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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需要是个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关注大学生需要的研究状况及其变迁特点，是高等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在大学生需要的研究状况上，呈现出研究领域相对集中、理论表述和态度立场具有时代性、需要分类的多样性及研究方法趋同性等特点；在大学生需要的变迁特征上，呈现出维持生存的需要占主导，求知的需要、奉献的需要、助人的需要在弱化。为了促进大学生需要的健康发展，社会、学校需共同努力，合理满足大学生的生存需要，提升求知的需要、奉献的需要和助人的需要。
关键词：大学生需求；变迁特征；教育启示；需要类型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3-0087-07
心理学家认为：“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出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客观条件的依赖性，是有机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 [1]关注大学生的需要，是高等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我国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对大学生的需要做了一些研究。1981年，孙宝志、韩民堂以中国医科大学的新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的需要结构及变化规律进行了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并发表学术论文《大学生的需要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研究》。该研究成果是目前可见的高等教育秩序恢复以来关于大学生需要研究的最早期刊文献。1988年，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发表了《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调查》。该研究的自制问卷对后续大学生需要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关于大学生需要的研究成果陆续可见，但主要集中在近10年。 本研究依据CNKI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以1981—2013年为时间跨度，以“大学生需要”为检索词，共查阅到相关文章155篇，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已有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生需要结构、特点及规律的宏观探索；二是对大学生需要的微观分析，涉及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认知、心理、态度、行为等多个层面。例如，信息需要、网络需要、道德需要、健康需要、职业需要、消费需要等。通过对近30年来大学生需要研究的文献考察，力求把握大学生需要的特点，进而探讨大学生需要的变迁特点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BT1]一、大学生需要研究的状况
[BT2] （一）研究领域的相似性
纵观30年来围绕“大学生需要”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两个研究领域：一是基于心理学相关专业或机构的研究：二是与高校学生工作相关的研究。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借助实证研究工具，对大学生需要的结构、发展规律等开展了一些较为深入细致的专业性实证研究，在大学生需要的总体描述与分析判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学生需要的层次特征、变动情况与发展趋势方面提供了整体特征和群体差异方面的情况与结论。然而，“需要问题”是心理学问题，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等客观因素参与其中，仅基于大学生需要主体及其需要结构、规律本身的研究具有方法的客观性，但未能将研究问题置于普遍联系的宏观背景中，也难于揭示基于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关联性之上的现实客观性。相比之下，立足于高校学生工作的相关研究则体现出在理论与方法工具方面的单薄。在关于大学生需要的研究成果中，缺少对大学生需要自身特征及规律的深度学理挖掘，常见的是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理论基础与论说依据的一般性论述。文章大多宽泛地结合大学生需要的层次性特征，落脚点在于提出对学生工作的启示或对学生工作的应对策略，研究建议并未引起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广泛社会领域的关注，进而难以为相关领域提供实践参考和借鉴。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
第3期胡金连，周宏，董云川：现状、变迁与启示：我国近30年大学生需要研究述评
[BT2]（二）理论表述和态度立场的时代性
如上所述，偏向于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常只在实证分析之后，呈现一个相对简短的研究结论作为全部研究的总结；而偏向于学生工作的理论分析中，则并不延伸更多的理论探讨。但是，也有少部分做了延伸探讨的实证研究及理论探讨，其中清晰透出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时代气息。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苏联学科理论的主导影响。例如，在论述外部条件与主体需要形成之间的关系时，学者黄希庭强调意识决定于存在，外界环境和学校教育是存在，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自身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他同时引用苏联教育家、心理学著作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述中包含着较高的道德定位和对大学生较高的道德期待。例如：引用了马卡连柯的话，强调造就人和培养人的需要是教育工作最深刻的意义，教育者只有考虑了学生的需要，才能引导他们走向道德的更高境界；引用苏联《普通心理学》书中的观点，指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要关注学生需要的选择、发展与培养，使得学生的需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所具有的道德高度。
20世纪90年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地位的前提下，虽然我国社会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成分，但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主题和任务决定了强调整体观立场的大学生品德评价取向。这一时期关于大学生需要研究的成果中，有的研究结合马克思的需要结构理论，介绍了精神分析的需要结构理论、行为主义的需要结构理论、人本主义的需要结构理论，但在总结中阐明“需要层次理论是以西方‘崇尚个性’文化为背景的，它的全球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2]。大部分研究者提到“四有”的人才规格，并对大学生群体在国家建设中的使命做出了定位。有的学者认为：把大学生的需要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需要结构是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3]。把大学生需要结构研究及大学生健康成长上升到关乎社会稳定的高度。陈晓阳的调查研究表明：高年级大学生“把奉献的需要列为最不重要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同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高等教育工作的过失”，并进一步认为“强化对学生的正面教育”是加强和改善高等教育工作的首要方面。