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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说，起因是一根拐杖。
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根拐杖，上面刻有“康衮”二字。不理解。一天与地方文史家金杏聊天，谈到了，便多问了一句。金杏看了拐杖一眼，说，“康衮”是人名，姓葛，有弟兄三人，葛康衮是老大，下面两弟兄，分别是葛康俞和葛康素。又补了一句，三人都精通书画，造诣极深。
也没有当回事。
一晃多少年过去。
2009年，张庆出差到北京，逛书店时无意看到一本书，叫《据几曾看》，类似于书画过眼录，280元一本，制作非常精美。只是随手翻一翻，突然看到了作者的名字，心一动，就有一种狂喜。居然是葛氏三兄弟中的老二葛康俞！
从北京回来，张庆给我打电话，说买了本新书，葛康俞的《据几曾看》，电话那头，他十分兴奋，兴奋的原因，不是书，而是书的作者葛康俞。葛康俞，怀宁人。怀宁是安庆下辖六邑之一。
我后来去看《据几曾看》，兴奋之外，另有一种惊讶——上、中、下三本的《据几曾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宣纸精印，高档装本，原稿影印，繁体竖排，类似这样精美的书，非常少见。惟一不足的是，装订是胶订而不是线装。而主文《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仅9万余字。关键是，《据几曾看》2003年8月出第一版，至2009年12月又加印第二版。这样的书，居然也在畅销之列。
神秘的葛康俞！
一根拐杖，为我们打开了解清末民初安庆葛姓家族的通道。
大家云集
惊讶不止于此。
细看运作《据几曾看》出版的人，个个都是当代中国的大家，且名震天下！
《据几曾看》题跋有二，一是宗白华，一是启功。宗白华生于安庆小南门，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宗白华是《据几曾看》文稿初发现者，看到就爱上了，自己抽不出时间，马上安排学生，将文章从头至尾全抄了下来，且始终置于案头顺手之处，稍有空闲，就看上几页。启功与宗白华是好友，好友免不了串门，串门自然东张西望，一眼就看到葛康俞的《据几曾看》，取过来翻看，一看就看进去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为作者的书法与学识所倾倒。“倾倒”二字是不易从书法大家启功口中说出的。
《据几曾看》附录作者文章，辗转收集者为范用。用“辗转”一词，说明过程的艰难，而艰难，也显示出文章的价值。范用是出版人，解放前，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重庆分社经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这样的出版大家，眼光自然独特而敏锐。
《据几曾看》有王世襄亲笔工楷撰写的读后记，赞誉之词不绝于口。王世襄与葛康俞私交深厚，对葛康俞的人品与学识更是赞赏有加。长达3000余字的读后记，真情流露，将他们之间的交往生动地叙述了出来。《据几曾看》也正是在他和范用的联袂推荐下才得以顺利出版。因为涉及台北故宫藏品图版版权，王世襄亲自给院长写信，求加照顾。
《据几曾看》另一位鼎力推介者是中共元老之一的郑超麟，但他的成就并不仅仅限于“革命”。郑超麟是诗人，是作家，同时又是历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有人评价，“他所投入的方面不但多，而且精。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是‘票友’式的涉猎，而是专精深入，辛勤钻研”。
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物！
由这些大家推崇，葛康俞自然高山仰止。
初识葛康俞
惊讶继续。
《据几曾看》楷书葛康俞小传以及《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校堪过录，出自吴孟明之手。
吴孟明与葛康俞是亲戚关系。吴孟明比葛康俞小一辈，她的奶奶与葛康俞的岳母是胞姊妹。吴孟明的奶奶是大姐，葛康俞岳母是二姐。关键是，她们姐妹的弟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陈独秀。
据《陈氏家谱》载，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女二：长适吴向荣，次适邑庠事姜超。”吴向荣之孙是吴孟明，姜超之婿则是葛康俞。从这个脉络去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与葛康俞是表兄弟关系。
不仅仅如此。
民国初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与教育司长邓绳侯关系密切。邓绳侯生有三子，邓仲纯、邓季宣、邓以蜇，他们的姐夫葛温仲，是安徽省立全皖中学校长。葛温仲是什么人？葛康俞的父亲！也就是说，葛康俞与邓氏三兄弟是亲得不能再亲的郎舅关系，而邓以蜇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则与葛康俞为表兄弟。
