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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角色是为灵长动物们代言。我拍摄这些动物肖像是为了表现它们的尊严和美丽，也通过这些照片让人感觉到自己与动物们存在着某种联系。”
“人们对动物在哪里生存以及它们的生存状态知之甚少。”在安妮·贝瑞的采访回复中，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前，我还和朋友说起在哈尔滨极地馆里，第一次看到北极熊在水中快乐地游来游去，还在水下玩起橡胶轮胎，也是第一次看到企鹅们心情大好地在水中追逐嬉戏，与之前在北京见到的呆头呆脑的企鹅很不一样。更不用说，之前在北京某海洋馆曾经见到白鲸不停地嚎叫着，用头去撞击水箱，让观者的鼓膜和内心都随着它的叫声一紧一紧的，有种说不出的悲凉。人在北京，难免生活压力大，不知是否连帝都动物也深感“压力山大”。
动物园是城市人认识和了解动物的窗口，对很多人而言这也是唯一的路径。安妮也是从动物园开始拍摄灵长类动物之路的。“2009年，我在陪丈夫出差时参观了动物园。在拍摄玻璃窗后的灵长类动物时，我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主题——人们试图将自己与动物分隔开。”
从小在亚特兰大长大的安妮，现在是一名小学艺术老师，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她几年来坚持给动物园中的灵长类动物拍摄黑白肖像，她所拍摄的《玻璃后》（Behind Glass）系列曾被外国媒体评选为“2013年最具价值的50个摄影项目”之一。
查理和它的宝贝
在安妮的照片中，有一幅很有意思，照片拍摄的对象是大猩猩查理。它手里握着一枚发亮的螺丝，骄傲地微微抬起下巴，透亮的眼眸显得有些狡黠。对这幅照片，安妮有一个故事要讲：她从小就对马着迷，不仅爱骑马，也训练马。和马一起长大的经历让她获得了一项特殊技能，就是她能和动物“建立起一种联系”。我们姑且将之理解为她能和动物们沟通。对于查理和它的宝贝，安妮说，这并不是她抓拍的结果，而是查理的自导自演，“黑猩猩查理捡到了一个不知是从饲养笼子还是其他物体上掉下来的螺丝。他拿着那个螺丝来到窗前，坐下让我拍它和它的宝物，拍完后他就又把螺丝放回了原来的藏匿地点。”而这一切，查理愿意和安妮分享，它也明白安妮在做什么。
同时，安妮愿意睁开眼睛看，打开耳朵听，更重要地是她愿意用内心去感受。安妮不断强调，她的创作是基于倾听这些人类的远方亲戚们“内心的声音”；不过这一理念不是她的独创，而是来自康定斯基，“他告诉艺术家不要通过模仿去描绘自然的‘气氛’，或是内在精神，而要艺术性地感受。当我倾听动物的内在声音时，我感到无形而神秘的和谐。我也希望动物能让我去捕捉它的灵魂。”正因为这一创作理念，安妮虽然对玻璃的特性和光线做了一些研究，却无法对拍摄对象和其他的事项进行过多计划，所以她自己也说：“除非到达拍摄地点，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拍摄的时机是什么。”
玻璃不仅仅是玻璃
在安妮的作品里，除了拍摄对象，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拍摄道具，就是玻璃。对于玻璃，她的理解是：“‘玻璃后’既指围绕动物的玻璃，又指相机镜头。我常常凝望一只猴子的眼睛，它的手触摸着将我们分隔两个世界的玻璃墙。我的作品中所运用的玻璃不仅仅是一种构图手段，更能增添气氛和故事性，为观者留下遐想空间。”
有趣的是，这种玻璃的分隔也许容易拆除，要改变内心的分隔却有点困难。想起之前在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我坐着车进入茂密的森林，看见远处动物们的眼睛在夜里发出黄色的光，它们低低的叫声近在咫尺，而车前只有一排低矮的栅栏，我害怕地问：“动物们要跑过来怎么办？”同行的人安慰我说：“没事，你没看见栅栏前还挖了深深的沟吗？它们跳不过来。”我这才感到有些安慰，但是丛林冒险带来的忐忑仍无法平复。
玻璃窗能让人们感到安全，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但是玻璃窗在分隔人和动物的同时，也把人和自然界的联系降到更低。人在用各种各样的玻璃窗，把自己同自然分隔起来，温暖的房间里，落地窗隔绝了寒冷和风雨雪；车窗，隔绝了落叶和鸟鸣；动物园里，我们把那些曾经亲密和曾经恐惧的动物都关了起来。这种要把自己从自然界其他生物中独立出来的态度，或许造成了人类的冷漠，人类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对自然索求无度，对其他的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和热爱。
