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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辉，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并获化学工程学位及化学硕士，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获化学博士。在香港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从事高等教育近40年，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校长
联合国际学院（UIC）坐落在珠海终年叠翠的凤凰山下，需要走入一条长长的山径才能窥见学校容貌，静谧，精致，为求学问提供了先天的优势。
2003年期间，时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提出大胆构想：浸会大学是否可参照当年初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内地创立一所大学？如果可行，这将是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首次合作办学。按吴清辉的思路，这所秉持全新教育理念的大学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内地高等教育多元化，与此同时，可以为浸会大学提供一个发展平台，缓解因上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以来香港政府削减本地大学教育经费所造成的压力。
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北师大珠海分校拿出一部分土地，浸大提供1.5亿港币建立校舍。UIC在孕育之初，浸大校董会已将其定位为一所“博雅型大学”：回到“教育”的最根本，强调人与人的交流，师生关怀。以“博雅”为教育理念，英语做教学语言，专业课学分不能超过50%，学生甚至可将箭道、皮影戏、古琴等作为选修课程。由于缺少政府的财政支持，较之国内公立大学而言略显昂贵的学费成为维持UIC运转和发展的大部分资金来源。提高学费，还是扩大招生规模？扩大规模后还是否能坚持博雅教学所强调的人与人沟通的模式？
当《留学生》记者向吴清辉提出疑惑时，他并不讳言，称这也正是他如今非常担忧的方面：“这其中有一个矛盾，作为校长我从来没有把教育看成赚钱的东西。以目前的规模，假如学费大概到9万，可能很多事情会好办一些，可对学生必定是负担，所以能够尽量避免还是比较好。把学生人数定到6000，相应会有经济规模。可平心而论，我绝对不想做到6000，因为博雅教育是人跟人的直接交流，人数的增加提高了交流难度，需要我们更用心去做，否则就维持不了博雅教育的特点。”
吴清辉某次参加广东省高等教育会议，作为民办大学的UIC在会场的位置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前几排则是中山大学等“一线高校”。这让他意识到，国内目前的教育心态应该有所转变，既然欢迎办学多元化，就应该一视同仁：“目前中国的教育心态，对民办大学有误区，将其看做低人一等的学校，这样对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非常不利。既然有私立学校，就应该承认私立也会办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好。”
博雅，回到教育基本点
留学生：UIC的创建基于什么想法？与香港浸会大学有什么联系？
吴清辉：2001年我当浸会大学校长，那个时候香港金融危机之后经费削减，特别对高等院校的削减很厉害，我们也在琢磨香港的高校往后应该怎么发展。当时国内准备引进境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个背景下，我与浸大的同事商量，或许我们有条件在内地办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另外也给浸大多一个发展平台。也经过长期考虑，我们形成一个比较实在的计划：假如进来办学，就一定要办国内目前没有的种类，否则意义不大。中国高校教育扩充得太快，质量方面控制得不好。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是不是应该有一所学校回归到教育的最基本点。而且所谓引进境外教学资源，若只是为引进而引进，我个人觉得并无意义。它该有创意，与原有国内高校互补，再者，它应该为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多元化做些贡献，这些想法成为我们后来办学的重要推动力。
留学生：当时为什么有胆量把西方这种教育的方式、理念搬到国内来？
吴清辉：这讲起来真的是很有胆量。在内地办学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中国内地的教育本来是相对封闭的，走过很长的路才有信心引进海外的教学资源，这本身不容易，我觉得有这个机遇，既然也得到很多祝福，包括香港罗范椒芬、中联办支持，珠海市政府也表示出积极态度。当然许嘉璐先生的大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够促进这个合作。再者，我在浸会大学的办学经验也是一股信心。
留学生：学校建立之初如何定位？