安庆城三大家族——陈氏、邓氏、葛氏，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葛康俞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小舅舅陈独秀32岁。虽然辈分相差，年龄相差，但葛康俞与陈独秀关系密切。葛康俞对舅舅是崇敬之心，陈独秀对外甥是关爱之情。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欣赏书画。
《据几曾看》如何写出？葛康俞“序”头一句便有交待：“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也。”正是在舅舅陈独秀影响下，葛康俞“日课读毕，向晡更习字画，或研著录。公私有书画，必就展看，每不能忘??间日笔数百字，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用识过眼姻缘，以慰他时惜念。”
1938年春，27岁的葛康俞和弟弟葛康素，由安庆至汉口，不久兄弟俩专程赶往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看望舅舅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年近花甲，又刚从劫难中逃出，须发斑白，但依然精神饱满，声音激昂。聊到兴处，陈独秀铺开纸笔，书写赠方孝远小诗，赠与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仅仅4年之后，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6月1日下葬，墓地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而墓碑上“独秀陈先生之墓”7个大字，就出于葛康俞之手。
落笔时，凄怅之心可想而知。
偶获书法
2010年，有藏友打来电话，说有两张安庆老照片，愿意提供。赶紧过去，结果很失望，只是普通的民国人物。正准备离开时，意外发现照片的主人姓葛，叫葛康素。眼睛一亮，马上联想到葛康俞，急急追问，对方又笑眯眯地拿出了一幅画作，葛康俞的画作。 严格地说，是一幅小品。水边有岸，岸上有石，石上有树，树下有桥，桥上有车，车上有人。人分男女，女分老少，形不同，神不同，韵不同。画左题款：“懒听谷雨催啼鸟，爱坐春光趁小车。”下为“庚辰春正月首日康俞画”。“庚辰”为何年？依据葛康俞生平，应该是1940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公历2月8日。这一年葛康俞是而立之年，但因战乱，与陈独秀一道缩居在四川江津。
再追问，对方又拿出一张照片，说是陈独秀的一个条幅。眼睛马上就亮了起来。打电话给张庆。一个星期后，这幅书法作品易手为张庆匣中珍藏。深藏近90年的陈独秀书法，露出冰山一角。严格地说，这或许是它二度浮现。
1990年5月，第5期《近代史研究》有《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1984年春，笔者见到两条字幅，写的是同一内容的一篇‘追记’。这个‘追记’是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而在事隔十余年后又将这个书法转赠他人时所作的一篇追忆文字。只是其中一条字在行文上对个别字句，稍事作了一些斟酌圈改，另一条字显然是按圈改过的内容重书了一份。经辨认，这两条字均出于陈独秀的手笔。”
文中的“笔者”，是时任安庆市博物馆馆长的胡寄樵，书法大家林散之弟子之一，也是安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为文物家、书法家，胡寄樵对张庆收藏的字幅格外看重，经过考证，他认定此条幅“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之后，他以书法家的眼光，评价“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
书法内容125字如下：
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 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独秀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
很明显，这是为另一幅书法作品所做的“说明文字”，那件作品则是“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陈独秀当时看到了，很喜欢，便讨要过来，从日本带回了中国。十多年过去，都已经忘记了，结果让“康俞仁弟”翻了出来，而他对这件作品的喜爱，居然与当年自己的神情一模一样。于是便慷慨赠之。但“康俞仁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第二日过来，拿了一张纸，硬逼着要把这前因后果写了下来。
接下来是时间地点，1926年9月，上海越东草堂。
被陈独秀亲切呼作“康俞仁弟”的是谁？
葛康俞。
这一年，葛康俞15周岁。
疑团有二
按陈独秀“追记李大钊书法”交待，他与李大钊相交，时间在“民国纪元前”，这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资料有较大的出入。
据杨树升、张燕、韩一德、夏自正、黎典《李大钊年谱》，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行前写诗一首，载《言治》月刊第六期上”。其中两句为“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冬，抵东京。住留学生宿舍。”1914年6月，“与在东京办《甲寅》的章士钊相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整整两年时间，直到1916年1月月底“由日本横滨达法轮到上海”。
