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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往今来，女性地位一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而在文学界、电影学界，有关女性意识讨论也颇多涉及。其实，不论阶层等级的高低，女性在社会上都是长期受到压制的一方。本文就从电影《朱丽小姐》和《下女》入手，讨论在贵族与仆人的博弈中，作为女性的悲剧式结局。
关键词：朱丽小姐；下女；贵族与仆人；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1
《朱丽小姐》是著名的戏剧大师J.A.斯特林堡的代表性作品，其电影于1951年上映。《下女》翻拍于导演金绮泳的同名作品，于2010年在韩国上映的一部电影。两部影片创作于不同的时期，也出自不同国籍的作家笔下，但是从两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同样是地位悬殊的贵族与仆人，同样进行着所谓爱情的“肉体对话”。不同之处就在于《朱丽小姐》中女主人公是贵族身份，男主人公是仆人身份，而《下女》恰恰相反。但是不难发现，不管女主人公的身份如何，在这场身份悬殊的爱情博弈中，女性都是最终悲剧的一方。
一、贵族女性代表的悲剧
朱丽小姐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她的成长中，父亲拥有着家族统治权。独特的个性让朱丽厌倦了与未婚夫的生活。这时，一个叫做让的仆人出现了。由于两者阶级存在巨大的差异，朱丽叫让陪她跳舞、亲吻脚踝等各种使唤，在让那里获取了极大的满足。而她却不知道让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社会底层的仆人，他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男人。在影片中，让做梦梦到一棵树，他沿着树向上爬，为了摘得那象征胜利的金蛋。显然，让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也明白朱丽的实力，朱丽其实只是他的第一根枝干，并没把她看在眼里。虚情假意的博弈在进行“肉体对话”后发生了变化。性关系发生后，朱丽不再以一个游戏者的态度对待让，她付出了真心，在与让的博弈中也慢慢失去了贵族身份的尊贵与骄傲。而让开始显露丑陋的本性，他逐渐取代了朱丽之前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的态度，言语上侮辱朱丽，斥骂她为“荡妇”，用斧头砍死朱丽心爱的金丝雀。出身卑贱的让在精神上成为贵族，在与朱丽的爱情博弈中逐渐占据主导，主宰起朱丽的命运。这场贵族与仆人的博弈中，虽然让是仆人身份，但是代表男权的让还是获得了主动。面对同样犯过错误的两人，让还是能以一个低贱的奴仆身份活在这个社会，而身为贵族女性的朱丽，则使整个家族蒙羞，将受到无尽的谴责和罪恶的惩罚。当事情败露，畏惧父亲的威严和权势朱丽，最终接受了让递给他的刀，选择了自杀。在这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不论是出身低微的仆人让，还是父亲，都主宰了女性的命运。而女性只能接受这命中注定的悲剧。在斯特林堡看来，“朱丽是一种邪念的牺牲品，她让人类的劣等形式——女人们以为，置身于上帝的杰作，文化的创造者的男人们中间，就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从而陷入一种荒谬的斗争，最终堕落。”[1]182她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斗争中的牺牲品。
二、仆人女性代表的悲剧
如果说朱丽小姐的悲剧是贵族女性的代表，那么韩国电影《下女》中的仆人恩伊，也难逃作为女性的悲剧结局。影片开头，是一名女性跳楼的场景，地位低下的社会服务人员几乎都是女性，这也让恩伊十分向往上流的贵族生活，所以她去应聘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当女佣，她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恰巧遇上女主人怀孕，风流的勋开始了对恩伊的勾引，恩伊的内心是既紧张又兴奋。在酒精的麻痹下，勋和恩伊发生了性关系。幻想成为上流贵族的恩伊沉迷于这种激情的享受中。在女主人怀孕期间，恩伊和勋不断发生肉体关系。当这一切被管家发现后，告诉了女主人的母亲。在女主人和母亲实施的一系列报复中，恩伊从最初的软弱想辞职到决定生下孩子的转变，看似是一次主动争取自己权力的博弈，但是她却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勋的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依附于男性。最終还是被母女提早一步设计，当场流产。勋在质问女主人母亲时，他也只在乎流掉的是他的骨肉。相比孩子，恩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地位低下的女性，死活他并不在乎。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主人和母亲也不可能去声讨勋，只能变本加厉地惩罚恩伊。显然，不论是恩伊、管家还是女主人母女，她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妇女的屈从低位。事实上，影片中的管家曾想证明自己的地位和價值，却在母女的报复过程中，觉悟到女性斗争的无用，所以最终她以辞职的方式来为社会下层的女权主义抗争。恩伊也在绝望中，在家里的吊灯上上吊引火自焚，并给孩子娜美的心里抹上了阴影。看似是社会底层、女性斗争的胜利，实则不然。就像恩伊说的“我要报复，不管我多渺小，我总得做些什么”，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力已经被压制得无法翻身。影片结尾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一家人在野外帮娜美过生日，一堆新请来的佣人伺候着孩子，女主人唱生日歌，男主人笑逐颜开，娜美看似幸福。事实上，愈是温馨，就愈发能彰显出女性的悲哀。
女权主义者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压迫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当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性对象，自身的欲望被压抑时，便往往用自己的身体来反抗这种性压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身为贵族的朱丽小姐还是下等仆人恩伊，看似是贵族与仆人的博弈，实则是女性在男权下的一种激烈反抗，而这种反抗势必以女性的悲剧收场。
