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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曾被日本人视为有无上荣耀施政印记、并悉心修建的恢宏建筑，竟在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时，因是日本递送降书之地而被打上耻辱的印记。
曾经显赫一时的台北著名地标之一中山堂，现早已不再显山露水，却如洗尽铅华一般，只默默蛰伏在台北闹市街区的一角，极尽淡定，安然。尽管100多年以来，台湾几次的政权交替都与之息息相关。
这个充满红尘旧事的中山堂原址为清朝台湾建省后的布政使司衙门。1885年台湾设省之后，刘铭传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在今台北的延平南路与武昌街口处设立此机构，统管全台衙门之事务。及日据时代初，这里又充作台湾总督府，后日本殖民地政府为庆贺日皇裕仁登基，遂将清末布政使司衙门拆除，改建成“台北公会堂”。
作为日本施政纪念事业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台北公会堂”由时任总督府技师的井上熏担纲总体设计，兴建规模仅次于其时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公会堂，它于1932年11月23日动工，历时4年后才宣告竣工。“台北公会堂”系牢固的四层钢骨结构建筑，耐震耐火，质量上乘掷地有声，同时它还集纳自由形式的现代建筑特色，亦兼具欧洲古典主义格调，只是其原本繁冗华丽的装饰已被简单明快的立体线条所取代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曾被日本人视为有无上荣耀施政印记、并悉心修建的恢宏建筑，竟在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时，因是日本递送降书之地而被打上耻辱的印记。
光复之声
约在“台北公会堂”修葺10年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盛大的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在首任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代表国民政府在这里举行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那天，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乖乖地向国民政府行政长官签字投降。受降典礼之后，陈仪高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归中国，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顷刻间，群情振奋。
10月25日，这个特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也由此被郑重定为“台湾光复节”（“光复”意为“把失去的收回”）。光复之日，台湾民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台湾作家吴浊流亦激动地撰文描述其情其景日“那五十年问的皇民运动，只仅一天就被吹走了”。
而在这样的一天，“台北公会堂”，更“有幸”亲历长达50年之久的台湾殖民时代的结束。
台湾光复以后，“台北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并由台北市政府接收，其内的“大集会场”、“大宴会场”、“普通集会室”也相应地改为“中正厅”、“光复厅”和“堡垒厅”，这里曾召开“国民大会”，是当时台湾各界重大集会的首选地。
台湾光复后的翌年——1946年，蒋介石在中山堂对着台湾民众代表3000余人发表铿锵的光复节演说；之后，他又走向中山堂外的半月形广场，对着聚集在这里的10万台胞挥手致意，笑意盈盈。
战后初期的中山堂也是台北最为重要的表演场所之一。1946年底，欧阳予倩率“新中国剧社”来台公演时，既选址此地，众成员见其恢宏气派，惊呼为系多年未见的设备齐聚的近代化大剧场。
然而，好景不长。和台湾诸多知名的历史建筑一样，中山堂也没有逃脱大起大落的宿命，它甚至还一度遭遇废置冷落。及至1992年，中山堂被列为二级古迹，暂作为静态保存；直到1995年，台北市文化局提出了中山堂再利用的观念，采取动静态保护相得益彰之举，除维持建筑物的原封不动外，也开始对一些老旧设施进行维护整修。
