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名画之一，便是大卫所绘的马拉被夏洛蒂科黛所刺。头裹缠巾的国会议员在画中的形象是在他的木鞋形浴缸里——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都有很长时间在浴缸中渡过。他面前是一块小木板，上面放着几页纸，是他正在写的文章。他的右臂以一种悲剧性的姿势垂了下来。鹅毛笔落在了地上，旁边是一把刀，是它使得这位记者陷入了最后的沉默。
　　法国大革命这一重要时刻，如果不考虑报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显得难以理解了。在法国历史上，甚至是欧洲历史上（英国的几个特例除外），这还是第一次，大多数政治参与者都成为了记者；有些报界人物成为了历史运动的领导人。除了马拉，还有卡米耶德穆兰、米拉波，甚至还有我们提到过的吉伦特派领袖（当时人们称之为“布里索派”）布里索。
　　如果说统治阶级和哲学家们对“办报人”的不信任感和鄙视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消失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便体现出了主要的变化，它确立了三种重要的思想观点，体现出这一时期记者们所有的活动。
　　第一种观点是，秘密通常是可憎的，是特权的保护物，是专制君主政体在其周围建起的壁垒，以掩饰他们所维持的不公正秩序。秘密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因此，新制度第一个愿望便是要求政治事务的透明度。只说从今以后统治权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是不够的，还应该使一切在市民的的监督之下公开进行。
　　我们知道，英国在几度严峻的对对抗后才赢得议会辩论的公开。即便是在诸方面都成为先驱的美国，也是直到1795年才对记者开放。不过，从一开始，制宪会议便提出人民有权得到在选民会上所提到的一切。因为在1789年8月，人们便记住了巴黎第一任市长培尔的话：“政治生活公开是人民的保障。”
　　第二种观点是，大革命一直对一种统治模式怀有敬意，即在希腊和罗马城邦中存在的直接民主。革命参与者们所受的文化熏陶基本上都是古典的，因此他们试图重新创造直接的民主，不惜以允许公众在议会论坛叫骂喧哗为代价。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叫喊声的压力以及讨论的从容所造成的骚乱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当时似乎是很正常的。观众仿佛是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即代表所有不能实际出席的人。
　　我们能够理解在那样一种氛围中，人们希望报纸与它的市民读者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读者来信”在那些报纸中的数量要比在我们今天报纸中的数量多得多，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很明显，重要的是组织记者与读者群体之间的来往交流。在这种职能方面，报纸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参与者。报刊使事件发展进程加快，这种情绪上的仓促使当时的人们为之震惊，而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种仓促依然早不可忽视的。革命参与者们体验到一种永恒的紧迫感，一种与过去的制度相较的政治变化速度。他们体验到每一刻利害关系都会受到质疑，每完成一步都意味着在自由与束缚、成功与失败间作出选择。
　　在这种影响下应运而生的第一个伟大时刻，便是攻占巴士底狱。整个法国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要性并能马上把它作为象征事件，这是使人震惊的。最早报道此事的是安托万—路昂戈尔萨的《凡尔赛－巴黎邮报》7月15日清晨出版的那期报纸上。这位记者工作了一整夜，依然只掌握了很少的信息，但是他确信这一夜突发的事件是很重要的。
　　他写道：“我们永远都记得昨天这个日子。它也许为最伟大最幸福的革命开辟了道路。”
　　所有一切总是依据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强烈紧张状态组织起来的。而报刊对统一事件的描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它赋予这些事件以形式和意义，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来安排它们的节奏，并使这种意外的、激烈的、广泛的，凶猛的、充满激情和离奇的漩涡变得清晰明了。同时报刊在团体的凝结过程中起到直接作用，这种团体以一种有力的离心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
　　现实地说，没有接近报纸的人是被排斥在局外的。这便是为什么农民们在1789年夏天持续的大恐慌时刻觉得不安——那是一个抢劫城堡的时期：这是一种传闻作用的结果，这种传闻是农民们的武器，而报刊对他们也保持沉默——即使有时报界也会在第二时间对同一传闻做出反应。大恐慌主要是由农民的反抗造成的，但虽然农民是国民的主体，他们却被报纸遗忘了——或者是因为他们离信息中心很远，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这种对比非常鲜明，而且重要的是，把自身定义为乱党的一些群体也同样拥有自己的期刊。是报纸使公众产生分歧，体现出公开的对抗，而且是报纸最终承认这些分歧和对抗。这些分歧使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以及革命者内部之间对立起来。
　　
　　《西方媒介史》，参见“本刊8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