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指导思想的人本主义导向凸显和社会思潮的人本主义转向日益发展，对大学生需要的研究也发生了更贴近个体发展、更关注大学生个性心理的转变。研究成果普遍兼顾对个体与社会的双重关切，引导大学生为满足需要而采取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身的行为[4]；有学者认为他们“渴望富裕同时又把个人的富裕同国家的富强紧密地结合起来”[5]。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教育者需从了解学生的需要心理入手，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呼吁教育者在全面深入了解了学生的需要心理的基础上，需积极创造条件，合理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提高教育科学性，对部分学生的低层次需要或是不合理的需要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在开展这些活动中，“直接”或是“正面”的教育方法已不再被强调，教育者更应关注的是通过组织各种实践活动来让学生理解需要的合理性，在活动中锻炼学生自立的能力，进一步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值得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研究大学生需要的学者关注个体的个性，但不忽视和排斥个体的社会性，而是在理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明在大学生需要发展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应强调教育的针对性，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促使学生在强调自我价值、注重个人奋斗、积极进取的过程中与为社会做出贡献相联系，将大学生的个人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互为促进。
[BT2]（三）需要分类的多样性
[JP2]在对大学生需要类型的探讨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孙宝志等在对近20年大学生需要的追踪调查基础上，综合各心理学家的需要理论，提出TGO理论，认为大学生的需要分为三类：成才需要（包括专业学习、追求真理、荣誉与自尊和道德修养等）、成长需要（包括充裕物质、艺术欣赏、娱乐、爱情、锻炼身体和友谊等）和服从需要（包括遵守纪律、劳动、卫生和师生感情）[6]。黄希庭等人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认为我国大学生的基本需要可分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发展、贡献6大类[7]。时建朴等认为除了18种基本需要外还有三种基本需要（即环境的需要、心理素质的需要和求职的需要），同时呼吁教育者高度重视需要发展的社会性弱化[8]。[JP]
[JP2]同时，在1998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就有学者意识到随着时代变迁和大学生需要发展情况变化，继续沿用前人研究的问卷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有大学生反馈个别需要间区分度不高，某些需要难于细分；还有个别同学提出增设“亲情的需要”“探索人生目的、终极关怀的需要”等[9]。另外，近年来，对大学生需要问题的研究逐渐突破结构层次、规律的研究视角，引入大学生需要生态、需要满足情感体验、以“最怕”代需要等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而且研究的理论依据与测量工具体现出新颖性特点，部分研究开拓了独到的实证突破与理论发现。2009年，杨韶刚教授团队发表《广州大学城大学生需要的探索性研究》一文。该研究融合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奥尔德弗ERG理论的需要分类，将广州大学生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完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6大类，每类下分设3至6种具体指标，形成6大类25种需要的结构体系，采取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大学生需要与学校、学科、个体相关的差异。[JP]
[BT2]（四）研究方法的趋同性
[JP2]在研究方法上，经统计，在大学生需要的研究的155篇论文中，实证研究成果100篇占64%，理论探讨55篇占36%。这100篇实证研究中的21篇在所采用测量工具方面与前人研究具有明确的渊源关系，来源有二：一是孙宝志等人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大学生的需要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研究》中所用的自制量表；二是黄希庭等人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调查》中所用的自制量表。其中，15篇文章直接或间接采用了黄希庭的量表（包括黄本人的文章）：有13篇文章明确表示直接采用了黄希庭的大学生需求结构量表进行施测[ZW（DY，7]
具体文章为：《藏汉族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藏族大学生心理研究之一》（雷永生等，1989）；《低年级藏族大学生的需要调查与分析》（罗平，1993）；《大学新生需要结构的调查研究》（徐国明，1995）；《当代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研究》（李娟等，1996）；《九十年代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发展研究》（王萍、张宽裕，1997）；《当代大学生需要结构发展趋势研究》（车艺，1998）；《师范大学生需要结构特点的调查》（殷姿、缪榕楠，1998）；《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师专学生需要结构特点的研究》（李锐，1999）；《当代大学生需要结构研究》（万晓红，2006）；《高师生需要结构及其发展态势研究》（陈秋珠，2008）；《大学生需要现状的调查研究》（吕厚超、田雯，2008）；《大学生心理需要现状调查与研究》（秦永超，2010）；《北京工科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研究》（牛勇、邱香，2012）。
[ZW）]，另有2篇文章中的自制量表实际上是在保留黄氏量表中各项需求而仅对最后一项“其它”需求具体化基础上得来，如时建朴、王瑾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当代大学生需要发展的调查研究》将黄氏18项需求指标扩展为21项，而2012年韩海燕、申明生发表的论文《西部师范类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研究》又采纳了时建朴、王瑾的施测量表。与以上情形相似，另有4篇文章直接或间接采用了孙宝志的大学生需要结构量表[ZW（DY，7]
具体文章为：《大学个体需要的调查分析》（陈晓阳，1990）；《大学生需要层次的二十年变化与分析》（景汇泉、孙宝志，2001）；《大学生需要层次二十年变化及思想政治教育》（孙宝志、景汇泉，2001）；《大学生需要理论的二十年追踪研究》（孙宝志、景汇泉，2001）。[JP]
[ZW）]。采取实证研究的成果普遍采纳或参照了黄希庭自制量表开展研究，有的研究结合具体情况对黄希庭大学生需求量表稍有修改，有的研究则直接采纳了该量表施测。 [BT1]二、大学生需要的变迁特点
[JP2]考察近30年大学生需要研究成果的文献，可以发现两方面问题，情况如下：一方面，学者黄希庭的研究发现，学生稳定的优势需要是成才和求知的需要、友情需要、休闲娱乐的需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大学生需要结构体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学者潘玉驹、寥传景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关心程度及强烈程度最高的需要是学习与成才需要；学者杨德广的研究发现，361%的大学生认为最苦恼的事情是“课余生活太枯燥”，丰富有趣的课余生活是大学生内心强烈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需要类型的内容及程度变化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学者时建朴、王瑾认为“就业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大学生需要的研究中并未明确列出，而21世纪以来则作为大学生的新增需要被专门关注。2012年，华东师大张卫东教授团队发表《中美大学生需要满足及其情感体验的比较研究》一文。该研究要求被试回忆一个月以内经历的满意事件，采用Sheldon等人编制的需要满足问卷来进行研究，以此为依据用5 点等级评价标准对Sheldon问卷中十种需要的满足情况进行调查。文章通过数据对比，讨论了中美大学生需要的异同情况，结论认为：在全球化效应的影响下，与美国大学生为代表的西方大学生相比较，我国大学生所关注的需要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有相接近的趋向。[JP]
