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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劳动者充分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迫切”宜做之事。
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在北京通报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增幅为10.4％，较上年同期回落1.8％。不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虽略有回落，但是同比增长了7.9％(6月份单月同比上涨为7.1％)，增速大大高于2007年上半年的3.2％。这可能宣告了，政府年初设定的4.8％这一全年CPI增速目标，几乎无法实现。
由于流动性过剩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缓解，预计通胀压力目前还难以摆脱。这导致消费者不得不拿出更多资金去填补日益膨胀的消费额度。对于许多收入有限的普通劳动者而言，物价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他们的劳动热情和消费热情造成明显抑制。因此，给予激励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它将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它将增进整体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
辜胜阻先生既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涵盖了民营经济与企业战略、劳动与社会保障、政府与宏观管理等多个方面。在本期对话中，他通过一系列数据和读者分享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形势，以及如何化解低收入与高物价的矛盾僵局。
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出现分化
《南风窗》：中国经济的增幅多年来一直保持在两位数水平，但这似乎并没有在人们的薪酬水平当中得到反应。您能否告诉我们，在本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得到了多少收益?
辜胜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而且呈下降趋势。在初次分配(企业内部的分配，即劳动者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润、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中，劳动所得比重过低、资本所得过高，形成了“利润侵蚀工资”现象。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但是，中国社科院今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为53.4％，2005年则下降到41.4％，2006年更是仅为40.6％，十几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下降12.8％。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上升了8个百分点。
国家财政收入近几年也连续保持高速增长，2007年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12543.83亿元，增长32.4％。总的趋势是：政府所得和资本所得增长较快，劳动所得增长较慢。
《南风窗》：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恰好表现出“一增一降”，原因是什么?
辜胜阻：长期来看，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有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的原因。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区经济发展都力图通过吸引外来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引资的“政策洼地”，形成了“重资轻劳”的现象。地方政府对劳动者没有给予足够多的重视，有时候甚至不惜以降低工人劳动保护标准和待遇为手段。这是造成劳动报酬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南风窗》：这可能导致什么问题?
辜胜阻：劳动所得较低、增长缓慢，必然造成消费比重偏低，内需不旺盛，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依赖于出口；资本所得较高，再投资的欲望强烈，这就会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较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不合理。
另外，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失衡也拉大了收入的差距。所以，尽管从总体水平上看，中国居民的收入30年来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仍然迫切需要建立劳动者充分平等地分享高速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结构性收入差异明显
《南风窗》：研究界认为当前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结构性收入差异，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辜胜阻：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劳动者收入存在明显差距。
就不同行业而言，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51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就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1990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即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284元、1681元和2987元，民营企业是国有单位职工的1-31倍。但是，2006年，国有、城镇集体、民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2112元、13014元和20755元，民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仅为国有单位的93％。
换算成增长率，16年来，民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每年比国有单位少增长2.4个百分点。除了工资薪酬收入外，由于国有企业多为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体系，民营企业员工享受不到与国企相对应的福利待遇，这就使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和待遇存在差异。
《南风窗》：在大好增长势头下不升反降，民营资本阵营中的收入为什么比别类企业逊色许多?
辜胜阻：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职工收入增长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为就业门槛较低的民营企业提供了相对“无限供给”的劳动者。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1.8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3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9000万。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题调研组的调查，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1226元，仅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70％，而且还有将近20％的农民工没有拿到当年的全部工资。这些农民工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其贡献与成果分享不均等，劳动与所得失衡。
《南风窗》：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而言，中国眼下似乎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过剩，但劳动需求却有所饱和或者出现递减，从而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价格均过于低廉，这种状况短期内能够改变吗?
辜胜阻：有研究表明，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中国在2007－2010年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在900万以上，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未来几年还将有1亿多农民需要进城。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劳动力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当务之急宜行策略
《南风窗》：在这一前提下，收入增长还能有指望吗?
