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丽又要带男孩来北京看病了。
　　春丽是我初中时的同桌。在我念高中、大学的几年里，她从技校毕业，工作再下岗，结婚生子，专心抚养智障的男孩。
　　春丽说，男孩的“鬼症”是因为没根据黄历选择生产日子。事实上，她老公嗜酒成性，她又将怀孕反应误当成感冒进行药物治疗。查出孩子有问题后，她拒绝打掉，“没结婚的女人打胎不光彩。”事实上，怀孕前半年她就领了结婚证，但她坚持“办酒”才标志着成婚。
　　2010年“三八”节，春丽夫妇第一次带着智障的男孩来北京看病，这也是她一家三口第一次来京，“听人说301医院能手术治疗。”我对手术治疗智障深深怀疑，但在傍晚去找他们的路上，还抱着一丝希望。
　　那天北京下了雪。在301医院北门一个不起眼的旅馆外，我看到她单薄的身躯穿着那件熟悉的土红色羽绒服站在雪地里。我提出请她一家吃饭，春丽先是说吃过了，接着又说不饿，我一再坚持，她说自己上去叫老公和孩子，让我等着。我坚持要上去看看，进了那个位于两截楼梯连接处、霉味混杂着泥土味的逼仄房间内。她的男孩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喊：“姨，坐电梯，去北京，坐电梯，去饭店。”男人摊着双手，面无表情伫立着。春丽用门后挂着的毛巾在男人脸上擦了擦，紧张地张罗着下楼。
　　饭后，男人带着孩子回到那个促狭的空间。春丽告诉我，八王坟汽车站外黑车司机说到301医院要80块钱，她着实吓了一跳；她还告诉我，男孩在肮脏的雪地里打滚，她心头又是多么着急和羞愧。但回到我的住处不久，她立马变回了当年那个和我同寝嬉闹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嚷着明天要去哪里玩儿，要给自己买几件衣服——仿佛这只是单纯的走亲访友。就在她握着暖气管傻笑的一瞬间，我心中突然充满悔意，自己不该坚持去那个让她窘迫的房间——她的第一次北京之旅，本可以不是来给孩子治病，本可以单单是来朋友的床上打滚的。
　　第二天中午，我打电话问她治疗情况，她告诉我已经在回老家的长途客车上了。“排队等医生的时候，一个人告诉我说手术不好，很多人都治坏了，这个病吃他的药就能好，我们就开了草药先回去了。”
　　我气懵了，一时说不出话，只听见大巴车广播里在播许巍的《时光》，她不停地絮叨上车前吃的方便面怎样难吃，她还有几个心仪的景点没去成。
　　这两年，春丽比以前更瘦了。说到智障男孩，春丽还是着急，但语气已平淡许多。这一次过来治疗，也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但她那年想看却没看成的风景，我一定要带她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