已有研究多采用黄希庭编制的“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该问卷将大学生需要划分为6个维度18种类型[ZW（DY，7]
1具体内容为：生理需要，包括维持生存的需要、物质享受的需要、性的需要三种类型；2安全需要，包括秩序的需要、躲避羞辱的需要、躲避伤害的需要三种类型；3交往需要，包括友情的需要、求援的需要、归属的需要三种；4尊重的需要，包括成就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权力的需要三种类型；5发展需要，包括求知的需要、求美的需要、发展体力的需要三种类型；6贡献需要，包括助人的需要、建树的需要、奉献的需要三种类型。[ZW）]。通过梳理以黄氏问卷为基础的相关研究结论，获取到大学生前4位需要和后4位需要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并进一步把握大学生需要类型变迁的基本趋势。[FL）]
[HT5"H][JZ]表2大学生需要重要性情况一览表[ZW（DY，7]
本表基于以下文献：王萍、张宽裕：《九十年代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发展研究》，载《中国地质教育》1997年第4期，第68-72页；胡凯：《研究大学生需要心理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第41页；吕厚超、常雯：《大学生需要现状的调查研究》，载《心理研究》2008年第3期，第87-92页；刑楠、谭敏玲：《广州大学城大学生需要的探索性研究》，载《心理研究》2009年第2期，第85—90页；牛勇、邱香：《北京工科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研究》，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7期，第1076页；曾本君：《90后大学新生需要结构研究》，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42页。
（一）排名前四位需要类型的变化情况
1一些需要始终构成大学生的主要需要。自1988年到2011年，友情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建树的需要均是大学生的主要需要。
2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对求知的欲望越来越弱。1988年到1997年求知的需要排名第一。但是，在2007年降至第二，2008年则排到第四位，2009年至2011年进一步下滑到第四位以后。
3生存需要的重要性突显。自2008年起，维持生存的需要均成为大学生最强烈的需要。
[BT2]（二）排名后四位需要类型的变化情况
1性的需要、权力的需要、躲避羞辱的需要、躲避伤害的需要均为大学生不太关注的需要。
2自2009年起，大学生对求美的需要关注降低。
32008年以来，奉献的需要和助人的需要成为大学生最不关注的需要。
以上是市场经济急剧发展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特定历史背景下，大学生需要所呈现的变化及趋势，对我国高等教育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教育者须对以上研究结果加以重视。
[BT1]三、大学生需要变迁特征及其教育启示
[BT2]（一）生存需要跃升为首要需要
2008年以来的研究体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即大学生生存需要的强度越来越突出，甚至居于首要需要。这一结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良好的局面、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数据信息，构成事实层面的矛盾与悖论。这一发现无疑应该引起社会研究领域与教育研究领域的关注和沉思。随着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进步，大学生的首要需要没有相应体现出需要层次方面跃迁，这是社会与教育的遗憾。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21世纪初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找工作日益艰难，出现“月光族”“负翁族”“啃老族”“校漂”“蚁族”“蜗居”“合租”“零工资就业”等现象，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的调査显示，近七成2012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水平低于农民工[10]。关于大学生生存需要强度增强的趋势，需从如下两方面来思考：
1它是对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反映。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积累，居民物质生活越来越摆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调性、匮乏性而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大学生生存需要强度增加包含着与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活进步相一致的发展趋势因素。在经济与物质生活整体水平大幅提高的前提下，大学生生存需要的起点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生存需要的内容相比已经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如此看来，大学生对生存需要的关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与传统理解中的维持生存需要的指向。从这一意义上看，2008年以来大学生生存需要的优势发展是对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
2它是对高等教育统包统分到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更替10年来我国就业形势的客观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年度高校毕业生数量规模为约30万，至2008年增至500多万。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1万人，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71万，毕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目前，在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膨胀的因素之外，大学生还客观承受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多方面压力。20世纪末以来，约1400万国企下岗待业人员、15亿农村富余劳力和近1000万城镇年度新增劳力，共同构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现实环境压力[11]。由此可知，21世纪以来大学生的生存需要不是由社会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一单一因素支配，而是受复杂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来自就业政策变化和就业形势压力增大的影响，无疑对大学生生存需要的优势化发展产生关键性作用，使大学生毕业后的前景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势必无形中增加了在校大学生对于基本层次生存需要的顾虑。 大学生生存需要成为优势需要的变化，对教育产生深刻的启示：其一，大学教育在基本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之外，有必要增加引导学生思考终极价值，促使学生自觉提升需要层次，在恰当认知和理解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掘和发挥人生价值，开阔人生视野，开拓人生局面；其二，学生就业指导和生涯规划指导的实效性有待提高，克服流于形式的教育方式，打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与引领；其三，教育政策的评估、反思和检讨是必要的，应在此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和修正，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指导。