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始识助章编辑《甲寅》的高一涵，以文会友识李大钊、易白沙。”也就是在这一年11月10日，第一次以“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5年，“因高君曼咯血、病重，汪孟邹写信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自日回国，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与妻君曼、子延年、乔年、松年及女玉莹聚居”。
如果采信以上两个年谱的资料，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相识的时间，应该在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间。但，陈独秀用“民国纪元前”推翻了上述推断。民国成立是1912年，如果是“民国纪元前”，那么或可能是宣统，或可能是光绪，但绝不是民国。
胡寄樵分析，陈独秀1907年春“又赴日，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次年夏末初秋，游览日本日光山名胜??旋即回国度假。年底又重返日本，居东京神田猿乐盯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1909年9月，陈胞兄孟吉患肺疾客死沈阳， 陈即由日本动身回国赴沈护柩返皖”。由于“1907年陈独秀在日本没有回国，只是在1908年至1909年秋两度回国度假，因而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携归以壮行筒’，看来是1908年或1909年初秋的事了”。
李大钊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当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陈独秀比他正好长10岁。
据《李大钊年谱》：1907年，“李大钊祖父李如珍去世??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外埠求学，但大钊??断然拒绝。夏，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之后两年，《李大钊年谱》记载太简单，行踪只“作《登楼杂感》二首。”
与此疑问相生的，是另一个疑问，两人相交地点，是“神户”而非“东京”。留下一个疑团：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相识，或许有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
2009年夏，疑团意外打开。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工作人员赴俄罗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堆中，找到一份《李大钊同志略传》，其中第4小段有这样的文字：“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冀东沦亡区域），前清时，留学于日本，富民族革命思想；性沉静，善为说词，交游很广。”
《李大钊同志略传》用16开方格稿纸誊写，每页20行，每行25个字，全文共4页，约1760字。其中“前清时，留学于日本”，与陈独秀所说“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时间、地点完全吻合。
同样，落款处“越东草堂”，究竟在上海何处？
1926年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处，据叶永烈《陈独秀失踪与他的秘密婚恋》记载：“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叶永烈的材料取自郑超麟，据他介绍，当年他是陈独秀的秘书，也是他的密友。 这上面牵涉到几个地名，虬江大戏院、广东街、正兴里。从地名查，广东街应该由几条街组成，半淞园路（西段）、武昌路、福德路、启东路（北段）、广路（南段），而正兴里，应该是新广路251弄。所讲的区域，应该是在虬江路与新广路交界的地方，属虹口区，现有地铁4号线经过。虬江大戏院可能是位于新广路宜乐里19号的广舞台，它在虬江路南侧，1917年由大只黄、武生原在广东路中华共和戏园原址改建。1932年“一·二八” 战火中被毁。
大多资料认为，由于叛徒告密，1932年10月15日下午，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派人搜查了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搜出大批文件和俄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当场逮捕了彭述之等5人。此后，巡捕又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但陶希圣介绍：陈独秀“住在上海，住的地方很隐秘，只有一个‘交通’。凡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只有一个‘交通’。他的这个‘交通’被干部派收买，向政府机关告密??当时告密者只说是一个共产党机关，警察人员一下子把他逮捕起来，才发觉是陈独秀。这事情很难办，因为国民政府没有逮捕陈独秀的必要。”
