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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梅自强是我国现代纺织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50年代末起，参与、主持国产高产梳棉机研制，并取得成功，在遭受西方世界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实现了对当时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追赶。梅自强的经历折射出1949年以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为技术专家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尽管梅自强最初选择纺织专业的动机并非服务于国家，但从他在1952年后被选派赴苏联留学开始，其专业技术工作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国家规划。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是在“大跃进”的政治风暴中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取得成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专家和国家政策在微妙的平衡中实现了各自的目标。
关键字 梅自强 高产梳棉机 纺织技术 大跃进
中图分类号 N092： TS1
文献标识码 A
梅自强（图1）1929年生于江苏常州，1951年毕业于南通学院纺织工程专业，1958年在莫斯科纺织学院取得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从事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是我国高产梳棉机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之一。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梅自强参与和主持了国产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先后完成1181E、1181F、A185和A186四种型号的高产梳棉机，将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从5千克左右提升到25千克，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高产梳棉机的技术革新是梅自强最重要的技术成就，奠定了他在棉纺织工程领域的专业地位。在1991年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推荐梅自强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材料，以及1994年梅自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提名书中，1181E—A186型高产梳棉机仍然是他最重要的技术成就[1， 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产梳棉机研制工作开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结束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高产梳棉机的研制与当时国际棉纺织技术革新的趋势一致，是棉纺织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它能够在中国得以比较及时的开展，并且没有因为国家经济困难而中止，也与当时中国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和国家政治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梅自强在高产梳棉机领域的工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1949年以后技术专家在响应国家诉求的同时，寻求技术发展机遇、实现技术革新的过程。梅自强本人亦藉此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并获得了荣誉。
本文利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到的梅自强资料和相关成果，梳理梅自强的早期经历与高产梳棉机的研制经过，讨论在取得主要技术成就的过程中，梅自强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所获得的机会和所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讨论技术专家与国家政治经济需求相关联的命运。
一 1952：入党和留苏
梅自强在大学期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政治背景，使他能够以进步青年的身份進入工作岗位，并在参加工作一年后得到实现其重要的人生转折——从追求稳定工作的技术人员转变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倚重的技术专家的机会。这一身份转变是梅自强后来得以参与高产梳棉机研制工作的重要背景。在转变的过程中，梅自强在阶级出身和专业知识方面并不具备显著优势，但他在性格方面的优点弥补了这些不足，他获得了赴苏联留学的宝贵机会。
1946年夏天，在常州读完高二的梅自强被父亲带到上海继续学业。梅自强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认为自己一生受制于读书少，希望儿子能够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改善人生境遇[3]。梅自强进入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三的时候，解放战争爆发。上海作为邻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重要都市，政治气氛比常州更加浓厚，学生运动也比较活跃。在此期间，梅自强虽然注意到了政治气氛的变化，但他主要关注的还是个人前途。在上海期间，梅自强与舅父李艺安频繁往来。李艺安供职于上海安达纱厂①。梅自强由此对纺织行业有了一定了解，认为纺织技术员是一份稳定且收入可观的工作，因而希望成为一名纺织技术人员，遂决定报考南通学院纺织工程专业[4]。1947年，梅自强被南通学院录取。从梅自强的早期经历和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自传来看，他在选择纺织工程专业时，主要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考量，而较少，或者毋宁说尚未认识到纺织技术工作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系。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说，在梅自强报考大学的时候，国家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国民政府亦未能有效实施经济建设计划。
南通学院的前身是1912年创办于南通的纺织传习所，1928年在教育部备案为南通学院。全面抗战爆发后，南通学院纺织科迁至上海办学，在上海有部分校舍（[5]，页265）。受解放战争影响，梅自强大二时，南通学院再次迁至上海上课（[6]，页32）。其时，国共两党在战争中攻守易势，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经济趋于崩溃、民主运动浪潮汹涌。梅自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同辈影响，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11月，梅自强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后两年，梅自强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搞学生会工作，搞学生伙食团工作，搞团支部工作，搞班级工作，还出席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间在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工作能力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学习成绩并不好”（[6]，页35）。1951年，梅自强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分配，远赴东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工作。在随后的分配工作的意见调查表中，梅自强对工作岗位和待遇均表示“没有意见”，但对今后的分配工作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在分配工作前参加集中学习以提高同学的认识水平; 二是尽早安排以充分掌握机构需要和同学具体情况[3]。由此可知，此时的梅自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已经比较熟悉了。
