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安倍晋三新内阁在日本国内暂处的弱势地位，中国觅得了一个极难得的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于其上任伊始果断邀请安倍首相来访。安倍访华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以至于中方考虑邀请他再补充访问一次，但此访意义重大，其回国不到3个月，中日在政经、防卫、社会及文化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然具体化、活性化，呈蓄势待发的态势。
　　有一个细节或许可以从侧面诠释这种变化之深刻：12月16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刚刚闭幕，中美两国政府就在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决定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第三代压水堆技术，建设4台核电机组，合同总额达600亿元（约80亿美元）。而在2006年初，日本东芝公司宣布以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西屋公司的消息，举世瞩目。就是说，该项目尽管在表面上是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形势下，以平衡美方对中美贸易不均衡的不满为背景，但实际的得益者，则是日本（中方不可能不知道西屋已成东芝子公司的事实）。此举一举实现了日本能源技术对中国核电市场的“零的突破”，在日本财界引起强烈反响。而中方把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大型建设项目的订单抛给日本，即使在半年前也还是难以想象的。
　　
　　接下来的新闻更非同小可：12月18日，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与自民党前干事长、众议院议员加藤一会谈时表示，中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明年春天访问日本。据悉，安倍在10月访华和11月出席APEC会议期间两次向胡锦涛主席提出访日邀请，而胡主席在近日听取了临时回国的驻日大使王毅的汇报后，最终作出了访日决定。但中方没有明确3月访日的是胡锦涛主席还是温家宝总理，表明了对安倍政权“继续观察”之意。
　　
　　中日关系进入第三阶段
　　
　　近代160年里，中日在东亚地区“两强并立”的状况于今仅见。由于这种局面成形未久，至今仍处于嬗变之中，不仅当事两国心理准备不足，疲于调整，就连东亚和国际社会也普遍缺乏应对之策，凸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战略滞后矛盾。
　　中日关系在经历小泉时代“失去的5年”之后，最终是安倍上台给这种“政冷经热”的畸形态势打上了休止符。其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演说中表明，将致力于“为增进亚洲强有力的连带意识而积极贡献的外交”，力倡对中韩“信赖关系的强化”；就任首相后首选中国出访，时隔7年，终于实现了1999年7月小渊惠三以来日本首相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被东道国中方评价为打破“政冷”局面的“破冰之旅”，更为双方树立了一个“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宏大目标。至此，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历经34年的发展，中日关系终于呈现出进入第三阶段的可能性。
　　第一阶段的基本架构，即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所提及的所谓“睦邻友好”。以“一衣带水的邻邦”为由的友好是两国关系的基调，彼此出于对对方地区称霸的防范和共同反霸的需要，对日中关系的影响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向第三国或地区的渗透、扩大均持否定立场。
　　但是，此种架构为1998年11月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所改变：“宣言”未提及“睦邻友好”，作为第二阶段的基本构架，代之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平”即安全保障，“发展”为经贸，所谓“伙伴关系”则并不仅仅限定于两国间，而是要贡献于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中日两国同为地区大国，其关系走向无疑会对该地区的动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两国在对“东亚共同体”和作为其出发点的东亚峰会的召开，及区域合作与统合等问题上都表现出积极主导的姿态，地区各国有目共睹，也寄予期待。可遗憾的是，“伙伴关系”的角色、作用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其原因在于中日关系陷入了长期的“政冷”泥淖之中。因此，中日关系的第二阶段，其实是一个未能完全“机能化”的架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互惠关系”的构筑，蕴含着中日关系基本架构越过第二阶段剩余的环节，直接向第三阶段“突围”的可能性。按中方的解释，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持续性的；不仅局限于两国间，而且会波及地区和世界；不仅停留在某一个领域，而且会辐射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是包容性、综合性的。照此理解，一种“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合作将真正地、全面地展开。
　　中日“共同战略利益”当然包括朝鲜问题。为此，双方表明了对包括核试验在内的朝鲜半岛形势的忧虑，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了通过对话与协调谋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合作框架。进而在诸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东亚地区的合作、整合问题上，两国也本着扩大“共同战略利益”的精神，确认强化东亚地区及中、日、韩合作，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
　　为切实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合作，出于在两国关系第二阶段机能不完善的教训，须克服两国间的“政冷”问题，防止恶性循环。为此，在10月的两国首脑北京峰会上，以双方共同签署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明确了中方对日本战后60年坚持走和平主义国家道路的肯定，及日方对中国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积极评价。
　　就共同关心的历史问题，双方确认年内启动两国学术界共同研究项目，于2008年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共同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共享所谓“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是通过研究的深化，来谋求相互理解的增进。以这种形式，曾为两国关系“政治障碍”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有可能作为共同研究的对象而“客观化”，从而规避因掺杂过多的主观、情感因素而再度“放大”为现实性障碍的风险。
　　关于能源竞争背景下的东海问题，双方确认了“坚持对话协商”，基于“共同开发的大方向”，“加快磋商进程”的解决方式……
　　
　　遏制变数，扩大增量
　　
　　按照双方目前密切互动的趋势，如果说2006年是中日关系“拨乱反正”的一年，那么 2007年将是中日关系全面机能强化，使“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架构走向定型化的一年。只是由于日本国内种种变数的存在，对中日关系长期走势的判断还不能下得太早，否则，由此滋生的一些盲目乐观或急躁偏激情绪会毁掉目前来之不易的和谐局面。
　　这是因为，作为建立在地基不甚牢靠的第二阶段架构之上的“上层建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第三阶段新型架构依然在构筑之中，离一个安全、完善的机制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一个呈良好发展势头的双边关系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其本身即体现“共同战略利益”的真正健康和谐的中日关系生根之前，任何对其发展走向的预测都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徒劳的。双方唯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遏制不确定性因素，把变量做成增量。
　　最大的变数，是安倍的内政改革。安倍作为靠高人气支撑的“明星政权”，从对亚外交起跑，连续几个回合下来，动作不小，风头也劲，但基本不出外交、安保政权的楼层，财政、经济政策迟迟不见下楼。国民对这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况多有不满，导致其支持率连续走低，已跌到50%以下——这对政治明星安倍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一般说来，一个政权成立之初的100天是“准备期”。从2007年1月开始，已然过了“准备期”的安倍，是必须拿出答卷的时候了：改革，或者不。
　　而这份答卷的成绩，将会直接影响第二个变数——2007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如果改革没有进展，经济发展就可能减速，选举会很艰苦；但任何改革都会有失败的可能，如果改革被认为失败的话，选举无疑会更加不利。
　　考虑到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具有良好“国际平衡感”的安倍执政，对中日关系也许是不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政权以“短命政权”终结不是北京所期望的。但话说回来，如果安倍政权超越“短命”，成为维持3年以上的“长期政权”的话，日本“和平宪法”就极有可能被修改，其“普通国家”化进程就会提速。而这反过来又会刺激中日两国新一轮民族主义的对立，强化东亚地区的紧张，客观上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砝码。
　　无论如何，日本从经济到国民心态，已完全走出了“失去的10年”的阴影。已有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改革得以深化，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日本可望开始不同于以往的新增长（New Growth），而2007年有可能是分水岭的一年。如果上述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对2007年中日关系发展总体上可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框架既定，从中方领导人回访，到“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一类定义，都不过是强化这种大方向的砝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