辜胜阻：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劳动力的均衡工资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制度安排的保障或者制 约。
在劳动力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就很难完全跟上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速度。私营企业中“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雇主盼望少给，职工盼望多得”的利益指向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雇主往往在工资契约中居于有利的地位。
我们认为，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合理的工资权益保障机制和健全的工资增长机制，基础条件是企业内部要构建“和谐稳定、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劳动关系，核心目标是要找到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均衡点，现行的具体措施是要实现企业的内部调适机制与“三方协商”机制相配合，使工资水平调节满足各方的利益要求。
从企业内部调适机制来看，物价上涨时期提高工资水平可以缓解职工生活压力，激励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职工归宿感和企业凝聚力，这与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当企业和职工利益要求差异较大时，企业的内部调适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就需要启动由企业。工会、政府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在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斡旋和监督作用，由代表企业方的雇主组织与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综合参考物价指数、企业赢利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工资水平展开协商。
通过采用这一国际通行的社会成本较低、社会效益较高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符合三方基本利益的框架内化解工资水平决定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工资调整方案，使三方利益在机制运行中都能得到尽可能最大化的满足。
《南风窗》：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协调机制启动之后，是否真正能够使劳动所得与CPI增速持平?我们知道，企业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对于劳动报酬的支付额，CPI又不肯止步，在不是强制和对等的前提下，这种多方协调最终有可能会是无效率的。
辜胜阻：从2006年开始的物价上涨，在涉及普通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必需品上，如食品、猪肉、食用油、住房等，价格上涨表现得比较明显。2007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3％，其中猪肉价格全年平均上升48.3％。
消费品支出的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资等收入的增长。在实际工资和物价都在上涨的背景下，南于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差异，人们的实际感受也是有差别的。
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一种衡量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指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较高、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占较大比重的低收入者将是受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其工资实际购买力的降低最为明显，生活压力增大的感受更为强烈。
工资收入仅仅只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拥有财富“存量”多寡不一的家庭和个人，对物价上涨的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有较多积蓄的家庭和个人而言，经济承受能力强，物价上涨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而对于积蓄较少的社会阶层和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对物价上涨的反应更为敏感，对工资增长的期望相对更高，对“工资不涨”或“涨得太慢”的抱怨也会较多。
在我国现阶段这种特殊的劳动力供给、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背景之下，处于社会收入结构“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他们对于收入和物价变动的反映更加敏感，对增加收入、完善社会保障、解决通胀等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南风窗》：当务之急，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辜胜阻：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以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扩大供给为基础，以加大针对家庭和个人的转移支付为重点，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
要突出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消费支出比例。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保障力度，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预期支出，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责编 郭 凯
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在北京通报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增幅为10.4％，较上年同期回落1.8％。不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虽略有回落，但是同比增长了7.9％(6月份单月同比上涨为7.1％)，增速大大高于2007年上半年的3.2％。这可能宣告了，政府年初设定的4.8％这一全年CPI增速目标，几乎无法实现。
由于流动性过剩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缓解，预计通胀压力目前还难以摆脱。这导致消费者不得不拿出更多资金去填补日益膨胀的消费额度。对于许多收入有限的普通劳动者而言，物价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他们的劳动热情和消费热情造成明显抑制。因此，给予激励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它将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它将增进整体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
辜胜阻先生既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涵盖了民营经济与企业战略、劳动与社会保障、政府与宏观管理等多个方面。在本期对话中，他通过一系列数据和读者分享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形势，以及如何化解低收入与高物价的矛盾僵局。
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出现分化
《南风窗》：中国经济的增幅多年来一直保持在两位数水平，但这似乎并没有在人们的薪酬水平当中得到反应。您能否告诉我们，在本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得到了多少收益?
辜胜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而且呈下降趋势。在初次分配(企业内部的分配，即劳动者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润、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中，劳动所得比重过低、资本所得过高，形成了“利润侵蚀工资”现象。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但是，中国社科院今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为53.4％，2005年则下降到41.4％，2006年更是仅为40.6％，十几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下降12.8％。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上升了8个百分点。
国家财政收入近几年也连续保持高速增长，2007年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12543.83亿元，增长32.4％。总的趋势是：政府所得和资本所得增长较快，劳动所得增长较慢。
《南风窗》：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恰好表现出“一增一降”，原因是什么?
辜胜阻：长期来看，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有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的原因。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区经济发展都力图通过吸引外来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引资的“政策洼地”，形成了“重资轻劳”的现象。地方政府对劳动者没有给予足够多的重视，有时候甚至不惜以降低工人劳动保护标准和待遇为手段。这是造成劳动报酬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南风窗》：这可能导致什么问题?