东北纺织工业管理局成立于1947年，是东北地区纺织工业的管理（非业务）机构。此时纺织工业管理局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纺织技术人员数量十分有限②，梅自强在这里的工作也以事务和管理为主，而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较少。在东北工作期间，梅自强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参与了筹建东北纺织管理局局属实验工厂、筹办棉纺织设备保全训练班的工作，并且成为东北人民监察通讯员。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种群众监察制度，来源于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监察实践。据《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1952年8月19日），人民监察通讯员的任务是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消极怠工等一切违法乱纪、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等情况，并征集群众对政府政策法令的意见。这一职务与梅自强的专业工作无关，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对其政治身份的肯定。 1952年10月，梅自强在东北纺织管理局工作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材料中，他的家庭出身被认定为“地主”。但他在东北纺织管理局的工作和人民监察通讯员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已经基本摆脱了家庭出身的限制，完全被接纳进新的政治体制了。
与此同时，梅自强参加并通过了留苏预备部的入学资格考试（[6]，页40）。1952年的留苏资格审查遵循“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原则，在经过政治选拔和身体检查后，还要进行统一考试，大学生需要在选拔时就通过业务课考试，而研究生的业务课考试在入学后另行组织（[7]，页75—77）。这对于在大学里“学习成绩并不好”的梅自强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梅自强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年俄语之后，曾因专业课考试不合格而推迟留学，到天津大学进修专业课。
梅自强入党和获选留苏，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两件事共同奠定了他后来在棉纺织工程领域取得建树的基础。入党确立了他在政治上的可靠地位，而获选留苏则是他一生科技事业的真正起点。1954年，梅自强终于登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开始他为期4年的留学生涯。图2为梅自强在苏联的实验室使用的设备。
梅自强的家庭出身并不属于“工农联盟”，在专业知识领域的表现也并不十分突出，他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政治体制并获选留苏，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为人友善的性格特点。这从他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的同学蒋文慧的回忆中可以略见一斑：“我们认为他是最能跟大家在一块的……他没有研究生的架子，没有比我们高一等，都跟大家很融洽，这一点是大家在那儿普遍感受到的。”①
二 1958：政治风暴下的技术革新
国产高产梳棉机是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启动的技术革新项目。1958年7月，梅自强甫一回国，便投入其中，经过长时间的研制工作最终取得成功。这一项目在当时得以启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政治运动对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需求。在其它方面，1958年的棉花丰收，也为棉纺织工业发展和高产梳棉机研制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自行研制高产梳棉机是当时纺织技术革新的趋势所在，是中国纺织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客观要求。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退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当年10月，《人民日报》的首次在社论中提出“跃进”的口号。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提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5月，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推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开展（[8]，页469—481）。
就在八大第二次会议召开之际，在苏联学习的梅自强利用业余时间收集相关资料，编译了资料性著作《苏联高产量梳棉機》，1958年由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在高产梳棉机方面的经验和发展方向。高产梳棉机是梅自强在苏联学习和研究的方向，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将所学用于实际工作的迫切心情。
“大跃进”在工业领域的主要指标是钢、铁和煤，从结果上看，对重工业产量的过分强调挤压了这一时期的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但在运动过程中，对高产量的追求影响了几乎所有行业，纺织工业部门也不例外。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主要是棉纺织工业①。1958年的棉花丰收，为纺织工业“大跃进”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基础②。1958年10月，纺织工业部在上海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高速度、高产量、高质量、高技术”[9]的“四高”方针。而在生产实践中，“高速度”压倒其它“三高”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11月，纺织工业部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研究纺织工业如何应对棉花产量提高、人民需要提高的问题，在“四高”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省电力、省原材料、省劳动力、省财力”的“四省”原则，同时确立了“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0]的纺织工业发展方针。
群众运动和技术革新是“大跃进”的两种方法，二者的结合在实践中尤为重要③。北京地区一首表现“大跃进”运动的新民歌反映了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的活跃气氛：“这发明，那创造，新闻记者吃不消，乘上火箭也迟到，照相照得弯了腰，奇迹要用列车装，日出百版登不了。”（[11]，页32）这一时期，纺织工业部门“群众思想解放，敢想敢干，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的空气空前活跃”，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12]，页304）。