安妮曾说，《玻璃后》表达的正是人和动物的这种分隔。人们不再像祖先那样亲近动物，亲近自然。“我认为我的照片在表达一种对过往的怀旧，那时人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从中脱离开来。”
《玻璃后》让我悲伤
在谈到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好照片时，安妮强调是“个人体验”。她说：“拍摄照片就像画画一样。我需要考虑颜色、形式、构图以及其他元素。印刷质量也很重要，但对一张照片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独特的个人体验。一个好的摄影师会对观者这样说，就像康定斯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幅严肃的艺术作品会平静而有尊严的响起一个声音——我在这里！’”
安妮用她的心灵观察和理解我们的远方亲戚——那些动物园里的灵长类动物们，也为我们这些观者与镜头后的动物建立一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我们有机会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自然和我们自己。安妮的镜头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而是艺术化的、充满她自己的个人情感与个体表达。
《玻璃后》发表以来，猩猩眼中的忧郁和孤独，引发了两种声音让安妮觉得有希望又担忧：“很多人说他们觉得很难过。我希望这种情绪能够激励人们去做一些事情来帮助灵长类动物，即便是很小的事。”与此同时，“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他痛恨动物园，但是这种情绪并不能帮助这一物种生存下去。动物园的建设不是野生栖息地减少的原因。好的动物园可以让人们了解动物，同时也能帮助保护野生物种，而且动物园也经常被当成动物的避难所。”
安妮自己通过免费授权动物保护组织发表图片、参展和出版来提高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安妮说：“我的目标是将该系列集结成书，其收益将用于珍·古道尔基金。”
安妮的标准
大学时期主修艺术的安妮学习过摄影，之后作为一名艺术课老师，她也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艺术媒介。最近十年，她开始专注摄影，并从最初的胶片摄影发展到数码摄影。摄影也是她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摄影团体的一员，她同另外三名摄影师发展着各自不同的风格，但是在思想和技术上，互相碰撞、启发和支持。“艺术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可以帮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并学会感恩。”
安妮通过摄影，用自己的情感、思考和独特的视角体察着这个世界，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体验，也通过摄影完成了自我表达。现在需要观看者打开自己的内心，释放情感和个人体验来体察安妮的感受，或建立自己别样的观察角度。
很久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人去射大雁，打下了一只，另一只一起飞翔的大雁哀叫了一声，从万丈高空中，倒头向地面飞去，一头摔死在已死去的大雁身边。如果动物们真的跟人一样有着复杂细腻的情感，跟人类有着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共同点，当人们了解了这一切时，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对待它们吗？有趣的是，今年的热门电影《猩球崛起》，说的就是猩猩反抗人类暴力的故事；说的也是人类漠视自然，自我毁灭的故事；说的还是人类和猩猩试图沟通建立合作的故事。真实的故事要怎样发生，取决于人类本身。拍摄自然也许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拉近了观者与自然的心理距离。