参考文献：
[1]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朱丽小姐》前言（1888）//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关键词：朱丽小姐；下女；贵族与仆人；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1
《朱丽小姐》是著名的戏剧大师J.A.斯特林堡的代表性作品，其电影于1951年上映。《下女》翻拍于导演金绮泳的同名作品，于2010年在韩国上映的一部电影。两部影片创作于不同的时期，也出自不同国籍的作家笔下，但是从两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同样是地位悬殊的贵族与仆人，同样进行着所谓爱情的“肉体对话”。不同之处就在于《朱丽小姐》中女主人公是贵族身份，男主人公是仆人身份，而《下女》恰恰相反。但是不难发现，不管女主人公的身份如何，在这场身份悬殊的爱情博弈中，女性都是最终悲剧的一方。
一、贵族女性代表的悲剧
朱丽小姐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她的成长中，父亲拥有着家族统治权。独特的个性让朱丽厌倦了与未婚夫的生活。这时，一个叫做让的仆人出现了。由于两者阶级存在巨大的差异，朱丽叫让陪她跳舞、亲吻脚踝等各种使唤，在让那里获取了极大的满足。而她却不知道让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社会底层的仆人，他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男人。在影片中，让做梦梦到一棵树，他沿着树向上爬，为了摘得那象征胜利的金蛋。显然，让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也明白朱丽的实力，朱丽其实只是他的第一根枝干，并没把她看在眼里。虚情假意的博弈在进行“肉体对话”后发生了变化。性关系发生后，朱丽不再以一个游戏者的态度对待让，她付出了真心，在与让的博弈中也慢慢失去了贵族身份的尊贵与骄傲。而让开始显露丑陋的本性，他逐渐取代了朱丽之前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的态度，言语上侮辱朱丽，斥骂她为“荡妇”，用斧头砍死朱丽心爱的金丝雀。出身卑贱的让在精神上成为贵族，在与朱丽的爱情博弈中逐渐占据主导，主宰起朱丽的命运。这场贵族与仆人的博弈中，虽然让是仆人身份，但是代表男权的让还是获得了主动。面对同样犯过错误的两人，让还是能以一个低贱的奴仆身份活在这个社会，而身为贵族女性的朱丽，则使整个家族蒙羞，将受到无尽的谴责和罪恶的惩罚。当事情败露，畏惧父亲的威严和权势朱丽，最终接受了让递给他的刀，选择了自杀。在这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不论是出身低微的仆人让，还是父亲，都主宰了女性的命运。而女性只能接受这命中注定的悲剧。在斯特林堡看来，“朱丽是一种邪念的牺牲品，她让人类的劣等形式——女人们以为，置身于上帝的杰作，文化的创造者的男人们中间，就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从而陷入一种荒谬的斗争，最终堕落。”[1]182她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斗争中的牺牲品。
二、仆人女性代表的悲剧
如果说朱丽小姐的悲剧是贵族女性的代表，那么韩国电影《下女》中的仆人恩伊，也难逃作为女性的悲剧结局。影片开头，是一名女性跳楼的场景，地位低下的社会服务人员几乎都是女性，这也让恩伊十分向往上流的贵族生活，所以她去应聘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当女佣，她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恰巧遇上女主人怀孕，风流的勋开始了对恩伊的勾引，恩伊的内心是既紧张又兴奋。在酒精的麻痹下，勋和恩伊发生了性关系。幻想成为上流贵族的恩伊沉迷于这种激情的享受中。在女主人怀孕期间，恩伊和勋不断发生肉体关系。当这一切被管家发现后，告诉了女主人的母亲。在女主人和母亲实施的一系列报复中，恩伊从最初的软弱想辞职到决定生下孩子的转变，看似是一次主动争取自己权力的博弈，但是她却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勋的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依附于男性。最終还是被母女提早一步设计，当场流产。勋在质问女主人母亲时，他也只在乎流掉的是他的骨肉。相比孩子，恩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地位低下的女性，死活他并不在乎。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主人和母亲也不可能去声讨勋，只能变本加厉地惩罚恩伊。显然，不论是恩伊、管家还是女主人母女，她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妇女的屈从低位。事实上，影片中的管家曾想证明自己的地位和價值，却在母女的报复过程中，觉悟到女性斗争的无用，所以最终她以辞职的方式来为社会下层的女权主义抗争。恩伊也在绝望中，在家里的吊灯上上吊引火自焚，并给孩子娜美的心里抹上了阴影。看似是社会底层、女性斗争的胜利，实则不然。就像恩伊说的“我要报复，不管我多渺小，我总得做些什么”，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力已经被压制得无法翻身。影片结尾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一家人在野外帮娜美过生日，一堆新请来的佣人伺候着孩子，女主人唱生日歌，男主人笑逐颜开，娜美看似幸福。事实上，愈是温馨，就愈发能彰显出女性的悲哀。
女权主义者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压迫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当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性对象，自身的欲望被压抑时，便往往用自己的身体来反抗这种性压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身为贵族的朱丽小姐还是下等仆人恩伊，看似是贵族与仆人的博弈，实则是女性在男权下的一种激烈反抗，而这种反抗势必以女性的悲剧收场。
参考文献：
[1]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朱丽小姐》前言（1888）//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