辜胜阻：劳动所得较低、增长缓慢，必然造成消费比重偏低，内需不旺盛，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依赖于出口；资本所得较高，再投资的欲望强烈，这就会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较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不合理。
另外，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失衡也拉大了收入的差距。所以，尽管从总体水平上看，中国居民的收入30年来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仍然迫切需要建立劳动者充分平等地分享高速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结构性收入差异明显
《南风窗》：研究界认为当前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结构性收入差异，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辜胜阻：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劳动者收入存在明显差距。
就不同行业而言，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51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就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1990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即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284元、1681元和2987元，民营企业是国有单位职工的1-31倍。但是，2006年，国有、城镇集体、民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2112元、13014元和20755元，民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仅为国有单位的93％。
换算成增长率，16年来，民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每年比国有单位少增长2.4个百分点。除了工资薪酬收入外，由于国有企业多为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体系，民营企业员工享受不到与国企相对应的福利待遇，这就使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和待遇存在差异。
《南风窗》：在大好增长势头下不升反降，民营资本阵营中的收入为什么比别类企业逊色许多?
辜胜阻：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职工收入增长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为就业门槛较低的民营企业提供了相对“无限供给”的劳动者。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1.8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3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9000万。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题调研组的调查，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1226元，仅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70％，而且还有将近20％的农民工没有拿到当年的全部工资。这些农民工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其贡献与成果分享不均等，劳动与所得失衡。
《南风窗》：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而言，中国眼下似乎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过剩，但劳动需求却有所饱和或者出现递减，从而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价格均过于低廉，这种状况短期内能够改变吗?
辜胜阻：有研究表明，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中国在2007－2010年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在900万以上，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未来几年还将有1亿多农民需要进城。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劳动力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当务之急宜行策略
《南风窗》：在这一前提下，收入增长还能有指望吗?
辜胜阻：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劳动力的均衡工资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制度安排的保障或者制 约。
在劳动力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就很难完全跟上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速度。私营企业中“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雇主盼望少给，职工盼望多得”的利益指向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雇主往往在工资契约中居于有利的地位。
我们认为，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合理的工资权益保障机制和健全的工资增长机制，基础条件是企业内部要构建“和谐稳定、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劳动关系，核心目标是要找到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均衡点，现行的具体措施是要实现企业的内部调适机制与“三方协商”机制相配合，使工资水平调节满足各方的利益要求。
从企业内部调适机制来看，物价上涨时期提高工资水平可以缓解职工生活压力，激励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职工归宿感和企业凝聚力，这与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当企业和职工利益要求差异较大时，企业的内部调适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就需要启动由企业。工会、政府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在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斡旋和监督作用，由代表企业方的雇主组织与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综合参考物价指数、企业赢利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工资水平展开协商。
通过采用这一国际通行的社会成本较低、社会效益较高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符合三方基本利益的框架内化解工资水平决定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工资调整方案，使三方利益在机制运行中都能得到尽可能最大化的满足。
《南风窗》：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协调机制启动之后，是否真正能够使劳动所得与CPI增速持平?我们知道，企业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对于劳动报酬的支付额，CPI又不肯止步，在不是强制和对等的前提下，这种多方协调最终有可能会是无效率的。
辜胜阻：从2006年开始的物价上涨，在涉及普通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必需品上，如食品、猪肉、食用油、住房等，价格上涨表现得比较明显。2007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3％，其中猪肉价格全年平均上升48.3％。
消费品支出的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资等收入的增长。在实际工资和物价都在上涨的背景下，南于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差异，人们的实际感受也是有差别的。
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一种衡量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指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较高、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占较大比重的低收入者将是受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其工资实际购买力的降低最为明显，生活压力增大的感受更为强烈。
工资收入仅仅只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拥有财富“存量”多寡不一的家庭和个人，对物价上涨的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有较多积蓄的家庭和个人而言，经济承受能力强，物价上涨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而对于积蓄较少的社会阶层和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对物价上涨的反应更为敏感，对工资增长的期望相对更高，对“工资不涨”或“涨得太慢”的抱怨也会较多。
在我国现阶段这种特殊的劳动力供给、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背景之下，处于社会收入结构“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他们对于收入和物价变动的反映更加敏感，对增加收入、完善社会保障、解决通胀等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南风窗》：当务之急，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辜胜阻：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以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扩大供给为基础，以加大针对家庭和个人的转移支付为重点，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
要突出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消费支出比例。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保障力度，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预期支出，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责编 郭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