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曾称《庄子》为“天下第一才子书”。面对这样的评论，我们自然会有以下疑问。
　　《庄子》的“天下第一”“第一”在哪儿？“才子书”“才子”在哪儿？台湾学者陈鼓应及北京大学教授郑开对此作了解答。
　　陈鼓应说：“在文学上，《庄子》的独特风格常为启发后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思想泉源。在哲学上，则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禅宗的思辨。中国哲学史上主要论题和基本观念，不少是引发于《庄子》。”《庄子》的“天下第一”就“第一”在这里。
　　郑开说：“其思想的深刻性与文字的消遣性浑然一体，让千百年来的《庄子》阅读者和解释者或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或疑窦丛生、困惑不已。”这就是“才子书”的“才子”所在。
　　然而，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统治者几乎一边倒地采用儒家思想治国，这是不是说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逊色于儒家思想呢？
　　儒、道、墨、法四家，是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从思想立意看，墨、法两家最为现实，道家最为超脱，儒家介乎两者之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者几乎都采用儒家思想治国，跟四家的立意有关。采用立意现实者治国，能够快速获得收益，但有不能持久的缺点。因为现实者，为达眼前目的，会无所不用其极，从而损害长远利益。秦以法家思想治国，速盛速衰，就是很好的证明。采用立意高远者治国，恰好相反。历代统治者折中两者利弊，所以大都采用儒家思想治国。
　　林语堂认为，“孔子的哲学是维护传统秩序的哲学，主要处理的是平凡世界中的伦常关系”。学过《论语》可知，儒家是通过社会规范的建立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而道家则是通过哲学精神的建立来提升人的心灵境界。高中阶段，正是我们提升心灵境界的黄金时期，读点《庄子》，“不亦宜乎”。
　　道可道，非常道。“道”是道家首创的哲学术语，道家也因重“道”而得名。可是，“道”究竟为何物？
　　“道”的内涵极其丰富，中文译外语，文言译白话，都是难事。英译无奈之下从权，用译音“Tao”代替，然后加上冗长的解说。假如我们一定要将“道”和某个现代词语对应起来，那么“自然规律”或许勉强可以凑合。
　　“自然”也是道家的核心观念，是“自己如此”的意思。它被英译为“spontaneous”（自发的）、“spontaneity”（自发）。也就是说，“自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指事物本身已经有或应该有的一种自在状态。
　　“道法自然”思想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尤其是对自然的认识的一大进步。公元前500年前后，由于人类思维、社会生产力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人类自信到自大地认为，自己是天地大舞台的主角，日月因我而环绕，星辰因我而闪耀。他们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增强——这一点与今天的社会神似。
　　相传是“中国文学史第一诗”的《击壤歌》这样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柏杨先生翻译说：“太阳上山把活忙，太阳下山就上床。自己挖井喝自己的水，自己耕作吃自己的粮。天皇老子管他娘。”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势的个体屹立在天地间了，万物、神明他都不放在眼里了。荀子代言了这种激进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是与其尊崇自然不如控制自然，与其顺从自然不如利用自然。遥相呼应，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几乎同步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
　　面对自然万物，庄子没有那么“神自信”。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觉得人应该尊重事物本来状态而不能盲目加以改造以适合己意，人应学会适应自然。如果人们取法自然，遵从自然规律，那么人的生活会变得诗意、永恒——无独有偶，古希腊的斯多亚学派也提出了“顺应自然的生活就是至善”的著名论断。反之，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心办坏事。
　　《庄子·养生主》里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厨师丁因为熟悉牛的肌理结构，仅凭感觉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动刀时顺应牛体的自然纹理，“依乎天理”，从不碰触筋、骨等物，解牛之刀十九年间割解千牛而刀刃如新。梁惠王由此领悟了养生需顺应自然的道理：“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我们也能从中感悟到，只要认识、遵从事物规律，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极致。
　　而“浑沌凿窍”的故事，则说明了人不能认识自然规律、不遵从自然规律带来的可悲结果。
　　“道法自然”，体现了人类面对万物可贵的谦卑。保持这种谦卑，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尤有必要。
　　浑沌凿窍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①。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②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摘自《庄子·应帝王》）
　　[注] ①倏、忽、浑沌：三个名字皆有寓言性质。倏和忽是“短暂”的意思，浑沌即“纯朴自然”之意。②七窍：指一口、两耳、两眼、两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