吴清辉：我们一开始考虑是如果建一所研究型大学，包括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中国内地有的是。很现实的情况是没有条件，研究型大学需要很多钱，要建实验室等硬件设施。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办一所所谓帮助内地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学校。因此我们决定办一所博雅大学，强调师生关怀，回到教育最基本点，然后确定用英语教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国际化，而并不是说英语比汉语要高明。既然是博雅型教育，就办成基本文理型的大学，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不办工学院、医学院。学校慢慢建立起来，逐渐也比较完善了。
留学生：香港浸会大学也强调博雅教育与全人教育，那么UIC是在延续浸会大学的教育理念，还是开辟了一条新路？
吴清辉：虽然目前浸会大学还有一点博雅型的元素，可是，严格讲起来它已经不是一所我们目前所定义的博雅大学，它同时非常强调科研。其实浸会大学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与UIC有一点相似。浸会大学一开始也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教学型私立学校，变成一所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公立大学。1956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的香港只有香港大学可以颁发学位，其他的所有学院只能开设非正式学位的课程，当时香港出现几个书院，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后来它们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同时出现的还有浸会学院。浸会学院从私立学校逐渐到被政府承认，变成公立学校的一部分，然后再改名为浸会大学。这个过程我也参与其中，我过去在浸会大学从化学系系主任到医学院院长，建立学校的科研机制。因此浸会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发展也有很长时间，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从原来的博雅型变成了非博雅型。
办一流大学光靠学费很难
留学生：筹建学校的资金方面如何解决？最初投入了多少？
吴清辉：境外高校在内地新建大学风险是比较大的，对香港高校而言更是首次尝试。当时浸会大学校董会为此进行深入讨论，有好几个校董不赞成或者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个项目会牵涉到香港的钱要过境到内地，浸会大学是公立大学，我们肯定不能碰学校一分钱公款，所以是用浸大持续教育学院多年积累的部分资金，这不属于公款。某种意义上来讲UIC也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延续，所以用教育学院的资源也比较恰当。浸会大学总共提供了1.5亿港币，其中一两千万是建校舍，大概3000万作为启动资金。北师大珠海分校拿出200亩土地，钱是我们出，地是北师大提供。 留学生：对于学校实际运行而言，你所提到的外界支持只是一部分，有很多其他环节，比如师资力量、生源情况会影响教学。据说第一年办学异常艰难，生源并不好？加上强调英文教学，是不是出现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吴清辉：第一年非常辛苦，内地招生是分一本、二本和三本，对此我们并不熟悉。第一年被广东省列为三本，我们糊里糊涂接受了，同时，那年广东省物价局在7月22号才敲定学费和招生规模，这时连三本线都快收生完毕，我们招收了不到300名学生，三本最末流的学生突然被放在一个所谓用英文教学的环境，困难可想而知。这一年是实验的一年，少招一点，出错以后也可以更正。可是我们的基本信心在哪里呢？UIC课程设计基本就用了浸大的课程，课程水平有保证，我们直接移植了这方面经验。同事们帮助学生坚持，到第二学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尝到甜头，对他们来讲是很特殊的经验。UIC第二年招生虽然还是三本，但已经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招生，学生质量有相当幅度的提高。第三年UIC升为二本，这两年之后，又升为一本招生了。
留学生：教师的队伍怎么聘请呢？
吴清辉：聘请教师的队伍其实很不容易，我们到现在财政方面还是相当拮据的，该做的事情有时仍然做不了，因为没有政府津贴，又要办具有一定水准的学校有多困难，光靠学费收入肯定不够。教师平均薪资大概是香港的大学平均值的一半，由于薪资距离，我们很难从香港直接聘请教师，这里税又高过香港，当然，这里的生活消费稍低。我们的薪资跟英国和澳大利亚可能相差不远，北美的学校就要看专业，金融教授收入很高，哲学教授的收入相对低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能凑得到比较像样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反而不是来自香港。本来计划最少有30%的老师从内地大学聘请，但全英文教学条件限制，结果是根本一个都找不到，因此现在UIC的师资就是外籍和海归。
留学生：学费收取大概是多少？
吴清辉：一开始是2.8万人民币，比香港低。当时香港的大学本科学费4.3万，当年港币还比人民币要高。慢慢到现在加到6万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又高过港币，现在学费是比香港的大学高一些。
