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孔子故乡，当地人准备盖一座教堂，能容纳三千人，选址在孔庙附近。此事引起新儒家学者如陈明的一些不满：选在孔子故里，传说孔子门徒三千，造在近旁，分明挑衅。于是发起抵制行动。教堂计划搁浅。
　　王文锋通过中间人与陈明见面。“我说，可能当地有些方面想得不够周到，我们的项目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容纳三千人不是有意提出来的，两千、一千也没关系；盖得远一点、矮一点也没关系；甚至教堂整个装修采用中国式也没关系。我说下次有不满呢，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
　　此时，他的论坛已在韩国举办完第四届研讨会，打算在美国举办第五届，于是邀请陈明参加，后者“很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一位新儒家学者和一位青年基督徒（分别代表中西文化），私下里成为朋友。 　　王文锋觉得，这种沟通对话的效果很好，至少可以平和面对问题，于是将眼光投向当代中国张力最大、冲突最多、也最令人揪心的领域。到了第六届，他颇费苦心地将会议地点选在德高望众的牛津大学。
　　英国承办方是OCMS（Oxford Centre for Mission Studies，当地一家学术机构）和Wycliffe Hall of Oxford University（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的大厅，一座多年未用的教堂），他们负担嘉宾们在牛津的费用——在他们的习惯里，隆重不等于奢侈。
　　这些机构里有许多义工，有些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为会议服务。3天里，上午下午的研讨之前，都有唱诗班吟唱，由加拿大一位叫林瑞芳的博士带领。OCMS中心主任的太太是美国人，1980年代末在辽宁阜新教过两三年书，对中国有感情。茶歇时，她为中国学者们倒茶。
　　国外关注、关心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理由如学者们在最初的共识文本里所写：当代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日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但他们也常常看不懂中国——倘若懂点中文，翻开近期的中国报纸或浏览中文门户网站，除了看到一些官员开始排着队受审“还债”，还能看到一场街头纠纷就能导致两岁的婴儿丧命，一个6岁男童毫无征兆地在一个黄昏被剜去了眼球，而嫌疑人是他的长辈亲戚……关于知识分子们的故事，则不定期上演谁跟谁“论战”了、“对决”了，甚至“一记耳光”了；而某些民间自由派兼网络名人言论之生猛、私德之低下、粉丝之众多，更让他们觉得费解和深奥。
　　在这种情形下，最难的是邀请嘉宾。王文锋以“非常艰辛”一语带过。
　　记者辗转了解到，主办方曾向十几位新左翼学者发出邀请，最终来了3位：黄纪苏、罗岗、吕新雨。有些人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有些表示考虑，但不太相信这种会议能办成功。
　　有一位在近年的论战和风波里自觉受到伤害的左翼领军人物，表现出感动、知礼和犹豫——他与王文锋曾经见面，最终因另有行程没有出席，但向大会递交了论文。在看到共识文本后，他表示：“（文本）是好的。讨论能够达成这样的谅解和共识，在当代环境中，已属不易。”
　　许多年里已是常态了：面对会议、聚会、饭局之类的邀请，学者首先打听“都有谁去”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主场若是自由派，新左翼则不会出席，反之亦然。为打破这种僵局，王文锋说，从3月到8月，何光沪、高师宁、陈明、许纪霖、高全喜等学者做了重要的引荐和联络。
　　“我是蝙蝠型的调和主义者，左派说我偏右，右派说我偏左。卡尔·施米特曾说，政治就是分清敌我。但我觉得，政治、思想、文化，都应该是你活、我也活。”许纪霖说。
　　其次难在经费。刘洪丽是中国神学论坛的志愿者，经手了此次会议财务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她说：“虽然论坛承诺会承担每一位嘉宾的往返机票，但在筹备初期，我们账上的结余是负数。我们常常入不敷出。但每次在最需要的时候，上帝都会预备一些关心论坛的人给我们奉献，王文锋也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论坛的日常支出。”
　　筹备期只筹到1/4的费用。一来基督教群体感觉这个主题（促成共识）没有什么必要，二来觉得不太可能做成，因此少有人赞助。怎么办呢？
　　“我与太太（韩国人）商量，不如把在北京望京的房子卖掉，然后在顺义郊区买一套，这样置换一下就可以多出几十万元。在我不断的鼓励下，她便答应了。于是我们在2013年1月把房子卖掉，按基督徒1/10奉献的习惯，把其中二十多万元拿出来作为此次研讨会的经费。”王文锋说。