[BT2]（二）求知的需要减弱
大学生的求知需要在不断减弱这个研究结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1它是我国从“知识本位论”走向“能力本位论”的体现。1996年，我国学者韩庆祥提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能力本位’将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对组织单位及领导的依赖成为人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权本位价值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人对物的依赖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特征，一些人的价值取向趋于钱本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发展，人对自身能力的依赖必将成为人的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由此，能力本位的现代文化价值观必将日益凸突出来。”[12]
[JP2]2大学生求知需要的减弱是社会“读书无用论”的一个缩影。在80年代，社会弥漫着“读书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求知、学习成为很多年轻人为之努力并成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而随着社会发展，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价值多样化、生活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阶层上升渠道阻滞、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失衡等社会问题，潜在利益格局支配下的现实运作规则严重冲击了显性教育规律所界定理想运行原则。求知、读书已经不再天然具有改善生存境地、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传统社会功能。相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求知方面的社会驱动力在降低。调查显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社会和历史的忧患意识在减弱；他们有追求个性独立的一面，但也更加理性和务实，娱乐和享乐意识有所上升[13]。[JP]
在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的时代发展趋势下，大学生求知需要的减弱在一定程度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高等教育也不得不警醒：在“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氛围下，提高大学生的求知兴趣迫在眉睫，毕竟求知是能力养成的重要基础。为了提高大学生求知需要，高校一方面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优化评价机制，激励大学生求知需要的产生。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能把重点完全放在组织学生的文体等活动上，应该在显性及隐性文化建设中凸显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让同学们感受到“学以致用”的乐趣，最终达到教学能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并能助其适应社会的最终目的。
[BT2]（三）奉献、助人的需要减弱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奉献、助人的需要在日趋减弱，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教育受到冲击相关。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较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相对简单，价值观比较单一。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牺牲个人利益”“奉献他人和社会”等道德要求和道德价值的倡导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统一社会成员观念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英雄道德”“无私奉献”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受到重视。由于价值观念转型为个人利益、个体价值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法律、道德的缺失或不规范等因素影响，个人利益膨胀，这对大学生奉献、助人需要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的社会氛围使人际间的防卫不断加强；在物化教育、功利化教育的教育现实中，高校道德教育出现了以下问题：道德权威丧失、道德信仰模糊，道德回报违背善恶因果律，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本土道德与异域道德之间的冲突未化解，尤其是道德底线观念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起了重要的消极作用。学者贺希荣、罗明星、朱美华在《道德的选择——来自大学生心灵的报告》中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甚至达到五分之二的大学生认为道德性质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对当今大学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曾强调：“教育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是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 [14]。发展大学生奉献的需要和助人的需要，是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高等教育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将道德教育根植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教育家顾明远教授多次强调：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教育者只有彻底地把握住教育的源头来源于文化，才能彻底认识清楚教育的本质和精髓；另一方面，道德教育需捍卫道德的正义。帕斯卡尔在论述人们道德行为的原因时指出：“习俗之所以为人遵守……并非因为它是有道理的或者是正义的，而是人们相信它是有道理的或正义的，否则，尽管是习俗，他们也不会遵守它；因为人们只能是服从理智和正义” [15]。为了促进大学生奉献及助人需要的提升，道德教育既要让受教育者相信道德的正义感，又要使他们深刻感受到道德进步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以及良知泯灭对幸福生活的摧毁；既要促进大学生践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坚定性，又要提升他们作为现代社会成员应有的道德责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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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萍，张宽裕.九十年代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发展研究[J].中国地质教育，1997（4）：68.
[4]苏元元.近20年我国大学生心理需要研究综述[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0.
