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路自信”居于首要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方向性规定下，以“中”“道”“中道”为核心理念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借用中国特色的“中”的思维方式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的“道”的思维方式尝试性地提出：中道思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理论秘钥。读懂中国之“中”“道”，确立中道思维，行之有“道”，方能“路”达天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道思维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6-0005-08
常言道，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对道、规律的理性认识，而出路归根结底是道、规律的必然结果。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重大的社会运动、社会变革或社会革命等“逼上梁山”的历史性事变，无不都是不当思维，尤其是极化思维极化思维，即非此即彼。要么这，要么那，二者必居其一。的产物或结果，其在思维层面与极化思维相对应的主要是中道思维。中道思维，要求不着两端，消融对立，解粘去缚，主要涉及“中”“道”“中道”等理念。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尤其是近代西方人，多具有极化思维的传统，崇尚“丛林法则”，而中国人则具有“中道思维”的传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对于西方“极化思维”导致的种种现实困境，后发现代化中国的后发优势，让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其政治发展道路背后所隐藏的“中道思维”文化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中，我们认为中道思维是解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秘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政治发展道路”两部分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中国特色之“中”以及社会主义之“道”，是“中”与“道”思维共同实践的结果；政治发展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指引下，中国人民长期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形成的适合中国社会社情、国情、世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与“中”的思维方式
何谓“中国”？学者许纪霖指出，我们可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中国”。当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熟悉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意味着什么。许纪霖认为，可从华夏与边疆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反思我们实际上看来很熟悉的“中国”许纪霖：《从边疆看中国：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视野》， 《社会科学报》， 2015年8月27日。以及与“中国”相密切关联的一些概念。何谓中华民族？中国是华夏，抑或包括蛮夷？他强调要从多元脉络的“中国”中认识和理解中国。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2014年4月28日，http：//chuansong.me/n/635864641042，201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李零提醒，谈论最早的“中国”，应该注意两个基本前提：“国”的形成和“中”的形成。如果国家都没有形成，也就无所谓“中国”的概念，而即使形成了国家，如果没有形成文明中心，并对周边形成强大吸引力，吸引其加入其中，那也算不上“中国”。中国是一个有辐射也有辐辏的文明漩涡，有些国会被吸纳进来，有些也会被排斥出去。李零：《从地理研究中国：我们的中国是这样的中国》， 《北京日报》， 2016年6月20日。穆涛则进一步认为华夏、中國、中华，不仅仅是指地理层面的中国全境，更深层的价值应该在文化沉积方面。穆涛：《“华夏、中国、中华”名称的由来》，《文汇报》，2014年12月22日。
所谓“中国”，涵盖着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全部密码。中国，不仅是指地理的中国、历史的中国，而且还指文化的中国、思维方式的中国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指文化中国或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的“中国”概念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其概念可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解读。作为静态概念的“中”，指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也就是《论语》等书中所说的“过犹不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建立了对外部世界的理性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达到“和”的结果。作为动态概念的“中”，则指人们可以根据外部世界的变化对自己的心态、行为等进行调适，即传统儒家依据《周易》的谋略思想提出的“时中”。无论是静态之“中”还是动态之“中”，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中和”之道。
从特定意义上说，真正能够解读古往今来“中国”的主要秘籍或钥匙就在于对中国之“中”的诠释。如果不懂得“中”，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乃至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美国印第安纳州诺特丹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穆迪就曾指出：“把中国放在特定文化中加以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美]彼得·穆迪、郭虹霞：《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上）》，《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第81-86页；[美]彼得·穆迪、郭虹霞：《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第88-94页。
何谓“特色”？特色有别于特点、特别、特征、特殊、独特等等。特色与事物的共性、个性密切相关。所谓特色并不是事物的共性，但又与共性相关联；特色也并不简单地就是事物的个性，但又是个性的升华、扬弃和发展。特色并不是对共性的排斥，而恰恰是以它的存在为立论前提。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共性，那么也就取消了承认特色的前提条件。研究特色必须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即共性，同时也要研究其特殊性即个性。特色包含共性，但不等同于共性；特色不属于个性，但又是个性的升华与发展。特点、特性就是差异性，而特色除差异性的内涵外，还有自身的扬弃、自我肯定、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优化的能力等意思。乔耀章：《区域政府管理问题初探》，《新视野》，2006年第6期，第38-41页。特色不是强调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人们对于“特色”的认识以及实践活动也不可能穷尽。 何谓“中国特色”？作为特定或专指名词，“中国特色”本是指用来修饰、限定“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是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性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概括。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并不是指“中国特殊”“中国特有”，并不是指体现中国国情的所有方面，也并不是指在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独一无二。既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全部是中国所特有的，也不能认为凡是别国有的东西，就不再是中国特色，也不能把中国所有的优与劣、好与坏等问题都说成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具有整体表现的“单一性”和具体表现的多方面、多层次性的统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所具有的特色，会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后被新的特色所替代。由此可见，所谓“中国特色”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中国所有的事物，但又不仅仅限于中国所独具有的事物，尤其是指中国所具有的那种文明健康、积极向上发展、不断进步的事物。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69页。中国特色，体现了行为尺度的适中性以及可调适性。中国特色并不單纯指独一无二的中国所有以及全部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审慎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与世界不断互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本身发展的特色规律性。中国特色始终贯彻对“中”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实践运用。中国特色始终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求中”为其任务和价值之所在。“中国特色”主张以非对抗的方式处理矛盾，在兼顾包容和相互对待中达成共识。徐克谦：《中道：“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1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道”的思维方式