技术革新不仅是政治运动的诉求。早在“大跃进”运动提出技术革新的要求之前，纺织工业部就已经开始重视技术革新。1949年以后，纺织生产企业将力量集中于生产，而专门的科研单位不能满足纺织工业部门的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纺织工业部成立了纺织科学研究院，从生产企业抽调技术人员集中从事研究工作，推动技术革新，以提升产量和效率。“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提高产量的要求愈发迫切。而当时在技术上制约棉纺织产业产量提高的关键之一，就是梳棉机。纺织工业部“抓住这个要害”，“组织了梳棉机的工作小组……在大跃进的条件下首次公布”①。
1958年7月，梅自强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随即担任高产梳棉机研究课题组的副组长。梅自强在苏联学习的主要方向是梳棉机高速梳理的原理和可能性，以《高产量梳棉机刺辊部分气流对落棉的影响》论文取得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
梳棉机被认为是棉纺织厂的“心脏”，梳棉工序对后续工序和成纱质量有重要影响（[13]，页49）。当时中国的棉纺织厂使用的弹性针布梳棉机，台时产量仅为5千克，1万锭的纱厂就需要配套50台梳棉机，对人力、能源和厂房面积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此情形下，提高梳棉机台时产量就成为棉纺织行业增产节约的关键环节。除了“大跃进”运动的强势推动外，提高棉纺织工业的产量，也是国家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的客观要求。为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增加纺织品供给、解决人民穿衣问题。此外，20世纪50年代，也正是国际梳棉技术发生变革的时期，核心是用金属针布代替弹性针布，从而实现梳棉机产量的大幅提升。这样，加快发展的政治诉求、提高产量的经济需要与技术革新的趋势叠加，为梅自强提供了发挥专长的机遇。 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在组织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一项目由纺织工业部发起和统筹，调动地方的工厂和技术人员参与（图3）。梅自强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在青岛工作，与青岛纺织机械厂和国棉五厂的技术人员合作开展研制工作①。在“大跃进”运动的环境下，研究工作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1959年通过鉴定的1181E型高产梳棉机，将原有1181型梳棉机的弹性针布更换为金属针布，并对整机做了一定调整，台时产量增加到9千克左右（[6]，页89）。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集中汇报“跃进”成果的一年。在纺织行业的纪念文章中，1181E梳棉机被称为“棉纺织工业方面研究成功的高产梳棉机”，“单位产量可提高一倍左右”[14]。实际上，1181E型高产梳棉机的设计并不成熟，在扩大的生产试验中普遍出现问题。另一方面，1181E型高产梳棉机完成后，梅自强及高产梳棉机小组并未停止工作，纺织工业部亦明确要求“长期搞”高产梳棉机②。
1961年以后，因棉花减产，青岛的棉纺厂陆续停产，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在时任纺织科学院院长的张方佐协调下，高产梳棉机小组转移到上海国棉一厂继续工作。此时“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经中止，国民经济进入十分困难的时期，但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在纺织工业部的支持下得以继续。由此可见，尽管高产梳棉机项目是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启动的技术革新项目，也跟从“大跃进”运动的节奏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并在之后的数年中持续进行，是由国家对纺织品供给增加的长期需求和当时棉纺技术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对于专攻高产梳棉机的梅自强而言，政治运动、国家需要和技术发展阶段，共同构成了他在这一时期进行高产梳棉机研制的时代机遇。
三 1966：高产梳棉机的定型与推广
1966年5月，高产梳棉机研制工作告成。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许多技术专家受到冲击而离开科研岗位，梅自强在一开始并没受到政治风波影响，他参加了65型棉纺成套设备的调试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此后，梅自强参加了安陆五七棉纺厂的建设，到1971年，65型棉纺成套设备的各项指标达到设计水平，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样板工厂。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和推广工作能够持续较长时间，没有因经济困难和政治运动而中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项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诉求一致。这为梅自强等技术专家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机遇。
1181E型梳棉机定型后，高产梳棉机小组即着手进行更深入的研制工作。新一轮的研制不是在原有机器上做部分改良，而是结合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外国科技情报进行重新设计，先后完成了A185和A186型高产梳棉机。A185型高产梳棉机使用了梅自强等自行设计的罗拉梳棉机构，开梳棉机采用回转式剥棉的先河。A185型完成后，高产梳棉机小组认为高产梳棉机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并争取到了纺织工业部的支持，继续开展A186型的研制①（[6]，页89—90）。1966年5月，A186型高产梳棉机工艺成熟，实现量产，并用于65型棉纺成套设备②。A186型高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为25千克，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此时，距离梅自强在“大跃进”中即开始研制高产梳棉机已经过去了8年。A186型高产梳棉机投入使用后，我国棉纺厂万锭梳棉机配台减少了一半以上，完全解决了梳棉机产量对棉纺织品产量的制约问题。此后的20多年里，A186型梳棉机一直是纺织工业的主力设备之一。在A185—A186型高产梳棉机的研制过程中，梅自强等技术专家对技术革新的追求与国家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使这一项目在经济困难和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得以完成。
A186型高产梳棉机通过鉴定后，高产梳棉机小组的人员全部回到北京，参加纺织科学院已经开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此时许多技术专家已经被迫离开原有岗位，科研工作陷于停顿。与此同时，刚完成选型和定型的65型棉纺成套设备，需要进行扩大的生产实验，以满足当时对外援助建设的要求③。梅自强作为高产梳棉机主要设计者之一，在三门峡会兴棉纺厂参与了这一阶段的测试和调整工作。得益于国家外交对技术革新的需要，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留苏背景的梅自强，在“文革”的最初幾年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而能够继续从事技术工作。
1969年1月，65型棉纺成套设备完成生产试验，投入建设（[6]，页99—100）。65型棉纺成套设备中，包括高产梳棉机在内在多项机器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锭子转数由原来的12000转/分提高到15000转/分，万锭配梳棉机由原来的45台减少为20台（[12]，页266）。65型棉纺成套设备能够在“文革”期间完成生产实验，既是技术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成果，也是客观存在的国家诉求压倒政治运动的一种表现。
1969年春，梅自强离开了科研岗位，被下放到纺织部在湖北安陆的“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1969年底，纺织工业部为安置下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始建设安陆五七棉纺厂，梅自强进入该厂工作（[6]，页103—104）。五七棉纺厂装配了65型成套设备，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许多参与了这套设备研制的技术人员成为车间工人，使用这套设备进行生产，并不断对其进行改良和调整。1971年，五七棉纺厂的65型成套设备的生产指标达到设计水平，并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成为全国棉纺织行业参观学习的样板①。