[5]曾本君.当代大学生需要结构研究述评[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8.
[6]孙宝志，景汇泉.大学生需要理论的二十年追踪研究[J].心理科学，2001（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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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帕斯卡尔.思想录[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0.
需要是个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关注大学生需要的研究状况及其变迁特点，是高等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在大学生需要的研究状况上，呈现出研究领域相对集中、理论表述和态度立场具有时代性、需要分类的多样性及研究方法趋同性等特点；在大学生需要的变迁特征上，呈现出维持生存的需要占主导，求知的需要、奉献的需要、助人的需要在弱化。为了促进大学生需要的健康发展，社会、学校需共同努力，合理满足大学生的生存需要，提升求知的需要、奉献的需要和助人的需要。
关键词：大学生需求；变迁特征；教育启示；需要类型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3-0087-07
心理学家认为：“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出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客观条件的依赖性，是有机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 [1]关注大学生的需要，是高等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我国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对大学生的需要做了一些研究。1981年，孙宝志、韩民堂以中国医科大学的新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的需要结构及变化规律进行了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并发表学术论文《大学生的需要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研究》。该研究成果是目前可见的高等教育秩序恢复以来关于大学生需要研究的最早期刊文献。1988年，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发表了《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调查》。该研究的自制问卷对后续大学生需要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关于大学生需要的研究成果陆续可见，但主要集中在近10年。 本研究依据CNKI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以1981—2013年为时间跨度，以“大学生需要”为检索词，共查阅到相关文章155篇，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已有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生需要结构、特点及规律的宏观探索；二是对大学生需要的微观分析，涉及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认知、心理、态度、行为等多个层面。例如，信息需要、网络需要、道德需要、健康需要、职业需要、消费需要等。通过对近30年来大学生需要研究的文献考察，力求把握大学生需要的特点，进而探讨大学生需要的变迁特点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BT1]一、大学生需要研究的状况
[BT2] （一）研究领域的相似性
纵观30年来围绕“大学生需要”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两个研究领域：一是基于心理学相关专业或机构的研究：二是与高校学生工作相关的研究。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借助实证研究工具，对大学生需要的结构、发展规律等开展了一些较为深入细致的专业性实证研究，在大学生需要的总体描述与分析判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学生需要的层次特征、变动情况与发展趋势方面提供了整体特征和群体差异方面的情况与结论。然而，“需要问题”是心理学问题，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等客观因素参与其中，仅基于大学生需要主体及其需要结构、规律本身的研究具有方法的客观性，但未能将研究问题置于普遍联系的宏观背景中，也难于揭示基于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关联性之上的现实客观性。相比之下，立足于高校学生工作的相关研究则体现出在理论与方法工具方面的单薄。在关于大学生需要的研究成果中，缺少对大学生需要自身特征及规律的深度学理挖掘，常见的是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理论基础与论说依据的一般性论述。文章大多宽泛地结合大学生需要的层次性特征，落脚点在于提出对学生工作的启示或对学生工作的应对策略，研究建议并未引起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广泛社会领域的关注，进而难以为相关领域提供实践参考和借鉴。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
第3期胡金连，周宏，董云川：现状、变迁与启示：我国近30年大学生需要研究述评
[BT2]（二）理论表述和态度立场的时代性
如上所述，偏向于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常只在实证分析之后，呈现一个相对简短的研究结论作为全部研究的总结；而偏向于学生工作的理论分析中，则并不延伸更多的理论探讨。但是，也有少部分做了延伸探讨的实证研究及理论探讨，其中清晰透出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时代气息。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苏联学科理论的主导影响。例如，在论述外部条件与主体需要形成之间的关系时，学者黄希庭强调意识决定于存在，外界环境和学校教育是存在，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自身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他同时引用苏联教育家、心理学著作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述中包含着较高的道德定位和对大学生较高的道德期待。例如：引用了马卡连柯的话，强调造就人和培养人的需要是教育工作最深刻的意义，教育者只有考虑了学生的需要，才能引导他们走向道德的更高境界；引用苏联《普通心理学》书中的观点，指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要关注学生需要的选择、发展与培养，使得学生的需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所具有的道德高度。