何谓“社会主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前提之一。有研究表明，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曾经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邓小平的提问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认真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专家高放教授研究认为，迄今世界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50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理论探讨》，2007年第4期，第9-11页。
社会主义由“社会”与“主义”两个词构成。其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的个体由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个体间关系，个体与集体间关系，个体与国家间关系，以及群体（社会组织、国家、政党）与群体间关系，群体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亦即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等。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与全社会之间的关系。“主义”是指人们对其推崇或主导事物的观点、理论、主张及其意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如对自然的推崇和主导就有“自然主义”，对自由的推崇和主导就有“自由主义”，对资本的推崇和主导就有“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推崇和主导就有“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与其他主义相比较而言，对整个社会的推崇和主导的“社会主义”是最大的“主义公约数”，直面“社会主义”，其他主义就显得相形见绌。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人们对社会所持有的一种比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和主张，就是坚守以社会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信仰和理念等等。简言之，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本位主义”，进而以“人为本位”。乔耀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然而，对社会的推崇和主导的社会主义是需要具备充分必要条件的。否则，人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泥潭。历史已经以无数的事实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其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与主义的关系。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语）、“靠社会出主义”“由社会显主义”（高放教授语）“因社会而主义”，还是“因主义而社会”（乔耀章语）？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因主义而社会”会导致变“社会至上”为“主义至上”，会给社会造成很多难以克服的“主义性问题”。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2014年第10期，第5-20页。其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国社会”及“中国特色社会”与“中国主义”及“中国特色主义”之间的关系。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靠“主义”起家的，靠“主义”取得政权的，靠“主义”立国的，靠“主义”巩固执政地位的，靠“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2014年第10期，第5-20页。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中国社会”或“中国特色社会”最终决定“中国主义”或“中国特色主义”，而不是相反，否则会导致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其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多种主义的一种；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乔耀章：《略论“社会主义”的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兼论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6期，第13-17页。由此，笔者主张，应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政界与学界有人持这样的观点或认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这一概念才开启的，以此为界限，为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划清界限，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可做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解析。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道路、理论、制度体系与文化。 事实上，自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以来，中共十三大到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征程，立志于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命题。乔耀章：《略论“社会主义”的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兼论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6期，第13-17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我们所主张的广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相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道思维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發展。其中，“中国特色”更多体现为中道思维之“中”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则更多地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的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与文化实践都离不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道”，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始终坚持以社会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位的价值导向。
在“中”“道”思维方式与规律指引下，我们在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从现实可能的条件即国情、社情与世情的实际出发，既不再在作为未来前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间选边站，也不再在理想的公有制经济与不可或缺的、挥之不去的非公有制经济（但绝不是私有化）之间选边站，更不再在非左即右之间选边站；而应当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实现超越姓社与姓资、超越姓公与姓私、超越各种形式的“左”与右。唯有如此，方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道”的大智慧。
