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诗人峻冰的两本诗集《乡土与人生的恋歌》和《行吟韩国》创作于诗人生活的不同阶段，但都蕴涵着诗人强烈的寻根情结，本文旨在以“寻根”为切入点，感受这一情结，并对不同时期的作品对寻根性的不同体现加以鉴别。
关键词：峻冰；寻根；故乡；都市；民族
韩少功曾引用作家阿城的话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1]以这个角度来与诗人峻冰的作品对话，在《乡土与人生的恋歌》和《行吟韩国》两本诗集中，在我们的“内视觉图景”[2]中，往往可以发现诗人深埋内心而又自觉外化的寻根情结，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质朴而美丽、内敛又悠长的意境。
在上述两本诗集中，诗人都身处大都市中，流露出对自己原型的回望与追忆。但应该明确的是，两本诗集产生自诗人生活中的不同阶段，诗人自身阅历与主体心灵的不断发展，会影响到诗人对自身的定位，进而对创作过程中自觉占据的视角起到决定作用。或者说，在两本诗集共同体现出的诗人寻根的自觉中，由于诗人本身在发展，所“寻”的“根”和寻根的途径也需要加以鉴别。
一、《乡土与人生的恋歌》：
身在外地的故乡之恋
这是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所录诗歌都创作在1998年或之前，在这一阶段，诗人远离自己的故乡来到成都这个大都市求学并在城市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艰辛的奋斗过程。诗人的多数创作便产生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关于目前生活感悟的很多诗句，都来自这一可贵的“经验域”。诗人说：“做一个诗人的想法，孩提时代便有了。”[3]诗歌创作的初始条件，是诗人产生自孩提时代的表达欲望，而诗歌形成的内容来源，则存在于后来远离家乡的生活中——“而出这本诗集的想法，则是一年前才有的”[4]。所以《乡土与人生的恋歌》，可以看做是诗人孩提时代与当下生活的心灵串联。
正因为有上述联系的存在，使得对遥远家乡的追忆成为必然。正是文本形成的两大基础（初始条件与内容来源）决定了《乡土与人生的恋歌》的寻根性内质——“它是对淡黄色眷恋情结由衷的祭奠”[5]。
在诗集中，诗人在与都市的生活博弈，诗人是一个为抵达光明的远景而孤身踏上征途的勇敢者的形象：“我 只有我／孤身独往……终于／我看见了／再次看见了／被山遮蔽太久的灿烂的阳光……高喊 以胜利者的口吻／除足够的勇气／我还有梦”（《跋涉》）。支持自己走下去的，是勇气，还有梦想。勇气来自何处呢？来自“乡土”：“太多的坎坷与隔膜／借助你／能变得平坦通畅”（《乡土》）。正是“这一抔乡土”给予他战胜坎坷与隔膜的勇气。而梦想，也是产生于“村里流传的故事”（《晚归》），激发自“‘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古训”（《想家的时候》）。“故乡的性格如水”（《乡土》），无形无味，却渗透在“我”的无意识中；无声无息，却同时给予“我”追求的目标和沿途的给养。“故乡的脉搏如乐”（《乡土》），决定着“我”生命的节奏，正是家乡，决定了“我”作为一个勇敢的个体怎样走离家的路。
诗人的心中，家乡的小村和浮躁的都市并不能说是二元对立的，诗人的梦想与诗人的痛苦并存在喧闹的都市中，而离家远征同样是对故乡精神的坚守，尽管要不时地回望，不时地与当初在家的自己对话：“让一个日日守望的男孩激动的／一夜未眠……一个已经长高的男孩／频频回头”（《老屋》），不时地确认自己与故乡的联系，“你愿站在记忆深处／伴我永远吗”（《老屋》）。因为诗人非常清楚，并且反复提醒：“家／是源头／是我根的所在”（《想家的时候》）。
二、《行吟韩国》：身在国外的民族之恋
《行吟韩国》是峻冰的第二本诗集，书中的诗歌创作于2002年至2005年诗人在韩国讲学和游历期间，诗人的生活与上一个阶段有了较大的变化，诗人在都市更加自然、自如，能够以较冷静的笔触流露情感，而非用激情的笔触喷薄情感。在此阶段，生活环境的最大变化是从中国的都市变为韩国的都市。诗人的身份从离开家乡的人变为离开祖国的人；从“跋涉”的远征者变为“行吟”的体验者；环境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的表露增多了。体现在创作中，“故乡”这一字眼不再经常见于诗句。但细读文本，仍可见诗人的寻根情节并没随环境的变化而隐退，反之，在《行吟韩国》中，诗人所追寻的是属于更大范畴的文化之“根”。而此更多地见于作者表露情感的方式中，内化为意象、音韵等深具民族文化传统的传达中，而不仅仅存在于表面。
诗人在《行吟韩国》中，更多地从欣赏的角度出发，对所见所历的物象进行自如摄取，以广阔舒畅的心怀“咀嚼人生和爱情”（《星期天：在幸福的边缘》）。在《乡土与人生的恋歌》中诗人用“面向山林背对城市”（《寻找自由》）的方法来渴求自然，体味人生。而新作中，自然与社会意象的罗列与融合则多次出现，“烛光心灵红酒”（《烛光晚宴》）和“绿色阳光歌声冰淇淋”（《星期天：在幸福的边缘》）都能够承载诗人的感悟，“对城市的记忆与对飞鸟的怀念”（《站在城市的肩上》）使得诗人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眼睛和心灵的对吟”（《自己的节日》）——诗人拥有了站立在城市肩上的自信心与包容心。从这一点来说，颇有“大隐隐于市”的境界。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道家“不假于物”的飘逸境界可以看做诗人对诗美的自觉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能穿越国界，在汉城的“窄街”中发现“雨巷”之美的原因。