20世纪90年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地位的前提下，虽然我国社会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成分，但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主题和任务决定了强调整体观立场的大学生品德评价取向。这一时期关于大学生需要研究的成果中，有的研究结合马克思的需要结构理论，介绍了精神分析的需要结构理论、行为主义的需要结构理论、人本主义的需要结构理论，但在总结中阐明“需要层次理论是以西方‘崇尚个性’文化为背景的，它的全球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2]。大部分研究者提到“四有”的人才规格，并对大学生群体在国家建设中的使命做出了定位。有的学者认为：把大学生的需要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需要结构是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3]。把大学生需要结构研究及大学生健康成长上升到关乎社会稳定的高度。陈晓阳的调查研究表明：高年级大学生“把奉献的需要列为最不重要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同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高等教育工作的过失”，并进一步认为“强化对学生的正面教育”是加强和改善高等教育工作的首要方面。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指导思想的人本主义导向凸显和社会思潮的人本主义转向日益发展，对大学生需要的研究也发生了更贴近个体发展、更关注大学生个性心理的转变。研究成果普遍兼顾对个体与社会的双重关切，引导大学生为满足需要而采取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身的行为[4]；有学者认为他们“渴望富裕同时又把个人的富裕同国家的富强紧密地结合起来”[5]。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教育者需从了解学生的需要心理入手，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呼吁教育者在全面深入了解了学生的需要心理的基础上，需积极创造条件，合理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提高教育科学性，对部分学生的低层次需要或是不合理的需要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在开展这些活动中，“直接”或是“正面”的教育方法已不再被强调，教育者更应关注的是通过组织各种实践活动来让学生理解需要的合理性，在活动中锻炼学生自立的能力，进一步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值得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研究大学生需要的学者关注个体的个性，但不忽视和排斥个体的社会性，而是在理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明在大学生需要发展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应强调教育的针对性，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促使学生在强调自我价值、注重个人奋斗、积极进取的过程中与为社会做出贡献相联系，将大学生的个人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互为促进。
[BT2]（三）需要分类的多样性
[JP2]在对大学生需要类型的探讨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孙宝志等在对近20年大学生需要的追踪调查基础上，综合各心理学家的需要理论，提出TGO理论，认为大学生的需要分为三类：成才需要（包括专业学习、追求真理、荣誉与自尊和道德修养等）、成长需要（包括充裕物质、艺术欣赏、娱乐、爱情、锻炼身体和友谊等）和服从需要（包括遵守纪律、劳动、卫生和师生感情）[6]。黄希庭等人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认为我国大学生的基本需要可分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发展、贡献6大类[7]。时建朴等认为除了18种基本需要外还有三种基本需要（即环境的需要、心理素质的需要和求职的需要），同时呼吁教育者高度重视需要发展的社会性弱化[8]。[JP]
[JP2]同时，在1998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就有学者意识到随着时代变迁和大学生需要发展情况变化，继续沿用前人研究的问卷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有大学生反馈个别需要间区分度不高，某些需要难于细分；还有个别同学提出增设“亲情的需要”“探索人生目的、终极关怀的需要”等[9]。另外，近年来，对大学生需要问题的研究逐渐突破结构层次、规律的研究视角，引入大学生需要生态、需要满足情感体验、以“最怕”代需要等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而且研究的理论依据与测量工具体现出新颖性特点，部分研究开拓了独到的实证突破与理论发现。2009年，杨韶刚教授团队发表《广州大学城大学生需要的探索性研究》一文。该研究融合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奥尔德弗ERG理论的需要分类，将广州大学生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完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6大类，每类下分设3至6种具体指标，形成6大类25种需要的结构体系，采取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大学生需要与学校、学科、个体相关的差异。[JP]
[BT2]（四）研究方法的趋同性
[JP2]在研究方法上，经统计，在大学生需要的研究的155篇论文中，实证研究成果100篇占64%，理论探讨55篇占36%。这100篇实证研究中的21篇在所采用测量工具方面与前人研究具有明确的渊源关系，来源有二：一是孙宝志等人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大学生的需要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研究》中所用的自制量表；二是黄希庭等人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调查》中所用的自制量表。其中，15篇文章直接或间接采用了黄希庭的量表（包括黄本人的文章）：有13篇文章明确表示直接采用了黄希庭的大学生需求结构量表进行施测[ZW（DY，7]
具体文章为：《藏汉族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藏族大学生心理研究之一》（雷永生等，1989）；《低年级藏族大学生的需要调查与分析》（罗平，1993）；《大学新生需要结构的调查研究》（徐国明，1995）；《当代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研究》（李娟等，1996）；《九十年代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发展研究》（王萍、张宽裕，1997）；《当代大学生需要结构发展趋势研究》（车艺，1998）；《师范大学生需要结构特点的调查》（殷姿、缪榕楠，1998）；《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师专学生需要结构特点的研究》（李锐，1999）；《当代大学生需要结构研究》（万晓红，2006）；《高师生需要结构及其发展态势研究》（陈秋珠，2008）；《大学生需要现状的调查研究》（吕厚超、田雯，2008）；《大学生心理需要现状调查与研究》（秦永超，2010）；《北京工科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研究》（牛勇、邱香，2012）。
[ZW）]，另有2篇文章中的自制量表实际上是在保留黄氏量表中各项需求而仅对最后一项“其它”需求具体化基础上得来，如时建朴、王瑾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当代大学生需要发展的调查研究》将黄氏18项需求指标扩展为21项，而2012年韩海燕、申明生发表的论文《西部师范类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研究》又采纳了时建朴、王瑾的施测量表。与以上情形相似，另有4篇文章直接或间接采用了孙宝志的大学生需要结构量表[ZW（DY，7]
具体文章为：《大学个体需要的调查分析》（陈晓阳，1990）；《大学生需要层次的二十年变化与分析》（景汇泉、孙宝志，2001）；《大学生需要层次二十年变化及思想政治教育》（孙宝志、景汇泉，2001）；《大学生需要理论的二十年追踪研究》（孙宝志、景汇泉，2001）。[JP]
[ZW）]。采取实证研究的成果普遍采纳或参照了黄希庭自制量表开展研究，有的研究结合具体情况对黄希庭大学生需求量表稍有修改，有的研究则直接采纳了该量表施测。 [BT1]二、大学生需要的变迁特点
