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处女作《路边野餐》后，导演毕赣最大的变化或许是接受了导演作为一份职业的存在，接受采访、走红毯、上节目，都是需要敬业精神的“上班”。我们见到毕赣的那天，他被安排了精确到分钟的连环采访，薄外套里露出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简称《地球》）的logo，logo下是没打算藏起来的肚腩。
　　采访前，我的摄影师同事请他坐在楼梯上，透过围栏看向镜头。他主动开玩笑：“这样会不会像一个动物？”他接着说，之前有别的摄影师让他在顶楼对着一面玻璃墙走来走去，“感觉像只老虎一样。”
　　毕赣从小喜欢动物。他初中的志向是去动物园工作，在塔可夫斯基之前最喜欢的电影是《导盲犬小Q》，大学报考了山西传媒学院电视编导专业，隐约觉得以后可以多拍拍动物。他的毕业作品就叫《老虎》。
　　但他长短片作品中更受瞩目的元素是时间、意象、湿漉漉的梦境。毕赣小时候住在一个澡堂边，房间总是渗水，他因此对这样的空间充满拍摄欲望。《路边野餐》里，一对夫妻住在瀑布边，互相听不清对方说话，整天跳舞。《地球》中，毕赣构想中男女主角偷情的地点看起来“要像一艘停泊的废弃的船”。
　　大学毕业后，毕赣回到贵州凯里，待过广告公司，做过婚庆摄影。他的大学老师掏出积蓄，二十来号人挤在凯里两间80年代的房子里，拍《路边野餐》：陈升为了寻找侄子卫卫，到荡麦遇见了过去与未来的人和事。毕赣用40分钟的长镜头展现了这个实时的空间，学者戴锦华在一次与毕赣的对谈中说，“他在试图表现时间的不均质，或快或慢，或完全停滞，或者逆转倒流。”
　　《路边野餐》拍完，毕赣托关系考了爆破证，打算当爆破员，因为这很摇滚。然而他接连获得了洛加诺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及奖、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奖项，被影迷给予“中国阿彼察邦”“贵州王家卫”等爱称。那些奖杯现在陈列在他的公司荡麦影业。毕赣于是延续了虚构的荡麦梦境。《地球》在今年5月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地球》是一部关于梦的电影，是比《路边野餐》更为彻底、技术更精美的自我表达。毕赣起初拿到了2000万投资，最终花了5000万，原定去年10月杀青，结果拖到今年春节。此前，他对电影工业无甚了解，只在乎美学上的成功。《地球》主演黄觉记得，开机第一天，毕赣在导演棚里坐立不安，原来他之前拍摄都没有监视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坐上前。拍摄一旦遇到困难，停机一天烧掉的钱就超过一部《路边野餐》。
　　影片由罗纮武出狱后到凯里寻找旧日情人万绮雯开始，结构“前一半是记忆，后一半是罂粟”，像保罗·策兰的诗。为了体现身处不同介质的观感，毕赣在电影后半段呈现了一个长达60分钟的3D长镜头，让罗纮武坐着矿车进入12年前的夜晚。这趟旅程长达三公里，人物借助索道跌落到台球厅，又跌落到广场，不断滑行至梦境更深处。拍摄地是一个废弃的监狱，那里是毕赣的王国，他常常站在梦境的第二层——一个坡面——朝下望着他的“臣民”。
　　“我们在看电影的无数年里，好像阅读电影的训练变得非常健全，健全到我们看任何的电影都带着一点点麻木。”他印象最深的时刻是小时候和爸爸看周星驰的电影，很多剑插到轿子里，他害怕得捂住眼睛。“我很想把那样的观影状态传递给大家，我觉得那是甜蜜的一刻。”毕赣说。

