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切，本名张洁。1953年10月生于湖北省沙市市。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著有《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和《思痕集》，译有《语言学与小说》，主编名人传记译丛四种，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
　　
　　问者：昌切教授，您好！现在“80后”写作已经成为当下无法回避的话题。近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以韩寒为封面人物，封面标题是大大的几个字“领秀韩寒”。这个标题很有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也可以套用在“80后”这个整体概念上。此前韩寒、春树和李傻傻相继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轰动一时，“80后”作品持续走俏市场，郭敬明等上了福布斯排行榜。相对于日渐式微的纯文学写作，现在的“80后”是不是也可谓“领秀写作”？
　　答者：这是媒体的搞法，很有趣。“领袖”与“领秀”的构词方式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文坛领秀不等于文坛领袖，而相当于顶尖的脱口秀、时装秀，与“超女”李宇春是相似的。我以前说过：“超女”是文学圈的“80后”，“80后”是娱乐圈的“超女”。“80后”的流行和“超女”的走红，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新的艺术生产和传播机制的生成，一是新的艺术消费群体的生成。而这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课题。
　　问者：事实上，面对“80后”写作的热潮不退，热度不减，文学批评界的反应也由冷而热，逐渐升温，不少主流批评家、学者开始以积极的批评实践作出正面回应。在我的印象中，您是较早关注“80后”写作的一位。现在关于“80后”的提法非常多，如“新少年写作”、“新性情写作”、“新偶像写作”、“青春文学”，等等。“80后”自身对这个命名颇有微辞，认为其创作并不一致，简单以代际名词指称，无法涵盖或准确概括其文学特质。在您看来，“80后”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的写作有着怎样的性质？
　　答者：刚才你提到“80后”代表人物上了《时代周刊》。记得《时代周刊》直接套用了中文的“linglei”（另类），而没有用西文的对应词。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不都是另类，但另类肯定是80年代写作者的突出标志。我认为，代际划分强调的是异而不是同，强调同是没有意义的。另类写作是“80后”存在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个先决条件“80后”便不复存在。就此而言，“80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时间或代际概念，它没有足够的理由把所有80年代出生的文学青少年一网打尽。没有韩寒、春树和李傻傻这些师心使气的叛逆者，没有这些叛逆者胆大妄为的写作，就不会有“80后”这个区别于“60年代人”，“70年代人”的象征性的文学符号。《时代周刊》之所以把韩寒他们当作“英雄”推上封面，所看中的正是他们不同于前代的文化象征意义。
　　问者：有人指出在“80后”的文本世界里充斥着性、血腥、暴力、变态心理、少年犯罪等吸引眼球、耸人听闻的内容和字眼，“80后”写作的另类不仅体现于此，亦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商业背景密切相关。但仅据此理解“80后”的另类写作是不够的，因为以前刘索拉、徐星、余华、苏童等作家也写过人生的虚无迷茫、杀戮、暴力、血腥、性等。那么“80后”写作的“另类”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答者：单就写作内容、商业背景看问题是有局限性的。我想就“80后”的语文背景及相关问题谈点看法。刘索拉等人成名于80年代中期以后，大都属于“60后”。其中不少人读过大学，是在大学期间或大学毕业以后才在文坛出名的，而“80后”则大都是在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写作并成名的。“80后”面对的是一个中学语文的背景，或者说，共有一个中学教育体制的背景。这个中学语文或中学教育体制的背景，而不是人们喜欢议论的商业背景，与“80后”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来说，语文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按照大学对中学语文教育的要求，中学生应该在中学阶段掌握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即掌握汉语主要是现代汉语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能够准确地运用现代汉语表情达意；掌握汉语文学大致的演化脉络、主要的体式和概念，养成品鉴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各种文体的阅读和写作。但事实上，中学里的语文课索然无味，既不受学生欢迎也得不到学生的重视，大量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并不具备前述的语文能力，很难适应和满足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学习需要。这些问题的症结也许在于现行的应试教育放大了语文的工具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使之程式化，公式化，丧失了人文性，变得鸡零狗碎而令人索然寡味。“80后”就是在这样一个语文背景下从事文学写作的，他们的另类写作与其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脱节。相当一部分“80后”走的都是与中学语文教育相左的“旁门左道”，而不是中学生作文通常所走的路子。不仅韩寒、胡坚和春树公然反叛中学语文教育，搞的是“另类写作”，就是近几年在文化市场上十分红火的郭敬明和张悦然，还有被誉为素质教育标本的戴漓力和实力派写手李傻傻等人，也都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写作也从来不严格按照中学的作文规范行事。
