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

　　是诗人，是画家，是书法家，是军事家，是戏曲家，是民间文学家，是美食家，是酒徒，是旅行家，是历史学家，是精神病患者，是杀人犯。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有别号青藤道人等，出身于浙江绍兴山阴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家，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十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四十岁时才中举人，与萧勉等号“越中十子”。后为浙闽总督幕僚，曾入胡宗宪的幕府，胡府公文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获一白鹿进献于朝，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董汾等也对进表高度评价。
　　嘉靖四十三年（1564），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下狱，自杀而死，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朝廷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锥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这不禁让人想起割耳赠妓的法国现代派画家凡高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渭发病，杀死继妻，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1573），大赦天下，状元张元汴将其救出狱，出狱时已五十三岁。
　　从此潦倒，极为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化、辽东、北京，又过居庸关，远赴塞外宣化府，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1577），回绍兴，注释郭璞的《葬书》。
　　徐渭晚年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官僚挥笔。“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间，除在张元汴去世时，去过张家吊唁外，几乎从来闭门不出。死时，床上无一铺席，身边惟有一犬相伴。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就是他的凄凉一生。
　　他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而其实，他画画，确是大写意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郑板桥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直至后来的吴昌硕以及齐白石等画家。
　　他的诗也曾经被同时代的袁宏道（明代文学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曾特别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尊为明代之第一：“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故能“一扫近代芜秽之习”。
　　他“病奇于人，人奇于詩”，是“无往而不奇”，崇尚本色，嘲笑当时“以时文（八股）为南曲”的风气，提倡“从人心中流出”的创作，他的杂剧《四声猿》就以自然流畅的特色被汤显祖誉为“词坛飞将”，而其散文更是开启金圣叹等特异一路。

兰陵笑笑生

　　兰陵人，笑笑生，《金瓶梅》的作者也，但这只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是什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已经成为“金学”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迄今，经过学者考证，已经猜出六十多人，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蔡荣名、赵南星、李渔、卢楠、冯梦龙、丁纯父子等等等。每个猜想都有根据，都能说个一二三四，但却难得普遍认同。因此，我们仍只能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人，笑笑生。
　　如何知是笑笑生呢？那是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介休收了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刊行于1617年，是迄今所发现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刻本前还附有一篇“欣欣子”所作的序，指明书作者为“兰陵笑笑生”。
　　那么，兰陵在何处呢？学者考证后，有两个地方，一是山东的峄县，一是江苏的武进县，古时都曾叫过“兰陵”，但从书中所使用的很多山东方言来看，作者应是山东人，而不会是江苏人。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根据方言能确定吗？笔者就有一个朋友，是个湖南平江人，他就根据平江的方言对比书中的某些对话，认定笑笑生是个平江人。由此可见根据方言推断作者何方人士恐怕也难形成定论。
　　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两说。明时的《万历野获编》说是“嘉靖间大名士”，而学者们经过考证，一般认为后者为是。理由是书中所引用的《祭头巾文》乃是由万历间的屠隆所作，而西门庆办家宴时演戏用的“苏州戏子”、“海盐子弟”，也是万历以后的风气。
　　虽然此书作者不详，但是仍然可以推断它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有人根据小说中仍有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也是颇有抵牾，较多引用前人作品，认为这部小说和《三国演义》、《水浒》一样也是由当时的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可是，实际情况是，在《金瓶梅》问世之前，根本没有一部半部内容相似的作品流传。查阅当时的相关书籍，比如《万历野获编》，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本讲述什么故事的书。何况这样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琐事的小说，不但没有传奇色彩，情节故事也不太强，也不适合用于说唱，即便它有说唱痕迹，也只能够说明作者多少受到时代的影响或者个人有此爱好。
　　姓名只是一个符号。作者可以叫某某，也可叫兰陵笑笑生。事实上兰陵笑笑生就是他自己起的笔名，他就想用这个名字写《金瓶梅》流传于世。他的身世虽然不详，我们却可通过作品对他怀有自己的想象，一千个读者自然有一千个兰陵笑笑生。比如俄国的勃·里弗京就这样写笑笑生：“他言词俏皮，醉时能无所顾忌地讲些粗话，讥笑富人的权力，嘲弄贪财、吝啬和其他恶习。”比如美国的夏志清曾经这样推断他：“……文人中没有一个知道作者的姓名，就说明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物，不属于全国皆知的名流人士……”还有日本的小野忍对他却是这样评价：“作者可能就是个玩世不恭的文人，讽刺、痛骂现实中的阴暗面，往往倾向于恶作剧，缺少尖锐的批判……”他们虽然都不知道作者究竟姓甚名谁，但作者在他们面前却是如此清晰可见。

李贽

　　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撰文《自赞》，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
　　坦然入狱，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遗言：“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埠，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未入坑时，且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而名贽，字宏甫，号卓吾（1527—1602），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嘉靖三十年（1551），中举人。三十五年（1556），授河南共城教谕。三十九年（1560），擢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二年（1563），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万历五年（1577），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九年（1581）春，應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天台书院讲学论道。十二年（1584），耿定理去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乡，自己一人住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后迁至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提出“童心说”，完成了《焚书》等著作。十六年（1588），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被当地的礼教人士视为“异端”，群起围攻，行将驱逐，他则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所写皆“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而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反对当时的“摹古”文风，指斥所谓的道学家们“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无一厘为人谋者”。他认为孔子亦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若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止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了。他为妇女大鸣不平，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对残酷压榨人民的官吏，那就更是揭露无情，视为“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二十五年（1597），应巡抚梅国桢之邀，往山西大同编订《藏书》六十八卷，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前476—1368）历史人物约八百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苟同的评价，秦始皇成了“千古一帝”，武则天则是“政由己出”，成了“明察善断”的“圣后”。二十八年（1600），回到麻城，湖广佥事冯应京借以“维护风化”为名，使人烧毁了芝佛院，又毁坏了他先前预为藏骨的墓塔，被迫避寓麻城东北商城县的黄檗山中。二十九年（1611），罢官御史马经纶闻讯将其接到北京，安顿在通州莲花寺。三十年（1602），首辅沈一贯暗中指使张问达（礼部给事中）上奏神宗朱翊钧，攻讦他以孔孟为敌，“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焚其著作，逮其入狱。入狱之后，他听说朝廷要押他回福建，仰天长叹，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呼侍者剃发，夺其剃刀而割喉，气不绝竟两日。死后，马经纶收葬其于迎福寺侧（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今墓地尚在，并被保护为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