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衡量人物心理记忆的作品。尽管小说叙事起步于一个青涩少年的懵懂内心，但随着故事进程的发展，少年对于哲学和生活关系的思考却开始悄然退隐，取而代之的，则是小说女主人公内心风景的不断绽放。几乎可以肯定，那些马基雅弗利式的哲学片段，不过是作家虚晃一枪的叙事伎俩。而小说真正的叙事方向，实与女主人公“她”复杂暧昧的内心之旅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讲述女主人公纠结缠绕的生命记忆时，作家并未执持于单刀直入式的心理独白，而是借助同居生活带来的切身感受，细致描摹了女主人公与自我记忆之间的灵魂搏斗：从她试图以婚姻生活改变生命记忆为开始，至离婚时什么都无法改变为结局，作家用叙述展示了女主人公灵魂的幻灭。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品中她与他的同居生活，不过是一座生命的天平，它不仅负担起了她濒于幻灭的绝望内心，亦默默考量了她承受记忆逼迫的心理极限。而小说的匠心之处就在于，作家薛忆沩几乎用一种零度写作的叙事风格，完整讲述了女主人公“她”与自我记忆展开灵魂搏斗的内心之旅。
　　在女主人公出场前，那位徘徊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男主人公“他”，显然是作家预先设置的一位救赎者。尽管他对于现实生活有着书蠹般的理解方式，但却最有可能在心灵层面上与她相通。当他们过上同居生活后，读书、看电视、批改作业等琐碎的日常生活暂时占据了她的心灵。与之前她沉湎于自我记忆的痛苦状况相比，同居生活显然缓解了她内心的紧张。而作家的叙述亦在此显现出某种特殊的艺术价值，可以这样理解，当作家用记叙生活琐事的方法替代心理描写时，小说中关于她内心之旅的叙述进程便突然中断。这一叙述节奏的变化，实则暗含了作家的某种价值关怀——正是对日常生活的描写缓解了人物日益紧张的内心。事实上，当小说人物在承受着记忆逼迫之时，作家也与人物一道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困境。如何结束这令人忧心的内心之旅，不仅是一个叙述技巧的难题，同时也是作家如何帮助人物逃离生存困境的过程。就像这段日常生活的记叙一样，当作家的叙述如流水般蔓延开来时，种种琐碎的生活小事暂时搁置了她复杂剧烈的心理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已经让叙述远离了女主人公的内心，同时也解救了她紧张焦虑的内心。
　　然而，同居生活尽管可以暂时缓解她内心的忧伤，但那些绵延不绝的生命记忆却并未远去，它只不过潜伏在女主人公的内心一隅，等待机会适时而出。于是，当她得知父母的病情后，宿命般的痛苦记忆便再度出场。此时的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拼尽全力去抓住婚姻这根救命稻草。而作家的叙述进程，也在此稍事停顿后一往无前：当女主人公怀着宿命般的忧伤送走自己的母亲后，小说的叙述也开始趋向高潮，她仿佛越来越无法摆脱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更可怕的是，父亲的病情就如一把悬在她头顶上的利剑，令她无时无刻回想起与亲人诀别的苦痛。婚姻生活对她而言，似乎早已失去了转移自我记忆的功能。在这一段叙述中，小说语言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那些胶结缠绕的意识流动将她内心的痛苦涓滴成河，并在重复叙述的强大力量下汇聚成了一片孤独之海。因此，当父亲死亡的噩耗传来时，她极度绷紧的内心之弦便突然断裂，柔弱的灵魂顿时陷入了虚无。相形之下，男主人公向她提出离婚的请求似乎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她知道，那些痛苦的生命记忆终将和她如影随形，“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改变”。在这一叙事情境中，记忆所拥有的重量开始悄然显现：不论她付出何种努力，都始终逃脱不掉记忆的逼迫，她永远活在了自己的记忆之中——记忆掌控了现实。因此，《同居者》其实是一部以书写个人记忆为主旨的心理小说。不过与习见的心理小说相比，尽管这部作品同样注重对人物内心独白的描写，但就叙事方法而言，仍然具有某些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除叙述节奏的变化以外，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即是第三人称代词的频繁运用。如“她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她生命中最大的秘密”等句，不仅充分营造了一种循环封闭的叙述基调，亦造就了读者阅读经验的往返纠结：似乎女主人公尘嚣危惧、歧路频频的内心之旅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追随作家的叙述进程与她患难与共。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用他的叙述紧紧抓住了读者，同时也将艺术与生活世界的现实合二为一。
　　
　　叶立文，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