三、政治发展道路中的“道”与“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人民日报》，2017年9月4日。 如果没有科学、正确的道路，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更不能如期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的和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发展道路所组成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政治发展是“路”。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来定性与规范，那么，中国的政治发展之“路”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发展道路中的道路是由“道”与“路”组成。“道”与“路”分开使用时，极少能互换。如鲁迅所言“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他没说“世上原本没有道，走的人多了就有了道”；从字形释义看，“路”可理解为“顺着步子走，各迈各的脚”；“道”则应理解为“在脑袋指导下而走”；《道路之别》，行不择路新浪博客，2007年5月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c5b8b0100092m.html，2017年10月18日。“路”是眼睛可见的，基本无需思考；“道”则是眼睛难以看清，必须基于理性思考与探索才能迈步前行的路径。
在中华民族“道”智慧的启迪下，笔者提倡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问题时，关注“道”和“路”的区别与联系。一方面，“道”与“路”具有一定区别。“道”生“路”，“道”比“路”更为根本。好比“道”管头脑，通规律，“顶天”需要坚持上下求索，思想先于行动、先于可行之路。“路”管脚管足，两脚“立地”则可勇往直前。道不同，路则不同，道不同，路不相谋。正所谓“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红灯记》）。另一方面，道与路的区别总是相对的。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道”，但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通往未来的“路”则是不同的，有奴隶主义之路，有封建主义之路，有资本主义之路，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路。同样是资本主义之“道”，也有英国资本主义之路、法国资本主义之路、德国资本主义之路、美国资本主义之路、日本资本主义之路等等。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之“道”，也有法国的巴黎公社之路、俄国的彼得堡之路、中国的井冈山之路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解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两者的统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于救中国、发展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道”。至于怎样救中国、如何发展中国那就是“路”的问题。我们党先后都为此探索、走过弯路，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来说不可或缺，如果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就有可能走上“老路”、走上“邪路”（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而不是既不走“老道”也不走“邪道”，这可以作为“道”与“路”区别的佐证之一）。此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历史上有那么多次的“路线斗争”这种所谓的“路线斗争”主要指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十次路线斗争。即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罗章龙右倾主义路线，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反革命集团”。此种错误提法，后来被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废弃。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而不是“道争”或“道路斗争”？凭实而论，中共历史上历次所谓“路线斗争”尽管有些主观的人为因素，但在本质上都不是“道之争”。所谓的“路线斗争”，大多数起初都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为了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为了民族、民主之“道”走到一起的，后来又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道”聚到一起来的。只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过程之“道”中，产生了认识方面的差别与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性质属于“同道”与“志同”之间的矛盾，是在选择具体“路”径方面产生了分歧。生活常识告诉人们，你主张先迈开左脚，我主张先跨出右脚，无论是先左脚还是右脚，抑或是先右脚还是左脚，都必须行之有“道”，共同目的都是为着踏出一条路来。不迈脚，无论是左脚还是右脚，就没有路。进而言之，不管是什么路，都不能离开“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这就是“道”与“路”的辩证法。正因为如此，中国之“路”是由中国之“道”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四项基本原则”之首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四个自信”之首的道路自信，“道”与“路”总是形影不离。其中，无论是从逻辑的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始终是优位在先，并且寓于“路”之中。即便是中共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也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为前提的，即寓于此“路”之中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道”。“道”蕴含在“左”与“右”之中。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发展之“路”，不能叛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道路之“道”是直的，道路之“路”是弯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做好走曲折弯路的思想准备。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3页。“道”，抑或“理”是直的，曲折的则是“路”。生活常识启迪人们，自然界的河流一般不是直线的，而是弯弯曲曲的。走弯路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倒是一种非常态。把走弯路看成是政治发展前行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条途径。这样就可以像那些走弯路的河流一样，最终抵达那遥远的大海——政治目标。1996年，笔者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中就曾说：社会主义的理/道是直的，社会主义现实之路是弯的。我们应当追求社会主义之理/道，小心走社会主义之路。为着始终如一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防止“左”，又要警惕右。喬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第64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现成的发展模式供我们照搬。我们应当做好走一条曲折的闻“道”、弘“道”、行“道”、人“道”之“路”的思想准备。只要行之有“道”，方能“路”达天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不坚持走教条主义僵化式的“文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不走经验主义的苏联、东欧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更不走西方式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始终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我们在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同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是根据实践需求“中道化”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寻过程中，我们绝不强调穷尽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以“中”“道”思维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笔者坚持认为，从特定意义上说，真正能够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秘笈或理论秘匙就在于对“中”与“道”的诠释。如果不懂得“中”与“道”，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乃至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之“道”的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中道思维。作为我国政治发展道路思维方式的中道思维，既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合主体性的“中和”思想，同时又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合规律性的“道”的坚持。
四、结 语