对节奏的自觉控制与对音乐美的追求也是《行吟韩国》的一大特征。“我不想／也不能／回避你醉人的微笑 一如／你不想／也不能／阻止我浪漫的想象”（《天使的微笑》）。其中前后三行各为一个段落，都为“仄平仄”结尾，用“一如”体现对应关系的同时，“仄平”的过渡也能起到调整节奏和音律的关键作用。“因了你的微笑／我驾起横渡人生之河的帆樯／因了我的想象／你写出一首又一首生命的诗章”（《天使的微笑》）。四句分别以“仄平仄平”结尾。类似的情况在《行吟韩国》中经常出现，如《玩海》：“落霞 孤鸿 长天／碎花 飞舟 沙滩……聪慧 愚钝/正直与偏见。”一连罗列六个平声结尾的词组，再用仄声结束该段。老舍先生在创作散文时曾经使前后两个句子拥有平仄相间的结尾，闻一多先生在新诗的探索中也对音乐美和节奏感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音乐性的有无，不应该成为影響诗歌创新的根本性问题，也非判断诗歌好坏的基本标准”[6]。但对古典诗词这一美学特征的适当延续，同样能给新诗带来美学的提升，这一点在《行吟韩国》中得到了佐证。
“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7]从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植入表达思想的方式中，这不仅是艺术造诣的不断提升，也是诗人身处海外时，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承担。
注释：
[1][7] 韩少功：《韩少功随笔》，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第13页。
[2] 孙志宏：《论审美接受与意境的再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4][5] 峻冰：《乡土与人生的恋歌》自序，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1页、第1页。
[6] 陈卫、陈茜：《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江汉论坛》2010年第7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峻冰；寻根；故乡；都市；民族
韩少功曾引用作家阿城的话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1]以这个角度来与诗人峻冰的作品对话，在《乡土与人生的恋歌》和《行吟韩国》两本诗集中，在我们的“内视觉图景”[2]中，往往可以发现诗人深埋内心而又自觉外化的寻根情结，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质朴而美丽、内敛又悠长的意境。
在上述两本诗集中，诗人都身处大都市中，流露出对自己原型的回望与追忆。但应该明确的是，两本诗集产生自诗人生活中的不同阶段，诗人自身阅历与主体心灵的不断发展，会影响到诗人对自身的定位，进而对创作过程中自觉占据的视角起到决定作用。或者说，在两本诗集共同体现出的诗人寻根的自觉中，由于诗人本身在发展，所“寻”的“根”和寻根的途径也需要加以鉴别。
一、《乡土与人生的恋歌》：
身在外地的故乡之恋
这是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所录诗歌都创作在1998年或之前，在这一阶段，诗人远离自己的故乡来到成都这个大都市求学并在城市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艰辛的奋斗过程。诗人的多数创作便产生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关于目前生活感悟的很多诗句，都来自这一可贵的“经验域”。诗人说：“做一个诗人的想法，孩提时代便有了。”[3]诗歌创作的初始条件，是诗人产生自孩提时代的表达欲望，而诗歌形成的内容来源，则存在于后来远离家乡的生活中——“而出这本诗集的想法，则是一年前才有的”[4]。所以《乡土与人生的恋歌》，可以看做是诗人孩提时代与当下生活的心灵串联。
正因为有上述联系的存在，使得对遥远家乡的追忆成为必然。正是文本形成的两大基础（初始条件与内容来源）决定了《乡土与人生的恋歌》的寻根性内质——“它是对淡黄色眷恋情结由衷的祭奠”[5]。