“大跃进”运动退潮后，A185—A186型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尽管特定时期的政治运动对其起到了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高产梳棉机的研制主要还是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政治经济诉求结合的结果。
四 结语
梅自强的个人经历、学习背景及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适应新的政治体制，对其科学事业有深刻影响。1952年，梅自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了他在政治上可靠，而同一时期获选留苏的资格使他有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倚重的技术专家。梅自强在“大跃进”运动开始时回国，参加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得益于国家对增加纺织品供给的经济需要和技术设备升级的政治诉求，这项工作在经济困难和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历时8年最终完成。1966年，梅自强等人成功将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从5千克提高到25千克，配置了国产65型棉纺成套设备。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国家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但幸运的是，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和定型工作并未中止。高产梳棉机研制项目的启动和最终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政治经济需要在一致目标下相互借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专家的努力固然为国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对技术革新的强烈诉求也为技术专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使以梅自强为代表的纺织技术专家，在十分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仍得以获取技术研究的保障和支持，取得技术成就，从而赢得较高的学术荣誉。 65型棉纺成套设备使中国棉纺机械制造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实现了棉纺织行业对国际先进水平的追赶，解决了棉纺织工业在技术设备方面的问题。但技术革新未能也不可能解决棉纺织工业原料的问题，因而也无法根本改变中国纺织品供不应求的状况。1965年，全国棉花产量经过“大跃进”导致的下降后，有所恢复，产量略高于1958年（209万吨），但这时全国人口已经由1958年的6.7亿增加至7.3亿（[15]，页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继续增长，而棉花产量始终在200多吨的水平徘徊。直到1982年，全国棉花产量达到360万吨，棉布产量超过150亿米，才仅能基本满足全国的需要（[16]，页242，页637）。1994年3月，梅自强向中国纺织总会提出《关于大力支持新疆加快发展棉花生产的建议》，建议在新疆发展棉花生产，以期缓解棉花产量不足和价格上调对纺织企业造成的压力（[6]，页148—150）。这可以看作梅自强在攻克梳棉机的技术关卡近30年后，为解决纺织生产困难的又一次努力。与此前仅在技术领域的攻关不同，这一次他将目标锁定于原料供应和国家政策调整方面。恰是在这一年，梅自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自强的建议与当时加快西部发展的国家政策一致并得以实现，2013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早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取得的技术革新成就，使梅自强获得较高的学术荣誉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又使他有可能反过来对国家政策施以一定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增长，棉布供应紧张的问题日趋严峻。1970年，周恩来提出“轻工业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的要求，随后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化纤工业（[17]，页85）。1973年1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一个在较短时间内引进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方案，其中包括4套大化纤设备（[18]，页249—250）。此后，化纤工业快速发展，合成纖维纺织品大量增加，中国民用纺织品供给短缺的问题真正才真正得到了解决。无论是取得相应的技术突破还是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梅自强都抓住了国家目标所赋予他的机遇，但作为特定领域的技术专家，他始终未能完全实现国家目标。
致谢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张藜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感谢梅自强采集小组及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在本文撰写过程提供资料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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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i Ziqing， a Chinese technologist on the textile engineering， who participated in and le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made high-production carding machine from the end of 1950s， and got achievement in 1960s， was elected as the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Mei’s career is a good sample to discuss the chances and challenges to technologists provided by the system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fter 1949. Though Mei did not think about the nation’s need when he chose the major of textile， his technical work was included into the new national planning inevitably， especially when he was elected to study in Soviet Union in 1952.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of high-production carding machine star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achieved success after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ed， in this process，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have both achieved in a subtle balance.
