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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二流堂”？必须先破题、作注，读者方知来龙去脉。
“堂主”唐瑜（1912～2010年），祖籍福建漳州。他的哥哥唐大杏在缅甸经商，财力雄厚。
1927年，15岁的唐瑜读了潘汉年主编的半月刊《幻州》后，倾慕潘汉年的革命思想，给潘汉年写信表示革命的意愿。潘汉年热情复信，使唐瑜受到莫大的鼓舞。1930年，唐瑜由潘汉年推荐，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唐瑜成为左联最早的盟员之一。
潘汉年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唐瑜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受潘汉年之命，唐瑜赴港为在港的进步人士做生活安排。潘汉年要办印刷厂，唐瑜得到其兄的支持，在缅甸成立了公司，挂名总经理，掩护过不少革命者。夏衍创办《救亡日报》也得到唐瑜及其兄长的资助。上世纪30年代初，唐瑜在潘、夏的领导下，主编过《电影新地》《电影艺术月刊》《联华画报》《早报》等，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影评家。
在左联岁月，唐瑜目睹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人殉难。他在上海参加过“五卅”惨案大游行，因此被捕入狱过了六个月的铁窗生涯。
上世纪40年代，唐瑜到重庆，常出入于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过从甚密……
抗战岁月，唐瑜慷慨解囊，在重庆购地建屋，筑茅屋数间，名“碧庐”，使夏衍、吴祖光、凤子、吕恩、丁聪、苗子、郁风、盛家伦等一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大家奋力抗战，评论国是，浪遏飞舟。何等风光！那年代，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名词叫“二流子”盛传一时。这批艺人个性自由、散漫，自然地接受点“二流子”的趣味，不知谁别出心裁，将“碧庐”戏称为“二流堂”。唐瑜也就当仁不让地被推上“二流堂”堂主的宝座。
全国解放之初，他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选址到厂房设计，从网罗电影制作骨干人员到购置器材，他都不遗余力。甚而还主动捐助早年自己收集的电影器材。而在“三反”运动中，却有人怀疑他是“大老虎”，是陈沂保了他，才化险为夷。“文革”中，“四人帮”以“反革命集团二流堂裴多菲俱乐部”罪名，在《人民日报》刊整版文章批判“二流堂”人士。把一个仗义疏财的革命者、进步文人打成黑帮“帮主”，其阴恶用心是为整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自然又恢复了他“唯吾德馨”的原貌，直到1979年8月终获平反。据姜德明说，“文革”前夕，潘汉年从监狱里出来，唯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的来访。
余生也晚，但因工作关系，于上世纪90年代始结识了七八位二流堂人士。
1995年，我为苗子、郁风伉俪出了本散文合集《陌上花》。时苗子旅居澳大利亚，函嘱我代寄一册给他当年的堂主唐瑜先生。唐先生收到书后十分高兴，来信中先夸书出得漂亮，后婉言批评这套丛书“为什么不收钱锺书、杨绛这对老幽默？”我据实交代：邀请过，但钱先生素不喜热闹，婉拒了。因我与唐瑜无其他私交或工作关系，素未谋面，只通过两封信便中断了联络。后来我从报刊零星的文章中，获知“好人唐瑜”“文坛孟尝君”对朋友们热情、关爱的故事，令我对唐瑜肃然起敬。那时，我还在出版社供职，某日忽想组他一部稿子，四处打听唐瑜的行踪而不得。后知他已移居国外，英、美、法和香港，天马行空，居无定所，无从联络。
