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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企
在安徽，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相当规模时，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有资格到市(县)委、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于是一些没有在党委、政府工作过一天的企业家竟兼任起党政领导职务。与此同时，有些市(县)领导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保住当地的龙头企业，往往兼任着当地主要企业领导职务。于是就出现了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府官员的“红顶商人”。
芜湖市市委书记詹夏来兼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刘俊卿兼职县委副书记，该集团党委书记马锦华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界首市民营企业天安集团董事长张超彬兼职市政协主席；界首市市长王显义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彭杰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刘素敏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兼职毫州市委常委……他们既是政府的官员、市县党的领导成员，又是企业的“老总”，他们至少有两套办公机构、两套可供调用的下属以及或明或暗的两种报酬。
根据《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公务员中领导干部兼任企业职务是违规的。“红顶企业”让权力进入了市场
“只要红灯一亮，两旁停的基本上都是奇瑞轿车。”芜湖市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芜湖有60万人口，但在市内跑的奇瑞出租车就达到了2860辆，其密集度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而且，这是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很高的地方，坐出租车的并不多。据说，在芜湖，非奇瑞制造的轿车想跑出租，根本人不了户。这明显是芜湖市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后栽培的地方保护主义之花。
在临泉县文王酒厂，因为厂长兼任县委常委，所以县委前年无偿从酒厂拿去100万元装修房屋，政府经常无偿或价低从企业拿酒，企业根本无法拒绝。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兼职副县长，去年该集团新上马一个蚕茧缫丝项目，年加工量相当于全县的产茧量，为了保证全力集团的资源供应，县里规定所有农民蚕茧不准包卖出县境，言下之意只能卖给全力集团等企业。该县逆水乡农技站一位农户抱怨道：“谁愿把蚕茧卖给全力集团?他们不仅服务质量差，而且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
界首市的沙河酒厂从昔日年创利税1亿多元下滑到1000多万元，市财政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挽救经营上的颓势并解决酒厂内部的不稳定状况，市委决定由市长王显义兼任厂长，他在酒厂上班的时间比到市政府要多。
商人加了“红顶”，红顶兼任了“老板”，这种畸形的双重身份形象出现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企业可以利用公务员身份获得“保护伞”，使自己的企业在行政干预下更“红火”；企业领导人在政府兼职后则可以利用“老总”的身份坐享单纯公务员身份的领导干部所享受不了的权利，比别的“老总”更有权，比别的官员过得更“潇洒”。“红顶商人”现象引起各方关注
去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就觉察到了在省内大量存在着的“红顶商人”现象，一位省委副书记还专门作出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随后，安徽省委组织部开始专题调查。
今年8月26日上午，中纪委派员直奔安徽，先后调查了一些相关的“红顶商人”。中纪委调查的重点是：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等。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这些“红顶商人”有没有让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被中纪委调查后他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职位。
一位专家分析，安徽省的“官商”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好，政府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中兼职；二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救一下局面”。
兼职毫州市市委常委、同时又是我国白酒界巨头的古井集团创始人王效金就属于前者。当初，王带领着古井集团的前身——古井酒厂一路拼杀，终于把古井集团打造成一个在白酒界颇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后，该集团上缴给当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占到该市税收的30％。这样，王效金便被推到了亳州市“市委常委”的位置。由于白酒市场竞争相当残酷，古井集团逐步出现了滑坡。毫州市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市里部分领导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说，“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自觉行动起来，多买古井贡酒”。
2002年2月，以界首市市长王显义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厂长。他说，他兼职当厂长以后，由于他的“市长职位”的威慑，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向企业“吃、拿、卡、要”的行为明显收敛了很多。不过现在，出于某种考虑，王还是辞去了厂长职位。
而詹夏来的“红顶商人”的背景则又有所区别。据了解，詹夏来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一号工程”启动。詹夏来从那时起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詹是奇瑞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奇瑞汽车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表示，“他对奇瑞很有感情。今后面临市委书记和董事长的岗位选择时，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有关专家认为：“红顶商人”现象，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危害。一个人能将企业搞好，未必就能管理好经济和社会；“官员”当得好，未必就能成为市场上的好手、经营上的骁将。硬以各种理由把这双重角色拧在一起，只能说明决策者对社会公众的不尊重，对市场的藐视，对竞争的无知。“红顶商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红顶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资源的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歧视性待遇，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公，甚至造成“腐败期权化”或者大量滋生另类腐败。