Keywords： Mei Ziqiang， high-production carding machine， textile technology， Great Leap Forward.
关键字 梅自强 高产梳棉机 纺织技术 大跃进
中图分类号 N092： TS1
文献标识码 A
梅自强（图1）1929年生于江苏常州，1951年毕业于南通学院纺织工程专业，1958年在莫斯科纺织学院取得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从事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是我国高产梳棉机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之一。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梅自强参与和主持了国产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先后完成1181E、1181F、A185和A186四种型号的高产梳棉机，将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从5千克左右提升到25千克，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高产梳棉机的技术革新是梅自强最重要的技术成就，奠定了他在棉纺织工程领域的专业地位。在1991年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推荐梅自强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材料，以及1994年梅自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提名书中，1181E—A186型高产梳棉机仍然是他最重要的技术成就[1， 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产梳棉机研制工作开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结束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高产梳棉机的研制与当时国际棉纺织技术革新的趋势一致，是棉纺织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它能够在中国得以比较及时的开展，并且没有因为国家经济困难而中止，也与当时中国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和国家政治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梅自强在高产梳棉机领域的工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1949年以后技术专家在响应国家诉求的同时，寻求技术发展机遇、实现技术革新的过程。梅自强本人亦藉此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并获得了荣誉。
本文利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到的梅自强资料和相关成果，梳理梅自强的早期经历与高产梳棉机的研制经过，讨论在取得主要技术成就的过程中，梅自强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所获得的机会和所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讨论技术专家与国家政治经济需求相关联的命运。
一 1952：入党和留苏
梅自强在大学期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政治背景，使他能够以进步青年的身份進入工作岗位，并在参加工作一年后得到实现其重要的人生转折——从追求稳定工作的技术人员转变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倚重的技术专家的机会。这一身份转变是梅自强后来得以参与高产梳棉机研制工作的重要背景。在转变的过程中，梅自强在阶级出身和专业知识方面并不具备显著优势，但他在性格方面的优点弥补了这些不足，他获得了赴苏联留学的宝贵机会。
1946年夏天，在常州读完高二的梅自强被父亲带到上海继续学业。梅自强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认为自己一生受制于读书少，希望儿子能够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改善人生境遇[3]。梅自强进入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三的时候，解放战争爆发。上海作为邻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重要都市，政治气氛比常州更加浓厚，学生运动也比较活跃。在此期间，梅自强虽然注意到了政治气氛的变化，但他主要关注的还是个人前途。在上海期间，梅自强与舅父李艺安频繁往来。李艺安供职于上海安达纱厂①。梅自强由此对纺织行业有了一定了解，认为纺织技术员是一份稳定且收入可观的工作，因而希望成为一名纺织技术人员，遂决定报考南通学院纺织工程专业[4]。1947年，梅自强被南通学院录取。从梅自强的早期经历和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自传来看，他在选择纺织工程专业时，主要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考量，而较少，或者毋宁说尚未认识到纺织技术工作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系。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说，在梅自强报考大学的时候，国家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国民政府亦未能有效实施经济建设计划。
南通学院的前身是1912年创办于南通的纺织传习所，1928年在教育部备案为南通学院。全面抗战爆发后，南通学院纺织科迁至上海办学，在上海有部分校舍（[5]，页265）。受解放战争影响，梅自强大二时，南通学院再次迁至上海上课（[6]，页32）。其时，国共两党在战争中攻守易势，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经济趋于崩溃、民主运动浪潮汹涌。梅自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同辈影响，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11月，梅自强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后两年，梅自强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搞学生会工作，搞学生伙食团工作，搞团支部工作，搞班级工作，还出席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间在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工作能力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学习成绩并不好”（[6]，页35）。1951年，梅自强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分配，远赴东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工作。在随后的分配工作的意见调查表中，梅自强对工作岗位和待遇均表示“没有意见”，但对今后的分配工作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在分配工作前参加集中学习以提高同学的认识水平; 二是尽早安排以充分掌握机构需要和同学具体情况[3]。由此可知，此时的梅自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已经比较熟悉了。