中道思维，作为一种源自于中国人深层次内心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实践之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行过程中，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继续坚持“中道”思维，远离西方极化思维，有方向、有领导、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华民族也必将真正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将尽快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道思维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6-0005-08
常言道，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对道、规律的理性认识，而出路归根结底是道、规律的必然结果。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重大的社会运动、社会变革或社会革命等“逼上梁山”的历史性事变，无不都是不当思维，尤其是极化思维极化思维，即非此即彼。要么这，要么那，二者必居其一。的产物或结果，其在思维层面与极化思维相对应的主要是中道思维。中道思维，要求不着两端，消融对立，解粘去缚，主要涉及“中”“道”“中道”等理念。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尤其是近代西方人，多具有极化思维的传统，崇尚“丛林法则”，而中国人则具有“中道思维”的传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对于西方“极化思维”导致的种种现实困境，后发现代化中国的后发优势，让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其政治发展道路背后所隐藏的“中道思维”文化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中，我们认为中道思维是解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秘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政治发展道路”两部分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中国特色之“中”以及社会主义之“道”，是“中”与“道”思维共同实践的结果；政治发展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指引下，中国人民长期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形成的适合中国社会社情、国情、世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与“中”的思维方式
何谓“中国”？学者许纪霖指出，我们可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中国”。当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熟悉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意味着什么。许纪霖认为，可从华夏与边疆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反思我们实际上看来很熟悉的“中国”许纪霖：《从边疆看中国：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视野》， 《社会科学报》， 2015年8月27日。以及与“中国”相密切关联的一些概念。何谓中华民族？中国是华夏，抑或包括蛮夷？他强调要从多元脉络的“中国”中认识和理解中国。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2014年4月28日，http：//chuansong.me/n/635864641042，201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李零提醒，谈论最早的“中国”，应该注意两个基本前提：“国”的形成和“中”的形成。如果国家都没有形成，也就无所谓“中国”的概念，而即使形成了国家，如果没有形成文明中心，并对周边形成强大吸引力，吸引其加入其中，那也算不上“中国”。中国是一个有辐射也有辐辏的文明漩涡，有些国会被吸纳进来，有些也会被排斥出去。李零：《从地理研究中国：我们的中国是这样的中国》， 《北京日报》， 2016年6月20日。穆涛则进一步认为华夏、中國、中华，不仅仅是指地理层面的中国全境，更深层的价值应该在文化沉积方面。穆涛：《“华夏、中国、中华”名称的由来》，《文汇报》，2014年12月22日。
所谓“中国”，涵盖着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全部密码。中国，不仅是指地理的中国、历史的中国，而且还指文化的中国、思维方式的中国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指文化中国或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的“中国”概念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其概念可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解读。作为静态概念的“中”，指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也就是《论语》等书中所说的“过犹不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建立了对外部世界的理性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达到“和”的结果。作为动态概念的“中”，则指人们可以根据外部世界的变化对自己的心态、行为等进行调适，即传统儒家依据《周易》的谋略思想提出的“时中”。无论是静态之“中”还是动态之“中”，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中和”之道。
从特定意义上说，真正能够解读古往今来“中国”的主要秘籍或钥匙就在于对中国之“中”的诠释。如果不懂得“中”，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乃至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美国印第安纳州诺特丹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穆迪就曾指出：“把中国放在特定文化中加以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美]彼得·穆迪、郭虹霞：《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上）》，《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第81-86页；[美]彼得·穆迪、郭虹霞：《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第88-94页。
何谓“特色”？特色有别于特点、特别、特征、特殊、独特等等。特色与事物的共性、个性密切相关。所谓特色并不是事物的共性，但又与共性相关联；特色也并不简单地就是事物的个性，但又是个性的升华、扬弃和发展。特色并不是对共性的排斥，而恰恰是以它的存在为立论前提。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共性，那么也就取消了承认特色的前提条件。研究特色必须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即共性，同时也要研究其特殊性即个性。特色包含共性，但不等同于共性；特色不属于个性，但又是个性的升华与发展。特点、特性就是差异性，而特色除差异性的内涵外，还有自身的扬弃、自我肯定、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优化的能力等意思。乔耀章：《区域政府管理问题初探》，《新视野》，2006年第6期，第38-41页。特色不是强调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人们对于“特色”的认识以及实践活动也不可能穷尽。 何谓“中国特色”？作为特定或专指名词，“中国特色”本是指用来修饰、限定“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是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性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概括。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并不是指“中国特殊”“中国特有”，并不是指体现中国国情的所有方面，也并不是指在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独一无二。既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全部是中国所特有的，也不能认为凡是别国有的东西，就不再是中国特色，也不能把中国所有的优与劣、好与坏等问题都说成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具有整体表现的“单一性”和具体表现的多方面、多层次性的统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所具有的特色，会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后被新的特色所替代。由此可见，所谓“中国特色”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中国所有的事物，但又不仅仅限于中国所独具有的事物，尤其是指中国所具有的那种文明健康、积极向上发展、不断进步的事物。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69页。中国特色，体现了行为尺度的适中性以及可调适性。中国特色并不單纯指独一无二的中国所有以及全部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审慎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与世界不断互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本身发展的特色规律性。中国特色始终贯彻对“中”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实践运用。中国特色始终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求中”为其任务和价值之所在。“中国特色”主张以非对抗的方式处理矛盾，在兼顾包容和相互对待中达成共识。徐克谦：《中道：“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1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道”的思维方式