留学生：你刚才谈到学校现在资金仍然较为拮据，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但另一方面看到你们学费这几年都在涨，从2万多到现在6万多。如果要在保证好生源的同时有更多资金招聘更好的教师，另一方面浸大当年1.5亿的投入，需要对股东负责，因此学费定到哪个程度多高才合适，才能各方面兼顾到？
吴清辉：这是我现在也非常担心的方面，这其中有一个矛盾。这样来看，香港政府每年补贴给一个本科生大概18万港币，医科生更高一些。UIC收取的学费是7万多港币，连香港一半都不及，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的大学财政保证很好，香港大学校长筹集来的捐款基本用于研究或奖学金支出，而不是用募捐资金来支付同事的薪水，全世界很多大学校长在这一点上都非常羡慕香港。美国有的大学也一样，要靠建工厂和工业来赚钱。从财政资源角度而言，香港的校长好做。UIC与之相比肯定有差异，可是这里有个好处，这里不是香港，消费有差异不同，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差异，不然的话，连今天的局面也做不到。我的目标是要做世界一流的博雅大学，以此为目标，教授的学术水平和报酬水平都要提高，才能留住人才，从这个角度，我们肯定需要增加学费。但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成天增加学费非常不好，也要考虑学生负担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学生人数定到一个规模，比如到6000人，这样才有一个economic scale。虽然这样其实比较容易操作，可平心而论，我绝对不想做到6000，因为博雅教育是人跟人的直接交流，人数增加提高了交流难度，需要我们更用心去做，否则就维持不了博雅教育的特点。
危机感来源于竞争
留学生：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始招生，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高校到内地办学，你们之间会存在竞争吗？
吴清辉：肯定有竞争，这是天然的。不过竞争有良性有恶性，良性的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也不在同一城市，学校类型也不一样，他们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并不是UIC的第一位，我们非常重视教学，强调人与人的关怀。
留学生：你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吴清辉：我们目前对排名实在不太重视，因为学校好不好，说到底还是毕业生出来能做多少事，对吗？这也需要长时期的数据才能说明问题。
留学生：但如果让家长和学生完全抛开排名来择校，他们自身会感到一种风险，毕竟UIC的学费比较高。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会有危机感吗？
吴清辉：危机感，我们经常都有，反而并不来源于这方面，毕竟UIC跟其他大学完全不同路，看排名也没有意思。反而是中文大学进来了有什么影响，隔壁的澳门大学资金雄厚又有什么影响，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感。
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UIC有没有摆脱内地高校在管理上的束缚？
吴清辉：UIC的运作基本上是香港或者其他西方大学的做法。国家没有对UIC进行特殊要求，管理是我们自己来。UIC跟其他国内大学可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一点，其次我们通过COMITEE SYSTEM委员会来做到教授治校，教授参与委员会，然后委员会管理学校，是广义上的教授治校。还有一点不一样，UIC的外籍教员也要参与委员会，除了教书还要参与学校管理。
留学生：你怎么看待大学产业化这个问题？
吴清辉：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小心地看待，如果把教育看成一个产业，我认为从观念上就有问题。具体到操作，如果一所学校倾向理工的学校，科研成果可以加以利用，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把办学当成办企业，我对此不赞成。
留学生：你曾说“民办大学要注重自身的公益性”，这个如何理解？
吴清辉：对，我是这样看。我觉得中国对民办大学有误区，把民办大学看成是低人一等的学校，甚至专为牟利的学校，当然目前的政策也容许你这样做。从心底里看不起民办大学，这样对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非常不利。既然有私立学校，就应该承认私立也会办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好。举个例子，美国常青藤大学基本都是私校，关键要看它具备什么条件，有没有募集捐款，光靠学费不可能做到一流大学，这是肯定的。我觉得首先要认可私立大学可以办得很好，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这个概念。我去参加过广东省高等教育的会议，UIC的位置被安排在几乎最后一排，前面是中山大学等一批，我想这是目前中国的教育心态。中国需要改变态度，既然欢迎多元化，就一视同仁。
留学生：九年的发展在教育方式上有无改变？