东北纺织工业管理局成立于1947年，是东北地区纺织工业的管理（非业务）机构。此时纺织工业管理局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纺织技术人员数量十分有限②，梅自强在这里的工作也以事务和管理为主，而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较少。在东北工作期间，梅自强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参与了筹建东北纺织管理局局属实验工厂、筹办棉纺织设备保全训练班的工作，并且成为东北人民监察通讯员。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种群众监察制度，来源于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监察实践。据《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1952年8月19日），人民监察通讯员的任务是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消极怠工等一切违法乱纪、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等情况，并征集群众对政府政策法令的意见。这一职务与梅自强的专业工作无关，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对其政治身份的肯定。 1952年10月，梅自强在东北纺织管理局工作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材料中，他的家庭出身被认定为“地主”。但他在东北纺织管理局的工作和人民监察通讯员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已经基本摆脱了家庭出身的限制，完全被接纳进新的政治体制了。
与此同时，梅自强参加并通过了留苏预备部的入学资格考试（[6]，页40）。1952年的留苏资格审查遵循“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原则，在经过政治选拔和身体检查后，还要进行统一考试，大学生需要在选拔时就通过业务课考试，而研究生的业务课考试在入学后另行组织（[7]，页75—77）。这对于在大学里“学习成绩并不好”的梅自强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梅自强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年俄语之后，曾因专业课考试不合格而推迟留学，到天津大学进修专业课。
梅自强入党和获选留苏，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两件事共同奠定了他后来在棉纺织工程领域取得建树的基础。入党确立了他在政治上的可靠地位，而获选留苏则是他一生科技事业的真正起点。1954年，梅自强终于登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开始他为期4年的留学生涯。图2为梅自强在苏联的实验室使用的设备。
梅自强的家庭出身并不属于“工农联盟”，在专业知识领域的表现也并不十分突出，他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政治体制并获选留苏，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为人友善的性格特点。这从他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的同学蒋文慧的回忆中可以略见一斑：“我们认为他是最能跟大家在一块的……他没有研究生的架子，没有比我们高一等，都跟大家很融洽，这一点是大家在那儿普遍感受到的。”①
二 1958：政治风暴下的技术革新
国产高产梳棉机是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启动的技术革新项目。1958年7月，梅自强甫一回国，便投入其中，经过长时间的研制工作最终取得成功。这一项目在当时得以启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政治运动对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需求。在其它方面，1958年的棉花丰收，也为棉纺织工业发展和高产梳棉机研制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自行研制高产梳棉机是当时纺织技术革新的趋势所在，是中国纺织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客观要求。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退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当年10月，《人民日报》的首次在社论中提出“跃进”的口号。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提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5月，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推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开展（[8]，页469—481）。
就在八大第二次会议召开之际，在苏联学习的梅自强利用业余时间收集相关资料，编译了资料性著作《苏联高产量梳棉機》，1958年由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在高产梳棉机方面的经验和发展方向。高产梳棉机是梅自强在苏联学习和研究的方向，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将所学用于实际工作的迫切心情。
“大跃进”在工业领域的主要指标是钢、铁和煤，从结果上看，对重工业产量的过分强调挤压了这一时期的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但在运动过程中，对高产量的追求影响了几乎所有行业，纺织工业部门也不例外。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主要是棉纺织工业①。1958年的棉花丰收，为纺织工业“大跃进”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基础②。1958年10月，纺织工业部在上海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高速度、高产量、高质量、高技术”[9]的“四高”方针。而在生产实践中，“高速度”压倒其它“三高”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11月，纺织工业部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研究纺织工业如何应对棉花产量提高、人民需要提高的问题，在“四高”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省电力、省原材料、省劳动力、省财力”的“四省”原则，同时确立了“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0]的纺织工业发展方针。
群众运动和技术革新是“大跃进”的两种方法，二者的结合在实践中尤为重要③。北京地区一首表现“大跃进”运动的新民歌反映了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的活跃气氛：“这发明，那创造，新闻记者吃不消，乘上火箭也迟到，照相照得弯了腰，奇迹要用列车装，日出百版登不了。”（[11]，页32）这一时期，纺织工业部门“群众思想解放，敢想敢干，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的空气空前活跃”，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12]，页304）。
技术革新不仅是政治运动的诉求。早在“大跃进”运动提出技术革新的要求之前，纺织工业部就已经开始重视技术革新。1949年以后，纺织生产企业将力量集中于生产，而专门的科研单位不能满足纺织工业部门的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纺织工业部成立了纺织科学研究院，从生产企业抽调技术人员集中从事研究工作，推动技术革新，以提升产量和效率。“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提高产量的要求愈发迫切。而当时在技术上制约棉纺织产业产量提高的关键之一，就是梳棉机。纺织工业部“抓住这个要害”，“组织了梳棉机的工作小组……在大跃进的条件下首次公布”①。
1958年7月，梅自强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随即担任高产梳棉机研究课题组的副组长。梅自强在苏联学习的主要方向是梳棉机高速梳理的原理和可能性，以《高产量梳棉机刺辊部分气流对落棉的影响》论文取得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