2001年，台北市正式成立中山堂管理所，中山堂被明确定位为传统艺术的艺文中心。由于中山堂外的广场呈半月形状，非常适宜大型传统戏曲演出，所以这里又经常举办有传统戏剧展演，并且，“台北国乐团”也长驱直入进驻，此外，它还当仁不让地成为台湾市民论坛的固定场地。
走进历史
阳春3月的某日，因参加台北市文化局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我得以走进大名鼎鼎的“中山堂”。
在“中山堂”这个恢宏庄严的建筑里逡巡时，可注意到它是运用多重的立体小建筑而组合出了宏伟的整体形状，由此其整个构架在没有庞杂外观的装饰下，也可显得千变万化，耐人寻味。阿拉伯风格的拱窗和台湾本土的陶瓦和谐混搭，东方的神秘韵味颇为浓厚；而运用不同色彩面砖在外墙拼搭成的各色花纹，也极尽缤纷迤逦，令人目眩。
而当我步入开会的场所“光复厅”时，不由得又深深屏住呼吸，敬畏之感油然而生。虽然，期间的一切已显得老旧平淡，但是，这里极具历史厚重感的廊柱和檐壁又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因为，这里曾是当年“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的所在，而期间陈设的一切，是一段中国人难忘历史的活生生“见证人”，当其他的亲历者都已化作尘烟随风而逝以后，它们却依然不动声色地、坚定地挺立在这里！
从“光复厅”走出，只见正对着大厅二楼与三楼间的楼梯前中央墙壁上，镶嵌有著名艺术家黄土水的经典作品《水牛群像》，它惟妙惟肖，尽现台湾乡间田园的美妙闲暇牧歌情景：三位牧童和五头水牛正欣然相伴，和睦共处，水牛的苍劲有力与牧童的温情恬静动静相得，掩映成趣。
和中山堂的“光复厅”一样，现如今的“中正厅”也已化作台湾文化表演活动的场所，而二楼的“堡垒厅”则以公办民营的方式承租，摇身变成主攻餐饮的堡垒咖啡厅。据说，这里进门左处的明星厅，其内隐密的包厢曾是宋美龄喝英式下午茶的地方。
而今，一层已改为音乐厅的音乐堂，正开着一场对公众开放的公益音乐会，里面的音乐声声入耳，而外面的走廊上也没有过往的闲杂人等，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当我来到“中山堂”外的那个半月形广场时，又不由得感慨系之。试想当年，在“中山堂”二楼室外的那个偌大的天台上，蒋介石曾俯视着汇集在这里高声欢呼的人群，但如今，此情此景不再，取而代之的已是无边的静谧与静默了。
曾经显赫一时的台北著名地标之一中山堂，现早已不再显山露水，却如洗尽铅华一般，只默默蛰伏在台北闹市街区的一角，极尽淡定，安然。尽管100多年以来，台湾几次的政权交替都与之息息相关。
这个充满红尘旧事的中山堂原址为清朝台湾建省后的布政使司衙门。1885年台湾设省之后，刘铭传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在今台北的延平南路与武昌街口处设立此机构，统管全台衙门之事务。及日据时代初，这里又充作台湾总督府，后日本殖民地政府为庆贺日皇裕仁登基，遂将清末布政使司衙门拆除，改建成“台北公会堂”。
作为日本施政纪念事业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台北公会堂”由时任总督府技师的井上熏担纲总体设计，兴建规模仅次于其时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公会堂，它于1932年11月23日动工，历时4年后才宣告竣工。“台北公会堂”系牢固的四层钢骨结构建筑，耐震耐火，质量上乘掷地有声，同时它还集纳自由形式的现代建筑特色，亦兼具欧洲古典主义格调，只是其原本繁冗华丽的装饰已被简单明快的立体线条所取代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曾被日本人视为有无上荣耀施政印记、并悉心修建的恢宏建筑，竟在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时，因是日本递送降书之地而被打上耻辱的印记。
光复之声
约在“台北公会堂”修葺10年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盛大的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在首任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代表国民政府在这里举行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那天，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乖乖地向国民政府行政长官签字投降。受降典礼之后，陈仪高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归中国，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顷刻间，群情振奋。