何谓“社会主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前提之一。有研究表明，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曾经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邓小平的提问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认真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专家高放教授研究认为，迄今世界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50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理论探讨》，2007年第4期，第9-11页。
社会主义由“社会”与“主义”两个词构成。其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的个体由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个体间关系，个体与集体间关系，个体与国家间关系，以及群体（社会组织、国家、政党）与群体间关系，群体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亦即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等。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与全社会之间的关系。“主义”是指人们对其推崇或主导事物的观点、理论、主张及其意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如对自然的推崇和主导就有“自然主义”，对自由的推崇和主导就有“自由主义”，对资本的推崇和主导就有“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推崇和主导就有“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与其他主义相比较而言，对整个社会的推崇和主导的“社会主义”是最大的“主义公约数”，直面“社会主义”，其他主义就显得相形见绌。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人们对社会所持有的一种比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和主张，就是坚守以社会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信仰和理念等等。简言之，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本位主义”，进而以“人为本位”。乔耀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然而，对社会的推崇和主导的社会主义是需要具备充分必要条件的。否则，人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泥潭。历史已经以无数的事实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其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与主义的关系。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语）、“靠社会出主义”“由社会显主义”（高放教授语）“因社会而主义”，还是“因主义而社会”（乔耀章语）？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因主义而社会”会导致变“社会至上”为“主义至上”，会给社会造成很多难以克服的“主义性问题”。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2014年第10期，第5-20页。其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国社会”及“中国特色社会”与“中国主义”及“中国特色主义”之间的关系。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靠“主义”起家的，靠“主义”取得政权的，靠“主义”立国的，靠“主义”巩固执政地位的，靠“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2014年第10期，第5-20页。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中国社会”或“中国特色社会”最终决定“中国主义”或“中国特色主义”，而不是相反，否则会导致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其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多种主义的一种；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乔耀章：《略论“社会主义”的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兼论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6期，第13-17页。由此，笔者主张，应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政界与学界有人持这样的观点或认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这一概念才开启的，以此为界限，为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划清界限，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可做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解析。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道路、理论、制度体系与文化。 事实上，自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以来，中共十三大到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征程，立志于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命题。乔耀章：《略论“社会主义”的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兼论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6期，第13-17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我们所主张的广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相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道思维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發展。其中，“中国特色”更多体现为中道思维之“中”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则更多地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的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与文化实践都离不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道”，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始终坚持以社会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位的价值导向。
在“中”“道”思维方式与规律指引下，我们在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从现实可能的条件即国情、社情与世情的实际出发，既不再在作为未来前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间选边站，也不再在理想的公有制经济与不可或缺的、挥之不去的非公有制经济（但绝不是私有化）之间选边站，更不再在非左即右之间选边站；而应当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实现超越姓社与姓资、超越姓公与姓私、超越各种形式的“左”与右。唯有如此，方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道”的大智慧。
三、政治发展道路中的“道”与“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人民日报》，2017年9月4日。 如果没有科学、正确的道路，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更不能如期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的和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发展道路所组成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政治发展是“路”。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来定性与规范，那么，中国的政治发展之“路”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发展道路中的道路是由“道”与“路”组成。“道”与“路”分开使用时，极少能互换。如鲁迅所言“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他没说“世上原本没有道，走的人多了就有了道”；从字形释义看，“路”可理解为“顺着步子走，各迈各的脚”；“道”则应理解为“在脑袋指导下而走”；《道路之别》，行不择路新浪博客，2007年5月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c5b8b0100092m.html，2017年10月18日。“路”是眼睛可见的，基本无需思考；“道”则是眼睛难以看清，必须基于理性思考与探索才能迈步前行的路径。