吴清辉：九年的发展让我觉得社会更需要这类型的大学，博雅型教育特别有利于全人教育。另外，我们来国内慢慢摸索，又创造了四维教育，把家长也放进来，所以现在是全人教育、博雅教育加上四维教育。我一直跟同事说，UIC与国内大多数其他的大学很难比较，是不同的品种，大家共存。而年轻人适合于不同类型的大学，在不同的学校能刺激他们的潜能。学校类型多元化的现象是合理的，是为让年轻人有选择，所以我们很坚持搞博雅型的学校。
联合国际学院（UIC）坐落在珠海终年叠翠的凤凰山下，需要走入一条长长的山径才能窥见学校容貌，静谧，精致，为求学问提供了先天的优势。
2003年期间，时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提出大胆构想：浸会大学是否可参照当年初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内地创立一所大学？如果可行，这将是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首次合作办学。按吴清辉的思路，这所秉持全新教育理念的大学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内地高等教育多元化，与此同时，可以为浸会大学提供一个发展平台，缓解因上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以来香港政府削减本地大学教育经费所造成的压力。
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北师大珠海分校拿出一部分土地，浸大提供1.5亿港币建立校舍。UIC在孕育之初，浸大校董会已将其定位为一所“博雅型大学”：回到“教育”的最根本，强调人与人的交流，师生关怀。以“博雅”为教育理念，英语做教学语言，专业课学分不能超过50%，学生甚至可将箭道、皮影戏、古琴等作为选修课程。由于缺少政府的财政支持，较之国内公立大学而言略显昂贵的学费成为维持UIC运转和发展的大部分资金来源。提高学费，还是扩大招生规模？扩大规模后还是否能坚持博雅教学所强调的人与人沟通的模式？
当《留学生》记者向吴清辉提出疑惑时，他并不讳言，称这也正是他如今非常担忧的方面：“这其中有一个矛盾，作为校长我从来没有把教育看成赚钱的东西。以目前的规模，假如学费大概到9万，可能很多事情会好办一些，可对学生必定是负担，所以能够尽量避免还是比较好。把学生人数定到6000，相应会有经济规模。可平心而论，我绝对不想做到6000，因为博雅教育是人跟人的直接交流，人数的增加提高了交流难度，需要我们更用心去做，否则就维持不了博雅教育的特点。”
吴清辉某次参加广东省高等教育会议，作为民办大学的UIC在会场的位置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前几排则是中山大学等“一线高校”。这让他意识到，国内目前的教育心态应该有所转变，既然欢迎办学多元化，就应该一视同仁：“目前中国的教育心态，对民办大学有误区，将其看做低人一等的学校，这样对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非常不利。既然有私立学校，就应该承认私立也会办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好。”
博雅，回到教育基本点
留学生：UIC的创建基于什么想法？与香港浸会大学有什么联系？
吴清辉：2001年我当浸会大学校长，那个时候香港金融危机之后经费削减，特别对高等院校的削减很厉害，我们也在琢磨香港的高校往后应该怎么发展。当时国内准备引进境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个背景下，我与浸大的同事商量，或许我们有条件在内地办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另外也给浸大多一个发展平台。也经过长期考虑，我们形成一个比较实在的计划：假如进来办学，就一定要办国内目前没有的种类，否则意义不大。中国高校教育扩充得太快，质量方面控制得不好。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是不是应该有一所学校回归到教育的最基本点。而且所谓引进境外教学资源，若只是为引进而引进，我个人觉得并无意义。它该有创意，与原有国内高校互补，再者，它应该为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多元化做些贡献，这些想法成为我们后来办学的重要推动力。
留学生：当时为什么有胆量把西方这种教育的方式、理念搬到国内来？
吴清辉：这讲起来真的是很有胆量。在内地办学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中国内地的教育本来是相对封闭的，走过很长的路才有信心引进海外的教学资源，这本身不容易，我觉得有这个机遇，既然也得到很多祝福，包括香港罗范椒芬、中联办支持，珠海市政府也表示出积极态度。当然许嘉璐先生的大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够促进这个合作。再者，我在浸会大学的办学经验也是一股信心。
留学生：学校建立之初如何定位？
吴清辉：我们一开始考虑是如果建一所研究型大学，包括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中国内地有的是。很现实的情况是没有条件，研究型大学需要很多钱，要建实验室等硬件设施。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办一所所谓帮助内地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学校。因此我们决定办一所博雅大学，强调师生关怀，回到教育最基本点，然后确定用英语教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国际化，而并不是说英语比汉语要高明。既然是博雅型教育，就办成基本文理型的大学，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不办工学院、医学院。学校慢慢建立起来，逐渐也比较完善了。