真是一个戏剧化的结局。
葛氏家族
最后，说说葛康俞与葛氏家族。
《据几曾看》撰写于四川江津，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初，全书9万余字，著录古代书画199件。提供珍贵资料的葛季曾，是葛康俞的第三个儿子，1945年生于江津。那时候，《据几曾看》刚刚完稿。
葛康俞早年就读杭州国立艺专，后任安徽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葛康俞工书善画，他的作品，布局清逸，笔法古意。王世襄赞其“??不下黄宾虹，惜英年早逝，未尽其才。”有人把叶恭绰、黄宾虹、邓以蛰、葛康俞、启元白，并称为近代五大鉴赏家。
邓以蛰、葛康俞是什么关系？
邓以蛰是葛康俞的舅舅。
葛温仲，名襄。父葛羲乾，清季于湖北张文襄公幕府教书，故名。光绪年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教书，任格致学科。后回安徽，创办全皖中学。民国初，又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经籍学、哲学等科。
葛温仲生有三子。
长子葛康衮，字孝，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北京大学毕业，先任河北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编目，后在武昌女子师范教书。
幼子葛康素小葛康俞3岁，虽相隔3年，一个生于清末，一个生于民国初年。1940年前后葛康素在江津对岸德感场的国立九中教书，闲时总是以习书度过。有时候，他也过江到陈独秀处，请他给予指教。陈独秀说了三条：“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托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有陈独秀指导，葛康素书法功力飞涨。
顺便说说葛康俞的孙子葛亮，他以一部《七声》在台湾奠定文学地位，为台湾8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另一部长篇小说《朱雀》，被《亚洲周刊》列为“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
一个让人侧目相看的家族。
张庆由一根拐杖始，逐步走近葛氏家族。目前除收藏有陈独秀这幅书法作品外，另收藏有葛康俞画作小品多幅，以及葛康衮书法作品等。
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根拐杖，上面刻有“康衮”二字。不理解。一天与地方文史家金杏聊天，谈到了，便多问了一句。金杏看了拐杖一眼，说，“康衮”是人名，姓葛，有弟兄三人，葛康衮是老大，下面两弟兄，分别是葛康俞和葛康素。又补了一句，三人都精通书画，造诣极深。
也没有当回事。
一晃多少年过去。
2009年，张庆出差到北京，逛书店时无意看到一本书，叫《据几曾看》，类似于书画过眼录，280元一本，制作非常精美。只是随手翻一翻，突然看到了作者的名字，心一动，就有一种狂喜。居然是葛氏三兄弟中的老二葛康俞！
从北京回来，张庆给我打电话，说买了本新书，葛康俞的《据几曾看》，电话那头，他十分兴奋，兴奋的原因，不是书，而是书的作者葛康俞。葛康俞，怀宁人。怀宁是安庆下辖六邑之一。
我后来去看《据几曾看》，兴奋之外，另有一种惊讶——上、中、下三本的《据几曾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宣纸精印，高档装本，原稿影印，繁体竖排，类似这样精美的书，非常少见。惟一不足的是，装订是胶订而不是线装。而主文《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仅9万余字。关键是，《据几曾看》2003年8月出第一版，至2009年12月又加印第二版。这样的书，居然也在畅销之列。
神秘的葛康俞！
一根拐杖，为我们打开了解清末民初安庆葛姓家族的通道。
大家云集
惊讶不止于此。
细看运作《据几曾看》出版的人，个个都是当代中国的大家，且名震天下！
《据几曾看》题跋有二，一是宗白华，一是启功。宗白华生于安庆小南门，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宗白华是《据几曾看》文稿初发现者，看到就爱上了，自己抽不出时间，马上安排学生，将文章从头至尾全抄了下来，且始终置于案头顺手之处，稍有空闲，就看上几页。启功与宗白华是好友，好友免不了串门，串门自然东张西望，一眼就看到葛康俞的《据几曾看》，取过来翻看，一看就看进去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为作者的书法与学识所倾倒。“倾倒”二字是不易从书法大家启功口中说出的。
《据几曾看》附录作者文章，辗转收集者为范用。用“辗转”一词，说明过程的艰难，而艰难，也显示出文章的价值。范用是出版人，解放前，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重庆分社经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这样的出版大家，眼光自然独特而敏锐。