再一次看看照片，听听安妮的话吧，她说：“我的角色是为灵长动物们代言。我拍摄这些动物肖像是为了表现它们的尊严和美丽，也通过这些照片让人感觉到自己与动物们存在着某种联系。”
“人们对动物在哪里生存以及它们的生存状态知之甚少。”在安妮·贝瑞的采访回复中，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前，我还和朋友说起在哈尔滨极地馆里，第一次看到北极熊在水中快乐地游来游去，还在水下玩起橡胶轮胎，也是第一次看到企鹅们心情大好地在水中追逐嬉戏，与之前在北京见到的呆头呆脑的企鹅很不一样。更不用说，之前在北京某海洋馆曾经见到白鲸不停地嚎叫着，用头去撞击水箱，让观者的鼓膜和内心都随着它的叫声一紧一紧的，有种说不出的悲凉。人在北京，难免生活压力大，不知是否连帝都动物也深感“压力山大”。
动物园是城市人认识和了解动物的窗口，对很多人而言这也是唯一的路径。安妮也是从动物园开始拍摄灵长类动物之路的。“2009年，我在陪丈夫出差时参观了动物园。在拍摄玻璃窗后的灵长类动物时，我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主题——人们试图将自己与动物分隔开。”
从小在亚特兰大长大的安妮，现在是一名小学艺术老师，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她几年来坚持给动物园中的灵长类动物拍摄黑白肖像，她所拍摄的《玻璃后》（Behind Glass）系列曾被外国媒体评选为“2013年最具价值的50个摄影项目”之一。
查理和它的宝贝
在安妮的照片中，有一幅很有意思，照片拍摄的对象是大猩猩查理。它手里握着一枚发亮的螺丝，骄傲地微微抬起下巴，透亮的眼眸显得有些狡黠。对这幅照片，安妮有一个故事要讲：她从小就对马着迷，不仅爱骑马，也训练马。和马一起长大的经历让她获得了一项特殊技能，就是她能和动物“建立起一种联系”。我们姑且将之理解为她能和动物们沟通。对于查理和它的宝贝，安妮说，这并不是她抓拍的结果，而是查理的自导自演，“黑猩猩查理捡到了一个不知是从饲养笼子还是其他物体上掉下来的螺丝。他拿着那个螺丝来到窗前，坐下让我拍它和它的宝物，拍完后他就又把螺丝放回了原来的藏匿地点。”而这一切，查理愿意和安妮分享，它也明白安妮在做什么。
同时，安妮愿意睁开眼睛看，打开耳朵听，更重要地是她愿意用内心去感受。安妮不断强调，她的创作是基于倾听这些人类的远方亲戚们“内心的声音”；不过这一理念不是她的独创，而是来自康定斯基，“他告诉艺术家不要通过模仿去描绘自然的‘气氛’，或是内在精神，而要艺术性地感受。当我倾听动物的内在声音时，我感到无形而神秘的和谐。我也希望动物能让我去捕捉它的灵魂。”正因为这一创作理念，安妮虽然对玻璃的特性和光线做了一些研究，却无法对拍摄对象和其他的事项进行过多计划，所以她自己也说：“除非到达拍摄地点，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拍摄的时机是什么。”
玻璃不仅仅是玻璃
在安妮的作品里，除了拍摄对象，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拍摄道具，就是玻璃。对于玻璃，她的理解是：“‘玻璃后’既指围绕动物的玻璃，又指相机镜头。我常常凝望一只猴子的眼睛，它的手触摸着将我们分隔两个世界的玻璃墙。我的作品中所运用的玻璃不仅仅是一种构图手段，更能增添气氛和故事性，为观者留下遐想空间。”
有趣的是，这种玻璃的分隔也许容易拆除，要改变内心的分隔却有点困难。想起之前在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我坐着车进入茂密的森林，看见远处动物们的眼睛在夜里发出黄色的光，它们低低的叫声近在咫尺，而车前只有一排低矮的栅栏，我害怕地问：“动物们要跑过来怎么办？”同行的人安慰我说：“没事，你没看见栅栏前还挖了深深的沟吗？它们跳不过来。”我这才感到有些安慰，但是丛林冒险带来的忐忑仍无法平复。
玻璃窗能让人们感到安全，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但是玻璃窗在分隔人和动物的同时，也把人和自然界的联系降到更低。人在用各种各样的玻璃窗，把自己同自然分隔起来，温暖的房间里，落地窗隔绝了寒冷和风雨雪；车窗，隔绝了落叶和鸟鸣；动物园里，我们把那些曾经亲密和曾经恐惧的动物都关了起来。这种要把自己从自然界其他生物中独立出来的态度，或许造成了人类的冷漠，人类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对自然索求无度，对其他的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和热爱。