梳棉机被认为是棉纺织厂的“心脏”，梳棉工序对后续工序和成纱质量有重要影响（[13]，页49）。当时中国的棉纺织厂使用的弹性针布梳棉机，台时产量仅为5千克，1万锭的纱厂就需要配套50台梳棉机，对人力、能源和厂房面积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此情形下，提高梳棉机台时产量就成为棉纺织行业增产节约的关键环节。除了“大跃进”运动的强势推动外，提高棉纺织工业的产量，也是国家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的客观要求。为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增加纺织品供给、解决人民穿衣问题。此外，20世纪50年代，也正是国际梳棉技术发生变革的时期，核心是用金属针布代替弹性针布，从而实现梳棉机产量的大幅提升。这样，加快发展的政治诉求、提高产量的经济需要与技术革新的趋势叠加，为梅自强提供了发挥专长的机遇。 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在组织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一项目由纺织工业部发起和统筹，调动地方的工厂和技术人员参与（图3）。梅自强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在青岛工作，与青岛纺织机械厂和国棉五厂的技术人员合作开展研制工作①。在“大跃进”运动的环境下，研究工作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1959年通过鉴定的1181E型高产梳棉机，将原有1181型梳棉机的弹性针布更换为金属针布，并对整机做了一定调整，台时产量增加到9千克左右（[6]，页89）。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集中汇报“跃进”成果的一年。在纺织行业的纪念文章中，1181E梳棉机被称为“棉纺织工业方面研究成功的高产梳棉机”，“单位产量可提高一倍左右”[14]。实际上，1181E型高产梳棉机的设计并不成熟，在扩大的生产试验中普遍出现问题。另一方面，1181E型高产梳棉机完成后，梅自强及高产梳棉机小组并未停止工作，纺织工业部亦明确要求“长期搞”高产梳棉机②。
1961年以后，因棉花减产，青岛的棉纺厂陆续停产，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在时任纺织科学院院长的张方佐协调下，高产梳棉机小组转移到上海国棉一厂继续工作。此时“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经中止，国民经济进入十分困难的时期，但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在纺织工业部的支持下得以继续。由此可见，尽管高产梳棉机项目是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启动的技术革新项目，也跟从“大跃进”运动的节奏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并在之后的数年中持续进行，是由国家对纺织品供给增加的长期需求和当时棉纺技术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对于专攻高产梳棉机的梅自强而言，政治运动、国家需要和技术发展阶段，共同构成了他在这一时期进行高产梳棉机研制的时代机遇。
三 1966：高产梳棉机的定型与推广
1966年5月，高产梳棉机研制工作告成。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许多技术专家受到冲击而离开科研岗位，梅自强在一开始并没受到政治风波影响，他参加了65型棉纺成套设备的调试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此后，梅自强参加了安陆五七棉纺厂的建设，到1971年，65型棉纺成套设备的各项指标达到设计水平，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样板工厂。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和推广工作能够持续较长时间，没有因经济困难和政治运动而中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项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诉求一致。这为梅自强等技术专家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机遇。
1181E型梳棉机定型后，高产梳棉机小组即着手进行更深入的研制工作。新一轮的研制不是在原有机器上做部分改良，而是结合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外国科技情报进行重新设计，先后完成了A185和A186型高产梳棉机。A185型高产梳棉机使用了梅自强等自行设计的罗拉梳棉机构，开梳棉机采用回转式剥棉的先河。A185型完成后，高产梳棉机小组认为高产梳棉机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并争取到了纺织工业部的支持，继续开展A186型的研制①（[6]，页89—90）。1966年5月，A186型高产梳棉机工艺成熟，实现量产，并用于65型棉纺成套设备②。A186型高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为25千克，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此时，距离梅自强在“大跃进”中即开始研制高产梳棉机已经过去了8年。A186型高产梳棉机投入使用后，我国棉纺厂万锭梳棉机配台减少了一半以上，完全解决了梳棉机产量对棉纺织品产量的制约问题。此后的20多年里，A186型梳棉机一直是纺织工业的主力设备之一。在A185—A186型高产梳棉机的研制过程中，梅自强等技术专家对技术革新的追求与国家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使这一项目在经济困难和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得以完成。
A186型高产梳棉机通过鉴定后，高产梳棉机小组的人员全部回到北京，参加纺织科学院已经开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此时许多技术专家已经被迫离开原有岗位，科研工作陷于停顿。与此同时，刚完成选型和定型的65型棉纺成套设备，需要进行扩大的生产实验，以满足当时对外援助建设的要求③。梅自强作为高产梳棉机主要设计者之一，在三门峡会兴棉纺厂参与了这一阶段的测试和调整工作。得益于国家外交对技术革新的需要，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留苏背景的梅自强，在“文革”的最初幾年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而能够继续从事技术工作。
1969年1月，65型棉纺成套设备完成生产试验，投入建设（[6]，页99—100）。65型棉纺成套设备中，包括高产梳棉机在内在多项机器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锭子转数由原来的12000转/分提高到15000转/分，万锭配梳棉机由原来的45台减少为20台（[12]，页266）。65型棉纺成套设备能够在“文革”期间完成生产实验，既是技术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成果，也是客观存在的国家诉求压倒政治运动的一种表现。
1969年春，梅自强离开了科研岗位，被下放到纺织部在湖北安陆的“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1969年底，纺织工业部为安置下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始建设安陆五七棉纺厂，梅自强进入该厂工作（[6]，页103—104）。五七棉纺厂装配了65型成套设备，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许多参与了这套设备研制的技术人员成为车间工人，使用这套设备进行生产，并不断对其进行改良和调整。1971年，五七棉纺厂的65型成套设备的生产指标达到设计水平，并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成为全国棉纺织行业参观学习的样板①。