留学生：香港浸会大学也强调博雅教育与全人教育，那么UIC是在延续浸会大学的教育理念，还是开辟了一条新路？
吴清辉：虽然目前浸会大学还有一点博雅型的元素，可是，严格讲起来它已经不是一所我们目前所定义的博雅大学，它同时非常强调科研。其实浸会大学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与UIC有一点相似。浸会大学一开始也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教学型私立学校，变成一所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公立大学。1956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的香港只有香港大学可以颁发学位，其他的所有学院只能开设非正式学位的课程，当时香港出现几个书院，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后来它们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同时出现的还有浸会学院。浸会学院从私立学校逐渐到被政府承认，变成公立学校的一部分，然后再改名为浸会大学。这个过程我也参与其中，我过去在浸会大学从化学系系主任到医学院院长，建立学校的科研机制。因此浸会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发展也有很长时间，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从原来的博雅型变成了非博雅型。
办一流大学光靠学费很难
留学生：筹建学校的资金方面如何解决？最初投入了多少？
吴清辉：境外高校在内地新建大学风险是比较大的，对香港高校而言更是首次尝试。当时浸会大学校董会为此进行深入讨论，有好几个校董不赞成或者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个项目会牵涉到香港的钱要过境到内地，浸会大学是公立大学，我们肯定不能碰学校一分钱公款，所以是用浸大持续教育学院多年积累的部分资金，这不属于公款。某种意义上来讲UIC也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延续，所以用教育学院的资源也比较恰当。浸会大学总共提供了1.5亿港币，其中一两千万是建校舍，大概3000万作为启动资金。北师大珠海分校拿出200亩土地，钱是我们出，地是北师大提供。 留学生：对于学校实际运行而言，你所提到的外界支持只是一部分，有很多其他环节，比如师资力量、生源情况会影响教学。据说第一年办学异常艰难，生源并不好？加上强调英文教学，是不是出现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吴清辉：第一年非常辛苦，内地招生是分一本、二本和三本，对此我们并不熟悉。第一年被广东省列为三本，我们糊里糊涂接受了，同时，那年广东省物价局在7月22号才敲定学费和招生规模，这时连三本线都快收生完毕，我们招收了不到300名学生，三本最末流的学生突然被放在一个所谓用英文教学的环境，困难可想而知。这一年是实验的一年，少招一点，出错以后也可以更正。可是我们的基本信心在哪里呢？UIC课程设计基本就用了浸大的课程，课程水平有保证，我们直接移植了这方面经验。同事们帮助学生坚持，到第二学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尝到甜头，对他们来讲是很特殊的经验。UIC第二年招生虽然还是三本，但已经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招生，学生质量有相当幅度的提高。第三年UIC升为二本，这两年之后，又升为一本招生了。
留学生：教师的队伍怎么聘请呢？
吴清辉：聘请教师的队伍其实很不容易，我们到现在财政方面还是相当拮据的，该做的事情有时仍然做不了，因为没有政府津贴，又要办具有一定水准的学校有多困难，光靠学费收入肯定不够。教师平均薪资大概是香港的大学平均值的一半，由于薪资距离，我们很难从香港直接聘请教师，这里税又高过香港，当然，这里的生活消费稍低。我们的薪资跟英国和澳大利亚可能相差不远，北美的学校就要看专业，金融教授收入很高，哲学教授的收入相对低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能凑得到比较像样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反而不是来自香港。本来计划最少有30%的老师从内地大学聘请，但全英文教学条件限制，结果是根本一个都找不到，因此现在UIC的师资就是外籍和海归。
留学生：学费收取大概是多少？
吴清辉：一开始是2.8万人民币，比香港低。当时香港的大学本科学费4.3万，当年港币还比人民币要高。慢慢到现在加到6万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又高过港币，现在学费是比香港的大学高一些。
留学生：你刚才谈到学校现在资金仍然较为拮据，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但另一方面看到你们学费这几年都在涨，从2万多到现在6万多。如果要在保证好生源的同时有更多资金招聘更好的教师，另一方面浸大当年1.5亿的投入，需要对股东负责，因此学费定到哪个程度多高才合适，才能各方面兼顾到？