安妮曾说，《玻璃后》表达的正是人和动物的这种分隔。人们不再像祖先那样亲近动物，亲近自然。“我认为我的照片在表达一种对过往的怀旧，那时人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从中脱离开来。”
《玻璃后》让我悲伤
在谈到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好照片时，安妮强调是“个人体验”。她说：“拍摄照片就像画画一样。我需要考虑颜色、形式、构图以及其他元素。印刷质量也很重要，但对一张照片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独特的个人体验。一个好的摄影师会对观者这样说，就像康定斯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幅严肃的艺术作品会平静而有尊严的响起一个声音——我在这里！’”
安妮用她的心灵观察和理解我们的远方亲戚——那些动物园里的灵长类动物们，也为我们这些观者与镜头后的动物建立一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我们有机会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自然和我们自己。安妮的镜头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而是艺术化的、充满她自己的个人情感与个体表达。
《玻璃后》发表以来，猩猩眼中的忧郁和孤独，引发了两种声音让安妮觉得有希望又担忧：“很多人说他们觉得很难过。我希望这种情绪能够激励人们去做一些事情来帮助灵长类动物，即便是很小的事。”与此同时，“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他痛恨动物园，但是这种情绪并不能帮助这一物种生存下去。动物园的建设不是野生栖息地减少的原因。好的动物园可以让人们了解动物，同时也能帮助保护野生物种，而且动物园也经常被当成动物的避难所。”
安妮自己通过免费授权动物保护组织发表图片、参展和出版来提高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安妮说：“我的目标是将该系列集结成书，其收益将用于珍·古道尔基金。”
安妮的标准
大学时期主修艺术的安妮学习过摄影，之后作为一名艺术课老师，她也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艺术媒介。最近十年，她开始专注摄影，并从最初的胶片摄影发展到数码摄影。摄影也是她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摄影团体的一员，她同另外三名摄影师发展着各自不同的风格，但是在思想和技术上，互相碰撞、启发和支持。“艺术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可以帮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并学会感恩。”
安妮通过摄影，用自己的情感、思考和独特的视角体察着这个世界，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体验，也通过摄影完成了自我表达。现在需要观看者打开自己的内心，释放情感和个人体验来体察安妮的感受，或建立自己别样的观察角度。
很久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人去射大雁，打下了一只，另一只一起飞翔的大雁哀叫了一声，从万丈高空中，倒头向地面飞去，一头摔死在已死去的大雁身边。如果动物们真的跟人一样有着复杂细腻的情感，跟人类有着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共同点，当人们了解了这一切时，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对待它们吗？有趣的是，今年的热门电影《猩球崛起》，说的就是猩猩反抗人类暴力的故事；说的也是人类漠视自然，自我毁灭的故事；说的还是人类和猩猩试图沟通建立合作的故事。真实的故事要怎样发生，取决于人类本身。拍摄自然也许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拉近了观者与自然的心理距离。
再一次看看照片，听听安妮的话吧，她说：“我的角色是为灵长动物们代言。我拍摄这些动物肖像是为了表现它们的尊严和美丽，也通过这些照片让人感觉到自己与动物们存在着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