《据几曾看》有王世襄亲笔工楷撰写的读后记，赞誉之词不绝于口。王世襄与葛康俞私交深厚，对葛康俞的人品与学识更是赞赏有加。长达3000余字的读后记，真情流露，将他们之间的交往生动地叙述了出来。《据几曾看》也正是在他和范用的联袂推荐下才得以顺利出版。因为涉及台北故宫藏品图版版权，王世襄亲自给院长写信，求加照顾。
《据几曾看》另一位鼎力推介者是中共元老之一的郑超麟，但他的成就并不仅仅限于“革命”。郑超麟是诗人，是作家，同时又是历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有人评价，“他所投入的方面不但多，而且精。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是‘票友’式的涉猎，而是专精深入，辛勤钻研”。
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物！
由这些大家推崇，葛康俞自然高山仰止。
初识葛康俞
惊讶继续。
《据几曾看》楷书葛康俞小传以及《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校堪过录，出自吴孟明之手。
吴孟明与葛康俞是亲戚关系。吴孟明比葛康俞小一辈，她的奶奶与葛康俞的岳母是胞姊妹。吴孟明的奶奶是大姐，葛康俞岳母是二姐。关键是，她们姐妹的弟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陈独秀。
据《陈氏家谱》载，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女二：长适吴向荣，次适邑庠事姜超。”吴向荣之孙是吴孟明，姜超之婿则是葛康俞。从这个脉络去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与葛康俞是表兄弟关系。
不仅仅如此。
民国初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与教育司长邓绳侯关系密切。邓绳侯生有三子，邓仲纯、邓季宣、邓以蜇，他们的姐夫葛温仲，是安徽省立全皖中学校长。葛温仲是什么人？葛康俞的父亲！也就是说，葛康俞与邓氏三兄弟是亲得不能再亲的郎舅关系，而邓以蜇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则与葛康俞为表兄弟。
安庆城三大家族——陈氏、邓氏、葛氏，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葛康俞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小舅舅陈独秀32岁。虽然辈分相差，年龄相差，但葛康俞与陈独秀关系密切。葛康俞对舅舅是崇敬之心，陈独秀对外甥是关爱之情。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欣赏书画。
《据几曾看》如何写出？葛康俞“序”头一句便有交待：“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也。”正是在舅舅陈独秀影响下，葛康俞“日课读毕，向晡更习字画，或研著录。公私有书画，必就展看，每不能忘??间日笔数百字，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用识过眼姻缘，以慰他时惜念。”
1938年春，27岁的葛康俞和弟弟葛康素，由安庆至汉口，不久兄弟俩专程赶往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看望舅舅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年近花甲，又刚从劫难中逃出，须发斑白，但依然精神饱满，声音激昂。聊到兴处，陈独秀铺开纸笔，书写赠方孝远小诗，赠与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仅仅4年之后，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6月1日下葬，墓地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而墓碑上“独秀陈先生之墓”7个大字，就出于葛康俞之手。
落笔时，凄怅之心可想而知。
偶获书法
2010年，有藏友打来电话，说有两张安庆老照片，愿意提供。赶紧过去，结果很失望，只是普通的民国人物。正准备离开时，意外发现照片的主人姓葛，叫葛康素。眼睛一亮，马上联想到葛康俞，急急追问，对方又笑眯眯地拿出了一幅画作，葛康俞的画作。 严格地说，是一幅小品。水边有岸，岸上有石，石上有树，树下有桥，桥上有车，车上有人。人分男女，女分老少，形不同，神不同，韵不同。画左题款：“懒听谷雨催啼鸟，爱坐春光趁小车。”下为“庚辰春正月首日康俞画”。“庚辰”为何年？依据葛康俞生平，应该是1940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公历2月8日。这一年葛康俞是而立之年，但因战乱，与陈独秀一道缩居在四川江津。
再追问，对方又拿出一张照片，说是陈独秀的一个条幅。眼睛马上就亮了起来。打电话给张庆。一个星期后，这幅书法作品易手为张庆匣中珍藏。深藏近90年的陈独秀书法，露出冰山一角。严格地说，这或许是它二度浮现。
