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逐渐流行的一个概念。近年来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更侧重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方面的“公共治理”和就全球性议题进行协作的“全球治理”。相对于之前意识形态和强制色彩更浓的“统治”和“管治”，“治理”更为中性，也更凸显绩效观念。如习近平讲话中所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治理能力包含治理的效率和治理的合意性，即治理的主体和客体相互协作的能力。相较于近年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于“国家-市场”和“国家-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对“互赖式治理”（interdependent governance）的强调，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治理更体现出“三位一体”的协作特征：即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委托管理和自我管理能力三者的有机结合。
　　如习近平所指出，提高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主要落实为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其中，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的能力，每一个领域能力的提升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比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所涉及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提升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所涉及的干部任命制度、问责制度，提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能力所涉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城乡基层选举自治制度等。将这三种能力的有机结合，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社会自治进程的有机协调和推进。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坦承，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
　　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给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这方面，先行者的应对之道可资借鉴。
　　亚洲现代化先行者新加坡较早遭遇了现代化转型挑战。在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已经认识到，新的国内外环境在倒逼治理体系转型。新加坡社会由七八十年代的顺从、被动和以经济为重点，发展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于社会意识有更高期望和渴望更高程度的开放性社会。
　　在展现此一变迁过程的《动态治理》一书中，新加坡官员指出，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意味着早年的指导性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的是秩序、规则、纪律、效率和作为增长驱动力的生产力，90年代需要的则是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政府部门的效率很明显无法替代个体的主动性和进取心。由此，治理的性质和政府部门与民众的关系，已从新加坡发展初期的指令性，发展到政府部门更多扮演一个促进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换言之，政府官员更多是一个“环境推手”，通过致力于创造创新型的社会生态，彰显自己的治理能力和价值。
　　美国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了类似看法。在其《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中，英格尔哈特指出，“二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带来了发达工业社会生存状况的根本性的改变，并由此导致发达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转型，即由年老一代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年轻一代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代际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它重塑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景观。比如随着新生代自我意识的增强，之前的精英动员型政治逐渐转变为精英引导型政治，而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上升也导致了对多元化更大的宽容。与此同时，规模制造业经济也逐渐让位于知识经济，福特主义的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被创新能力所取代。
　　在谈及正在中国发生的更强调自主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所带来的挑战时，英格尔哈特指出，中国在成为先进的工业制造中心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它发展为知识社会，它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中国领导人已经正视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并着手应对。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不断提高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及其对现代化转型挑战的成功应对，将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的进一步现代化，则将更进一步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