[JP2]考察近30年大学生需要研究成果的文献，可以发现两方面问题，情况如下：一方面，学者黄希庭的研究发现，学生稳定的优势需要是成才和求知的需要、友情需要、休闲娱乐的需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大学生需要结构体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学者潘玉驹、寥传景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关心程度及强烈程度最高的需要是学习与成才需要；学者杨德广的研究发现，361%的大学生认为最苦恼的事情是“课余生活太枯燥”，丰富有趣的课余生活是大学生内心强烈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需要类型的内容及程度变化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学者时建朴、王瑾认为“就业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大学生需要的研究中并未明确列出，而21世纪以来则作为大学生的新增需要被专门关注。2012年，华东师大张卫东教授团队发表《中美大学生需要满足及其情感体验的比较研究》一文。该研究要求被试回忆一个月以内经历的满意事件，采用Sheldon等人编制的需要满足问卷来进行研究，以此为依据用5 点等级评价标准对Sheldon问卷中十种需要的满足情况进行调查。文章通过数据对比，讨论了中美大学生需要的异同情况，结论认为：在全球化效应的影响下，与美国大学生为代表的西方大学生相比较，我国大学生所关注的需要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有相接近的趋向。[JP]
已有研究多采用黄希庭编制的“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该问卷将大学生需要划分为6个维度18种类型[ZW（DY，7]
1具体内容为：生理需要，包括维持生存的需要、物质享受的需要、性的需要三种类型；2安全需要，包括秩序的需要、躲避羞辱的需要、躲避伤害的需要三种类型；3交往需要，包括友情的需要、求援的需要、归属的需要三种；4尊重的需要，包括成就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权力的需要三种类型；5发展需要，包括求知的需要、求美的需要、发展体力的需要三种类型；6贡献需要，包括助人的需要、建树的需要、奉献的需要三种类型。[ZW）]。通过梳理以黄氏问卷为基础的相关研究结论，获取到大学生前4位需要和后4位需要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并进一步把握大学生需要类型变迁的基本趋势。[FL）]
[HT5"H][JZ]表2大学生需要重要性情况一览表[ZW（DY，7]
本表基于以下文献：王萍、张宽裕：《九十年代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发展研究》，载《中国地质教育》1997年第4期，第68-72页；胡凯：《研究大学生需要心理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第41页；吕厚超、常雯：《大学生需要现状的调查研究》，载《心理研究》2008年第3期，第87-92页；刑楠、谭敏玲：《广州大学城大学生需要的探索性研究》，载《心理研究》2009年第2期，第85—90页；牛勇、邱香：《北京工科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研究》，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7期，第1076页；曾本君：《90后大学新生需要结构研究》，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42页。
（一）排名前四位需要类型的变化情况
1一些需要始终构成大学生的主要需要。自1988年到2011年，友情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建树的需要均是大学生的主要需要。
2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对求知的欲望越来越弱。1988年到1997年求知的需要排名第一。但是，在2007年降至第二，2008年则排到第四位，2009年至2011年进一步下滑到第四位以后。
3生存需要的重要性突显。自2008年起，维持生存的需要均成为大学生最强烈的需要。
[BT2]（二）排名后四位需要类型的变化情况
1性的需要、权力的需要、躲避羞辱的需要、躲避伤害的需要均为大学生不太关注的需要。
2自2009年起，大学生对求美的需要关注降低。
32008年以来，奉献的需要和助人的需要成为大学生最不关注的需要。
以上是市场经济急剧发展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特定历史背景下，大学生需要所呈现的变化及趋势，对我国高等教育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教育者须对以上研究结果加以重视。
[BT1]三、大学生需要变迁特征及其教育启示
[BT2]（一）生存需要跃升为首要需要
2008年以来的研究体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即大学生生存需要的强度越来越突出，甚至居于首要需要。这一结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良好的局面、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数据信息，构成事实层面的矛盾与悖论。这一发现无疑应该引起社会研究领域与教育研究领域的关注和沉思。随着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进步，大学生的首要需要没有相应体现出需要层次方面跃迁，这是社会与教育的遗憾。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21世纪初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找工作日益艰难，出现“月光族”“负翁族”“啃老族”“校漂”“蚁族”“蜗居”“合租”“零工资就业”等现象，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的调査显示，近七成2012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水平低于农民工[10]。关于大学生生存需要强度增强的趋势，需从如下两方面来思考：
1它是对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反映。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积累，居民物质生活越来越摆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调性、匮乏性而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大学生生存需要强度增加包含着与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活进步相一致的发展趋势因素。在经济与物质生活整体水平大幅提高的前提下，大学生生存需要的起点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生存需要的内容相比已经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如此看来，大学生对生存需要的关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与传统理解中的维持生存需要的指向。从这一意义上看，2008年以来大学生生存需要的优势发展是对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
2它是对高等教育统包统分到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更替10年来我国就业形势的客观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年度高校毕业生数量规模为约30万，至2008年增至500多万。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1万人，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71万，毕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目前，在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膨胀的因素之外，大学生还客观承受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多方面压力。20世纪末以来，约1400万国企下岗待业人员、15亿农村富余劳力和近1000万城镇年度新增劳力，共同构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现实环境压力[11]。由此可知，21世纪以来大学生的生存需要不是由社会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一单一因素支配，而是受复杂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来自就业政策变化和就业形势压力增大的影响，无疑对大学生生存需要的优势化发展产生关键性作用，使大学生毕业后的前景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势必无形中增加了在校大学生对于基本层次生存需要的顾虑。 大学生生存需要成为优势需要的变化，对教育产生深刻的启示：其一，大学教育在基本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之外，有必要增加引导学生思考终极价值，促使学生自觉提升需要层次，在恰当认知和理解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掘和发挥人生价值，开阔人生视野，开拓人生局面；其二，学生就业指导和生涯规划指导的实效性有待提高，克服流于形式的教育方式，打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与引领；其三，教育政策的评估、反思和检讨是必要的，应在此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和修正，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指导。