在诗集中，诗人在与都市的生活博弈，诗人是一个为抵达光明的远景而孤身踏上征途的勇敢者的形象：“我 只有我／孤身独往……终于／我看见了／再次看见了／被山遮蔽太久的灿烂的阳光……高喊 以胜利者的口吻／除足够的勇气／我还有梦”（《跋涉》）。支持自己走下去的，是勇气，还有梦想。勇气来自何处呢？来自“乡土”：“太多的坎坷与隔膜／借助你／能变得平坦通畅”（《乡土》）。正是“这一抔乡土”给予他战胜坎坷与隔膜的勇气。而梦想，也是产生于“村里流传的故事”（《晚归》），激发自“‘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古训”（《想家的时候》）。“故乡的性格如水”（《乡土》），无形无味，却渗透在“我”的无意识中；无声无息，却同时给予“我”追求的目标和沿途的给养。“故乡的脉搏如乐”（《乡土》），决定着“我”生命的节奏，正是家乡，决定了“我”作为一个勇敢的个体怎样走离家的路。
诗人的心中，家乡的小村和浮躁的都市并不能说是二元对立的，诗人的梦想与诗人的痛苦并存在喧闹的都市中，而离家远征同样是对故乡精神的坚守，尽管要不时地回望，不时地与当初在家的自己对话：“让一个日日守望的男孩激动的／一夜未眠……一个已经长高的男孩／频频回头”（《老屋》），不时地确认自己与故乡的联系，“你愿站在记忆深处／伴我永远吗”（《老屋》）。因为诗人非常清楚，并且反复提醒：“家／是源头／是我根的所在”（《想家的时候》）。
二、《行吟韩国》：身在国外的民族之恋
《行吟韩国》是峻冰的第二本诗集，书中的诗歌创作于2002年至2005年诗人在韩国讲学和游历期间，诗人的生活与上一个阶段有了较大的变化，诗人在都市更加自然、自如，能够以较冷静的笔触流露情感，而非用激情的笔触喷薄情感。在此阶段，生活环境的最大变化是从中国的都市变为韩国的都市。诗人的身份从离开家乡的人变为离开祖国的人；从“跋涉”的远征者变为“行吟”的体验者；环境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的表露增多了。体现在创作中，“故乡”这一字眼不再经常见于诗句。但细读文本，仍可见诗人的寻根情节并没随环境的变化而隐退，反之，在《行吟韩国》中，诗人所追寻的是属于更大范畴的文化之“根”。而此更多地见于作者表露情感的方式中，内化为意象、音韵等深具民族文化传统的传达中，而不仅仅存在于表面。
诗人在《行吟韩国》中，更多地从欣赏的角度出发，对所见所历的物象进行自如摄取，以广阔舒畅的心怀“咀嚼人生和爱情”（《星期天：在幸福的边缘》）。在《乡土与人生的恋歌》中诗人用“面向山林背对城市”（《寻找自由》）的方法来渴求自然，体味人生。而新作中，自然与社会意象的罗列与融合则多次出现，“烛光心灵红酒”（《烛光晚宴》）和“绿色阳光歌声冰淇淋”（《星期天：在幸福的边缘》）都能够承载诗人的感悟，“对城市的记忆与对飞鸟的怀念”（《站在城市的肩上》）使得诗人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眼睛和心灵的对吟”（《自己的节日》）——诗人拥有了站立在城市肩上的自信心与包容心。从这一点来说，颇有“大隐隐于市”的境界。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道家“不假于物”的飘逸境界可以看做诗人对诗美的自觉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能穿越国界，在汉城的“窄街”中发现“雨巷”之美的原因。
对节奏的自觉控制与对音乐美的追求也是《行吟韩国》的一大特征。“我不想／也不能／回避你醉人的微笑 一如／你不想／也不能／阻止我浪漫的想象”（《天使的微笑》）。其中前后三行各为一个段落，都为“仄平仄”结尾，用“一如”体现对应关系的同时，“仄平”的过渡也能起到调整节奏和音律的关键作用。“因了你的微笑／我驾起横渡人生之河的帆樯／因了我的想象／你写出一首又一首生命的诗章”（《天使的微笑》）。四句分别以“仄平仄平”结尾。类似的情况在《行吟韩国》中经常出现，如《玩海》：“落霞 孤鸿 长天／碎花 飞舟 沙滩……聪慧 愚钝/正直与偏见。”一连罗列六个平声结尾的词组，再用仄声结束该段。老舍先生在创作散文时曾经使前后两个句子拥有平仄相间的结尾，闻一多先生在新诗的探索中也对音乐美和节奏感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音乐性的有无，不应该成为影響诗歌创新的根本性问题，也非判断诗歌好坏的基本标准”[6]。但对古典诗词这一美学特征的适当延续，同样能给新诗带来美学的提升，这一点在《行吟韩国》中得到了佐证。
“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7]从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植入表达思想的方式中，这不仅是艺术造诣的不断提升，也是诗人身处海外时，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承担。
注释：
[1][7] 韩少功：《韩少功随笔》，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第13页。
[2] 孙志宏：《论审美接受与意境的再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4][5] 峻冰：《乡土与人生的恋歌》自序，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1页、第1页。
[6] 陈卫、陈茜：《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江汉论坛》2010年第7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