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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来探讨女性心理的女性题材电影。它将女性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以男女观念、家庭伦理和妇女地位等古老命题为据点，探讨了女性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心理，即失去者心痛，拥有者心忧。
关键词：女性心理；中国传统文化；心痛；心忧
与其说《唐山大地震》（2010）是一部关于地震的灾难片，还不如说它是一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来探讨女性心理的女性题材电影。因为一方面，影片并没有将地震本身作为表现对象，而是将其当做背景，为叙事的核心——女性心理穿针引线，且灾难性场面及其氛围的营造所占的篇幅比例不足全片的十分之一，所以很难说它是一部灾难片；另一方面，女性是本片毋庸置疑的主角，是影片关注和探讨的对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家庭矛盾和个体意识的载体，所以它是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
必须指出的是，女性题材电影并不等于女性主义电影。虽然影片选取了女性题材、女性角色、女性活动和女性心理来叙事，但女性并没有出现在男性欲望的视野之中，即影片没有强调早期的女权意识[1]，也没有试图解构男权社会的文化观念或重塑女性的自我意识[2]，而是将女性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借地震来探讨男女观念、家庭伦理和妇女地位等古老的命题，从而宣扬母爱、亲情等正统价值观念。因此，女性主体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因素是建构叙事、阐释主题的主要依据。为此，笔者将以片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元妮（徐帆饰）、王登（张静初饰）和王登之养母（陈瑾饰）为对象来分析特定环境中的女性心理。
元妮——失去女儿的心痛
元妮所扮演的角色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母亲形象。
不可否认，倡导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当代中国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社会历史观念的影响，她们仍旧遭到部分落后传统观念的毒害。传统社会建构了一套区别男女差异的社会文化制度和风俗礼仪。溺婴、缠足、节烈等女性镣铐多如牛毛，所以旧社会的女性终其一生都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3]。相对而言，为人妻、为人母是女性一生最有地位的时期（有丈夫的呵护和子女的依赖），但也不能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拥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唐山大地震》中的元妮一样，作为母亲，她没有忘记“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为多子可以在家庭中占有更多的分量和地位），而且总是把番茄留给儿子，亏负女儿。其中，最能说明她潜在的性别观念的莫过于地震中的选择。人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哪一块肉的分量更重呢？危难中的选择说明了一切，也凸显了母性的悲哀：身为母亲竟不能选择同性，而是选择了奴役自己的男性（因为只有男性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拯救自己的心灵）。
痛苦的选择必然付出痛苦的代价。“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这句话成为元妮三十多年心理状态的见证。从古至今，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让中国广大百姓饱尝了妻离子散的痛楚，以致形成了严重的得失强迫症传统。一旦环境有变，这种心理便会浮现出来。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摧毁了元妮的家庭，夺走了丈夫和女儿的生命，残废了儿子的手臂。地震后的三十多年，她一直“守着心理的废墟在过”，希望岁月能见证自己的真爱，救赎曾经的“过失”。她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成人，拒绝爱情，拒绝享受，执拗地陪伴着丈夫和女儿的遗像……然而，“罪过”的根源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元妮出于对丈夫和女儿的真爱，没有办法接受现实，还把他们的离去归咎于自己的“过失”（其实这是作茧自缚），这是得失强迫症在作祟。应该说地震只是元妮悲剧的导火索，心魔是催化剂，中国传统文化的后遗症才是罪魁祸首。