　　问者：“80后”的另类正是在与那些“正类”的巨大反差中得以彰显的。如果说后者是“乖孩子”的“正类写作”的话，前者则像是“坏孩子”无所顾忌唱响的青春之歌，他们“想唱就唱，唱得响亮”，“想写就写，一写惊人”。但问题在于，在决意叛离中学语文教育的写作规范之后，他们仍然必须取法、借鉴语文教育之外的写作资源，否则便无法写作，遑论成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者：无所师承便无法写作，“80后”有他们师法的对象。韩寒师法鲁迅、钱钟书和王朔，行文愤世嫉俗，胆大妄为而无所顾忌，针砭时弊不留情面，笔锋辛辣锐利，笔调略显幽默风趣。胡坚不但喜欢鲁迅、钱钟书和王朔，也喜欢金庸，喜欢“大话西游”或“戏说”的语言风格，对王小波的崇拜和喜爱更是毫不加掩饰，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这一点从收在他的集子《愤青时代》里的几个“杂耍”似的中篇便可得到印证。“下半身”的诗文也是“80后”重要的师法对象。刻意书写“残酷青春”的“北京宝贝”春树，本身就是“诗江湖”网站的一员干将，是“下半身”中的活跃分子，她的《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堪称自叙传性质的“肉身传奇”。她写诗作文时刻不忘“肉身在场”，写着写着就会情不自禁地提到“下半身”有名的诗人及其诗歌，十分打眼。阿斐、李傻傻也弄过一些“下半身”作品。阿斐是“80后”在诗界的代表，曾写有“敞开上半身/裸/敞开下半身/裸”的诗句。李傻傻的小说《红X》写阴沉郁闷的少年赤裸裸的性经历，性感受，都证明李傻傻与“下半身”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不过李傻傻作为湘人后代，更多地被视为“少年沈从文”，透过他那些带点颓丧神秘气息的怀想故土故人的散文，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对沈从文的欣赏，也能窥见其对经营意境传神入微的鄂东作家废名的推崇。至于郭敬明，写的是“成长小说”，效仿成人小说的格调，内容在成人小说中较常见，貌似成熟老到而为涉世未深的众多中学生所喜爱。“80后”实力派五虎将中的张佳玮学的是博尔赫斯，而小饭则效仿先锋派。总而言之，“80后”的另类写作在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脱节的同时，体现出对成人写作（包括鲁迅、钱钟书、博尔赫斯和王小波等）的师承，以及对武侠小说、动漫、“下半身”写作等的自觉不自觉的模仿。
　　问者：从您刚才提到的“80后”对成人写作的师承来看，他们的写作是与当下语文教育严重脱节或背离的。很明显，“80后”写作的成功不是源自对中学语文教育的遵循，恰恰相反，而是对中学语文教育或作文规范的叛离。这种通过对语文教育的离经叛道实现的成功说明了什么问题？
　　答者：不是中学语文教学培育了“80后”，而是“80后”有意与中学语文教学对着干而成就了功名。这肯定是不应该的。其中当然有问题存在。“80后”的许多人为什么要师承中学语文教学内容以外的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成年人站在自我确认的人生（道德）基点上选编出来的，选什么不选什么，要求语文老师讲什么不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就成年人而言，讲究的是我们大人曾经如何如何，你们未成年人应该或不应该怎样怎样，应该或不应该知道什么什么；而作为接受者的中学生则从来是被动的，没有主体性，无从介入其中。成年人教育未成年人，以成年人的理想模式塑造未成年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春树、阿斐等人师法“下半身”，从根子上说，是对来自成人的硬性规定的反叛，是释放被成人压抑的个性。你不让我看的东西我偏要看，你不让我写的东西我偏要写。你们可以那样看那样写，凭什么要我们这样看这样写，我们同样可以那样看那样写。师法成人写作是一方面，反叛成人规定是一方面，一体两面，相互支持。反叛现行中学语文教育，提前打入成人社会，揭示类成人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这对于无数正在校园的暗道里摸索人生道路的中学生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问者：照您刚才所说，“80后”师法成人写作看来也是其反叛成人社会规定，反叛由成人社会规定的语文教育模式、中学教育体制的一种方式或手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80后”写作的大胆反叛是与现行语文教育及中学教育体制的特点密切关联的？
　　答者：可以这么说。要考察“80后”反叛了什么或如何反叛，先要弄清现行语文教育和中学教育体制的特点。我们目前的语文教育和中学教育体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中考、高考为旨归，围绕考试做文章，一切为了应试。正是这一点给了“80后”巨大的压抑，也因此激起他们的反抗。韩寒在“80后”反叛者中显得最为突出。他对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批判，就广度和力度而言，“80后”中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可以这样说，韩寒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学生活的回声，铭刻着他异常沉重的耻感记忆。写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另类作文”和《三重门》，是泄愤雪耻之举，写《像少年啦飞驰》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9年出世以来为什么一直盛行？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的作文大赛为什么如此受宠？除了主办方利用中学生走捷径升大学的投机心理赚钱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中学生及其家长对现行中学教育体制的恐惧和不满有关。另外，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大特点是分解。把长句分解成若干短句，把文章分解成若干要素如形象、结构、核心概念、关键句等等。另一大特点是固化。文章是活的，不根据一定的范文使之相对固化，教学和考试都难以进行。分解和固化都是由考试逼出来的做法。对于这些，“80后”也有非常自觉和激进的反叛。春树从高中退学，在作品中诘难中学语文教育，就是激进自觉的做法。她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不仅“少儿不宜”，而且“成人不宜”。李傻傻也是比较自觉的。他在何殇（可能是西毒何殇）为《南方都市报》做的一个访谈中谈及他的师承，说他高一读废名，高二读沈从文，说读废名、沈从文需要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感悟自然、生命的能力，所以中小学课本不选他们的作品，说在成年人看来，普通高中生可以看《祝福》《孔乙己》，却不可以看意境空灵朦胧的《竹林》（应为《竹林的故事》）。他学废名和沈从文，应当是有意为之。韩寒则对国内的语文教育发表过不少愤激的“名言”，如《通稿2003》：“语文在教会人识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语文，我认为‘秘诀’有二：一是不看语文书，二是不看作文书”，“我不喜欢语文书、作文课，因为我仇恨这些东西赚人的钱又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中学语文课我一节没听过，可我就是比那些每节课都听的人出色”……