1990年5月，第5期《近代史研究》有《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1984年春，笔者见到两条字幅，写的是同一内容的一篇‘追记’。这个‘追记’是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而在事隔十余年后又将这个书法转赠他人时所作的一篇追忆文字。只是其中一条字在行文上对个别字句，稍事作了一些斟酌圈改，另一条字显然是按圈改过的内容重书了一份。经辨认，这两条字均出于陈独秀的手笔。”
文中的“笔者”，是时任安庆市博物馆馆长的胡寄樵，书法大家林散之弟子之一，也是安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为文物家、书法家，胡寄樵对张庆收藏的字幅格外看重，经过考证，他认定此条幅“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之后，他以书法家的眼光，评价“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
书法内容125字如下：
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 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独秀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
很明显，这是为另一幅书法作品所做的“说明文字”，那件作品则是“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陈独秀当时看到了，很喜欢，便讨要过来，从日本带回了中国。十多年过去，都已经忘记了，结果让“康俞仁弟”翻了出来，而他对这件作品的喜爱，居然与当年自己的神情一模一样。于是便慷慨赠之。但“康俞仁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第二日过来，拿了一张纸，硬逼着要把这前因后果写了下来。
接下来是时间地点，1926年9月，上海越东草堂。
被陈独秀亲切呼作“康俞仁弟”的是谁？
葛康俞。
这一年，葛康俞15周岁。
疑团有二
按陈独秀“追记李大钊书法”交待，他与李大钊相交，时间在“民国纪元前”，这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资料有较大的出入。
据杨树升、张燕、韩一德、夏自正、黎典《李大钊年谱》，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行前写诗一首，载《言治》月刊第六期上”。其中两句为“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冬，抵东京。住留学生宿舍。”1914年6月，“与在东京办《甲寅》的章士钊相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整整两年时间，直到1916年1月月底“由日本横滨达法轮到上海”。
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始识助章编辑《甲寅》的高一涵，以文会友识李大钊、易白沙。”也就是在这一年11月10日，第一次以“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5年，“因高君曼咯血、病重，汪孟邹写信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自日回国，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与妻君曼、子延年、乔年、松年及女玉莹聚居”。
如果采信以上两个年谱的资料，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相识的时间，应该在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间。但，陈独秀用“民国纪元前”推翻了上述推断。民国成立是1912年，如果是“民国纪元前”，那么或可能是宣统，或可能是光绪，但绝不是民国。
胡寄樵分析，陈独秀1907年春“又赴日，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次年夏末初秋，游览日本日光山名胜??旋即回国度假。年底又重返日本，居东京神田猿乐盯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1909年9月，陈胞兄孟吉患肺疾客死沈阳， 陈即由日本动身回国赴沈护柩返皖”。由于“1907年陈独秀在日本没有回国，只是在1908年至1909年秋两度回国度假，因而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携归以壮行筒’，看来是1908年或1909年初秋的事了”。
李大钊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当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陈独秀比他正好长10岁。
据《李大钊年谱》：1907年，“李大钊祖父李如珍去世??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外埠求学，但大钊??断然拒绝。夏，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之后两年，《李大钊年谱》记载太简单，行踪只“作《登楼杂感》二首。”
与此疑问相生的，是另一个疑问，两人相交地点，是“神户”而非“东京”。留下一个疑团：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相识，或许有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