王登——失去母亲的心痛
作为震后的一代年轻女性，曾经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王登经受了坎坷的心理路程。
人的安全感最初来源于母爱。如果这一点都不能保证，就谈不上形成健康的心理和独立的人格。如果说王登吃不到番茄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生死线上被母亲抛弃无疑于赤裸裸的“溺婴”，对她脆弱的心灵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创伤。从这个意义上说，震后三十余年，王登铭记怨愤、拒绝认祖归宗情有可原。但也有人认为她有些过分，毕竟母亲的选择是无奈之举，是面临两条生命都可能失去的痛苦抉择，无论她选择谁都将对另外一个造成伤害。“保子弃女”合乎世俗传统心理（汶川地震中方达与男子的对话说明了这一问题），她不能超越这一时代的局限。
其实，真正造成王登不幸遭遇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念。她和母亲元妮都是地震的受害者，也都遭到了世俗文化的绑架。震后的三十多年，王登失去了母爱，元妮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既有对自己的“过失”赎罪，还有女儿拒绝的惩罚。
当然，王登最终还是被亲情感化，认祖归宗，回到了充满爱的世界当中。这一转变离不开养父的教导，养父一直开导她不要怀疑母爱而生活在自缚的囚笼之中，虽没有直接促成她原谅生母，但为她之后的回归做了思想准备；也与汶川地震的经历有关——她亲自见证了一位母亲出于爱锯断女儿的腿的事实，这无疑对她有深刻的启发。偶然中她又得知母亲并没有抛弃自己，而是因为爱而过着废墟一般的生活。
她的这一转变，其实是心理从不成熟到成熟、人格从不独立到独立的过程。因为不成熟，所以在从死亡边境爬出来以后的三十多年，在没有理解母亲的艰难处境的情况下，她一味任性地埋怨母亲的选择，甚至断绝母女关系，严重误伤母亲的一片真爱之心。因为不成熟，所以在她怀孕之后，为孩子的问题与男友发生争执，一走了之。她尊重生命的行为固然有理，但也不能排除她欲借此与母亲划清界限的怨恨心理。无论是否存在后者，她的行动和心理都充满了矛盾：选择尊重生命就是对母爱的肯定，拒绝承认母亲就是对母爱的否定。但她最终被亲情打动，被母爱征服，解除了心魔，实现了心理与行动的统一。
王登之养母——拥有养女的心忧
中国素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而妇人的家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子女，这也是传统社会为何会形成“多子多福”之說的重要原因之一。无子的家庭中，夫妻双方的矛盾容易激化，而大多数时候原因都被归结到女性一方。在男权社会体制中，没有子女倚重的女性，其弱势地位和自卑心理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影片中王登的养母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在家庭中就没有稳定的地位和充分的自信。这就是她一直带着严肃而悲哀的面孔的主要原因。然而，即使她有了养女，也未能从根本上获得心灵的平衡。因为对她来说，没有子女是一种痛苦，有养女又陷入另外一种痛苦。很显然，她领养王登是无奈之举，不领养不行，领养了又担心白养（正常情况下，王登长大后必然会认祖归宗）。为了能把养女留在身边，她希望王登能够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从而可以获得些许安全感，但那却是一种奢望。因为学业的原因，王登最终还是未能待在她的身边。
无子心痛、养子心忧的矛盾至死都纠缠着王登的养母。与此同时，她还有另外一重忧虑，那就是她害怕养女取代自己的地位。毕竟王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养女与丈夫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上自己没有亲生骨肉，家庭地位也不牢固，所以她很不放心丈夫与养女的关系（她曾多次警告丈夫行为要检点）。事实上，她的忧虑是子虚乌有：养女王登孝顺有嘉，从没有抛弃她；丈夫也耿直忠诚，从没有背叛她。一切都只不过是她主观臆想，作茧自缚。
结语
虽然是平民路线，但《唐山大地震》聚焦于平民亲情和女性隐私心理[4]，着力呈现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处境，直接观照个体和生命本身，有效提升了平民电影的思想深度。片中女性的心理可以一言以蔽之：失去者心痛，拥有者心忧。他们的特殊心理看似是地震的产物，实则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影片将他们凸现出来，让观众认识到了表象下潜藏的本质，平凡中孕育着伟大。
注释：
[1] 早期的女权意识指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所指的窥淫癖（男性看/女性被看）、阉割焦虑等女性主义思想。
[2] 参见何嵩昱《逃离中的落网——反思新时期女性电影叙事中的女性意识》，《电影文学》2008年第11期。