爱怎么说怎么说，随便

　　我不太明白“艺术家”这种界定。因为大家的界定好像也都不对。艺术家是对完成更多作品的人的一个称谓，我才拍了一些短片、一些长片，是一个刚开始做艺术的人。（别人拿我和塔可夫斯基、阿彼察邦、王家卫对比，）我真实的想法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甚至不是嘲笑，不是苦笑，就是笑，啊，原来你们这么思考问题。
　　我最近每天一醒来就要和大家工作啊。到了宣传期，我不只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是团队中的一员，我的工作就是要确定每一个跟电影相关的东西是有美感的;还要跟记者上班。《路边野餐》那时候连大家知道的演员都没有，我的工作量就要大很多，（只有我一个人在宣传）也有很多副作用，大家可能误会了好多东西，我要一一解答，那些解答就会变成新的误会。
　　拍《地球》，投资人没对我提出什么诉求。毕竟是超支了，我的期许就是不要让投资人亏太多钱吧。当时同事拿出五个娱乐节目，我一个都不想去。我问他们，去了真的对电影有好处吗？他们说，至少有一点，努力下。反复说服我。我就挑一个呗，至少这个（《吐槽大会》）还有我认识的朋友。我就当成上班来做，会尴尬，像军训要你踢正步，不能不踢嘛，我就踢一个，我也知道我踢出来像傻逼。但并不是说踢正步这件事情就是坏的，只不过你自己知道你那个形象怪怪的，本身不是那样一个状态嘛。（节目里）他们都挺保护我的。

　　跟《路边野餐》一样，《地球》一上映，我就赶紧跑掉，大家爱怎么说怎么说，随便。当然被讨论是一种荣幸，我就不要参与了，让接下来的时间证明讨论的逻辑对错。当时《路边野餐》全网讨论，有些同事很贱，截个图说，导演你看你被说了哈哈哈哈。

但凡有一点点责任心，这个事情就得崩塌

　　（拍摄过程中）导演组每天工作都很累，体力的消耗比我还要大。我的副导演一个月3000块钱，做的事情非常多。虽然他们从来没跟我表达过，我相信他们每个月结钱的时候都会骂我：憑什么我拿那么少的钱要做那么多事情？又会想：热爱电影，继续下去吧。
　　晚上我都悄悄地跟制片组说，我们导演组要开会了，其实就是带他们在我的房间打游戏，一直玩到其中一个副导演实在不好意思地说，导演，明天工作还没搞完。我就说，再打一把就走。本来有五六个小时睡觉的时间，《王者荣耀》加打牌会占据我一两个小时，一般能睡三小时。我醒来经常发火，说凭什么让我睡这么少啊，大家就一起骂：是啊，凭什么睡这么少啊！一直骂到上车。一上车我戴着大耳机就睡着了，经常在车上打呼噜。
　　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交流的人，想到什么说什么。跟我合作的主创，如果他的能力越好，和我沟通的成本就越小。
　　我的主创都非常好。觉哥（黄觉）是提前两个月就进组了，其他的职业演员都提前一到两周以上。汤汤（汤唯）、张姐（张艾嘉）、觉哥三个演员都同时要在，所以特别为难三位。张姐是前辈，有很好的电影经验，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电影导演。她会不断地告诉我，你现在这样做是已经到了多么危险、多么浪费的状况;又会说，还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一起去想想办法。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发现张姐的戏份不多，但是是最重要、最动人的，她对电影的贡献也是最大的。
　　剧组的一段佳话是，（男女主角的偷情地点）我想要的“是一个宾馆又不是一个宾馆”，大家都当作一个笑话在笑。但刘强老师（美术指导）接收到的信息是：最适合表达一夜情的是宾馆，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二天就会走;但难道一夜情只能发生在宾馆吗？最后偷情的房子被设计在宾馆旁边，强哥太屌了。
　　刘老师喝多了会跟我说，“唉呀我真的每天好孤独，每天一起来，都要应对你的那一大堆问题，能不能让你太太来做一天美术指导？”特别搞笑。比如说，当他们走进偷情的房子，女主角会说，“这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我就问，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应该是什么样子？找了好多图片，都不够甜蜜。最后刘老师给我看了一间被焚烧过的房子，我的兴趣就很大了。他们去到一个被焚烧的房子，他只能告诉她以前这有个灯，柜子在那边。那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是不是？
　　最早美术做了一个工厂宿舍，里面有双人床，因为最完整的剧本里男主角是一个泡沫厂的工人。我去到那个宿舍就说不对，今天就不能拍了。大家都习惯了，知道如果让我拍了，那场戏我肯定不会用。
　　我最后说，我也不知道它（房间）是什么，但是它应该像一艘停泊的废弃的船一样，他们在这样的地方偷情，才是偷情。最后刘老师做成了一个废弃的房子，一到下雨就会不断地漏水。我一进去就觉得特别好，真的像艘废弃的船一样——但是它好像缺少一个灵魂。刘老师就有点崩溃。
　　有一天我们再去看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只羊站在一面墙上，墙又很窄。我觉得那个特别动人。就想说，如果偷情的房子里只剩下墙体的结构，床在断墙旁边，一片断墙：这个会是它的灵魂。
　　这就是我们最简略的一个场景设计的过程。每天解决这样的问题大概有五六七八个。
　　我有自己的制片组，我制片人记忆里是每天要跳楼，极其不顺利。但也不敢催我，催多了也没有用。当然，我自己当时知道面临着非常严峻、特殊的一场灾难。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已经超支了多少，我不能让我有那份记忆。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凡有一点点责任心，这个事情就得崩塌。因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把它拍好，拍成我心里面那种好，那标准没达到就是命。
　　我很害怕心里面出现的话是：睁只眼闭只眼吧，你有那么多好演员，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愿意支持你，赶紧把这个事情渡过，作品总不会差的，能差到哪去呢？这时候我就把塔可夫斯基的随便哪部电影打开，告诉我不要这么想问题，应该想的是我能怎么做好。如果我此时降低想象力、创造力、标准，最后作品出来不好的话，是对不起他们。这两个你选哪个？我选择做那个在现场最被人讨厌的人。这是我的能力，说白了就不负责任。
　　拍完《地球》，我觉得电影工业这回事情也可笑，我为什么喜欢举监视器的例子，就是我连这些最基础、最肤浅的都不懂。但一起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电影工业的经验也很差，他们以为他们好像是懂的，不懂。我会觉得这个难题不止于我，是每个工作人员的难题。