退休后，我闲居在家。2007年夏，广东记者李怀宇君来宁访我，泛聊文化老人。言及三联刚出版的唐瑜的《二流堂纪事》一书。我本以为唐先生已化云鹤，而李君告知，唐先生仍健在，且定居京华，并示以信址。我本生性恋旧，加之对唐先生素仰已久，便冒昧致函问安并询近况。数日后，唐先生回复一纸，十数字，字大如铜钱。昵称我为“小弟”，云大病初愈，且体力不支，目力全损，不能多写。望我谅解，并附近照一帧。唐瑜先生抱病作复，我深为感动。我忙致信鸣谢，请他静心养疴，祝福他早日康复。声明不要他回信了。谁知道一个月后，他突然来信，大字，共三页。前一页说他手边有个小册子（文稿，自谦）想听听我的意见，问我社能否接纳，并欢迎我到北京时去他家作客。后两页写的全是如何坐车、转车到昌平他的寓所，细到在某处有什么标志物，走几米，向左拐，或向右拐。好像我铁定要明天即去似的。并附书稿简目，大多是对夏衍、潘汉年等故旧的回忆之类。我很踌躇，因我时已退休，很难接纳他的文稿，特别是目下各出版社把五分钱看成磨盘大的年代。但老人对我的信任，令我动容和不安，九十四岁的老人如此有求于我，良知不容我坐视，更何况他当年仗义疏财襄助过文艺界许多朋友。他办的小印刷厂，竟专印《救亡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为纪念潘汉年，他自编自写纪念潘的集子《零落成泥碾作尘》，请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许涤新等撰文，并倡导把稿费捐给潘汉年故乡的小学。今天，他仍把《二流堂纪事》的全部稿费捐给了潘汉年希望小学，而自己却节衣缩食……他的义举慈怀，感动了我。我决定找机会去看望他，即使不能接纳他的书稿，尽点安慰他的绵薄之力也可心安。
为了了却此愿，我“制造”了一个借口，谋得一进京公干的便利。据我原供职的出版社经济现状，要坦然接受唐先生的文稿，做这桩可能赔钱的买卖不大可能。我只能尽牵线搭桥之力，“转嫁”给对唐先生的文稿可能有兴趣的出版家。我找到京华出版同仁小曹，他熟知唐瑜其人其事，表示有兴趣偕我拜访唐瑜并“看看”文稿。
造访唐瑜的前日，我给唐夫人李德秀女士打电话做了预约。
唐瑜居京华“北大荒”的昌平，距市区太远。那天天一亮，我便与小曹起程，按图索骥，顺利地摸到唐瑜的寓所前，其时八时半。我连揿三次门铃，无人应答。复打三次电话，无人接听。莫非是到楼下晨练去了？我与小曹遍觅小区活动场所不见，不得不折回原处，重新按门铃、打电话。一切白搭。唐瑜楼上一老翁在阳台晒太阳见之，闻知我远道而来，帮我开了楼道大门，提示我上楼按唐家的门铃，或敲击防盗门。我蹬蹬登上了楼。“当当当”，门铃久按，铁扉不开，“咚咚咚”拍打防盗门，也无济于事。我败兴下楼，在门洞口抽烟。正一筹莫展时，那邻居老翁又说：他从不出门，肯定在家。并提醒我说，他们夫妇俩都是聋子，有时他儿子来，也得拍门十分钟呢。已有预约，我坚信老人不会失信，如有急事离开也会留条的。我又蹬蹬蹬上楼，按铃、拍门，双管齐下，间相交替。 精诚所至，唐门始开。前前后后，叩击了一小时，门终于开了。开门的是八十多岁的唐夫人李德秀。唐夫人十分抱歉地说，她也耳聋，没想到我来得这么早，没戴助听器，所以电话、门铃她都雷打不动。
唐夫人写了张条子给在卧室的唐瑜先生，说我来了。好客的唐瑜十分高兴，颤颤巍巍立身欢迎。
眼前的唐瑜先生，身材魁梧，精神尚可，但眼、耳、手脚都不大方便了，给人一种廉颇老矣的悲哀。
寒暄后，我们即直奔主题展开对话。
我们的交谈方式很独特：客人笔问，主人口答（写字不便）。小茶几上主人备有一叠裁好的单面白纸（打印稿反面，废物利用）、粗黑笔。我们将要说的话、要提的问题用大大的字写在纸上。唐瑜把它凑到眼前一寸处。此时，我忽然想起唐瑜先生肖鼠，想到“鼠目寸光”那句成语，窃思而不忍笑。唐瑜每看完一张纸条后，一字一字朗声作答。小曹在纸上幽他一默：“您老声音洪亮。”唐瑜见之大笑：“当年夏衍就夸我声震屋瓦！”我们向唐瑜索了“小册子”目录，谈完正题后便聊开了。我惊异地发现，唐瑜虽目失明，耳失聪，腿失灵，不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足行千里，但信息并不闭塞。