[BT2]（二）求知的需要减弱
大学生的求知需要在不断减弱这个研究结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1它是我国从“知识本位论”走向“能力本位论”的体现。1996年，我国学者韩庆祥提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能力本位’将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对组织单位及领导的依赖成为人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权本位价值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人对物的依赖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特征，一些人的价值取向趋于钱本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发展，人对自身能力的依赖必将成为人的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由此，能力本位的现代文化价值观必将日益凸突出来。”[12]
[JP2]2大学生求知需要的减弱是社会“读书无用论”的一个缩影。在80年代，社会弥漫着“读书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求知、学习成为很多年轻人为之努力并成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而随着社会发展，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价值多样化、生活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阶层上升渠道阻滞、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失衡等社会问题，潜在利益格局支配下的现实运作规则严重冲击了显性教育规律所界定理想运行原则。求知、读书已经不再天然具有改善生存境地、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传统社会功能。相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求知方面的社会驱动力在降低。调查显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社会和历史的忧患意识在减弱；他们有追求个性独立的一面，但也更加理性和务实，娱乐和享乐意识有所上升[13]。[JP]
在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的时代发展趋势下，大学生求知需要的减弱在一定程度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高等教育也不得不警醒：在“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氛围下，提高大学生的求知兴趣迫在眉睫，毕竟求知是能力养成的重要基础。为了提高大学生求知需要，高校一方面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优化评价机制，激励大学生求知需要的产生。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能把重点完全放在组织学生的文体等活动上，应该在显性及隐性文化建设中凸显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让同学们感受到“学以致用”的乐趣，最终达到教学能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并能助其适应社会的最终目的。
[BT2]（三）奉献、助人的需要减弱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奉献、助人的需要在日趋减弱，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教育受到冲击相关。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较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相对简单，价值观比较单一。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牺牲个人利益”“奉献他人和社会”等道德要求和道德价值的倡导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统一社会成员观念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英雄道德”“无私奉献”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受到重视。由于价值观念转型为个人利益、个体价值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法律、道德的缺失或不规范等因素影响，个人利益膨胀，这对大学生奉献、助人需要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的社会氛围使人际间的防卫不断加强；在物化教育、功利化教育的教育现实中，高校道德教育出现了以下问题：道德权威丧失、道德信仰模糊，道德回报违背善恶因果律，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本土道德与异域道德之间的冲突未化解，尤其是道德底线观念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起了重要的消极作用。学者贺希荣、罗明星、朱美华在《道德的选择——来自大学生心灵的报告》中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甚至达到五分之二的大学生认为道德性质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对当今大学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曾强调：“教育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是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 [14]。发展大学生奉献的需要和助人的需要，是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高等教育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将道德教育根植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教育家顾明远教授多次强调：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教育者只有彻底地把握住教育的源头来源于文化，才能彻底认识清楚教育的本质和精髓；另一方面，道德教育需捍卫道德的正义。帕斯卡尔在论述人们道德行为的原因时指出：“习俗之所以为人遵守……并非因为它是有道理的或者是正义的，而是人们相信它是有道理的或正义的，否则，尽管是习俗，他们也不会遵守它；因为人们只能是服从理智和正义” [15]。为了促进大学生奉献及助人需要的提升，道德教育既要让受教育者相信道德的正义感，又要使他们深刻感受到道德进步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以及良知泯灭对幸福生活的摧毁；既要促进大学生践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坚定性，又要提升他们作为现代社会成员应有的道德责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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