这到底是个外星人还是人啊

　　《地球》的拍摄地（一个废弃的监狱）离我家开车大概两个小时，拍摄从去年6月15号一直到今年的2月9号。第一次拍完长镜头停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只有那个月我回了趟家。我家是在做《地球》前搬进去的，我都忘了多久搬进去了，唉我多久搬家了？都是我太太在做装修，（那次回家）我连灯的开关在哪里都不能下意识地找到。到现在我都不太熟悉家里面那些设置。我更熟悉的是拍戏的时候我呆的宾馆——因为成本有限，我挑了一个条件很差的，房间里就一张床，（现在想想）我这不是傻屌嘛。
　　我拍电影的时候就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场景。那个监狱是一个当地的朋友告诉我的。一进去就觉得你有拍摄它的欲望，你知道，在里面你可以把那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给表达出来。
　　还是拍《路边野餐》之前，因为有场戏想在那拍，就去看看。那时候路还很不好走，一到下雨，路都走不过去，全是泥，树有可能被风吹倒，一直横在那里。是用朋友的车过去，朋友是《路边野餐》里面那个酒鬼，也在《地球》里演一个你们看不见的角色。酒鬼是当地电视台的副台长，他去帮忙沟通。后来当地的政府很支持我在那边拍电影，他们做了一定的基础维护，（路面）铺很多沙子、小石头，下雨了又不行（还要继续维护），那个维护工程挺麻烦他们的。《路边野餐》之前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我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觉得是打打闹闹，《路边野餐》完了以后，他们会觉得你是在郑重地做一件事情，就更支持你了。
　　我家人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不会有阅读电影的习惯。《路边野餐》他们看呀，看了觉得很晕。他们更多能体会到的只是世俗层面的，他们只会看，哪个熟人要出现了，谁又要出现了。艺术的价值，电影的想象力，其实他们都没往这方面想。他们更熟悉那个非常真实无聊的我，大银幕上面表达出来的东西太复杂、遥远，所以他们开始出现了认知焦虑，慢慢地在怀疑那个是不是我。一看电影就觉得，这到底是个外星人还是人啊，但一坐下来吃饭就好了。 　　他们知道我在外面搞电影很累，所以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尽量克制着自己。刚刚拍戏的时候，我妈跟我聊电影，我就说能不能不要聊这个呀。后来她就很理解，每次她来接我，不会说唉昨天跟记者聊得怎么样，就会讲我的小孩最近学会了干什么事。家人和朋友他们会更体谅。就像他们看你跑了一场马拉松，你满头是汗，朋友来接你，他肯定不会说跑得如何，就说，一会儿想吃什么？
　　就像你如果是一个画画的，别人会说帮我画一张，亲戚朋友也会提出让我给他们拍电影。如果是长辈问，我会乖巧一点，点点头就过去了;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会笑着骂过去。（笑）