“大跃进”运动退潮后，A185—A186型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尽管特定时期的政治运动对其起到了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高产梳棉机的研制主要还是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政治经济诉求结合的结果。
四 结语
梅自强的个人经历、学习背景及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适应新的政治体制，对其科学事业有深刻影响。1952年，梅自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了他在政治上可靠，而同一时期获选留苏的资格使他有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倚重的技术专家。梅自强在“大跃进”运动开始时回国，参加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工作。得益于国家对增加纺织品供给的经济需要和技术设备升级的政治诉求，这项工作在经济困难和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历时8年最终完成。1966年，梅自强等人成功将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从5千克提高到25千克，配置了国产65型棉纺成套设备。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国家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但幸运的是，高产梳棉机的研制和定型工作并未中止。高产梳棉机研制项目的启动和最终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政治经济需要在一致目标下相互借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专家的努力固然为国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对技术革新的强烈诉求也为技术专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使以梅自强为代表的纺织技术专家，在十分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仍得以获取技术研究的保障和支持，取得技术成就，从而赢得较高的学术荣誉。 65型棉纺成套设备使中国棉纺机械制造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实现了棉纺织行业对国际先进水平的追赶，解决了棉纺织工业在技术设备方面的问题。但技术革新未能也不可能解决棉纺织工业原料的问题，因而也无法根本改变中国纺织品供不应求的状况。1965年，全国棉花产量经过“大跃进”导致的下降后，有所恢复，产量略高于1958年（209万吨），但这时全国人口已经由1958年的6.7亿增加至7.3亿（[15]，页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继续增长，而棉花产量始终在200多吨的水平徘徊。直到1982年，全国棉花产量达到360万吨，棉布产量超过150亿米，才仅能基本满足全国的需要（[16]，页242，页637）。1994年3月，梅自强向中国纺织总会提出《关于大力支持新疆加快发展棉花生产的建议》，建议在新疆发展棉花生产，以期缓解棉花产量不足和价格上调对纺织企业造成的压力（[6]，页148—150）。这可以看作梅自强在攻克梳棉机的技术关卡近30年后，为解决纺织生产困难的又一次努力。与此前仅在技术领域的攻关不同，这一次他将目标锁定于原料供应和国家政策调整方面。恰是在这一年，梅自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自强的建议与当时加快西部发展的国家政策一致并得以实现，2013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早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取得的技术革新成就，使梅自强获得较高的学术荣誉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又使他有可能反过来对国家政策施以一定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增长，棉布供应紧张的问题日趋严峻。1970年，周恩来提出“轻工业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的要求，随后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化纤工业（[17]，页85）。1973年1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一个在较短时间内引进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方案，其中包括4套大化纤设备（[18]，页249—250）。此后，化纤工业快速发展，合成纖维纺织品大量增加，中国民用纺织品供给短缺的问题真正才真正得到了解决。无论是取得相应的技术突破还是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梅自强都抓住了国家目标所赋予他的机遇，但作为特定领域的技术专家，他始终未能完全实现国家目标。
致谢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张藜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感谢梅自强采集小组及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在本文撰写过程提供资料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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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i Ziqing， a Chinese technologist on the textile engineering， who participated in and le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made high-production carding machine from the end of 1950s， and got achievement in 1960s， was elected as the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Mei’s career is a good sample to discuss the chances and challenges to technologists provided by the system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fter 1949. Though Mei did not think about the nation’s need when he chose the major of textile， his technical work was included into the new national planning inevitably， especially when he was elected to study in Soviet Union in 1952.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of high-production carding machine star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achieved success after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ed， in this process，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have both achieved in a subtle balance.
Keywords： Mei Ziqiang， high-production carding machine， textile technology， Great Leap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