[3] 参见杨剑利《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参见王一川等《众评〈唐山大地震〉》，《电影艺术》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系）
本栏责编：草心
关键词：女性心理；中国传统文化；心痛；心忧
与其说《唐山大地震》（2010）是一部关于地震的灾难片，还不如说它是一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来探讨女性心理的女性题材电影。因为一方面，影片并没有将地震本身作为表现对象，而是将其当做背景，为叙事的核心——女性心理穿针引线，且灾难性场面及其氛围的营造所占的篇幅比例不足全片的十分之一，所以很难说它是一部灾难片；另一方面，女性是本片毋庸置疑的主角，是影片关注和探讨的对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家庭矛盾和个体意识的载体，所以它是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
必须指出的是，女性题材电影并不等于女性主义电影。虽然影片选取了女性题材、女性角色、女性活动和女性心理来叙事，但女性并没有出现在男性欲望的视野之中，即影片没有强调早期的女权意识[1]，也没有试图解构男权社会的文化观念或重塑女性的自我意识[2]，而是将女性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借地震来探讨男女观念、家庭伦理和妇女地位等古老的命题，从而宣扬母爱、亲情等正统价值观念。因此，女性主体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因素是建构叙事、阐释主题的主要依据。为此，笔者将以片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元妮（徐帆饰）、王登（张静初饰）和王登之养母（陈瑾饰）为对象来分析特定环境中的女性心理。
元妮——失去女儿的心痛
元妮所扮演的角色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母亲形象。
不可否认，倡导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当代中国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社会历史观念的影响，她们仍旧遭到部分落后传统观念的毒害。传统社会建构了一套区别男女差异的社会文化制度和风俗礼仪。溺婴、缠足、节烈等女性镣铐多如牛毛，所以旧社会的女性终其一生都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3]。相对而言，为人妻、为人母是女性一生最有地位的时期（有丈夫的呵护和子女的依赖），但也不能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拥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唐山大地震》中的元妮一样，作为母亲，她没有忘记“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为多子可以在家庭中占有更多的分量和地位），而且总是把番茄留给儿子，亏负女儿。其中，最能说明她潜在的性别观念的莫过于地震中的选择。人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哪一块肉的分量更重呢？危难中的选择说明了一切，也凸显了母性的悲哀：身为母亲竟不能选择同性，而是选择了奴役自己的男性（因为只有男性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拯救自己的心灵）。
痛苦的选择必然付出痛苦的代价。“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这句话成为元妮三十多年心理状态的见证。从古至今，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让中国广大百姓饱尝了妻离子散的痛楚，以致形成了严重的得失强迫症传统。一旦环境有变，这种心理便会浮现出来。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摧毁了元妮的家庭，夺走了丈夫和女儿的生命，残废了儿子的手臂。地震后的三十多年，她一直“守着心理的废墟在过”，希望岁月能见证自己的真爱，救赎曾经的“过失”。她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成人，拒绝爱情，拒绝享受，执拗地陪伴着丈夫和女儿的遗像……然而，“罪过”的根源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元妮出于对丈夫和女儿的真爱，没有办法接受现实，还把他们的离去归咎于自己的“过失”（其实这是作茧自缚），这是得失强迫症在作祟。应该说地震只是元妮悲剧的导火索，心魔是催化剂，中国传统文化的后遗症才是罪魁祸首。
王登——失去母亲的心痛
作为震后的一代年轻女性，曾经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王登经受了坎坷的心理路程。
