收录唐墓志388件；1984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管理所编《千唐志斋藏志》，其中收录唐代墓志1191方；1985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其中唐墓志数量并不多，仅有93方，但都是精品；198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不含索引），唐代部分有25册（第11册至第35册为唐代部分），收录唐代各类石刻拓本3000多种。这些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唐代石刻文献的主要著作，当然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也并不仅仅只有这些。这些著作收录的唐代石刻文献各有特点，但所依据只是一地一处一家的收藏而远非全面的汇集，因此仍有局限性，加之墓志的不断出土，这些著作并不能更好的为学者提供所需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大大改观，不断有人对这些墓志资料进行更加全面的汇总整理，编成较全面的著作，使学者对唐代的墓志资料有了总体的了解，更加方便应用。这些墓志汇编，内容及其优劣短长还未见有人全面评述，本文就此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件，以原拓片影印，保持原件的真实面目。1992年，周绍良编撰《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5000件。1995-2007年，三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吴钢主编、实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集体合作的《全唐文补遗》，已出版九辑，主要收录墓志，还有其他类型的石刻文，亦超过5000件。1994-200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出版10卷19册（分别为1994年出版河南卷壹2册，2000年出版陕西卷壹2册，2002年出版河南卷贰2册，2002年出版重庆卷1册，2003年出版北京卷壹2册，2003年出版陕西卷贰2册，2004年出版河北卷壹2册，2006年出版江苏、常熟卷壹2册，2008年出版河南卷叁2册，2009年出版上海、天津卷2册其中收录唐墓志也较多。新出土墓志以洛阳为多，故专收洛阳墓志的书更多，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此外，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发布，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偃师杏园唐墓》即收墓志40余方，其中不乏价值颇高者。另有台湾学者毛汉光主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5-1994年出版，共18册，每册100方，共计1800方唐墓志，是大陆以外很有影响的唐志汇编。
本世纪以来，仍有新编陆续问世。如由赵文成主编、西泠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新出唐墓志百种》及最新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各种唐代石刻出版文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如此多的已出版唐代石刻文献著作，如何选择才会更利于自己的研究，就需要对这些著作有一定的了解。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编撰的各类唐代石刻文献中，价值比较高的当推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王仁波先生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吴钢先生主编的《全唐文补遗》和毛汉光先生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这几种著作总的来说收录较全，类型相似，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因此，笔者就这几部著作的优劣进行一定的分析探讨，以期能够为学者提供一定借鉴。
《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先生主编，编成于1984年，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唐代墓志3607方，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全的。该书墓志的收录原则为：唐及唐以前出生，卒于唐代的人，进行收录；虽生于唐代但卒于唐以后者不收录；墓主卒于唐以前，但在唐代有人对其墓进行修葺时补撰的墓志也不进行收录。编者以为毫无历史价值的墓志，如《汉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以及残缺过于严重、编者认为没有史料价值的也不进行收录。虽然有些墓志已经确定是伪作，但仍然可以用于其他方面考证的也进行了收录，但在收录时标明其为伪作以示区分。该书所收墓志按墓主入葬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并以年号为界，每一年号从一开始重新排列，墓志名称后列具体时间，便于查找。该书根据原石、拓片或其他整理过的金石著作进行录文，根据原志拓片著录在每句下加一横画记号，没有记号的就说明该文录于其他著作，编者也未知其原石的具体信息，以示区分。全书只录录文，没有原始图片或拓片照片。录文繁体竖排，全文加标点。每篇录文后都会注明该墓志原石藏于何处、拓本藏于何处的信息，拓本以周绍良先生自己收藏的为多，如没有拓片的就注明该文录自何书，以便读者查证。