2009年夏，疑团意外打开。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工作人员赴俄罗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堆中，找到一份《李大钊同志略传》，其中第4小段有这样的文字：“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冀东沦亡区域），前清时，留学于日本，富民族革命思想；性沉静，善为说词，交游很广。”
《李大钊同志略传》用16开方格稿纸誊写，每页20行，每行25个字，全文共4页，约1760字。其中“前清时，留学于日本”，与陈独秀所说“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时间、地点完全吻合。
同样，落款处“越东草堂”，究竟在上海何处？
1926年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处，据叶永烈《陈独秀失踪与他的秘密婚恋》记载：“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叶永烈的材料取自郑超麟，据他介绍，当年他是陈独秀的秘书，也是他的密友。 这上面牵涉到几个地名，虬江大戏院、广东街、正兴里。从地名查，广东街应该由几条街组成，半淞园路（西段）、武昌路、福德路、启东路（北段）、广路（南段），而正兴里，应该是新广路251弄。所讲的区域，应该是在虬江路与新广路交界的地方，属虹口区，现有地铁4号线经过。虬江大戏院可能是位于新广路宜乐里19号的广舞台，它在虬江路南侧，1917年由大只黄、武生原在广东路中华共和戏园原址改建。1932年“一·二八” 战火中被毁。
大多资料认为，由于叛徒告密，1932年10月15日下午，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派人搜查了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搜出大批文件和俄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当场逮捕了彭述之等5人。此后，巡捕又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但陶希圣介绍：陈独秀“住在上海，住的地方很隐秘，只有一个‘交通’。凡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只有一个‘交通’。他的这个‘交通’被干部派收买，向政府机关告密??当时告密者只说是一个共产党机关，警察人员一下子把他逮捕起来，才发觉是陈独秀。这事情很难办，因为国民政府没有逮捕陈独秀的必要。”
真是一个戏剧化的结局。
葛氏家族
最后，说说葛康俞与葛氏家族。
《据几曾看》撰写于四川江津，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初，全书9万余字，著录古代书画199件。提供珍贵资料的葛季曾，是葛康俞的第三个儿子，1945年生于江津。那时候，《据几曾看》刚刚完稿。
葛康俞早年就读杭州国立艺专，后任安徽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葛康俞工书善画，他的作品，布局清逸，笔法古意。王世襄赞其“??不下黄宾虹，惜英年早逝，未尽其才。”有人把叶恭绰、黄宾虹、邓以蛰、葛康俞、启元白，并称为近代五大鉴赏家。
邓以蛰、葛康俞是什么关系？
邓以蛰是葛康俞的舅舅。
葛温仲，名襄。父葛羲乾，清季于湖北张文襄公幕府教书，故名。光绪年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教书，任格致学科。后回安徽，创办全皖中学。民国初，又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经籍学、哲学等科。
葛温仲生有三子。
长子葛康衮，字孝，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北京大学毕业，先任河北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编目，后在武昌女子师范教书。
幼子葛康素小葛康俞3岁，虽相隔3年，一个生于清末，一个生于民国初年。1940年前后葛康素在江津对岸德感场的国立九中教书，闲时总是以习书度过。有时候，他也过江到陈独秀处，请他给予指教。陈独秀说了三条：“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托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有陈独秀指导，葛康素书法功力飞涨。
顺便说说葛康俞的孙子葛亮，他以一部《七声》在台湾奠定文学地位，为台湾8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另一部长篇小说《朱雀》，被《亚洲周刊》列为“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
一个让人侧目相看的家族。
张庆由一根拐杖始，逐步走近葛氏家族。目前除收藏有陈独秀这幅书法作品外，另收藏有葛康俞画作小品多幅，以及葛康衮书法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