他向我打听广东是不是有家“文革”博物馆？还说他有照片什么的想提供。我说我不清楚。在侧的唐夫人忙插上一句：“你有什么照片？”话题即被打断。接着唐瑜说了件当年抗战岁月的小故事。他说，那时，大家住在一起，唱戏，写文章，喝茶，聊天，真快乐。又说：“有一次，乔冠华从‘碧庐’对面的山坡走下来，后面有几个国民党便衣特务盯着。乔冠华站住，向他们瞪了一眼，说：‘看什么，告诉你们老板，我到二流堂去喝茶、聊天！’特务就乖乖地溜了。”忆及旧雨，唐瑜不胜感叹：如今死的死了，活着的没几个了，也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有聚），打电话，又听不见……
席间，他赠我们一册近著图文本《二流堂纪事》，他的签名仍很遒劲、潇洒。他自豪地说，书中黄永玉为他的造像，就画了五次！书的封底有吴祖光的诗：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细雨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成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两个多小时对话，我与小曹各收藏一叠提问的小纸条，带回作纪念。告辞时，唐瑜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大声说：“将来等我的眼睛治好了，我要写部《另类二流堂》，堂主就是周—恩—来。他把周恩来三字顿开，抑扬顿挫，颇有声震楼顶之势。
唐瑜自谦那本新著“小册子”，我曾先后向北京出人文类图书有名气的两家出版社推荐过，编辑兴冲冲抱回，后又无奈何地奉还。空留遗憾。
唐瑜虽是二流堂堂主，远没有他的堂客们有名，然而大家公认他是位大好人。夏衍说得好：“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龚自珍云：“人难再得始为佳。”
“二流堂”吴祖光、丁聪、郁风等一批老堂客，相继作古。唐夫人李德秀也于2010年初离他而去。2010年8月18日，唐瑜以九十九岁高龄告别人世。
“堂主”唐瑜（1912～2010年），祖籍福建漳州。他的哥哥唐大杏在缅甸经商，财力雄厚。
1927年，15岁的唐瑜读了潘汉年主编的半月刊《幻州》后，倾慕潘汉年的革命思想，给潘汉年写信表示革命的意愿。潘汉年热情复信，使唐瑜受到莫大的鼓舞。1930年，唐瑜由潘汉年推荐，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唐瑜成为左联最早的盟员之一。
潘汉年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唐瑜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受潘汉年之命，唐瑜赴港为在港的进步人士做生活安排。潘汉年要办印刷厂，唐瑜得到其兄的支持，在缅甸成立了公司，挂名总经理，掩护过不少革命者。夏衍创办《救亡日报》也得到唐瑜及其兄长的资助。上世纪30年代初，唐瑜在潘、夏的领导下，主编过《电影新地》《电影艺术月刊》《联华画报》《早报》等，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影评家。
在左联岁月，唐瑜目睹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人殉难。他在上海参加过“五卅”惨案大游行，因此被捕入狱过了六个月的铁窗生涯。
上世纪40年代，唐瑜到重庆，常出入于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过从甚密……
抗战岁月，唐瑜慷慨解囊，在重庆购地建屋，筑茅屋数间，名“碧庐”，使夏衍、吴祖光、凤子、吕恩、丁聪、苗子、郁风、盛家伦等一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大家奋力抗战，评论国是，浪遏飞舟。何等风光！那年代，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名词叫“二流子”盛传一时。这批艺人个性自由、散漫，自然地接受点“二流子”的趣味，不知谁别出心裁，将“碧庐”戏称为“二流堂”。唐瑜也就当仁不让地被推上“二流堂”堂主的宝座。
