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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
是诗人,是画家,是书法家,是军事家,是戏曲家,是民间文学家,是美食家,是酒徒,是旅行家,是历史学家,是精神病患者,是杀人犯。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有别号青藤道人等,出身于浙江绍兴山阴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家,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十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四十岁时才中举人,与萧勉等号“越中十子”。后为浙闽总督幕僚,曾入胡宗宪的幕府,胡府公文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获一白鹿进献于朝,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董汾等也对进表高度评价。
嘉靖四十三年(1564),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下狱,自杀而死,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朝廷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锥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这不禁让人想起割耳赠妓的法国现代派画家凡高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渭发病,杀死继妻,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1573),大赦天下,状元张元汴将其救出狱,出狱时已五十三岁。
从此潦倒,极为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化、辽东、北京,又过居庸关,远赴塞外宣化府,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1577),回绍兴,注释郭璞的《葬书》。
徐渭晚年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官僚挥笔。“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间,除在张元汴去世时,去过张家吊唁外,几乎从来闭门不出。死时,床上无一铺席,身边惟有一犬相伴。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就是他的凄凉一生。
他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而其实,他画画,确是大写意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郑板桥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直至后来的吴昌硕以及齐白石等画家。
他的诗也曾经被同时代的袁宏道(明代文学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曾特别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尊为明代之第一:“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故能“一扫近代芜秽之习”。
他“病奇于人,人奇于詩”,是“无往而不奇”,崇尚本色,嘲笑当时“以时文(八股)为南曲”的风气,提倡“从人心中流出”的创作,他的杂剧《四声猿》就以自然流畅的特色被汤显祖誉为“词坛飞将”,而其散文更是开启金圣叹等特异一路。
兰陵笑笑生
兰陵人,笑笑生,《金瓶梅》的作者也,但这只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是什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已经成为“金学”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迄今,经过学者考证,已经猜出六十多人,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蔡荣名、赵南星、李渔、卢楠、冯梦龙、丁纯父子等等等。每个猜想都有根据,都能说个一二三四,但却难得普遍认同。因此,我们仍只能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人,笑笑生。
如何知是笑笑生呢?那是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介休收了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刊行于1617年,是迄今所发现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刻本前还附有一篇“欣欣子”所作的序,指明书作者为“兰陵笑笑生”。
那么,兰陵在何处呢?学者考证后,有两个地方,一是山东的峄县,一是江苏的武进县,古时都曾叫过“兰陵”,但从书中所使用的很多山东方言来看,作者应是山东人,而不会是江苏人。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根据方言能确定吗?笔者就有一个朋友,是个湖南平江人,他就根据平江的方言对比书中的某些对话,认定笑笑生是个平江人。由此可见根据方言推断作者何方人士恐怕也难形成定论。
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两说。明时的《万历野获编》说是“嘉靖间大名士”,而学者们经过考证,一般认为后者为是。理由是书中所引用的《祭头巾文》乃是由万历间的屠隆所作,而西门庆办家宴时演戏用的“苏州戏子”、“海盐子弟”,也是万历以后的风气。
虽然此书作者不详,但是仍然可以推断它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有人根据小说中仍有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也是颇有抵牾,较多引用前人作品,认为这部小说和《三国演义》、《水浒》一样也是由当时的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可是,实际情况是,在《金瓶梅》问世之前,根本没有一部半部内容相似的作品流传。查阅当时的相关书籍,比如《万历野获编》,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本讲述什么故事的书。何况这样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琐事的小说,不但没有传奇色彩,情节故事也不太强,也不适合用于说唱,即便它有说唱痕迹,也只能够说明作者多少受到时代的影响或者个人有此爱好。
姓名只是一个符号。作者可以叫某某,也可叫兰陵笑笑生。事实上兰陵笑笑生就是他自己起的笔名,他就想用这个名字写《金瓶梅》流传于世。他的身世虽然不详,我们却可通过作品对他怀有自己的想象,一千个读者自然有一千个兰陵笑笑生。比如俄国的勃·里弗京就这样写笑笑生:“他言词俏皮,醉时能无所顾忌地讲些粗话,讥笑富人的权力,嘲弄贪财、吝啬和其他恶习。”比如美国的夏志清曾经这样推断他:“……文人中没有一个知道作者的姓名,就说明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物,不属于全国皆知的名流人士……”还有日本的小野忍对他却是这样评价:“作者可能就是个玩世不恭的文人,讽刺、痛骂现实中的阴暗面,往往倾向于恶作剧,缺少尖锐的批判……”他们虽然都不知道作者究竟姓甚名谁,但作者在他们面前却是如此清晰可见。
李贽
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撰文《自赞》,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
坦然入狱,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遗言:“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埠,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未入坑时,且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而名贽,字宏甫,号卓吾(1527—1602),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嘉靖三十年(1551),中举人。三十五年(1556),授河南共城教谕。三十九年(1560),擢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二年(1563),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万历五年(1577),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九年(1581)春,應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天台书院讲学论道。十二年(1584),耿定理去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乡,自己一人住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后迁至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提出“童心说”,完成了《焚书》等著作。十六年(1588),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被当地的礼教人士视为“异端”,群起围攻,行将驱逐,他则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所写皆“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而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反对当时的“摹古”文风,指斥所谓的道学家们“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无一厘为人谋者”。他认为孔子亦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若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止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了。他为妇女大鸣不平,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对残酷压榨人民的官吏,那就更是揭露无情,视为“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二十五年(1597),应巡抚梅国桢之邀,往山西大同编订《藏书》六十八卷,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前476—1368)历史人物约八百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苟同的评价,秦始皇成了“千古一帝”,武则天则是“政由己出”,成了“明察善断”的“圣后”。二十八年(1600),回到麻城,湖广佥事冯应京借以“维护风化”为名,使人烧毁了芝佛院,又毁坏了他先前预为藏骨的墓塔,被迫避寓麻城东北商城县的黄檗山中。二十九年(1611),罢官御史马经纶闻讯将其接到北京,安顿在通州莲花寺。三十年(1602),首辅沈一贯暗中指使张问达(礼部给事中)上奏神宗朱翊钧,攻讦他以孔孟为敌,“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焚其著作,逮其入狱。入狱之后,他听说朝廷要押他回福建,仰天长叹,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呼侍者剃发,夺其剃刀而割喉,气不绝竟两日。死后,马经纶收葬其于迎福寺侧(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今墓地尚在,并被保护为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