人的安全感最初来源于母爱。如果这一点都不能保证，就谈不上形成健康的心理和独立的人格。如果说王登吃不到番茄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生死线上被母亲抛弃无疑于赤裸裸的“溺婴”，对她脆弱的心灵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创伤。从这个意义上说，震后三十余年，王登铭记怨愤、拒绝认祖归宗情有可原。但也有人认为她有些过分，毕竟母亲的选择是无奈之举，是面临两条生命都可能失去的痛苦抉择，无论她选择谁都将对另外一个造成伤害。“保子弃女”合乎世俗传统心理（汶川地震中方达与男子的对话说明了这一问题），她不能超越这一时代的局限。
其实，真正造成王登不幸遭遇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念。她和母亲元妮都是地震的受害者，也都遭到了世俗文化的绑架。震后的三十多年，王登失去了母爱，元妮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既有对自己的“过失”赎罪，还有女儿拒绝的惩罚。
当然，王登最终还是被亲情感化，认祖归宗，回到了充满爱的世界当中。这一转变离不开养父的教导，养父一直开导她不要怀疑母爱而生活在自缚的囚笼之中，虽没有直接促成她原谅生母，但为她之后的回归做了思想准备；也与汶川地震的经历有关——她亲自见证了一位母亲出于爱锯断女儿的腿的事实，这无疑对她有深刻的启发。偶然中她又得知母亲并没有抛弃自己，而是因为爱而过着废墟一般的生活。
她的这一转变，其实是心理从不成熟到成熟、人格从不独立到独立的过程。因为不成熟，所以在从死亡边境爬出来以后的三十多年，在没有理解母亲的艰难处境的情况下，她一味任性地埋怨母亲的选择，甚至断绝母女关系，严重误伤母亲的一片真爱之心。因为不成熟，所以在她怀孕之后，为孩子的问题与男友发生争执，一走了之。她尊重生命的行为固然有理，但也不能排除她欲借此与母亲划清界限的怨恨心理。无论是否存在后者，她的行动和心理都充满了矛盾：选择尊重生命就是对母爱的肯定，拒绝承认母亲就是对母爱的否定。但她最终被亲情打动，被母爱征服，解除了心魔，实现了心理与行动的统一。
王登之养母——拥有养女的心忧
中国素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而妇人的家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子女，这也是传统社会为何会形成“多子多福”之說的重要原因之一。无子的家庭中，夫妻双方的矛盾容易激化，而大多数时候原因都被归结到女性一方。在男权社会体制中，没有子女倚重的女性，其弱势地位和自卑心理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影片中王登的养母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在家庭中就没有稳定的地位和充分的自信。这就是她一直带着严肃而悲哀的面孔的主要原因。然而，即使她有了养女，也未能从根本上获得心灵的平衡。因为对她来说，没有子女是一种痛苦，有养女又陷入另外一种痛苦。很显然，她领养王登是无奈之举，不领养不行，领养了又担心白养（正常情况下，王登长大后必然会认祖归宗）。为了能把养女留在身边，她希望王登能够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从而可以获得些许安全感，但那却是一种奢望。因为学业的原因，王登最终还是未能待在她的身边。
无子心痛、养子心忧的矛盾至死都纠缠着王登的养母。与此同时，她还有另外一重忧虑，那就是她害怕养女取代自己的地位。毕竟王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养女与丈夫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上自己没有亲生骨肉，家庭地位也不牢固，所以她很不放心丈夫与养女的关系（她曾多次警告丈夫行为要检点）。事实上，她的忧虑是子虚乌有：养女王登孝顺有嘉，从没有抛弃她；丈夫也耿直忠诚，从没有背叛她。一切都只不过是她主观臆想，作茧自缚。
结语
虽然是平民路线，但《唐山大地震》聚焦于平民亲情和女性隐私心理[4]，着力呈现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处境，直接观照个体和生命本身，有效提升了平民电影的思想深度。片中女性的心理可以一言以蔽之：失去者心痛，拥有者心忧。他们的特殊心理看似是地震的产物，实则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影片将他们凸现出来，让观众认识到了表象下潜藏的本质，平凡中孕育着伟大。
注释：
[1] 早期的女权意识指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所指的窥淫癖（男性看/女性被看）、阉割焦虑等女性主义思想。
[2] 参见何嵩昱《逃离中的落网——反思新时期女性电影叙事中的女性意识》，《电影文学》2008年第11期。
[3] 参见杨剑利《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参见王一川等《众评〈唐山大地震〉》，《电影艺术》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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