如垂供003《大唐故强山监录事成公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括号里写“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垂供006《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括号里仅有“周绍良藏拓本”宇样，垂供007《大口故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贾府君殡记》录文后括号里是“录自《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便于读者知道原石及拓本情况。正如周先生在该书的编撰说明中所说，该书不仅收录以前的墓志铭，还有建国后各地陆续出土的新墓志。是建国后第一部完成的唐代墓志铭综合类汇编著作，收录较全，且有标点，利于学者使用。但是该书编撰于1984年，收录的都是1984年以前的墓志。1984年以后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该书并未能进行收录，所以该书收录墓志在时间上就有局限性。于是周绍良、赵超两位先生又主持众人抄录编撰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该书出版于2001年，新收录墓志1564方，补足了《唐代墓志汇编》的局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沿用《唐代墓志汇编》的编撰体例，两书合起来共收录唐墓志5000多方，是唐墓志汇编最全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对于唐代文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唐代墓志汇编》一出版即广受好评，鲁才全先生赞扬它“不仅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一工作本身就是对学术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张国刚先生称赞它“物美价廉”；冻国栋先生认为：“中国中古时代特别是隋唐时期的碑刻资料存留至今者为数甚多，古今学人辑录、研究者也有不少，最具代表性的除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之外，可推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该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该书成于众人之手，不可避免出现各种缺陷，墓志重收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关于该书的重收问题，万军杰先生在论文《（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释例》中于前人的成就上加以研究，分析总结出《唐代墓志汇编》重收墓志为15例：开元053与残志042，开元193与残志005，开元268与残志056，永泰007、大历001与建中019，大历042与残志041，大历044与残志007，大历059后十五行与残志058，贞元027与残志010，贞元073与开成046，贞元016与残志034，大中095与残志017，大中103与残志016，残志003与残志020，贞元116与残志053，成通111与乾符001。《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的有7例：上元001与调露004，上元003（高宗）与上元001（肃宗），长安006与长安009，天宝003与天宝092，贞元032与大和036，宝历010与成通099，咸通004与成通013。《唐代墓志汇编》已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有22例：永徽044与永徽014，龙朔022与龙朔010，上元011与上元023，上元032与仪凤011，永淳025与永淳009，长寿017与长寿007，天册万岁007与天册万岁003，神龙047与神龙021，开元001与开元003，开元200与开元065，开元361与开元105，开元524与开元181，至德003与上元002，大历063与开元040，贞元091与贞元047，元和019与元和049，乾符028与乾符023，残志038与永淳014，残志051与残志004（前为《唐代墓志汇编》编号，后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编号）。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两书的缺点。就两书来说，《唐代墓志汇编》比《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质量要好。《唐代墓志汇编》墓志文后还列原石藏于何处，拓片藏于何处，编者就算没见到原石，也见到过拓片。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大多录自别人整理过的墓志文献著作如：麟德016《唐故赵君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有“录自《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四册”，麟德018《大唐西州岸头府果毅息张君妻，麴氏墓志》录文后有“新疆考古所藏志，录自侯燥《解放后出土吐鲁番墓志录》”等，说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录文所用资料大多为别人已经整理过的著作，用别人已经整理过的书中的拓片或原石照片录文，而本人并没见到实物资料，较之《汇编》来说略显敷衍，价值不如《唐代墓志汇编》的价值高。此外两书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如录文时文字的误识，缺、漏、衍、误等常见的现象都较多。