共识的达成

　　温州商人、基督徒蔡小林自费参加了这次论坛。8月21日至23日，他亲眼目睹这些教授们是怎样切磋的。
　　“针锋相对，咄咄逼人。每路学者都畅述自己的观点，听说有些老师是好友，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讨论起来是不讲客气的。但我又能感觉到始终充满和谐友爱和尊重，没有一派教授绝对化自己的观点。”
　　“其次感受强烈的是，每个教授的主张里，都看得出爱国、爱真理的心志，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竿。如果知识分子不执着追求真理，而被世俗同化或随波逐流，真是学术界的悲哀。”
　　朱晓红的描述是：“白天会场冲突很大，发言辩论者都很兴奋。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多，像吕新雨，3天里加起来睡了不过十来个小时，除了白天晚上连轴讨论，她还参与文本的修订。”
　　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有一些理论论争是可以明亮辽阔的，另有一些部分又是微妙的。在选定修订人选的讨论中，陈明主动请缨。王文锋左边坐着陈明，右边坐着吕新雨，他感觉陈明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他一脚。王文锋会意：那我们让陈明和吕新雨来修改二稿可好？ 大家说：好。因为，吕新雨不仅是罗岗推荐的，也是那位没来成的左翼学人推荐的——新左翼好不容易来了三位，众人珍惜。
　　而每位学者，内心里都希望在文本中凸显自家自派的主张。“都是所谓大佬，每个人其实都能搞出一整套东西。”陈明紧接着说，“被称大佬和自诩大佬其实是个笑话，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每个知识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起码要真诚。”
　　共识文本先后6稿，不包括前期秦晖主动放弃自己提交的那一稿。
　　前期，是8月15日的北京，清华园醉爱餐厅312包间，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在召集人王文锋的邀请下，商讨草拟“关于中国未来的几点共识”文本是否必要——一致认为必要——那么，应该谈论什么。
　　这一晚，初定由4人起草文本初稿，字数控制在1000-1500字，打印出来最好一页A4即可，分题涉及文化、价值观、公正、自由、宗教政策、外来文化、经济制度等等。
　　这一晚，分属4派的这4位学者都意识到，这是思想界自己的事情，如果错过机会，终将有愧。
　　8月16日，何光沪草拟于北京的第一稿1432字；
　　8月17日，黄纪苏修订于北京的第二稿1201字； 　　8月22日，陈明修订于牛津的第三稿936字；
　　8月22日下午，吕新雨修订的第四稿1218字；
　　8月22日定稿第一版872字。9月4日公布的，是何光沪、黄纪苏、吕新雨又花了一小时修订的定稿第二版858字。
　　“稿子越改越短，力求平实、准确。”任教于复旦新闻系的吕新雨说。在最终文本“知识分子在自成一家的同时，应该在尊重不同的观点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以此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的表述中，她贡献了“互相砥砺”4个字。文本末尾的“以致天下太平”中的“天下太平”也出自她手，这是对新儒家的尊重。
　　夜间的非正式讨论会在神学院的一个大客厅举行，从照片上看，墙壁素白，沙发清简。18位学人坐下来，举着两页“系着中国未来”的A4纸，郑重其事。
　　在前四稿对中国现状的认定和描述中，罗列了众所周知的各种棘手难题：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结构不合理，环境破坏，城乡分裂，乡村社会解体、城市化弊病日益显现，贫富鸿沟加深、社会道德水准降低；贪腐猖獗与官商勾结、政令不畅和行政违法，官民对立强化、“群体事件”激增；城市住房涨成“天价”、无数青年变成“蚁族”，上亿农民工维权艰难，乡村老人儿童留守“空巢”；以及越来越严峻的粮食与食品安全。在最终定稿上，这些“棘手难题”浓缩为半句“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些时下敏感的词语也最终删去了。
　　“我们当然要考虑写法措辞，是希望它能向上、向下传播。”秦晖说。会场上，学者们提及“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一些以往以坚定、较真而著称的人沉默了。徐友渔表示，无论共识在文字上如何表述，他都会签名。
　　8月22日晚，当学者们终于对文本达成共识，签了名，王文锋抱着那两页纸回到宿舍，哭了。
　　8月23日，众学者在又略作调整的文本上第二次签名。所以，王文锋手里有两个版本的签名文本。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文本生成说了很多话的人，更要感谢那些没有说话的人。一些著名学者，如徐友渔、姚中秋（秋风）、高全喜等人为了共识破冰式的形成，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按他们的意思，这个共识文本不仅仅是要表达各自的观点，更是要由此促成中国思想界各路人士心平气和走在一起、营造沟通对话的良好氛围，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尽一份责任。在我看来，真正促成‘牛津共识’的是大家的见识和胸怀，他们的说和不说都是为了中国思想界能有一个美好的局面。因此也期待更多学者和有识之士能珍惜这个微弱的开端，使得文本传递的信息不仅只是一份思想结晶，更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的向导与祝福。”