在中华民族“道”智慧的启迪下，笔者提倡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问题时，关注“道”和“路”的区别与联系。一方面，“道”与“路”具有一定区别。“道”生“路”，“道”比“路”更为根本。好比“道”管头脑，通规律，“顶天”需要坚持上下求索，思想先于行动、先于可行之路。“路”管脚管足，两脚“立地”则可勇往直前。道不同，路则不同，道不同，路不相谋。正所谓“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红灯记》）。另一方面，道与路的区别总是相对的。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道”，但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通往未来的“路”则是不同的，有奴隶主义之路，有封建主义之路，有资本主义之路，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路。同样是资本主义之“道”，也有英国资本主义之路、法国资本主义之路、德国资本主义之路、美国资本主义之路、日本资本主义之路等等。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之“道”，也有法国的巴黎公社之路、俄国的彼得堡之路、中国的井冈山之路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解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两者的统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于救中国、发展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道”。至于怎样救中国、如何发展中国那就是“路”的问题。我们党先后都为此探索、走过弯路，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来说不可或缺，如果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就有可能走上“老路”、走上“邪路”（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而不是既不走“老道”也不走“邪道”，这可以作为“道”与“路”区别的佐证之一）。此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历史上有那么多次的“路线斗争”这种所谓的“路线斗争”主要指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十次路线斗争。即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罗章龙右倾主义路线，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反革命集团”。此种错误提法，后来被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废弃。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而不是“道争”或“道路斗争”？凭实而论，中共历史上历次所谓“路线斗争”尽管有些主观的人为因素，但在本质上都不是“道之争”。所谓的“路线斗争”，大多数起初都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为了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为了民族、民主之“道”走到一起的，后来又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道”聚到一起来的。只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过程之“道”中，产生了认识方面的差别与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性质属于“同道”与“志同”之间的矛盾，是在选择具体“路”径方面产生了分歧。生活常识告诉人们，你主张先迈开左脚，我主张先跨出右脚，无论是先左脚还是右脚，抑或是先右脚还是左脚，都必须行之有“道”，共同目的都是为着踏出一条路来。不迈脚，无论是左脚还是右脚，就没有路。进而言之，不管是什么路，都不能离开“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这就是“道”与“路”的辩证法。正因为如此，中国之“路”是由中国之“道”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四项基本原则”之首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四个自信”之首的道路自信，“道”与“路”总是形影不离。其中，无论是从逻辑的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始终是优位在先，并且寓于“路”之中。即便是中共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也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为前提的，即寓于此“路”之中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道”。“道”蕴含在“左”与“右”之中。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发展之“路”，不能叛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道路之“道”是直的，道路之“路”是弯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做好走曲折弯路的思想准备。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3页。“道”，抑或“理”是直的，曲折的则是“路”。生活常识启迪人们，自然界的河流一般不是直线的，而是弯弯曲曲的。走弯路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倒是一种非常态。把走弯路看成是政治发展前行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条途径。这样就可以像那些走弯路的河流一样，最终抵达那遥远的大海——政治目标。1996年，笔者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中就曾说：社会主义的理/道是直的，社会主义现实之路是弯的。我们应当追求社会主义之理/道，小心走社会主义之路。为着始终如一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防止“左”，又要警惕右。喬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第64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现成的发展模式供我们照搬。我们应当做好走一条曲折的闻“道”、弘“道”、行“道”、人“道”之“路”的思想准备。只要行之有“道”，方能“路”达天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不坚持走教条主义僵化式的“文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不走经验主义的苏联、东欧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更不走西方式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始终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我们在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同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是根据实践需求“中道化”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寻过程中，我们绝不强调穷尽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以“中”“道”思维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笔者坚持认为，从特定意义上说，真正能够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秘笈或理论秘匙就在于对“中”与“道”的诠释。如果不懂得“中”与“道”，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乃至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之“道”的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中道思维。作为我国政治发展道路思维方式的中道思维，既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合主体性的“中和”思想，同时又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合规律性的“道”的坚持。
四、结 语
中道思维，作为一种源自于中国人深层次内心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实践之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行过程中，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继续坚持“中道”思维，远离西方极化思维，有方向、有领导、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华民族也必将真正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将尽快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