从墓志原石或拓片进行录文，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学者拥有古文字知识，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知识，对该时期的风俗、职官、地理等的了解要比较全面，否则录文时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在撰写墓志时，一些作者喜欢用俗体字/碑刻约定俗成的异体字等，对于文字的辨识会造成一定的麻烦。这两部著作已经进行了录文的工作，对研究者来说就会比较方便。总的来说，作为唐代墓志的汇编类著作，这两部著作收录的还是比较全面的，按年号编纂的体例，便于查找，且已经进行了录文工作，对学者来说比较方便；但是该书不录原石与拓片且没有介绍该墓志的具体信息，且重收，误识，缺、漏、衍、误等缺点使得该书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学者在用时要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辅以其他著作才会更加全面。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王仁波先生主编，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隋唐五代墓志。今天存世的隋唐五代墓志原石和拓本，数量相当可观。据粗略估计，大体在5000余种至7000种之间。对数量如此之巨的墓志，过去仅进行过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所藏墓志的整理和出版，范围不广，数量有限，而且所收拓片基本上是几十年前的旧拓。近40年新出土的墓志拓片，还未曾进行系统整理和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的编辑与出版，弥补了过去的不足和空白。它是第一部汇集隋唐五代墓志新旧拓本的宏篇巨制。本书共收隋唐五代墓志拓本5000余种，按收藏地域和单位分为以下9卷：《洛阳卷》15册，《河南卷》1册，《陕西卷》4册，《北京卷》（附《辽宁卷》3册，《北京大学卷》2册，《河北卷》1册，《山西卷》1册，《江苏山东卷》1册，《新疆卷》1册，这些卷已把现存的绝大多数隋唐五代墓志囊括其中。该书以图版为主，志文清晰，附有说明文字，对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撰人、书丹人、收藏等情况详为介绍。该书体例按地区编排分为9卷，各卷之中又按墓志主人的下葬时间编排，下葬时间不明的则按照卒年时间编排，入葬时间及卒年都不清楚的，从该墓志中推断出其大致年代再进行编纂。该书收录以墓志文为主，只要有拓本的，不管有没有文字都进行了收录。但有时一方原石有不同的拓本，拓本收录的原则为：各卷所收录的每件拓本，不与其他卷重复。同一墓志拓片分藏多处，取舍的原则依次为：选取存世石刻墓志收藏单位或地域的拓片，选取捶拓较早的拓本，选取有名家题跋的拓本，选取墨拓质量较好、文字清晰的拓本，选取较为完整的拓本。该书所收墓志以拓本为主，没有录文，因此学者要用的话就要先自己录文再用，这就要求学者有录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不会录文就会有不小的麻烦。因此，可以和《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结合使用。墓志原石或拓片的影印本与录文结合使用，就会让学者对该墓志的认识更直观更全面。因为该书不仅录墓志正文，有的墓志有盖的，盖子的拓本也进行收录，盖子及墓志的形状、花纹都能顾及，对于有些研究墓志花纹及形状的学者有些许帮助。由于原石或者拓片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所以该书中墓志拓本的质量良莠不齐，有很大的区别。有些墓志文看得很清楚，可直接使用；有些则很模糊，用起来很吃力。这不是编者的问题，我们不能过于强求，只能参照其他著作使用。有多处拓本的，编者并没有清晰交待各拓本收藏的具体情况。如荀怀节墓志下的说明文字为：“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河南省卫县出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拓片。拓片长、宽皆42厘米。正书。”从该说明文字中我们可以分析：该书按地区编排后每卷按墓主入葬时间编排，并说明入葬时间；该墓志的出土地点；说明该墓志的拓片不止一处有收藏，但此处只列收藏者一处，没有具体说其他地方拓片的收藏情况；说明该墓志拓片的长、宽大小概况；该墓志的字体为“正书”，也有“行书”情况。其中没有反映到的信息有该墓志出土时间、该墓志有多少拓片存世、其他拓片藏于何处、没有录文等情况。该书墓志名称后的编号为该墓志原石或拓片收藏处的编号，从而说明该墓志所反映的信息并不全面。该书中墓志的名称都为编者自拟，有盖子的也并没有按盖子上的文字进行墓志命名，而是从墓志中找出该墓志主的名字、官职等进行命名，如“刘府君墓志”、“李洪钧墓志”等，命名都很简单（女性已经成亲的，在其前冠以夫姓）。总的来说，该书以影印墓志拓片为主，不录录文，按地区分为9卷，各卷按入葬时间编排，墓志文下列该墓志的具体情况，但是拓片的清晰情况良莠不齐，墓志的出土时间、其他拓片藏地的具体情况等没有详细的说明。该书所收录的唐代墓志虽没有《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合起来全面，但以收录拓片为主，可以让学者认识墓志原石及拓片的具体情况，比只录录文更能反映墓志全貌。该书结合《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使用效果更佳。