　　问者：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反思？
　　 答者：“80后”的反叛与师承，虽然多出于对自身所处小环境的抗争，但是也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大背景。近些年来，中小学生写作成风，纷纷出书，“80后”成为图书市场的大热门，除了出版商的推助和媒体的“炒作”以外，还与中、高考引导下的中学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自身严重的缺陷密切相关。中国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已经有二十多年，它的积极意义已经随中国教育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化，中学语文教育或教育体制的问题都一一暴露出来。种种问题的总根子就是不平等，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受教育者在强大的中学教育体制面前完全是被动和软弱的，没有任何发言权，任由教育者摆布，矛盾因此会越积越深，一旦教育者一方露出了什么破绽，就必然会激起受教育者一方的反抗。这种反抗起初是比较温和的，往后便愈加激烈，直至公开的冲突爆发，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我注意到，韩寒的走红正是在由《北京文学》挑起的质疑中学语文教育最热闹，由各级教育部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最热烈的时候。矛盾积累到一定的地步，不可调和了，不可能不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80后”的反叛与师承，实际上是这股反抗浪潮中的一道巨流。所以，我更看重这个被评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的大背景，更愿意从语文教育来考察“80后”的写作。因为没有这个大背景就不会有什么商业背景，撇开语文教育很难说清楚“80后”的写作何以另类。语文或中学教育的问题越大，“80后”的另类写作就越能在特定的消费群中引起共鸣和广泛认同，商业的需求也就越大。换言之，正是语文教育严重的缺陷激起了人们的商业欲望。韩寒，郭敬明和春树等人的读者，大都是中学生和低年级的大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问者：我觉得反思应该是双向的。虽然“80后”有反叛和师承一面，但是语文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恐怕不会是压抑和“教会人识字以及遣词造句”那么简单。应试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缺乏审美态度和人文关怀的教育。“80后”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受挫而转向另类写作以谋取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应试教育的功利导向相吻合。在您看来，“80后”写作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答者：应试是必要的，应试教育则不一定。应试仅仅是一种育人的手段，应试教育是把这种手段变成了惟一的目的。至于“80后”中某些人的曲线救国，在商业上的成功，我以为是另一个问题，与语文教育的关系不大。
　　问者：语文教育似乎不尽是负面的东西。“80后”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得益于语文教育和中学教育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里，写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现在的语文教育虽然没有把“作文”的地位抬得如此之高，但仍然对上述观念有所承袭，即认为写作很重要，写作既“有用”也是为了“有用”，写作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众多家长认同这种观念，支持孩子放弃应试投身写作，并成为孩子强大的经济后援，使他们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者：前面说了，这是曲线救国，不能归功于语文教育。
　　问者：我注意到现在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民间适应市场需求，针对中小学生的作文或写作的培训机构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有些还做成了品牌，比如“阳光喔作文”等。尽管家长对作文重要性的高度认同，对送孩子参加作文培训的热情有很大一部分动因仍是为了参加考试，但这其中亦不乏“80后”通过“新概念作文”，走另类写作的路子而一举成名，名利兼收造成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作文大赛，甚至“新概念作文”也正在变为另一种应试作文。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者：正因为如此，各种大赛纷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哈哈，殊途同归。
　　问者：“80后”的反叛与语文教育形成了某种互动。一方面，现行的语文教育成为了“80后”写作立意反叛的动因，另一方面，这种反叛，这种另类写作所获得的巨大的现实成功也促使当前语文教育作出调整，高考阅卷的评判尺度较以往更宽松，语文教学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近，北京市的语文教改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中，“金庸取代鲁迅”，网络流行语进入教材引发了热议，赞弹均有，甚至不乏偏激的看法和评论。我们能否把语文教育作出的这些调整看作是对“80后”写作的一种正面回应？我们该怎么看待目前的教改，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教改？
　　答者：有所触动很自然，教改的动机也很好，但都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找不出真正的病因，怎么对症下药！不改应试教育，不改应试教育的体制，教材再怎么改、改得再漂亮也没用。
　　
　　叶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