全国解放之初，他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选址到厂房设计，从网罗电影制作骨干人员到购置器材，他都不遗余力。甚而还主动捐助早年自己收集的电影器材。而在“三反”运动中，却有人怀疑他是“大老虎”，是陈沂保了他，才化险为夷。“文革”中，“四人帮”以“反革命集团二流堂裴多菲俱乐部”罪名，在《人民日报》刊整版文章批判“二流堂”人士。把一个仗义疏财的革命者、进步文人打成黑帮“帮主”，其阴恶用心是为整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自然又恢复了他“唯吾德馨”的原貌，直到1979年8月终获平反。据姜德明说，“文革”前夕，潘汉年从监狱里出来，唯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的来访。
余生也晚，但因工作关系，于上世纪90年代始结识了七八位二流堂人士。
1995年，我为苗子、郁风伉俪出了本散文合集《陌上花》。时苗子旅居澳大利亚，函嘱我代寄一册给他当年的堂主唐瑜先生。唐先生收到书后十分高兴，来信中先夸书出得漂亮，后婉言批评这套丛书“为什么不收钱锺书、杨绛这对老幽默？”我据实交代：邀请过，但钱先生素不喜热闹，婉拒了。因我与唐瑜无其他私交或工作关系，素未谋面，只通过两封信便中断了联络。后来我从报刊零星的文章中，获知“好人唐瑜”“文坛孟尝君”对朋友们热情、关爱的故事，令我对唐瑜肃然起敬。那时，我还在出版社供职，某日忽想组他一部稿子，四处打听唐瑜的行踪而不得。后知他已移居国外，英、美、法和香港，天马行空，居无定所，无从联络。
退休后，我闲居在家。2007年夏，广东记者李怀宇君来宁访我，泛聊文化老人。言及三联刚出版的唐瑜的《二流堂纪事》一书。我本以为唐先生已化云鹤，而李君告知，唐先生仍健在，且定居京华，并示以信址。我本生性恋旧，加之对唐先生素仰已久，便冒昧致函问安并询近况。数日后，唐先生回复一纸，十数字，字大如铜钱。昵称我为“小弟”，云大病初愈，且体力不支，目力全损，不能多写。望我谅解，并附近照一帧。唐瑜先生抱病作复，我深为感动。我忙致信鸣谢，请他静心养疴，祝福他早日康复。声明不要他回信了。谁知道一个月后，他突然来信，大字，共三页。前一页说他手边有个小册子（文稿，自谦）想听听我的意见，问我社能否接纳，并欢迎我到北京时去他家作客。后两页写的全是如何坐车、转车到昌平他的寓所，细到在某处有什么标志物，走几米，向左拐，或向右拐。好像我铁定要明天即去似的。并附书稿简目，大多是对夏衍、潘汉年等故旧的回忆之类。我很踌躇，因我时已退休，很难接纳他的文稿，特别是目下各出版社把五分钱看成磨盘大的年代。但老人对我的信任，令我动容和不安，九十四岁的老人如此有求于我，良知不容我坐视，更何况他当年仗义疏财襄助过文艺界许多朋友。他办的小印刷厂，竟专印《救亡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为纪念潘汉年，他自编自写纪念潘的集子《零落成泥碾作尘》，请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许涤新等撰文，并倡导把稿费捐给潘汉年故乡的小学。今天，他仍把《二流堂纪事》的全部稿费捐给了潘汉年希望小学，而自己却节衣缩食……他的义举慈怀，感动了我。我决定找机会去看望他，即使不能接纳他的书稿，尽点安慰他的绵薄之力也可心安。
为了了却此愿，我“制造”了一个借口，谋得一进京公干的便利。据我原供职的出版社经济现状，要坦然接受唐先生的文稿，做这桩可能赔钱的买卖不大可能。我只能尽牵线搭桥之力，“转嫁”给对唐先生的文稿可能有兴趣的出版家。我找到京华出版同仁小曹，他熟知唐瑜其人其事，表示有兴趣偕我拜访唐瑜并“看看”文稿。
造访唐瑜的前日，我给唐夫人李德秀女士打电话做了预约。