《全唐文补遗》，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2007年陆续出版九辑，收录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文章。该书收录石刻上起唐代下至五代十国，主收墓志，但不仅收录墓志，还有石刻诏书、经幢、碑文等，所收唐五代石刻文种类较其他只收录墓志的著作更加全面。本书汇编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资料，繁体字竖排，标点并加以简单校记。这些资料均是《全唐文》等书中所未收的，可以作为唐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全唐文》为清嘉庆年间官修的唐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唯一的最大唐文总集。全书共计1000卷，以期收录唐五代时期所有的文章，便于学者使用查找，但是由于工程浩大，且成于众人之手，因此疏漏在所难免。清同治时期的古文献学家陆心源为补足《全唐文》，编撰《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补充了大量的唐文章。虽《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也收录有墓志文，但数量并不多。清末、民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陆续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碑碣，包括石刻诏书、书札、碑记、神道碑、墓志、经幢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有的出自名家之手，有的虽是无名氏之作，但也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为璀璨的唐文宝库增加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全唐文补遗》是在《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全唐文》进行补充。《全唐文补遗》主收墓志等石刻文章，与《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这几部著作一样属于唐代墓志文献的汇编类著作。该书与前几部著作相比，不但收录碑文、墓志，还有经幢、石刻诏书等，比只收录墓志的著作在收录唐代石刻文献方面更全面。该书的编撰体例与别书略有差异，收录唐文为单篇散章，故未按卷编次。其编撰均按人从文原则归纳整理，然后以《文苑英华》体例分类排列。即先按署名文章，次按阙名文章；文章按文体排列，同类文体按时间先后排列，撰者亦以时间先后顺为序。墓志按葬期，无葬期按卒年，无葬期、卒年及庙号等则附于某年号或某朝之后。所辑录的唐、五代文，有撰者姓名，而且《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有作者小传的，就注明在哪本书的第几卷有传；没有传的编者在查明有东西可考的就在下面写小传，而没有东西可考的就省略不计。原文所有的撰者地望、官职及与墓主人的关系等情况，都会在撰者下说明，以存史料，便于考察；没有撰者姓名的，都归在阙名类。编入该书的文章，有书写者和刻者姓名的都会罗列，且有史料可考的墓志文在书写时作者的官职名称都罗列得很详细，有些有落款时间的也会著录。该书所录的石刻文字，有题目的录原题目，没有题目而有碑额、志盖的就录其碑额、志盖题目。以上题目都没有的就另拟题目，但会在该题目上加星号标记以区分。因为墓志为人手书，在刻碑时原文会有脱、漏、衍、误之处，有该情况的，编者已查明的会在文后按处标明，易于学者比对原石。石刻文字中会有大量的俗体字、缺笔避讳字、武周造宇等，在符合原文意且不会产生歧义的前提下改为规范的繁体字著录。而避讳字中不以缺笔而以别的字代替的如丙作景之类的避讳字则不改变原宇，以便于学者了解当时的制度。碑碣上编者无法辨认的字，按原石中的笔画照录。在录文时原碑上的文字残缺或是由于年代久远腐蚀看不清的就以“□”表示。文中缺字的，如缺的宇少且知道具体数目的也用“□”表示，不知道所缺字具体数目的则在录文中写加括号内有“上缺”、“下缺”字样，表示有缺字但具体数目不知。在原文中为表示尊敬常有空宇或另起一行的做法，但该书编者在录文时不再表示空字也不再另起一行。与《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相较来说，这三部著作都是主要列录文的著作，但又略有不同。《全唐文补遗》中对于该墓主罗列有小传（《全唐文》等书中有传的写明小传在哪本书哪一卷），对于了解作者信息有很大的帮助，且根据《全唐文》等书做过校勘，录文后的按语揭示了校勘的内容。但是该书对于墓志的具体信息没有加以说明，如该墓志出土时间、原石藏于何地、拓片藏于何地、碑碣的长宽等信息，且录文所依据的拓片来源于何处，也未交代，没有原石或拓片的影印资料，只有录文，对于一些研究而言就不是很准确。该书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结合着使用对于补足唐文章的不足之处有很大的作用，其只作为墓志石刻文献来用的话，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总体而言，该书收录墓志石刻文献较全，按作者区分编撰，且有作者小传，对于研究唐代文人的文学著作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其作为唐代墓志石刻文献来说，罗列录文，与其他几部著作结合来用，相互补充，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来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由毛汉光先生主持编撰，1985年开始出版，每册100件，到1994年出至第十八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而中辍，仅收录到唐开元十五年（727）。该书兼收石刻和典籍中的唐墓志，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录文除据拓本外，又据前人校录和有关文献予以校订，考释则备录前贤研究意见，复援据史籍作出考按，在同类各书中体例最称善备。