10月25日，这个特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也由此被郑重定为“台湾光复节”（“光复”意为“把失去的收回”）。光复之日，台湾民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台湾作家吴浊流亦激动地撰文描述其情其景日“那五十年问的皇民运动，只仅一天就被吹走了”。
而在这样的一天，“台北公会堂”，更“有幸”亲历长达50年之久的台湾殖民时代的结束。
台湾光复以后，“台北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并由台北市政府接收，其内的“大集会场”、“大宴会场”、“普通集会室”也相应地改为“中正厅”、“光复厅”和“堡垒厅”，这里曾召开“国民大会”，是当时台湾各界重大集会的首选地。
台湾光复后的翌年——1946年，蒋介石在中山堂对着台湾民众代表3000余人发表铿锵的光复节演说；之后，他又走向中山堂外的半月形广场，对着聚集在这里的10万台胞挥手致意，笑意盈盈。
战后初期的中山堂也是台北最为重要的表演场所之一。1946年底，欧阳予倩率“新中国剧社”来台公演时，既选址此地，众成员见其恢宏气派，惊呼为系多年未见的设备齐聚的近代化大剧场。
然而，好景不长。和台湾诸多知名的历史建筑一样，中山堂也没有逃脱大起大落的宿命，它甚至还一度遭遇废置冷落。及至1992年，中山堂被列为二级古迹，暂作为静态保存；直到1995年，台北市文化局提出了中山堂再利用的观念，采取动静态保护相得益彰之举，除维持建筑物的原封不动外，也开始对一些老旧设施进行维护整修。
2001年，台北市正式成立中山堂管理所，中山堂被明确定位为传统艺术的艺文中心。由于中山堂外的广场呈半月形状，非常适宜大型传统戏曲演出，所以这里又经常举办有传统戏剧展演，并且，“台北国乐团”也长驱直入进驻，此外，它还当仁不让地成为台湾市民论坛的固定场地。
走进历史
阳春3月的某日，因参加台北市文化局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我得以走进大名鼎鼎的“中山堂”。
在“中山堂”这个恢宏庄严的建筑里逡巡时，可注意到它是运用多重的立体小建筑而组合出了宏伟的整体形状，由此其整个构架在没有庞杂外观的装饰下，也可显得千变万化，耐人寻味。阿拉伯风格的拱窗和台湾本土的陶瓦和谐混搭，东方的神秘韵味颇为浓厚；而运用不同色彩面砖在外墙拼搭成的各色花纹，也极尽缤纷迤逦，令人目眩。
而当我步入开会的场所“光复厅”时，不由得又深深屏住呼吸，敬畏之感油然而生。虽然，期间的一切已显得老旧平淡，但是，这里极具历史厚重感的廊柱和檐壁又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因为，这里曾是当年“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的所在，而期间陈设的一切，是一段中国人难忘历史的活生生“见证人”，当其他的亲历者都已化作尘烟随风而逝以后，它们却依然不动声色地、坚定地挺立在这里！
从“光复厅”走出，只见正对着大厅二楼与三楼间的楼梯前中央墙壁上，镶嵌有著名艺术家黄土水的经典作品《水牛群像》，它惟妙惟肖，尽现台湾乡间田园的美妙闲暇牧歌情景：三位牧童和五头水牛正欣然相伴，和睦共处，水牛的苍劲有力与牧童的温情恬静动静相得，掩映成趣。
和中山堂的“光复厅”一样，现如今的“中正厅”也已化作台湾文化表演活动的场所，而二楼的“堡垒厅”则以公办民营的方式承租，摇身变成主攻餐饮的堡垒咖啡厅。据说，这里进门左处的明星厅，其内隐密的包厢曾是宋美龄喝英式下午茶的地方。
而今，一层已改为音乐厅的音乐堂，正开着一场对公众开放的公益音乐会，里面的音乐声声入耳，而外面的走廊上也没有过往的闲杂人等，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当我来到“中山堂”外的那个半月形广场时，又不由得感慨系之。试想当年，在“中山堂”二楼室外的那个偌大的天台上，蒋介石曾俯视着汇集在这里高声欢呼的人群，但如今，此情此景不再，取而代之的已是无边的静谧与静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