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网络上流传着某人拿了某地官方“课题费”之类的“谣言”。某者，是指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课题费”，即某地政府以课题的名义向他们支付的钱财物。而某人一定会极力否认，似乎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但是，政府有课题，向社会发包，然后支付报酬；知识精英为政府征用，然后按劳取酬。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有什么好避讳的呢？在大多数国家，知识精英或研究机构为政府提供常年支持，或临时顾问，不仅正常，而且荣耀，绝无藏着掖着之理。我们这里，又是什么国情在起作用？
　　原来，我们的政府课题，往往比较“敏感”。它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某地要突击“法办”一批人，这批人如果换到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可能正是体体面面的精英人士，或政府的座上宾，于此，需要法学专业人士提供“帮助”。或者，为了营造一种当地主要领导喜欢的外在形象和舆论氛围，需要征用一批“舆情专家”。再如，某地领导有独特的意识形态追求，需要请一批某种特定成色的理论家来构建一种理论。
　　说白了，他们是在服务这些地方的政治小气候。他们的工作，未必通得过现行法律的检验，或者跟上级的要求可能格格不入。因此，不得不“低调行事”。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某地政府的特殊爱好。根据目前的行情，似乎各地政府也都舍得在这些地方花钱，以至弄得一些在各地政府间赶场子的人士忙不胜忙。这表明各地领导都很重视自己的“课题”。
　　这里透露出今天的知识阶层跟政府的一般关系。总的说来，今天的体制已经“吸纳”绝大部分知识精英。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新时期的命运。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所谓“脑体倒挂”的说法，媒体上天天有知识阶层在哭穷。那时，绝大部分文化人被禁锢在体制里，而体制给他们的待遇，不足以在日益高涨的物价面前维持尊严。同时，“没有体制”的农民，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打一天零工，可能获得他们半个月的收入。那时，流传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两句民谚。
　　这种情况，随着此后的经济进步而成为历史。到今天，进入体制的读书人跟着体制一起打了翻身仗。庞大的财政体系支撑了数不胜数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各种事业性质的文化部门、大学、研究所，甚至协会，也都获得了体制的好处。改革时代的经济利益，是按权力分配的。利益的大小跟你与权力的距离成反比。权力体制内部是一级分肥阶层。只要能沾上体制，也都有体制以外的人们所不能沾边的利益。
　　即便这样，知识阶层还是会屈从于异化的权力的收买。知识和良心之间可以这样谈判：自己所得到的，只是官场挥霍和腐败的零头。政府向应召精英人士发放的“红包”，也都只能叫边缘利益。一个地方官员的贪污金额，会超过数十位知识精英拿到的课题费的总和。此外，他们也可以这样自我安慰：自己不拿，别人也会拿。这个想法导致一种攀比性的堕落。最后，用“腐败零头”的投入，对整个知识阶层的收买就可以发挥奇效。
　　即便你是体制外，只要你某方面有专长，体制也可以看上你。例如，你是“网络意见领袖”或网络骇客，你就有可能被后备为“网络宣传员”。此外，围绕政府这块肥肉，还滋生了一批掮客和中介公司，它们在“买方”和“卖方”中间穿梭，使得“课题”的成本更加昂贵。
　　总之，各级政府需求旺盛。你的话语权可以直接到政府那里去兑现。你不是公务员，政府也给你派发了“腐败”的机会。官员不守法，社会无清流。公共权力被滥用，国家财政不仅腐蚀了政府，也败坏了社会。知识阶层需要检点，但如果不能有效约束官员的权力，这话等于白说。就各地的“政府课题”一事来说，如果可以要求它的内容、目标以及经费都公开，普通公众也可以查询和批评，而不是只服从领导意志，也不至于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谁都害怕沾染的妖怪。