吴清辉：这是我现在也非常担心的方面，这其中有一个矛盾。这样来看，香港政府每年补贴给一个本科生大概18万港币，医科生更高一些。UIC收取的学费是7万多港币，连香港一半都不及，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的大学财政保证很好，香港大学校长筹集来的捐款基本用于研究或奖学金支出，而不是用募捐资金来支付同事的薪水，全世界很多大学校长在这一点上都非常羡慕香港。美国有的大学也一样，要靠建工厂和工业来赚钱。从财政资源角度而言，香港的校长好做。UIC与之相比肯定有差异，可是这里有个好处，这里不是香港，消费有差异不同，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差异，不然的话，连今天的局面也做不到。我的目标是要做世界一流的博雅大学，以此为目标，教授的学术水平和报酬水平都要提高，才能留住人才，从这个角度，我们肯定需要增加学费。但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成天增加学费非常不好，也要考虑学生负担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学生人数定到一个规模，比如到6000人，这样才有一个economic scale。虽然这样其实比较容易操作，可平心而论，我绝对不想做到6000，因为博雅教育是人跟人的直接交流，人数增加提高了交流难度，需要我们更用心去做，否则就维持不了博雅教育的特点。
危机感来源于竞争
留学生：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始招生，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高校到内地办学，你们之间会存在竞争吗？
吴清辉：肯定有竞争，这是天然的。不过竞争有良性有恶性，良性的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也不在同一城市，学校类型也不一样，他们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并不是UIC的第一位，我们非常重视教学，强调人与人的关怀。
留学生：你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吴清辉：我们目前对排名实在不太重视，因为学校好不好，说到底还是毕业生出来能做多少事，对吗？这也需要长时期的数据才能说明问题。
留学生：但如果让家长和学生完全抛开排名来择校，他们自身会感到一种风险，毕竟UIC的学费比较高。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会有危机感吗？
吴清辉：危机感，我们经常都有，反而并不来源于这方面，毕竟UIC跟其他大学完全不同路，看排名也没有意思。反而是中文大学进来了有什么影响，隔壁的澳门大学资金雄厚又有什么影响，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感。
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UIC有没有摆脱内地高校在管理上的束缚？
吴清辉：UIC的运作基本上是香港或者其他西方大学的做法。国家没有对UIC进行特殊要求，管理是我们自己来。UIC跟其他国内大学可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一点，其次我们通过COMITEE SYSTEM委员会来做到教授治校，教授参与委员会，然后委员会管理学校，是广义上的教授治校。还有一点不一样，UIC的外籍教员也要参与委员会，除了教书还要参与学校管理。
留学生：你怎么看待大学产业化这个问题？
吴清辉：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小心地看待，如果把教育看成一个产业，我认为从观念上就有问题。具体到操作，如果一所学校倾向理工的学校，科研成果可以加以利用，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把办学当成办企业，我对此不赞成。
留学生：你曾说“民办大学要注重自身的公益性”，这个如何理解？
吴清辉：对，我是这样看。我觉得中国对民办大学有误区，把民办大学看成是低人一等的学校，甚至专为牟利的学校，当然目前的政策也容许你这样做。从心底里看不起民办大学，这样对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非常不利。既然有私立学校，就应该承认私立也会办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好。举个例子，美国常青藤大学基本都是私校，关键要看它具备什么条件，有没有募集捐款，光靠学费不可能做到一流大学，这是肯定的。我觉得首先要认可私立大学可以办得很好，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这个概念。我去参加过广东省高等教育的会议，UIC的位置被安排在几乎最后一排，前面是中山大学等一批，我想这是目前中国的教育心态。中国需要改变态度，既然欢迎多元化，就一视同仁。
留学生：九年的发展在教育方式上有无改变？
吴清辉：九年的发展让我觉得社会更需要这类型的大学，博雅型教育特别有利于全人教育。另外，我们来国内慢慢摸索，又创造了四维教育，把家长也放进来，所以现在是全人教育、博雅教育加上四维教育。我一直跟同事说，UIC与国内大多数其他的大学很难比较，是不同的品种，大家共存。而年轻人适合于不同类型的大学，在不同的学校能刺激他们的潜能。学校类型多元化的现象是合理的，是为让年轻人有选择，所以我们很坚持搞博雅型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