在安徽，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相当规模时，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有资格到市(县)委、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于是一些没有在党委、政府工作过一天的企业家竟兼任起党政领导职务。与此同时，有些市(县)领导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保住当地的龙头企业，往往兼任着当地主要企业领导职务。于是就出现了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府官员的“红顶商人”。
芜湖市市委书记詹夏来兼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刘俊卿兼职县委副书记，该集团党委书记马锦华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界首市民营企业天安集团董事长张超彬兼职市政协主席；界首市市长王显义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彭杰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刘素敏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兼职毫州市委常委……他们既是政府的官员、市县党的领导成员，又是企业的“老总”，他们至少有两套办公机构、两套可供调用的下属以及或明或暗的两种报酬。
根据《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公务员中领导干部兼任企业职务是违规的。“红顶企业”让权力进入了市场
“只要红灯一亮，两旁停的基本上都是奇瑞轿车。”芜湖市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芜湖有60万人口，但在市内跑的奇瑞出租车就达到了2860辆，其密集度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而且，这是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很高的地方，坐出租车的并不多。据说，在芜湖，非奇瑞制造的轿车想跑出租，根本人不了户。这明显是芜湖市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后栽培的地方保护主义之花。
在临泉县文王酒厂，因为厂长兼任县委常委，所以县委前年无偿从酒厂拿去100万元装修房屋，政府经常无偿或价低从企业拿酒，企业根本无法拒绝。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兼职副县长，去年该集团新上马一个蚕茧缫丝项目，年加工量相当于全县的产茧量，为了保证全力集团的资源供应，县里规定所有农民蚕茧不准包卖出县境，言下之意只能卖给全力集团等企业。该县逆水乡农技站一位农户抱怨道：“谁愿把蚕茧卖给全力集团?他们不仅服务质量差，而且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
界首市的沙河酒厂从昔日年创利税1亿多元下滑到1000多万元，市财政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挽救经营上的颓势并解决酒厂内部的不稳定状况，市委决定由市长王显义兼任厂长，他在酒厂上班的时间比到市政府要多。
商人加了“红顶”，红顶兼任了“老板”，这种畸形的双重身份形象出现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企业可以利用公务员身份获得“保护伞”，使自己的企业在行政干预下更“红火”；企业领导人在政府兼职后则可以利用“老总”的身份坐享单纯公务员身份的领导干部所享受不了的权利，比别的“老总”更有权，比别的官员过得更“潇洒”。“红顶商人”现象引起各方关注
去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就觉察到了在省内大量存在着的“红顶商人”现象，一位省委副书记还专门作出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随后，安徽省委组织部开始专题调查。
今年8月26日上午，中纪委派员直奔安徽，先后调查了一些相关的“红顶商人”。中纪委调查的重点是：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等。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这些“红顶商人”有没有让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被中纪委调查后他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职位。
一位专家分析，安徽省的“官商”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好，政府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中兼职；二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救一下局面”。
兼职毫州市市委常委、同时又是我国白酒界巨头的古井集团创始人王效金就属于前者。当初，王带领着古井集团的前身——古井酒厂一路拼杀，终于把古井集团打造成一个在白酒界颇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后，该集团上缴给当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占到该市税收的30％。这样，王效金便被推到了亳州市“市委常委”的位置。由于白酒市场竞争相当残酷，古井集团逐步出现了滑坡。毫州市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市里部分领导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说，“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自觉行动起来，多买古井贡酒”。
2002年2月，以界首市市长王显义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厂长。他说，他兼职当厂长以后，由于他的“市长职位”的威慑，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向企业“吃、拿、卡、要”的行为明显收敛了很多。不过现在，出于某种考虑，王还是辞去了厂长职位。
而詹夏来的“红顶商人”的背景则又有所区别。据了解，詹夏来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一号工程”启动。詹夏来从那时起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詹是奇瑞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奇瑞汽车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表示，“他对奇瑞很有感情。今后面临市委书记和董事长的岗位选择时，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有关专家认为：“红顶商人”现象，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危害。一个人能将企业搞好，未必就能管理好经济和社会；“官员”当得好，未必就能成为市场上的好手、经营上的骁将。硬以各种理由把这双重角色拧在一起，只能说明决策者对社会公众的不尊重，对市场的藐视，对竞争的无知。“红顶商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红顶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资源的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歧视性待遇，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公，甚至造成“腐败期权化”或者大量滋生另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