唐瑜居京华“北大荒”的昌平，距市区太远。那天天一亮，我便与小曹起程，按图索骥，顺利地摸到唐瑜的寓所前，其时八时半。我连揿三次门铃，无人应答。复打三次电话，无人接听。莫非是到楼下晨练去了？我与小曹遍觅小区活动场所不见，不得不折回原处，重新按门铃、打电话。一切白搭。唐瑜楼上一老翁在阳台晒太阳见之，闻知我远道而来，帮我开了楼道大门，提示我上楼按唐家的门铃，或敲击防盗门。我蹬蹬登上了楼。“当当当”，门铃久按，铁扉不开，“咚咚咚”拍打防盗门，也无济于事。我败兴下楼，在门洞口抽烟。正一筹莫展时，那邻居老翁又说：他从不出门，肯定在家。并提醒我说，他们夫妇俩都是聋子，有时他儿子来，也得拍门十分钟呢。已有预约，我坚信老人不会失信，如有急事离开也会留条的。我又蹬蹬蹬上楼，按铃、拍门，双管齐下，间相交替。 精诚所至，唐门始开。前前后后，叩击了一小时，门终于开了。开门的是八十多岁的唐夫人李德秀。唐夫人十分抱歉地说，她也耳聋，没想到我来得这么早，没戴助听器，所以电话、门铃她都雷打不动。
唐夫人写了张条子给在卧室的唐瑜先生，说我来了。好客的唐瑜十分高兴，颤颤巍巍立身欢迎。
眼前的唐瑜先生，身材魁梧，精神尚可，但眼、耳、手脚都不大方便了，给人一种廉颇老矣的悲哀。
寒暄后，我们即直奔主题展开对话。
我们的交谈方式很独特：客人笔问，主人口答（写字不便）。小茶几上主人备有一叠裁好的单面白纸（打印稿反面，废物利用）、粗黑笔。我们将要说的话、要提的问题用大大的字写在纸上。唐瑜把它凑到眼前一寸处。此时，我忽然想起唐瑜先生肖鼠，想到“鼠目寸光”那句成语，窃思而不忍笑。唐瑜每看完一张纸条后，一字一字朗声作答。小曹在纸上幽他一默：“您老声音洪亮。”唐瑜见之大笑：“当年夏衍就夸我声震屋瓦！”我们向唐瑜索了“小册子”目录，谈完正题后便聊开了。我惊异地发现，唐瑜虽目失明，耳失聪，腿失灵，不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足行千里，但信息并不闭塞。他向我打听广东是不是有家“文革”博物馆？还说他有照片什么的想提供。我说我不清楚。在侧的唐夫人忙插上一句：“你有什么照片？”话题即被打断。接着唐瑜说了件当年抗战岁月的小故事。他说，那时，大家住在一起，唱戏，写文章，喝茶，聊天，真快乐。又说：“有一次，乔冠华从‘碧庐’对面的山坡走下来，后面有几个国民党便衣特务盯着。乔冠华站住，向他们瞪了一眼，说：‘看什么，告诉你们老板，我到二流堂去喝茶、聊天！’特务就乖乖地溜了。”忆及旧雨，唐瑜不胜感叹：如今死的死了，活着的没几个了，也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有聚），打电话，又听不见……
席间，他赠我们一册近著图文本《二流堂纪事》，他的签名仍很遒劲、潇洒。他自豪地说，书中黄永玉为他的造像，就画了五次！书的封底有吴祖光的诗：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细雨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成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两个多小时对话，我与小曹各收藏一叠提问的小纸条，带回作纪念。告辞时，唐瑜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大声说：“将来等我的眼睛治好了，我要写部《另类二流堂》，堂主就是周—恩—来。他把周恩来三字顿开，抑扬顿挫，颇有声震楼顶之势。
唐瑜自谦那本新著“小册子”，我曾先后向北京出人文类图书有名气的两家出版社推荐过，编辑兴冲冲抱回，后又无奈何地奉还。空留遗憾。
唐瑜虽是二流堂堂主，远没有他的堂客们有名，然而大家公认他是位大好人。夏衍说得好：“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龚自珍云：“人难再得始为佳。”
“二流堂”吴祖光、丁聪、郁风等一批老堂客，相继作古。唐夫人李德秀也于2010年初离他而去。2010年8月18日，唐瑜以九十九岁高龄告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