该书所收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均未进行收录。该书所收墓志按时间顺序编纂，共收录1800方，收录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该书收录墓志拓片所进行的附记很详细，交代了该墓志的基本信息。每一墓志先列编号（即001-1800，1800方墓志在进行编纂时按时间先后顺序编纂的编号），然后列墓志名称，后有录文，录文后的附记罗列该墓志的具体信息，后列拓片正文，如有盖子，其拓片也列于正文拓片后。该书中价值最大的就是每方墓志的附记部分。附记部分主要罗列有：其一，碑志来源，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拓片；其二，拓片形制，介绍碑志高、宽信息，墓志正文有几行、行几宇，碑文字体，盖子具体信息；其三，碑志之其他版本，其他地方（台湾境内）所藏拓片（拓片在所藏处的编号也进行罗列）及其他著作中的志文信息，其后还罗列录文中根据其他版本的拓片进行补改信息的详细校勘情况；其四，碑志主在正史中是否有传；其五，世系（即《新唐书世系表》中有无信息）；其六，碑志主之历世时期（即碑志主生卒年及年岁信息），这些是基本的附记内容。有些比较特殊的墓志还会交代碑志立处（即原碑出于何处，现藏于何地），有些碑中有异体字的也会一一罗列出来。该书所列碑志的具体信息很全面，学者用来很方便。
但是每一部著作都不是完美的，这部也不例外。该书所收唐代墓志只有1800方，现存的唐代墓志拓片或墓志原石共有5000-7000方，因此，所收不全，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该书所收墓志只是根据台湾境内所藏拓片或其他其著作（如《芒洛冢目遗文续编》、《古志石华续》等书）中的墓志文信息来编纂的，编者并没有墓志原石的具体情况，且收录的范围仅为台湾境内收藏之拓片，使得该墓志的信息不能与大陆所藏拓片或原石进行校勘，该墓志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且只收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墓志信息，在整个唐代墓志文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出土墓志在唐代的石刻文献中所占的分量更重，因此，该书在很多方面并不能提供大量的新材料于学者进行研究。总体来说，《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所收录的建国以前的唐代墓志的具体信息分析较全，校勘精良，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只收录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墓志信息，且收录墓志拓片或墓志文信息仅限于台湾，使得该书的唐墓志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学者在用时须谨慎。
上述几部著作，是已经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中部头较大、收录内容较全的综合汇编类著作，对于唐代文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几部书中所收录的唐代石刻文献在各书中多有重复，但因其具体侧重点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对自己研究有利的著作来用。上述著作是研究唐代石刻的主要文献著作，相对于其他著作来说影响及价值都更大，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这些著作就可解决基本问题。各书的侧重点不同，如《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主收录文，数量最多，且稍稍交代了墓志的其他信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主收墓志原石或拓片图片；《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主校勘及附记，墓志文的具体信息较全；《全唐文补遗》也侧重录文，收录石刻类型更全面，且墓志撰写者的信息交代较清楚。各书的侧重点不同，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选择对自己帮助较大的著作，当然也可几部著作相互比对来用，会使得学者的研究资料更全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著作，并不限于以上四书，还有分地区编纂的，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撰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余扶危、张剑编撰的《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2008年科学出版出版的《洛阳新获墓志续编》，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洛阳新见墓志》，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安新出墓志》。还有个别收藏碑碣或拓片单位出版的著作，如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不含索引），唐代的部分有25册（第11-35册为唐代部分）；2007年线装书局出版社出版赵力光等编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这些著作虽不及上述著作收集的墓志全，但也有其优点，因为笔者能力有限，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以待后来学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