自己对着墙打了好多年乒乓球，是不是该谈恋爱去了？

　　我有个短片叫《金刚经》，英文名叫“诗人和歌手”，所以有个人念诗，有个人唱歌。《地球》里的角色不是诗人，唯独出现了一首诗，变成咒语一样的存在。《路边野餐》之后我有段时间蛮闲的，这首诗是我的存货。
　　这一年我都没有写诗。电影是各种各样的秘密混合在一起。诗是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秘密。写一首诗和写一个故事、剧本都没什么区别。你脑海中要有很多素材，有叙事，有结构，有意象的整理、词汇的穿梭，要有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像个礼物;还得变成一个崭新的有想象力的作品，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量。目前我没有这份闲情。别来采访我，我不上班的时间就可以写。
　　大家很想了解我怎么写作，我都是随便说说。我到今天为止还没看过一本关于写作的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看那个。写剧本的目的是要把它拍成电影，跟写小说不一样。（比如）今天你来采访，你戴了绿色的围巾，穿一件灰色的衣服，采访的场景特别斑斓，这些都得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表情，会有个括号，它属于要交代的状态，想不到你就不写，先把结果写上去。它没有任何的阅读感受，就是一个蓝图。
　　我在写作上面（和别人）交流非常少。我有时候去台湾找张大春老师，他是《地球》的文学顾问。有时候会给我一个遥远的朋友打个电话，问他，唉，你觉得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偷情）怎么怎么？又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我可能还会问我妈，问我孩子。我需要的是一个真实日常的普通人的反馈。
　　我的习惯是会把灵感在第二天想起来的时候随便记一记，没有目的性。想不起来的都不是好灵感。
　　（写剧本的时候，）起来了以后不洗脸，不刷牙，就抽烟听音乐，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如果音乐好听就很顺利，可以开始写。音乐不好听，就一直找好听的音乐，找到为止;找不到，除非逼我写，不然就打游戏去了。写卡了，我就会以为下一分钟会把它写出来，结果三天以后还是这样。最后我基本上会解决掉，不解决就拍不了。我总有办法解决的。
　　我很不愿意做这份工作，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我确实是很享受创作，我享受的是我想到开场怎么杀人，怎么回忆起那个人，整个的叙事设计，我就会特别高兴，高兴完了我就听歌去了。
　　我不想有交流沟通，但电影就是一个你要跟所有人沟通的艺术，你要上班，你要告诉你的主创和工作人员。所以挺矛盾的。对我来说，角色该说什么、该干嘛我都知道，我想有另外的编剧来做，他们在旁边打打打打，我嘴巴一讲，就去玩去了。也试着去找过，但没有一个编剧可以比我想得更快。我还得跟他解释一遍，当我把整套给他讲完的时候，我已经把字打完了。这个工作不得不做，我就很不高兴。
　　但（拍电影）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在活着。之前你不知道，拍了电影以后，你会觉得以前好像是一只动物一样，更孤单，现在更像人类一些，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更健全一点。就像你听了一首好歌就会快乐一样，这是一种生理反应。你听歌的时候会快乐，你会更在乎你自己。
　　我想每一个导演都会遇到这样的阶段，像作家一样：当你开始写第一部书的时候，一定是浑身解数，所有的人生经验、记忆在这里面，它们含混、有魅力;当你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你试图在整理、打开更深层次的、更遙远的东西，整个世界在建立当中。当你写完，你锻炼出了如何整理这些复杂记忆的手法，你会觉得很疲惫，又会发现更多吸引你的故事，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你的自我。
　　我这两部电影包括前面的短片，已经把我自我的问题解决掉，接下来我肯定不会这么拍电影，反而是一个好事情。不焦虑啊，其实很轻松，我可以拍其他的故事。拍的过程痛苦，那肯定的。但对自我这一块你轻松了，就好像你小学老去打乒乓球，自己对着墙打，也打了好多年了，到初中是不是就开始谈恋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