共识之后——众学者答疑

　　人物周刊：有学者发声：有分歧才是常态，没必要刻意寻求共识。
　　秦晖：有分歧不等于没共识。现在强调的共识并不是说大家跑累了，需要休息，不要再吵了；而是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需要改变的情况下，就怎么改变达成共识。
　　我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上类似于1848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刚刚兴起的那种状态。当时不管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面对一个共同的话题，那么就这个话题而言他们是有共识的。这不是折衷，也不是调和。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底线性共识；也有人说它稀薄、空洞、大而无当。
　　陈明：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性共识而非底线。比如佛家“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这些是底线，是基本固定、退无可退、进无所进的。而这个共识文本里的每一层意思，都是可以向上生长、向下贯彻的，所谓纲举目张。
　　其实共识讲的这4点用的语言比较模糊，但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现状吧。
　　许纪霖：我觉得共识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我认为，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各家各派有多少分歧，而是有多少共识。最初的共识一定是比较基本的，语言也是较为平和的，它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取决于共识之后和共识之外，更广泛的跟进和延展。
　　人物周刊：有网友评说，这是个象征性的共识，没有操作意义。延伸开来：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群知识分子的共识？
　　黄纪苏：肯定有作用，毫无疑问。看看中国当代史这几十年，或者就看看近三十年，许多政策的出台都有思想文化的前兆。1980年代知识分子嚷嚷的，比如私有化，到1990年代开始就非常自然地出现了。但当这些东西的弊端表现出来，出现新左翼，开始批判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它表明思潮是处在变动和演进中的。政治精英很容易关注这一块，然后根据这些来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是在打滥仗，包括媒体也卷入进来。
　　何光沪：假如我是当政者，从哪里了解社情民意呢？一定是先听听那些可以发出声音的人。民情里很大一块是知识分子的言说，当然网络改变了民间的话语权，这是另一个话题。在牛津我们闲聊：公知这个词是多余的。研究核物理而不用管建核电站污染问题的那叫专家。知识分子本该超出专业、利益，就公共事务发声。但如果我是领导，不喜欢听吵架，你们自己先理理顺再说。
　　吕新雨：我觉得首先是知识共同体内部的事情。我之所以来参加这个四方讨论会并且主动承担一些工作，是希望知识分子的公共辩论能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会上，我已经感觉到激烈的辩论是可以和理性的态度同在的。不要再将对方（不管哪派的对方）污名化，不要再从人身攻击、指责人品这些角度去对待学术讨论——它既没有意义，也彼此伤害。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之间和气一点对降低社会戾气指数有没有示范作用？
　　黄纪苏：知识分子的思想分裂也是社会分裂的一个反映。并不是知识分子说要整合了，全社会就整合了，因为底下的利益还没有整合。但我们所说文化观念这些东西还是会起一定的作用。就知识分子的特点而言，他本应最有可能脑袋超越屁股，脚步超越鞋跟的。因为他是通过阅读、学习，学习上下五千年的思想，很容易把别人的感受变成自己的感受，把别人的利益变成自己价值观，怀有理想主义的这样一群人。相对其他阶层，他本来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利，超越利益驱动型的。但在今天，随着全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物化，知识分子也卷入了，他越来越丢掉理想主义的这些情怀，像有些教授会对学生说，不挣够三千万别回来见我。这是可怕的一件事。老百姓仔细一看：都这德行，好不了。于是呢，出门就得装流氓，上网就得装大V，怕被欺负啊。20年前介绍对象说，这孩子老实。今天还有这样介绍的么？老实就是窝囊，没戏。 　　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给整好了。历代知识分子做得还是不错的，这个传统也很长，都很有样儿。就这些年是个例外。
　　秦晖：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去追问动机，至少我们这群人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坐在一起谈也行，但写的文章都是……骂人的越来越多，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对我，有一边说要绞死我，另一边说是要搞我的专案组……我们现在做一点努力也不见得就能消除这种现象。因为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到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力，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现在仅仅是思想界迈出一小步，我们也不能完全代表思想界，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如果能对社会产生正面意义当然好。但真正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改革的。
　　人物周刊：各家各派的理论之间有没有彼此靠近、融合的可能？
　　朱晓红：各家的分歧主要还是出在对中国问题根源的把握上，自由主义认为根子在缺乏制度性保障，它能看到弱势的个人、小的团体所承受的苦难；新左翼也注意到三农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但分析起来，归因于市场化、全球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新儒家偏左，相对温和，但对儒家的定位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儒教，有人认为是文教；天主教比较看重人的尊严，《圣经·创世纪》里说，人有神的肖像，这是自然法起源的神学基础。这次共识里的第一条“以民为本”，各家各派都无异议。还有像第二条有关“公平正义”，各家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都表明，彼此靠近是完全有理论基础的。
　　陈明：1980年代有改革共识，1990年代知识界分裂，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在这个文本推敲成型的过程中，我感觉某种积极的分化正在思想界悄然发生。各派的问题意识与思考维度开始彼此被考量、吸收，从而有可能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谱或构成变得丰富厚实。希望这些共识能成为中国思想界升级的标志和起点。

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正在改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中国将走向哪里？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都热爱中国这片土地，都忠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珍视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反思与守望的功能，希望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变化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扬这个群体历来所富有的道德情怀和理性精神，以文化和观念的力量推动国家和社会向上向善的演进。
　　我们承认，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知识分子都应该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由此形成关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
　　我们通过认真的讨论交流，在几个方面达成如下共识：
　　1、我们希望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即以人民的认可为权力的来源，以人民的权利为制度的基础，以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目标。
　　2、我们希望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与性别各领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诸环节，在教育、医疗、居住、工作、休息和养老等方面，都以公平对待所有中国公民、实现社会生活正义作为基本原则，使全体人民的生活不仅有物质的保障，而且有精神的尊严。
　　3、我们希望中国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标，以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为前提，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原则，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4、我们希望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原则处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方面的国际纠纷，既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人类，促进世界各国各族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最终达致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