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对我在《财经》杂志的最初四篇专栏作一总结。此前的四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是关于当前汇率制度的各种观点，及其所造成的世界经济风险。
　　概括而言，我提出的核心问题如下：目前中国每年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了约600亿美元的补贴。一方面，这使得美国的生活更为舒适，也令布什政府能够掩饰其相对无效的经济政策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一补贴使得中国沿海城市实现了近乎充分的就业和出口导向型的高速增长。然而问题是，中国政府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快速且相对平等的经济增长，政府又将面临合法性问题。
　　放松汇率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放开汇率，800万美国建筑业、消费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1200万中国出口工业工人，以及另外2000万在亚洲其它国家的工人，将不得不在其它行业寻找新工作。如果对汇率进行缓慢调整的话，其过程可能是平稳而有效的，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破产。
　　汇率如何才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缓慢调整呢？美元价格是一种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几乎从不逐年逐渐降低——在其被高估的时候，资产价格只会急剧跳水，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1997至1998年除了人民币的东亚货币、2001年的阿根廷比索、1992年的英镑。
　　不过经验表明，缓慢而渐进的调整还是可能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签署之后的数年里，美国做到了这一点。但这对经济学家而言这始终是个谜——当时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在其资产缩水时却仍然没有抛售美元，让人难以索解。
　　不过，今天的前景看似更为黯淡。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参议员Gramm等人领导的削减美国赤字的努力，现在根本看不到，而目前处于美元贬值风险威胁中的资产也更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扩大中国的中上层劳动者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如果我们能够确信美国财赤会大幅减少，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刻同意进行汇率调整。但全世界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到第一点，对于第二点也几乎毫无把握。
　　因此，有两个任务亟待完成：第一，游说那些没有充分认识到汇率制度崩溃的恶劣后果的政治家，以期获得负责任的政策；第二，应该做好应对未来几年内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准备，而这些任务与美国相关。
　　游说的任务是很清楚的。在目前预算赤字规模的每一个重大转折处，我们都需要提醒美国政府：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的上升，更庞大的预算赤字还在后面；在低利率情形下，金融市场可能会突然变脸，从慷慨的资金施与者变为严厉的追债者。布什政府应该为其财政政策在每一个转折处的失手脸红。
　　中国政府和以及其它亚洲政府应该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为内需的增长打下基础，而这需要创造一个庞大、富裕而自信的中产阶级。当出口增长发生问题时，内需增长可以提供另一个引擎；同时还可以为这一代人提供技术条件和财富，以铸造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更可以为长远的政治理由服务。
　　但第二个任务远没有第一个来得清楚。在金融方面，危机发生时，应该将破产机构收归国有，并将其具有偿付能力的部分尽快重新私有化（如果腐败可以最小化）；对于一旦资产价格处于正常即具有偿付能力的機构，对在危机过后有偿付能力的机构，提供免息贷款；必须认识到，对价格稳定的承诺是有限度的，对于难以偿债的金融系统而言，最为痛苦、漫长、令人沮丧的处理方式，莫过于普遍的破产。
　　在真实经济层面，我们的任务是确认需求的存在，从而使得各国工人们一旦在硬着陆中失去其工作，可以迅速重新就业。中央银行应该被告知，在一个使全球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的事件中，相对工资和价格的巨大变化是必要的。因为名义工资很难下降，要让相对工资巨大变化，就需要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中央银行还应该明白，他们对价格稳定和低通货膨胀的积极承诺是对普通时期而言的，而非为特别的危机所设。
　　当然，世界经济不经过重大变化就从不稳定的高位缓慢下降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我认为，全面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约在四分之一以下。
　　但这并不意味着游说和准备的任务不重要。游说是为了敦促政府做他们无论如何都该做的事情。而且在一年以前，我认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只是十分之一；在两年以前，则只是五十分之一。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